［He can’t reply］

高等法院第一庭的證人席旁，有個矮身木架，擺放了審訊相關的Bundle。 文件夾每個逾吋厚，約五六個排列在書架上，審訊談到那一份文件或證物，便需要從架上的文件夾中取閱出來。法庭很多時間就是消耗在翻查相關文件的程序上。文件夾背脊貼上了白紙告示，註明了這宗案件的編號及控辯雙方名字。

這宗案件為「HKSAR v. TONG Ying-kit」（香港政府v.唐英傑）。香港法庭文書處理，細緻非常。姓氏TONG全為大階英文字母，名字Ying-kit 中大小字母分野，讓人明瞭這組英文字需要連起來理解，但中間的「-」號又剛好分開了兩個中文字的粵語拼音。

唐英傑是誰？去年夏天之前，他不過是一個廿多歲，讀書成續欠佳，曾於台式茶飲店工作，後來到日本餐廳做侍應的香港年輕人。一夜間，他從藉藉無名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全港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人。

只因他於港區國安法實施首日，即2020年7月1日，駕駛了一部電單車，被指衝向警方防線，車上插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成為了港區國安法第一案的被告人。從此命運被改寫。

國安法首案開審後，連日來，歷史學者、政治學家、傳播專家，到庭上解說「光時」口號，是否有分裂國家的意思。然而學歷不高的唐英傑自己想甚麼？他想甚麼和案情有沒有關係？

24歲的唐英傑，身型壯碩，已還押逾一年。在三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押解下，進入犯人欄。連日審訊，他都穿同一套衣服。深藍色的西裝外套，黑色恤衫，配襯黑色領呔。同色系的領呔和恤衫融為一體，無聊時，他會用手指把玩領呔。

這天是審訊最後階段，控辯雙方律師「結案陳詞」的日子。唐英傑進入犯人欄後，三位法官未出來之前，律師團隊走到犯人欄旁，跟唐英傑商討甚麼。

律師們透過金屬欄柵送了文件給唐，而唐又俯身聆聽意見，多達九人的律師團隊有老有嫰有男有女，圍着犯人欄談笑。有些時候，律師們和唐談得輕鬆，抑壓着的「嘻嘻」聲在寧靜的法庭後方傳出來。

此案關於唐英傑的資料，有時是控方披露，有時是辯方提供，但唐自己沒有選擇出庭作供，只有他一名前僱主出庭作證。這位旺角台式飲品店老闆娘，指唐在社會運動期間擔任急救員，在案發當天約了唐到銅鑼灣吃午飯。

警方則從唐手機裡截取了社交媒體紀錄，對話裡，唐與友人於案發當天，收發過海隧道有設置了路障的資訊，而唐亦提時間「沒有遲，銅鑼灣未聚夠人」的說話。但辯方律師解釋，唐是社運的急救員，當天預備替傷者急救，而也約了友人在銅鑼灣區吃飯。

辯方今天翻出了唐英傑的中學成績表。辯方大狀Clive Grossman（郭兆銘）已達八旬，他手震震，口震震地拿着唐的成績表說：「中三那年，他的中史分數，一百分滿分，他只拿了五十分；全班130人，他考第124。」顯然，郭資深大狀想說明，唐英傑沒可能理解深奧的學術知識。

唐的爛成績，在辯方口中是說明他不知道口號的歷史意義；但對於控方來說，唐英傑在香港接受教育，有讀過中史課，而當日是七一香港回歸日，國安法生效第一天，加上關於國安法的報導已沸沸揚揚，控方周天行專員指，唐不可能不知道這支旗的意思。

周天行請法官翻看一個港島彩色地圖，周天行指出，唐英傑當天開着電單車，從東區海底隧道到港島，卻沒有直接去銅鑼灣，而是先到中環、金鐘、再繞回灣仔，先後經過（周指是衝過）四個警方防線。而從社交媒體截圖可見，唐知道自己在幹甚麼。

周續形容，唐四次被警方防線要求截停，但繼續駕駛，其中一次被射胡椒球也沒停下。控方指，唐非但沒停車，甚至加速，最後令三個警員身體「受嚴重傷害」。而現場圍觀人士拍掌歡呼，可見唐的行為嚴重危害警方及道路使用者安全。

相反，代表唐的辯護大狀郭兆銘則指，唐經過首三條警察防線，沒有直接衝向警察，而是繞開了，而第四次發生意外時，煞車燈一度閃亮。

郭資深大狀認為，「這不是恐怖分子的行為。恐怖分子不會按煞車掣，他也不會在社交媒體約人去吃飯，或帶急救用品出去。恐怖分子自毁之前不會說，我要約人去吃飯。」然而法官們卻指出，證據指當時煞車燈有亮起，但有交通意外專家卻指，其後車速是減慢還是加速沒法知道。

郭資深大狀又指，控方形容三個警員嚴重受傷是誇大了。「電單車不是致命武器，它不是機關槍。他在車上掛着那支旗，可以說是在showoff (炫耀)。但控罪說『嚴重危害社會安全』實在說不上。現場的圍觀人士，在拍掌喝采，那不是感到危險的人會做的事。怎能說公眾安全受威脅呢？」

郭更說，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也不見得受影響。法官杜麗冰此時指出，有證據指當時附近有一對年紀老邁的男女長者，正想過馬路。但郭堅持，沒有人感到危險。

郭資深大狀續指：「那是示威的時候，很多人在街上，街上很多人不滿政府，不滿警察。但說他這個行為嚴重危害社會，達至恐怖活動？說不上。控方引述的警方調查只證明，有人舉『光時』旗，有其他人喊港獨口號，但不能說所有人都同意其港獨訴求。」

控方周天行專員，今天帶出了要理解口號除了參考專家，也要考慮口號的 “ordinary meaning”, “ordinary understanding” 。周專員並引述案例指，常人理解口號意思如何，已可達至煽動入罪理據。

至於爭拗多天的專家意見，控方的周專員認為，包括辯方專家也同意劉智鵬教授對光時的理解（帶有分裂國家意思）是其中一個可行的理解。

周專員指控，辯方雙李專家指「光時」意義抽象又多樣的報告，不可靠又不可信。周專員指，辯方雙李專家(Eliza及 Francis)並非歷史學者，辯方報告裡的研究，也不是特意為此案進行，又指焦點小組的調查員在調查時發問了「引導性問題」。

但辯方的郭大狀則多次強調，法庭要小心不要隨便否定兩位辯方專家意見。「Eliza及 Francis是其領域上具權威的學者，兩人做的研究、著書、教學，均通過嚴謹的學術標準。控方劉智鵬或許是稱職的歷史學家，但劉智鵬教授不是政治學者，也不是政治傳播學者。Eliza及 Francis是真正的專家 (They are experts in real sense) 。」

今天代表辯方發言的郭兆銘資深大律師，年屆八十，眉毛稀疏，胖得有雙下巴，鼻子尖尖，耳朵卻特大。他在英國出生，曾於南非讀書，他嗓子陰柔，以英語提醒法庭：「正正是因為Eliza及 Francis的研究，不是特別為此案而做，而是他們老早以學者身份進行，更顯得他們是獨立而且不偏不倚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學界一直是這樣做研究，他們的方法受國際學術圈子認可。」

郭資深大狀，不時調整頭頂的假髮，或扯一扯身上的大狀袍，或在說英語的時候伸伸舌頭，舐舐自己乾涸的唇：「希望法庭不會說，這些專家的意見，我不用去理會，指控這些專家們是錯的，甚至說專家們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兩位學者告訴我們，社會運動的口號是抽象的，供人各自解釋，因為口號不只要帶出實質政治訴求，還要表達情感，團結群眾。」法官杜麗冰深思着，嘴唇緊合，神情嚴肅。

郭大狀也提及，控方證人劉智鵬教授，自己曾陪伴嶺大校長現身2019年7月「光復元朗」活動：「劉教授自己出現在『光復』活動，卻說自己不知道活動主題，也堅持自己不是參與者，只是去關心學生，這種說法很令人懷疑（suspicious）。」

控方還指辯方專家一個「關鍵性缺失」在「時間脈絡」不足，即「雙李」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2019年，非案發的2020年。郭資深大狀在自己的總結中幽了對方一默：「吓，時間脈絡的欠缺，好像控方專家犯這個錯誤更嚴重，劉教授指口號意思幾千年不變，他好意思去挑戰辯方專家幾年或幾個月的差距？」

郭資深大狀，肚腩大大，說話帶有老派英式紳士的幽默感。對於控方的指控，例如舉起「光時」旗有煽動成分，是恐怖活動，郭資深大狀攤開他的老人手掌，不住反問： “What? How? Why?”

控方指梁天琦本人支持港獨，故「光時」八字有港獨意思；控方指此八字在中聯辦外被叫喊，故「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郭資深大狀連續用英語輕輕而高音地反問，說話時縮起他那佝僂的肩膀，攤開滿佈手筋的手掌： 「“So What?” 梁天琦怎樣想，被告人怎知道？“So What?”中聯辦外的活動，被告人連去都沒有去，他怎知道？」

郭大狀重申了Eliza及 Francis的意思：「口號意思是多元的，抽象的。」他舉起了右手拳頭，舉向天：「正如我喊：『Let’s go out and fight for our rights!』(我們出去爭取權利。英語fight有『打鬥』和『爭取』雙義)，你可以理解為我要去寫信給報紙投稿，或參選議會，或者出去打人。一字歧義，是常見之事。」

「Eliza及 Francis提過，發訊者若想表達清晰的意思，會挑選一個意思更清楚的詞，不會選一個抽象的字去表達。『光時』這口號意思不明白，並不像『我們要去打林鄭月娥 (let’s go and beat up Carrie Lam)』那麼明確。」郭大狀語氣在說笑，但法庭裡卻沒有甚麼笑聲。

國安法首審，條文意思如何詮釋，萬眾觸目。這天，法官也曾和控辯雙方討論條文的法律觀點。

代表政府的周天行專員，提到「恐怖活動」罪行時，指出「光時」旗幟是一支帶有「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的旗幟，會向附近的人宣揚其包含的分裂國家意思，嚴重危害社會。

此時，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提出，根據國安法「恐怖活動罪」相關條文（24條），「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即屬犯罪。」陳官指，這條文是談活動(activity)而不是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陳官強調「的」這個字。而24條的細項指出，活動包括暴力、爆炸、縱火、破壞交通、干擾水電通訊等。

陳官解釋時，杜麗冰點頭。

周專員呢喃回應：「對，字面是這樣。」

彭寶琴插話：「不只是字面，是條例這樣寫，恐怖＿的＿活動，不是關於政治議題。(Activities intended to cause grave harm to society, not about political agenda)」杜官再點頭。

周堅持自己在提供事件的背景。彭官再重申。「我恐怕這一條法例不是談口號或談追求政治議題，而是關於破壞社會的活動。周先生，你是否接納這樣的解釋？」

周再說，因為唐的行為是針對警察。

彭官及杜官再重申條文是談「活動」。

周最後同意，恐怖活動罪的焦點是在「活動」一字上。

至於關於「光時」口號的控罪，則是國安法20條「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彭寶琴問辯方，光時口號多義，為何郭大狀說「應當無罪」，兩者關係如何？彭官指出，「煽動」於口號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口號在這個考慮了歷史及處境，合理地造成一個事實，是口號有可能去煽動 (capable to incite)。第二部分，是指被告人當時的理解，有沒有犯罪意圖 (Mens Rea刑事意圖)。

而根據控方劉教授的報告，劉也承認，被告人車上插旗時腦海想甚麼他也不知道。於是大家在爭拗第一部分，即「光時」八個字，可不可能在不考慮唐英傑想甚麼的情況下，造成煽動。

郭資深大狀澄清，辯方認為，尤其考慮要對被告人公允，若有其他可能性，根本不應入罪。郭的話是指，這口號太抽象，根本不可能煽動 (the slogan is too vague to incite)。

最後，代表辯方的郭大狀，呈上了唐英傑之前的刑事紀錄，唐曾收過超速和受限制時間駕駛的告票罰款罪行。彭官指，現時唐被告三項罪，兩項和國安法有關，這些駕駛案底不相關，可以理解唐沒有「犯罪傾向」；然而第三項交替控罪，是和駕駛安全相關，則這些案底則要考慮了。

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延續了一整天。下午四時許，大家也不知道，結案陳詞是否可以這天完成。

郭資深大律師未完成發言，他望了望時鐘，顯得有點擔心。結案陳詞的流程是，控方先說，到辯方再說，由於控方先說，辯方可以回應控方的話。

郭大狀不好意思的說，「我擔心之後要讓控方回應我，不夠時間。」此時杜麗冰法官微笑回答：「他 (控方周天行專員) 不可以回應，被告人擁有最後的回應權利。(He can’t reply. The accused has the last word.)」

戴了長方型眼鏡，年紀比郭大狀年輕，黑色短髮以Gel鞏固得竪起來的周天行，望了一眼他身旁的郭大狀，沒說甚麼，低頭做筆記。

這天所有程序完畢，三名法官宣佈，一星期後的7月27日下午三時，將會宣佈判決。

周專員向法官表示，當天他有事缺席，由另一位同事頂上。

而國安法案件，亦會排着隊開庭。

專家證人會不會再次在法庭就示威口號的意思交鋒，還看一周後，第一審結果如何。

（圖為今天替辯方結案陳詞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 Clive Grossman）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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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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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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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吳旭：特朗普將連任的十大指標

觀察者網
10/26 10:00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吳旭】
吳旭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政治傳播學博士
吵吵嚷嚷的美國大選，還差一周就要揭盅開示，全世界的眼睛都關注著這兩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誰能率先沖過“270張選舉人票”的終點線。
受美國主流媒體——特別是像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幾家“逢特朗普必反“的大牌媒體的影響，中國國內眾多關於美國大選以及大選結果的預測，堅定地認為拜登穩操勝券，必將把特朗普趕出白宮，還美國政壇以清靜與平穩。
這種看法，是對美國國內民情民意的誤讀，更是沒有深刻理解特朗普之所以能夠在四年前橫空出世、給美國政壇帶來一場完美風暴的深層原因。
簡而言之，雖然因為郵寄選票暴增和新冠疫情的干擾，今年美國大選的最終結果會出現一定時間的延遲，甚至局部地區會因為選票結果引發爭議，但筆者認為特朗普最終仍能以壓倒性優勢擊敗民主黨對手拜登，順利獲得連任。
很多人馬上會問，“哎，不對呀，美國民調結果一直在說拜登大幅領先，特朗普根本沒戲，只能做垂死掙扎啊？”是的，別忘了：2016年大選前一天的全國民調結果，也是希拉蕊大幅領先特朗普，而且其領先幅度甚至超過現在的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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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2016年大選前夜的預測結果（圖/美媒）
在2016年大選的當天晚上，《紐約時報》給出的希拉蕊勝選概率是92%。但是，結果如何呢？特朗普最終以選舉人票306-232的壓倒性優勢入主白宮，同時把“民調專家們”和所謂的“美國大選專家們”的眼鏡震碎了一地。
美國大選的民調，特別是關乎評價特朗普等一系列政治敏感議題的民意調查，因為其抽樣方法和問題設計的結構性缺陷，無法準確、客觀、公正地還原和呈現美國真正的民情民意。
一方面，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所有的抽樣樣本中，都是被嚴重低估誤算的；另一方面，因為嫌棄、鄙視那些偏自由派媒體及民調機構對於特朗普的“詆毀和中傷”，很多特朗普的“沉默支持者們”故意用說謊來隱瞞其真實態度，從而誤導民調結果，使其不僅不可信，而且往往與真實結果背道而馳。
既然關於大選結果的直接問卷不可信，那麼，還有什麼指標能夠預測美國選民們的真實投票意向呢？
事實上，除了那個被美國媒體不厭其煩、津津樂道的單一問題：“你將投票支持特朗普還是拜登”以外，幾乎所有的其他相關民意指標、大選歷史慣例和週邊事實數位，都毫無例外地指向現任總統將獲得連任，而且將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對手。
篇幅所限，以下僅列出十大相關指標，來作為以上論斷的佐證。
一、新增註冊選民人數
美國大選的一項歷史資料顯示，在大選前錄得更多新增註冊選民人數的黨派和候選人，幾乎毫無例外地會獲得選舉的勝利。
道理很簡單——新增選民數量這一指標，客觀顯示了黨派支持者的參與熱情，顯示了基層競選機構挨家挨戶鼓動徵召支持者的效率和成果，更顯示了候選人政策立場的帶動力。
很顯然，在過去幾個月中，特別是在關鍵的幾個搖擺州，包括亞利桑那、佛羅里達、北卡羅萊納、賓夕法尼亞等州（以上幾州，特朗普在2016年都是以微弱優勢獲勝），特朗普在這一指標上都是遙遙領先。
以佛羅里達州為例，從三月份黨派初選至今，民主黨新增了10萬個新註冊選民，而共和黨增加了超過20萬個，是民主黨的一倍；再看賓州，截至九月底，民主黨新增選民六萬人，而同期共和黨新增14萬人。這一整體趨勢，可以推展至美國其他州。
二、競選集會的聲勢與規模
新冠疫情的蔓延肆虐，無疑衝擊打亂了美國大選前密集造勢集會、總統候選人穿梭各州、月臺登場合影演講的歷史傳統。
以拜登為例，過去半年中，除去非常特殊的公開場合造勢外，他基本上都是以靜制動，呆在德拉瓦州自己家裡（用特朗普團隊的挖苦說法是，“躲在地下室裡面視頻競選”）。
而特朗普則不然，從八月初開始，他就不顧大型公共集會可能加重新冠疫情大幅傳播的風險，馬不停蹄地到各大關鍵州和城市，有時候甚至一天三個城市，舉行有上萬人參加的公眾造勢集會。
美國各大媒體、民主黨大佬們和很多傳染病專家，都紛紛指摘特朗普不負責任，為個人政治前途而置選民的健康與安危於不顧。這些抨擊、指責暫且放在一邊，有一點連特朗普的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特朗普的帶動力和號召力是驚人的——
天上下著大雨，在機場搭設的臨時競選集會現場，兩三萬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冒著感染病毒的風險，在大雨中群情激昂地聆聽特朗普嬉笑怒駡，抨擊虛假新聞媒體與“睡眼惺忪”的拜登。這一場景不斷在愛荷華、俄亥俄、佛羅里達、亞利桑那、賓州等地重複上演。

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競選集會現場（圖/Facebook）

這是特朗普一周前在賓夕法尼亞州（圖/Facebook）
這與拜登在亞利桑那、俄亥俄等州舉辦的幾場造勢集會前稀稀落落的參與者、跟隨記者人數甚至超過參會人數的寥落場景，形成了鮮明對比。


同一時間，拜登在俄亥俄州的兩場競選集會現場（圖片分別出自《紐約時報》、Twitter）
三、美國股市連創新高
美國總統大選、特別是現任總統尋求連任時，有這樣一個兩百年來形成的規律：在大選當天，如果美國主要指數（道鐘斯指數或是標普指數）超過四年前現任總統當選時的20%，則現任總統有高達87%的概率獲得連任；而且，股市上漲的幅度越高，獲選連任的機會越大。從喬治·華盛頓第一任開始，共有16位總統謀求連任時其相關的股票指數升幅超過20%；其中，14位成功連任。
這個道理其實很好理解——股市的繁榮意味著選民財富的增加，意味著經濟基礎的強勁，意味著投資者信心的充盈。
2016年11月3日特朗普勝選當日，美國標普指數的收盤價是2100點左右。截至2020年10月23日收盤，標普指數的收盤價是3465點；美國股市在特朗普任期的四年間，雖然受到世紀級疫情的衝擊，仍舊上漲了高達65%。雖然特朗普仍有13%的可能打破這一連任規律，但是，他的贏面顯然更大。

圖片來源：穀歌截圖
四、黨派凝聚力和向心團結性
雖然在共和黨黨內初選時，特朗普沒有面臨任何強大的挑戰者，但是在最終的黨內初選投票時，特朗普還是創造了多個記錄：其吸引的黨內投票人數，不僅遠超布希兩任任期的人數，而且更是超過了奧巴馬兩任任期的人數（一般來說，在民主黨總統任內，共和黨初選因為會有多名競爭者參選，往往經過多輪廝殺，所以本黨內參與熱情會更高）。
舉例來說，布希2004年競選連任時，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初選投票的人數是158933人；在奧巴馬2012年連任時，共和黨初選投票人數是293914人；而今年特朗普的投票人數是創紀錄的616705。同樣，在佐治亞州，布希（2004年）是161374人，奧巴馬（2012年）是139273人；而特朗普（2020）是925212人，是前兩任的五倍以上！
不僅參與熱情爆棚，而且特朗普在黨內的支持度也是一直超過90%（這不是民意調查，而是實際選票結果），這一結果超過了小布希、老布希、雷根、尼克森等所有近五十年內共和黨的前總統候選人在同時期的表現。
五、大選最關鍵、選民最關注的議題
美國大選既是選人，更是選事——也就是競選人在關鍵議題上的政策立場。
很多人一定會自然而然地認為：當今美國最重大的議題肯定是如何控制新冠疫情啦！當然，如果真是這樣，被疫情搞得焦頭爛額、自己也在幾周前中招住院的特朗普，肯定是棋輸一招了。但事實不是這樣。
美國多個調查機構的最新結果顯示，排在美國人最關注議題第一位、遙遙領先於其他議題的選項是：法律與秩序（占比超過40%）；排在第二位的是重振經濟（占比超過30%）；而疫情控制僅排在第三位，占比剛剛15%。而僅就“維護法律秩序”與“重振經濟”這兩點而言，這都是特朗普的強項。
可能有人會指出：你不是說民調不可信嗎？這個議題排序也是基於民調啊？是的，民調失真，是一個帶有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它反映出整個民調行業在社交媒體氾濫、民意碎片化、瞬息萬變的輿情環境下的落伍與失位；但其失真程度是因人、因事而異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凡是事涉特朗普本人的任何問卷和問題，都會因為“政治正確”、“沉默螺旋”、“錯進錯出”等美國輿情的特有壓力環境，而大幅失真——這是因為特朗普本人所帶有的“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性別歧視”、“性醜聞”等特定政治符號和道德撕裂因素，所帶來的附生效果。
換句話說，只要是跟特朗普無關的民意調查，一般來講，其失真度還是在可以接受的誤差範圍內的。

六、黑人與少數族裔的支持度打破歷史框架
與美國偏自由派的主流媒體所描述的情形不同，特朗普執政以來所採取的大規模減稅、放鬆聯邦政府管控（比如，在其任內，特朗普政府刪減了超過2000多項限制中小企業經營發展的法律法規）、制止非法移民對於美國社保體系和社會治安的衝擊等政策，都從根本上改善了少數族裔中那些從事商業、服務業、企業管理等具有穩定工作人群的收入與福利。即便是疫情的衝擊打破了過去三年來持續上升的勢頭，以黑人和西班牙裔為首的少數族裔仍是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的。
當然，特朗普在有關員警暴力執法、種族衝突等議題上，時時說出一些種族主義意味很濃的話；但是，絕大多數美國的少數族裔更關注的是法律與秩序，以及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個人和家庭生活改變。所以，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特朗普在黑人中獲得了超過15%以上、在西班牙裔中獲得將近40%的支持率。
要知道，在美國現代歷史上，共和黨領導人從沒有在黑人群體中獲得超過10%的支持率。特朗普打破了這個種族的藩籬。要想打敗特朗普，拜登必須獲得90%以上的黑人選票，以及60%以上的西班牙裔選票；而從目前的資料和趨勢來看，拜登遠遠達不到這一最低標準。
七、實踐競選承諾比率
特朗普是以“政治素人”的身段和人設，橫空出世，在2016年打敗共和黨內16位強勁的候選人，並最終在與“政治豪門”希拉蕊的對決中，順利勝出的。他在競選中最擲地有聲的一句競選宣言就是，“我不是政客；我不會說一套、做一套；我承諾的，一定會做到。”
上任以來，四年時間不到，特朗普大鬧天宮一般，攪擾得國內、國際秩序天翻地覆；但不得不承認，他確實實踐了大部分當初的競選承諾——不管這些承諾當初聽起來是多麼的荒誕不經：
（1）成功大幅減稅；（2）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3）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4）在美墨邊境修牆；（5）向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並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6）推動以色列與中東國家建交，並將美國駐以大使館移到耶路撒冷；（7）壓迫北約盟國提升國防費用；（8）與金正恩兩次見面，至今使得朝鮮沒有再次試射導彈與核子試驗；（9）精確制導刺殺美國在伊朗的宿敵蘇拉曼尼將軍，等等等等。

這上面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美國以往的政客和總統候選人，多次承諾但從沒有做到的。然而在短短的四年內，特朗普都做到了。先不管這些政策實施的最終效果和戰略意義如何，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一點，特朗普不同于傳統的美國政客，確實說到做到。
八、“隱形”特朗普支持者
如前所述，特朗普鮮明突出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標籤，以及其個人在私德、品質、人性等方面的明顯瑕疵，使得很大一部分信教守禮、道德意識感強烈的美國人，無法在公眾和私下場合透露自己對特朗普的支持——雖然從很多政策立場上，他們強烈相信特朗普是唯一能解決美國華盛頓官僚腐敗機制的“毒藥”，正所謂“以毒攻毒”。
這部分“隱形沉默”的特朗普支持者，無法從直接的民調問題中檢測出來；但是，稍微動動腦筋，改變一下問題的角度和切入點，這部分潛在特朗普支援群體就立刻昭然若揭了。
比如，成功預判了特朗普2016年當選的“民主研究院周日快報” （Democracy Institute Sunday Express）就換了一個提問角度：“你覺得你身邊的朋友、親戚、同事會投票給特朗普嗎？”高達77%的受訪者回答“是的”，而只有23%的受訪者說“不是”。一個更令人震驚、但也順理成章的問題結果是：78%要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人不願意自己的同事、朋友和親戚知道自己的投票意向；而只有13%要投票給拜登的美國人會在意這一點。
九、特朗普的對手太弱了
從1972年當選美國參議員至今，拜登已經在美國政壇上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雖然一直覬覦總統大位，但是拜登多次參選，都沒能闖過民主黨初選的門檻——2008年敗給了初出茅廬的奧巴馬；2016年自忖不是希拉蕊的對手，拜登根本沒有出場。
這一次民主黨的初選過程，拜登也是步履蹣跚，在民眾的調動力和個人魅力上，遠遠落在本党對手桑德斯和沃倫的下風。其最終能夠勝出，與其說是拜登擊敗對手，不如說是民主黨捉襟見肘，新人黯淡，最後只能矬子裡挑將軍，把老廉頗請了出來。
試想，12年前，還算精力旺盛的拜登都無法調動民主黨內的熱情；12年後，年近八十、精力頭腦都每況愈下的老政客，如何來挑戰一個精力無限、新冠確診住院三天就滿血復活的特朗普呢？難怪特朗普在總統辯論場上的一句話，讓拜登無言以對——“我47個月裡做到的事，超過你47年在華盛頓做成的事。”

資料圖：視頻截圖
十、美國人認為疫情應對的錯漏，不能全怪在特朗普的頭上
單從今年新冠疫情的應對來看，特朗普政府的成績單，確實是讓人難堪沮喪、顏面無光的。從二月份開始，美國國內的疫情不僅沒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可以說已經大面積失控。最新的單日感染人數逾8萬，超過6、7月份的高點。死亡人數超過20萬，新冠疫苗遙遙無期，經濟復蘇緩慢無望，這肯定需要特朗普來承擔主要責任。
是的，民主黨支持者及美國自由派媒體，一直也是這樣來抨擊特朗普的；但是，美國的民意主體似乎並沒有把責任全怪罪在特朗普頭上。為什麼？
一來，這次世紀級的大瘟疫，恰恰擊中了美國政治體系架構以及個人自由主義傳統的軟肋。不僅美國如此，其他西方歐洲國家在疫情應對上，也基本上是不及格的。如何改進美國三權兩黨制度在應對突發危機事件上的效率，如何說服那些崇尚個人自由、天性抗拒政府管控的美國人來重新調整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換一個黨派執政、或者換一個領導人就能馬上改頭換面那麼簡單。
二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非常成功地將疫情的肇始及原罪，算在了中國的頭上。他更在多個場合重申，這個賬，將來一定要跟中國算的。很顯然，大多數美國人雖然嘴上不說，但是心裡是認可這個立場的。由此也可以預見，一旦特朗普成功連任當選，中美關係會走上新一輪更危險、更緊張的衝撞週期。
綜上所述，雖然美國民調機構還是每天不厭其煩地重複著“拜登遙遙領先特朗普”的老調子——就像四年前一樣，但從我觀測和掌握的指標資料來看，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不是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特朗普贏多贏少的問題。雖然一周後的大選會有拖延和爭議，但特朗普勝選連任，幾無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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