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禮拜，雖然大家（包括我）都比較關心學姊說 #統獨是假議題，但其實有件算是重要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 3/26 號的時候，歐盟的立法機關之一歐洲議會 ( European Parliament ) ，通過新的著作權規範。

（ European Parliament 歐洲議會自己的新聞稿：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90321IPR32110/european-parliament-approves-new-copyright-rules-for-the-internet ）

PNN 公視新聞網 新聞的報導：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7017

雖然還得經過歐盟理事會，但修法的方向不會有太大改變。這次的重點雖然是放在著作權，不過我認為更核心的轉變，其實是「#平台需要為上傳者上傳的內容負責」。

在民主開放國家市場成長起來的網路公司，如 Google、Facebook、Amazon 等等，一個一個成為巨頭之後，引發了許多你我都知道的負面效應。這些公司的規模已經太大，大到已經不是他們避不避得開槍口的問題，而是槍口避不開他們。從選舉結果到經濟停滯到家庭失和，都找得到理由可以怪這些平台，而且很難說是污衊。

雖然，我們還是不能說各種問題「都是平台的錯」，但未來平台顯然必須負起越來越重的內容管制責任，這樣的轉變關鍵，在於公眾也越來越同意，時候到了，是該對平台施以更高的要求了。這一趨勢，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

（ 歐洲議會有點像是歐盟的下議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Parliament ）

大家都知道，著作權的議題在網路上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像是 2011 年在美國吵得很兇，台灣也很多人討論的 SOPA 跟 PIPA 法案。

（ 關於 SOPA 停止網路盜版法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op_Online_Piracy_Act ）

（ 關於 PIPA 保護知識產權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TECT_IP_Act ）

在台灣，也有好幾次爭議。最近一次我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 2016 年立委打算增加「邊境管制」，也就是要封鎖（或停止解析）侵權網站的 IP，後來因為網路輿論反對，就沒有繼續立法了。

（ 當時的各方意見很多，章忠信律師的分析我個人比較認同：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836 ）

最近可能很快就要通過的著作權修法，則是針對眾多像是「安博盒子」之類的機上盒，不管是販售還是協助安裝，都要課以刑責。

（ 經濟日報的報導：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3721506 ）

這些事情其實背後當然也是有各種角力，例如外國的商會、政府、本地的內容業者、一般使用者、倡議組織、平台公司，甚至國家。

總之，現在整個風向轉了。早幾年，保障高度言論自由，鼓勵網路科技創新，是主流，但最近幾年，加強管制成為顯學。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已經動搖國本，可能是因為科技公司不斷擴張到新領域，搶走利潤，讓市場既有的其他玩家反彈；可能是因為中國管制模式輸出。儘管對於強度過高的政府監管我站在反對方，但美國的科技巨頭總算開始面對現實。

在侵犯隱私、助長仇恨、影響選舉等批評聲浪下，臉書執行長馬克佐克伯到過美國國會聽證，也被歐洲議會叫去（但叫不動）。上個月初，美國下屆總統參選人，民主黨的參議員華倫則正式提出「拆解數位科技巨頭公司」的倡議，也將是接下來持續加熱的議題。

（ 我之前對華倫這個倡議的簡要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noodleswithturtle/posts/565115280650509 ）

而陸續透過個人網誌，表明要改變臉書的馬克，前天竟然投書給華盛頓郵報，表示：大家都說要管那就來好好管一管吧。

請見華盛頓郵報：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rk-zuckerberg-the-internet-needs-new-rules-lets-start-in-these-four-areas/2019/03/29/9e6f0504-521a-11e9-a3f7-78b7525a8d5f_story.html

投書很短，寫得很清楚，建議自己看一下。簡單來說，他建議針對 #有害內容，#選舉公正性，#隱私，和 #數據可攜性 四個項目，建立一個公私協力管控的機制。

而其中我覺得最關鍵的項目，是「數據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 。

可攜性的概念，大家應該很熟悉了，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現在換電信公司，例如從台灣大哥大換成中華電信，不用換手機號碼。在台灣，號碼可攜其實是在 2005 年開始實行的，從此之後大大降低了門號使用者轉移的成本，加強了電信公司之間的競爭。

馬克在他的投書中，關於數據可攜性的部分也寫到：

「（對平台）的管制，應保證數據可攜帶性原則。如果你與一項服務共享數據，你應該能夠將其移動到另一項服務。這為人們提供了選擇，使開發人員能夠進行創新和競爭。

這對於網路本身，和創建人們想要的服務，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們構建開發平台的原因。真正的數據可攜性應該更像是人們使用我們的平台登錄應用程序（App）的方式，而不是現有的下載信息存檔的方式。但這需要明確規定誰在服務之間移動時負責保護信息。

這也需要通用標準，這就是我們支持標準數據傳輸格式和開源的『數據傳輸計畫』(Data Transfer Project) 的原因。」

（ 關於這個由微軟、Google、FB、Twitter 共同支持的 「數據傳輸計畫」：https://datatransferproject.dev/ ）

在上個月 14 號， Facebook 有一次大規模的當機，那天我不禁覺得，這種大社交平台當機，就像是銀行提款機出問題一樣，使得儲存在裡面的 #社交資本無法被提領。不管是工作或生活上要聯絡的人、要發的訊息，都因此受到影響。

社交資本，就是由我們上傳的數據跟使用行為建構出的關係網絡，並不是虛幻難以掌握的，而是可以定義、更是可以定價的。畢竟許多網路公司就是透過網絡效應才能讓價值水漲船高，快速成長。他們就像是大家都信任的社交資本銀行。

然而，當遇到大規模當機、或是傳出資料外洩、被盜，這時候就會想：

1. 自己是不是把社交資本都存在同一個社交平台/銀行？

2. 為什麼只能在 FB 銀行領錢？當 FB 銀行的提款機故障， 為什麼不能在 LINE 銀行或 TENCENT 銀行的提款機領出來？為什麼 GOOG 銀行可以說關就關、把錢都沒收了？

3. 為什麼儲存在這些社交銀行裡的社交資本，那麼難轉移？轉帳跟匯款那麼難？

4. 以及為什麼這些可被視為社交資本銀行的平台病不像是真的銀行，當我們的社交資本如今屢屢被大規模盜竊、被濫用時，他們鮮少需要賠償跟負責？

其實我以前就跟網路上的朋友討論過，要解決社群媒體帶來的壞處（例如假新聞等等），而不減損其好處的作法，其中之一就是降低這些平台的 #套牢效應。

一個辦法就是成立 #公共的社群平台，基本功能完全複製大型平台，讓用戶可以輕易從商業社群平台，透過數據可攜性，打包資料跟 #社交資本 ，轉換到公共的平台上。

過程必須要很簡單，數據轉移必須要很安全，就像是在這個還不存在的公共社群平台點一下「FB 登入」，然後兩秒後，完成了。

重要的是，透過數據可攜性轉移出來的不能只是帳號，而是所有我們放在社群媒體上的數據，跟編織出來的關係。

其實也可以想像成是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概念。

https://www.cdic.gov.tw/main_deposit/faq.aspx?uid=59&pid=59%20

只要數據可攜性存在，加上一個堪用的公共化備品，我認為商業平台就會比較謹慎，不那麼貪婪，連帶產生的問題就會少很多。

這點子完全不是首創。之前早有類似的失敗案例，例如 Diaspora、或是工研院的通訊軟體 Juiker ，區塊鏈出現之後也有很多新的社交網站，讓大家可以「社交挖礦」。

我想問題在於，社交資本被套牢已經太嚴重，所以第一步其實是讓社交資本可以被匯出。就像電信公司為了套牢用戶，手機號碼本來不可攜，後來可攜從概念變成規範，競爭於是更激烈，消費者因此獲益。

之前在個人帳號上討論這個想法的時候，有朋友認為其不可行之處：就是政府是做不出可用的公共化備品的。

如果是政府發包做網站，要做出一個能成為商業科技公司備品的社交網站，這件事我也不相信。

但如果是採取「公共媒體」的角度，我認為就是一個選擇要不要做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英國的 BBC、日本的 NHK 很棒，促進了整體媒體品質、提升了公民素質、建立社會公共討論的基礎，但也有些人認為公共媒體拿太多錢，做得太好，反而讓商業媒體無法發展。

像台灣早期發展公共電視，一開始走小蝦米路線，公共電視曾被視為雞肋，沒競爭力，不過一直走到現在，反而成為廢鐵鎮僅存的救贖。現任文化部長 鄭麗君 有意推動大公共媒體，把央廣、中央社等等都結合在一起，有人認為這是唯一能夠重振台灣文化的機會，有人覺得沒競爭力，浪費錢。但總之，就是一種選擇。

所以讓我們想像一下：如果如馬克投書所建議的，接下來新的法規要求社交平台需要讓用戶可以自由匯出所有資料，轉移社交資本，社交平台就會必須做出改變，例如要求工程師讓資料架構更簡單，就跟歐盟 GDPR 的規定出來之後一樣。

當然，成功的平台都會讓我們覺得不需要做這件事，畢竟我們的時間跟精力有限，投入在少數甚至單一平台上比較合理，就像我們也不會三不五時就把存在一個銀行的錢全部領出來，存到另一個銀行......除非這家銀行讓我們覺得問題很大，就像現在這樣。

當然，我認為 FB 等社交平台的自然壟斷在資料、數據、社交資本可自由匯出之後就會降低。所以重點或許不是一定要有公共化的社交平台存在，而是只要有了可以自由匯出的前提，會有很多很多套自然出現。

但從公共媒體的目標與實踐傳播權的角度來看，社交媒體既然已經如此關鍵，若公共媒體接下來還是只是停留在創造內容上，而不趁這個全球都在檢討商業社交媒體平台的時機，來開始探索「公共化社交媒體平台」的可能性，我覺得就太可惜了。

能夠合作的對象其實很多。舉例來說，網路之父 Tim Berners-Lee發起分散式網路專案Solid，將資料「還權於民」，就是同樣的概念。

報導：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188

而很關注科技巨頭壟斷議題的 PTT 創世神 杜奕瑾 （Ethan Tu） 也提出 PTT.ai 的計畫，我個人也很期待。

Github 上的計畫連結：
https://github.com/ailabstw/PIPs/blob/master/PIP-0001.md

當然，馬克倡議的公私協力機制，其實也有很多先例可循，也就是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網路治理論壇。

https://www.intgovforum.org/multilingual/

台灣也有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 Taiwan IGF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757842584459069/

總結來說，我認為在台灣，社群媒體如 FB、IG、Google、Youtube 等的好壞影響力非常大，因此關於馬克提出的四個項目--有害內容、選舉公正性、隱私、數據可攜性--我們不該只是等著歐盟或美國跟這些公司把問題解決，而是該更主動提出改革的做法。

我個人認為，優先從「數據可攜性」這個偏「結構管制」而非「內容管制」的項目切入，比較不具爭議；而以「公共化社交媒體平台」為探索的方向，也比較有進步性跟未來性。

如果民主自由是我們信仰的故事，但具有影響力的媒體或社交媒體平台，卻開始讓這個故事再也講不下去，公民就不該再袖手旁觀了。

要不然，或許是該向年輕人學習，開始用無廣告、無農場文、可輕易匯出的 Google Doc 當作社交平台了。

延伸閱讀：

Daodu Tech 科技島讀 的好文：社交資本論
https://daodu.tech/03-05-2019-social-capitalism

截圖來自：
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10107013839885441

【盧斯達：長期代表進步和民主的壞處 -- 上報 / 評論】

因為選舉時間相近，所以一些論者會將台灣九合一選舉，和香港立法會補選相題並論。雖然前者的規模大得多，而香港那次只是一個議席的補選，不可同日而喻，但選舉結果同樣傷了很多人的心。

九合一，台灣民進黨大敗；決戰式補選，香港「泛民主派」精銳盡出支持一個候選人，同樣輸掉。

很多人問為甚麼？雖然兩地現實不同，但兩個陣營都陷入相似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一定程度代表進步價值、民主理念的黨派，不論是政客和支持者，都會因為長期在道德高地而陷入思考和實務麻症。

在香港，「泛民主派」自80年代前途談判、以及北京六四鎮壓以來，因「支持民主」、「支持學生」等高地而獲取大量民意和支持。在局部開放的選舉，「泛民」初期基本上都是一帆風順，到後來發展成所謂的「民意六四比」。就是說支持民主派的選票有六成，而支持親北京派的有四成。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從數據看到，只要是單對單的民意對決，民主派都能力壓親北京派，直至最近的兩次補選，親北京派選票卻打破「六四比」，變成「五五比」，兩次都微微壓過「泛民」候選人而獲勝。結果出來，很多一直在「泛民」同溫層的人才大吃一驚。

對民意改變反而不敏感

由於泛民的核心黨派一直以來一帆風順，又自命代表民主和人民，所以對於民意改變反而最不敏感，對於冒起幾年的本土主義思潮毫不在意，政治路線在二十年基本上完全沒變；他們對新一代的本土主義從政者，亦百般攻擊和抹黑，導致支持這些新一代背後的選民，也一齊離開，導致「六四比」風光不再。

「泛民主派」多年來都支持中國移民，但中國移民來到香港之後，卻有不少反而投給親北京派，這些「大愛包容」只是為他人作了嫁衣，而本土化的選民則因為這些歡迎移民的取態，而與「泛民主派」分道揚鑣，甚至策略性票投親北京派，來懲罰「泛民」。

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因為自命代表進步價值，只此一家，絕無分號，也因此絕少反省。他們面對異見，只會抹黑別人是中共派來破壞「泛民」、破壞「民主」的間諜；在每一次選舉，「泛民」中人呼籲選民要投票，通常都說不出自己有甚麼好，只是面目模糊地拋出一些通關密語，例如「守護一國兩制」、「反對建制派」、「支持民主」之類，也有點像民進黨敗選之後拋出的「堅持改革」或「守護民主」。單獨來聽總是很好的，但放在現實裡就是打不通電話的感覺。

最近兩次的補選已經說明，這些非常偉光正、高大尚的虛浮口號，以前能通關，但現在已經不足以滿足普羅選民。我不知道是否能完全類比，但民進黨政府近年做的很多「改革」、進步人士想推動的議題，也許業已與不少人民「失聯」；走「人民大眾」路線的韓國瑜等等能夠「乘虛而入」，可以看見那個「虛」的空間也十分大。

香港不少「泛民」支持者在敗選之後，都走出來渲泄情緒，高呼敗選是因為共產黨強力介入。共產黨當然是強力介入，但這些話在他們口中，只是逃避自我檢討。共產黨介入是真的，但自己失去民心也是真的。

綁架和恐嚇也許一兩次能夠奏效

在選舉之前，「泛民」界別的很多社會賢達都來指天篤地，呼籲大家一定要投票，卻是用一種指點、教誨的口氣，還夾著三分恐嚇，指選民不投他們支持的人，就會令香港淪亡。甚至有人說，不投他支持的，香港就會失去美國給予的貿易差別待遇 (獨立關稅區)。現實上他們就是沒擋住甚麼，港人的權利不斷被剝奪，所以人民已經不再把政客的話當一回事。這些綁架和恐嚇，也許一次兩次能夠奏效，但去到最後一定惹人反感。

也許一個地方的諸黨派之間，實際分別不會很大，但如何表現和宣傳到地面，那是有分別的，分別可能就是生和死。代表進步價值和民主的那一方，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資產，但也是生於安樂，死於憂患的開端。因為在道德高地久了，不免逐漸倨傲，開始覺得選票本來應該是自己的，覺得自己可以指點人民應該往哪裡去。敗選之後，很多「泛民中人」反而教訓和怪罪選民，而不是反省自己平時的言行和政績。

當然誰比誰進步，誰比誰更有智慧，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只要有選舉，人民就能懲罰政客。只要有選舉，人民的不滿就有重要性。只能說，用過去的通關密語、偉光正的意識形態，不一定能打動今日的選民；這是全球都有的現象。永遠只能拿敵人來助選，而自己是虛弱蒼白，則一招用久了就會漸漸無效。

民進黨敗選之後，蔡英文辭任黨主席，黨主席之後要改選。傳媒報道代理黨主席林右昌表示，畢竟台灣已經政黨輪替三次，民進黨兩度成為執政黨，「台灣人民已經不欠民進黨」，豪言「以後民進黨不要再去提過去對台灣民主的貢獻」，而是要靠現在和將來。這是一個嘗試回到地面的姿態和定調。因為不論是在台灣、香港還是其他地方，面對新時代新難題、大堆躁動的選民，以往的光輝歲月是真的，但人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他們需要更多和更實在的東西。

【盧斯達：金庸求做穩建制派的一生】

金庸死了。

也許金庸最大的好處和壞處，都在他會寫東西這一點。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辦報寫社評。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個文人，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寫文章，做一個好作家就了事的。因為士大夫人格講儒家，講經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徑是「致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的中國皇帝為了獨攬大權，排斥功臣和貴族集團，創造了科舉制以考試取士，將一部份平民提升為官僚階級。其實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為的皇帝要將權力集中，不願再與父祖一輩的功臣和皇族成員分享權力。但這畢竟促成了階級流動，新貴的士大夫，產生了帝制也能夠開明的想像。這便是延續至今的魯迅猛烈批評過的折衷主義。近世新儒家在帝制文化中求開明，金庸也說過中國最好是行「開明的社會主義」。

中國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師情結，由此而生。每一個士大夫最終服侍的對象都是皇帝和統治者，希望向統治當局反映意見，甚至分享權力。金庸寫小說受歡迎，旗下的報紙有影響力，所以在主權移交前的談判時期，成為中方其中一個重點拉攏對象。之後的事情成為金庸的污點。然而這並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於江南名門望族，書香世代，恐怕「經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年輕時金庸考入國民黨的學校打算報效國家，中共建國後又去過外交部求職，都沒有成功。後來逃到香港辦報，因為在議論大力反對文革，成為親共派追殺命令的對象。但大亂過後，國家還是國家，81年鄧小平邀請金庸見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後多次回顧，可見對於士大夫文人來說，接受皇帝召見是多大的榮寵。以前各種陣營變換，也都值得了。

屈原宮怨不受楚王寵幸，但金庸幸運得多，馬上受到統戰，然後在80年代的政制談判，成為當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國立場的「雙查方案」，將政制民主化急凍在非常保守的狀態。

一年之後，六四鎮壓，北京的民主運動流血了，而且是鄧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憫人起來，表示對鄧小平失望，並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的職位。殺人之後，皇帝想必又在某一次呵護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發作，便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又從了。

1999年，金庸在中國的「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發表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講，親切的叫著「毛澤東主席」、「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領導黨與國家，朱熔基總理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跟寫小說的金庸，是兩套話語。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遠不要墮進去全盤相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他的演講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議，金庸也因此與發表批評的《蘋果日報》交手。現在找到的演講全稿，也是因為金庸認為《蘋果》斷章取義而自行提供。

但作為後人也得感謝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們無法了解現實比小說更離奇。韋小寶在清人面前，也沒有金庸的入戲。金庸自此再沒有和皇帝鬧翻了，自在故國如魚得水。而後《明報》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後一切都是歷史。

文學和小說，只是文學和小說。作者是存在於實際社會和政治組織中的人，而中國傳統又從來是講求權力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中國士大夫文化很徹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可以用「一世做穩建制派」來概括。他年輕時投向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建制派，中國的唯一統治者；後來他從了中國共產黨、從了社會主義，因為這也是中國唯一的統治者。就算文革殺了多少人，六四殘害了一代年輕人，那又如何，國家還要過日子。沒有這國家，他們就沒有國家了。

這並不是隨風擺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於權力階層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來就應該分享權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會有甚麼陣營之見的心障，津津回味與統治者的親切見面，大概也是真的。

間或有一些過度簡化的意見，將金庸受到的非議定性為「大中華與本土」之爭，或當年雙查方案是「出賣民主」。不，你得從中國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在侵華時期長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擁抱著富國強兵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這也不是很壞。很多人都是大中華主義的。但令金庸在談判卓上對香港反戈一擊的，並不是大中華情結，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華文人對皇帝的召命，毫無抵抗力，很多鬧劇和悲劇都是這樣發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說：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

也許我們都可以說，我們仍然能夠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學成就，然而，金庸的一生仍是中華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譜中，經世之用，拜倒在統治者腳下成為「建制派」，成為當然的勝利者，才是主流；隱士、流浪者、狂士，崇尚無用之用的，是隱埋的支流。

中國士人或廣義中國人是不做穩士的，他們都有文化基因種下的權力飢渴。而權力只能臣服而問皇上索要。在取得權力和虛榮的過程，旁人他地故鄉或者避難所的事情，自然變得不再重要。在特殊的過渡時勢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壞事；何況是集文人商人於一身、靈巧如蛇的金庸？

中國下層人民永遠要做穩奴隸，而士人階層則永遠要做穩建制派，這是中國。相比很多前清遺老、南來文人，想做帝師而終一生沒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些經世致用的幻覺、見過聖上一面、摸過軍機處外面的一塊，在香港也擔過一些權力的虛銜，對士大夫文化的末裔來說，也算是死而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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