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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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牛喜迎春｜2021牛年特展
🏗台南車站後站將拆除
🏮2021牛轉乾坤仁德區新春環保燈會
🏛台南市立圖書館總館｜2021年1月2日正式開幕
🍄七股鹽山巨型裝置藝術「Good！菇菇」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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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傳奇｜洪通百歲紀念展」

※ 本文僅為曝光活動介紹，活動細節請參考官方說明。

※ 如遇天氣不穩定、天災或重大事故，有可能會取消活動，出發前先請聯絡主辦單位確認。

蔡穎杰觀點：重啟核四或是綠電轉型？一個國土永續發展的視角..... （02/02/2021 風傳媒 ）

作者：蔡穎杰 / 作者為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研究員，德拉瓦大學能源及環境政策博士

2020年以來，農地種電的政策引發甚多爭論，甚至擁核政黨藉機怪罪到我國發展綠電的頭上，而訴求「重啟核四」。不過，從土地使用的角度來看，顯然核電廠與核廢料場址也不是蓋在空中閣樓，一樣要使用土地。歸根究柢，所有的土地原本都是自然綠地，端看社會如何分區使用。因此，主文主張，無論是農地種綠電，或是核電廠相關的土地使用，也就是要考量電力設施的興建過程是否符合憲法所認定的正當民主程序，要回歸到土地使用制度面來檢討，進而比較發展綠電與核電兩者之間，何者較能搭配民主程序的土地使用，以及當前我國土地使用的法制面有哪些可以進一步改善的地方。

以核四廠的案例，根據負責土地徵收的台電副處長林源得回憶（參見《述說龍門，我們的故事》），1980年政府核定蓋核四廠，並預定徵收370公頃的土地。多半是農地與林地，後續又追加97公頃。而林副處長則是1991年開始辦理與居民溝通協調土地徵收事宜。當然，過去在戒嚴時期，林副處長並未質疑，為何政府可以先斬後奏核定建設跟土地徵收，過了10年再去跟居民「溝通」?

在林副處長眼裡，當地農村衰敗，核電廠就像救星一樣可以提供就業，拯救在地經濟，但為何政府整天宣稱發展農業，照顧農民漁民，卻「發展」到鄉村生活衰敗到必須要仰賴核電廠來挽救經濟？而當地人是否如台電所說的想要依賴核電廠生活？以及台電是否有誠實揭露資訊給居民？可參見崔愫欣紀錄片《貢寮 你好嗎？》

林副處長也描述了跟地主討價還價的經過，這恐怕給讀者一種迷思，好像被徵收戶可以任意拉抬土地價格「刁難」公務員。多數人所不知道的是，依法，土地徵收的價格是政府單方面說了算，民眾、自救會、地主的意見只是「參考用」，尤其一般老百姓多半沒有政治聲量與資源對抗政府，除非是外來投資客，往往只能被迫吞下去政府開出的條件，而被官方宣傳為「地主同意被徵收」。而官方常用的手法就是分化被徵收戶，給予某些人特別優惠當樣板，當內應，製造自救會內部糾紛，各個擊破。（參見：南鐵協議價購開始　自救會控南市府、鐵工局「威逼誘騙」）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2021年的今天，我國政府仍然沿用戒嚴時代陋習，由行政院先黑箱作業核定「興辦事業計畫」，當地居民都完全不知情，只能等有朝一日，忽然得知政府公告要來「溝通」徵收你家，然後媒體與各路公關對外宣傳大建設有利經濟，就跟當年宣傳核四一樣，至於想過著原本生活，不想被徵收的地主時常被網軍抹黑為愛錢、釘子戶（參見徐世榮《土地正義》）。或是媒體配合冷處理，社會大眾也不知道全台灣到處都是土地徵收自救會。

當然，既然行政院已經先斬後奏「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才讓在地居民知道，後續的都市計畫、土地徵收相關審議，也只是做做表面工夫，而不會去實質審查該建設是否有真的必要性或是公益性，內政部與各縣市由於多年來浮濫的國土規劃已於2013年遭監察院糾正，另政大賴宗裕教授研究指出，2014年全台住宅量已可供應5000萬人居住（參見《不動產學之理論與實踐》）。唯一較有「抵抗力」的可能是環評，但試問當其他單位的審查都已經定調，環評委員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最近台北市社子島自救會所訴求的，也就是暫緩環評，重新檢討全區徵收剷平式高密度開發的必要性與公益性。

因此，像核四案例，集結社會各界力量纏鬥數10年成功擋下建設計畫的，可以說是特例中的特例。而貢寮當地，也因為核四的施工，影響生態環境及漁場，要如何善後也未可知。行政院長蘇貞昌其實也曾嘗試以土地使用分區變更阻擋核四案，彰顯生態與農業價值，敝人衷心予以肯定。

台北縣政府昨天召開澳底都市計畫第2次通盤檢討先期會議，決定將8公頃多的核四電廠用地改劃為農業區。縣長蘇貞昌表示，核四電廠面積400多公頃，澳底都市計畫的8公頃多核四用地雖只是電廠的一部分，將使核四失去著力點，達到反核的目的。事後蘇貞昌縣長表示，依法規定，都市計畫每5年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澳底已10多年未辦檢討。藉由這次檢討，縣府只是以業主身分，要求規劃單位把台北縣的好家園恢復，把貢寮最美麗的地方變更為原來的農業用地，核四廠蓋在美麗的海邊很突兀，也破壞海洋生態，是用錢堆砌的科學怪物。（1998-04-10/聯合報/06版/）

雖然當時台北縣土地分區變更被內政部否決，但其實也突顯出一個問題。也就是，在我國，土地使用分區的法定權力，都是由縣市長聘任的專家會議背書跟內政部說了算，而就算十多年沒有依法檢討土地使用，老百姓也沒轍。直到今天，一般老百姓跟市議會完全沒有任何法定程序讓他們審查跟參與土地使用決策過程的餘地，只有提供「參考意見」跟抗爭的角色，而無法比照歐美民主國家，強制舉辦行政聽證讓各方辯論，並邀請第3方公正專家來作證。以美國紐約市為例，雖然紐約市已經算是惡名昭彰的浮濫開發城市，都市計畫委員要經過市議會審核資格才能擔任，而非像台灣一樣由縣市長自行聘任即可，且紐約市要先通過環評與社會影響評估，才能申請開發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財產權，紐約市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跟土地徵收也都要經過市議會審核，而非像台灣一樣，由行政機關自行核定，等於是球員兼裁判，也難怪歷年來我國政府首長不斷把農地浮濫變更為建地，幾乎沒有看到如同當年蘇貞昌縣長為了保護農業生態價值，主動勇於承擔被抹黑成阻礙經濟的案例。

以土地使用來說，政府發展農地種綠電，應該算是一把雙面刃，為了四處建置再生能源分散式電力系統相關設施，勢必讓在地人參與，有別於核電廠這種大資本大工程，去徵收一塊特定大面積的土地而驅逐在地居民。政府當下也在推動地方創生，以及國土計畫法要求的「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其主要政策目的，是為了振興農村經濟、維護農地資源與增加農村人口。藉此機會，比照正常民主國家，完備土地使用與土地徵收的法制保障民主參與及私人財產，讓鄉村居民可以因地制宜規劃自己的生活場域及產業。更重要的，綠能轉型、地方創生、「鄉村地區整體規劃」3者搭配土地使用法制改革，才能開啟鄉村居民實質民主參與規劃在地發展。反之，可能導致農地資源、農業繼續不斷被壓縮，農民變成越來越需要仰賴大量興建綠能設施來補貼，變相延宕屋頂型光電發展。而未來的縣市政府首長也可能拿出一句歷史共業，又去浮濫變更種電的農地改為建地。也就是說，依現行法規，土地使用分區要不要變更，仍然是政府單方面說了算。

聽到農地變建地的光電發財夢，曾文生說，這是騙人的話術，應該揭發與制止，他要告訴不肖業者，這個承諾不是你們能給的，最後審查權還是在政府手中。（參見：經濟部次長曾文生：農地變建地是騙人話術，這承諾不是業者能給的）

而自稱永續的擁核陣營也不宜見獵心喜，把土地使用亂象的源頭怪罪到綠電設施。與其趁機考古吹捧所謂的核電經濟效益，不如回歸永續發展的正途，改革土地使用法制。由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定義來看，經濟效益本來就不是首要考量，而要並重土地正義、民主參與、保障私人財產、在地文化、糧食生產、宜居權與環境生態等等，這其實也跟我國許多土地徵收自救會的心聲一致，由於案例過多，僅引述部分如下。

「市府官員總是喜歡帶風向，不論在哪一場會議，總是說：社子島居民最在意的是【安置問題】！大錯特錯。社子島自救會不斷的陳情、請願，我們是【反對區段徵收】，我們是要一個適合在地居民的都市計畫，可以 讓居民修繕房屋、改善環境的計畫！在武漢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下，社子島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

#糧食供給：蔬菜除了供應自己之外，另提供大台北地區將近1/3蔬菜量。
#開放式生活空間：非密閉式大樓空間。社子島為水平式住宅，居民大都戶外活動，互助互惠的社會網絡與緊密的鄰里感情。

我們不需要剷平式開發，而是需要一個良好的都市計畫，畫出建築線，以人為本、以社子島居民生活的聚落替代方案。」（台北市社子島自救會發言人李華萍）

「機場捷運A7開發案在未完工前爆發「違法預標售」及「葉世文收賄弊案」，另在被徵收戶的抽籤配地說明會上，罔視居民的利益，居民只剩邊坡地、電塔旁、及垃圾地可選擇，實際上較具發展前景和生活機能較好的土地皆留給財團和投資客。表面上被徵收的地主可申請領回40%抵價地，但由於有最小基地面積的規定，許多被徵收戶的土地面積過小，只好又把抵價地賤賣或改領補償金。」（機場捷運A7站自救會長徐玉虹）

「補償金額大小並不是居民反對的原因，而是不想要放棄原本的生活、搬離現在居住的地方。這片土地不僅是從祖先手上傳下來的祖產，「家」的記憶都附著在這片土地之上，且當地生態豐富、環境優美、居住空間寬敞，生活品質優良。在國土計畫法公布後，原本坡度35%為土地的開發底線，現在卻變為可開發的農牧用地，以提高糧食自給率。「那為什麼水田又把它消失掉，把那邊山坡地變為農牧用地來騙老百姓，這是中央在騙老百姓。」（竹東二三重埔自救會長呂政權）

「同意徵收的2000多人都是炒作農地，政府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財團服務？台商回流，是鮭魚返鄉？還是鱷魚？他們都是來瓜分我們農民的利益及土地，官商勾結。有一次自救會農民問陳處長：「為什麼一定要我們這塊地？」陳處長表示：「因為廠商要你們這塊地！」（竹東二三重埔自救會長呂政權）

「每個人對金錢的態度和價值觀都不一樣，有些人一點點錢就覺得自己很富有，不應該把每個人都劃分為想要更多財富，更何況我們基層的民眾也沒有分沾到這些利益。一個人就會有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徵收就是破壞這個人原本的生活而必須重新開始，一個人不應該被指導怎麼過生活，而是有權利自己去決定自己所過的生活，你無權干涉。但是如果被徵收就是強迫你去別的地方重新開始。」（灣寶自救會長洪箱）

「新買的透天厝才順利交屋1個月，就得知自己的房子也被納入航空城的徵收範圍，這棟屋子是為自己的家人所布置，未來要一起共同居住的地方，這樣的無奈只好開啟抗爭之路。反迫遷居民和民間團體最無法接受的部分，政府和財團假借計畫案開發名義，讓農地成為建地，以及第3跑道開發的必要性。國軍基地跑道早已足夠，在政府手段之下，造成國軍基地跑道無法使用，而藉口需要多開發百姓賴以為生的民宅農地，但對居民來說唯一的訴求只有「留下來，留在他們扎根的地方。」（桃園航空城自救會蔡美齡）

「附近經過2次的區段徵收，原本農地都是免稅，但你配回來的土地有各式各樣的稅，地價稅又一直調漲，他說你配的地還漲不夠，政府說漲價歸公，但我們是自有住宅，沒有其他房子，你把房屋稅地價稅調這麼高，合理嗎？就是逼百姓把房子賣掉去鄉下的地方住的意思，這又牽涉居住正義的問題。投資客在這裡炒這塊地，如果徵收了，配回來變成建地轉賣，屁股一拍就走了。在地人的話，有些農地會配回來，但你的家當要丟掉多少，有多少東西沒地方放，政府說會補貼你租賃的租金2年，但田沒了，這些東西也就沒用了，這些工具都是錢買的，譬如農機，都是生財器具，現在都沒有用了。新竹縣政府已經徵收了那麼多土地，但學校廠商後來都不來，前科累累，縣長又有任期限制根本不能負責。他們根本在炒土地，拿我們的土地在玩，被徵收後的地方都變成是外地人的，我們這裡是客家莊，需要保留文物。」（新竹璞玉自救會長邱鴻鈞）

綜上，農地種綠電跟重啟核電2者之間，不僅僅是電力系統轉型與碳排放的差異。核電象徵的是戒嚴時代政府高層自行決定重大建設跟國土規劃，叫在地人吞下去，而發展綠電開啟了我國土地使用法制改革以及整合當前政府地方創生政策的機會之窗，讓台灣人有機會脫離戒嚴時代奠定的土地制度，以免被政府高層自行核定強制徵收老百姓私人土地轉手財團。與其讓投資客賺完屁股拍拍離開移民，不如落實土地使用的正當民主程序，才能建立民主政治到民間地方層級（參見李登輝《新‧台灣的主張》，第3章），讓台灣人能實質對自己的家園發展有參與權，應較能符合所謂轉型正義與永續發展台灣主體性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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