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ICRT》
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聽ICRT，記得很清楚某年生日時我媽送我一台可以放CD，可以放錄音帶，拉一根天線出來還可以聽廣播的收音機，跟我張開雙臂一樣長的大小，對，就是這麼大！但這在當時算是超時尚的家電呢！是不是整個就暴露我的年齡哈哈哈（撥髮）！💁‍♀️
忘了怎麼「發現」ICRT這東西，總而言之每天晚上我是真的聽ICRT入睡，晚上時段是Ron Stuart，我記得那時我怎樣都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只覺得他怎麼可以這～麼嗨啊！然後邊聽邊幻想有天把英文練得超溜後去ICRT當DJ，當時是真的有認真把這件事當人生目標呢！

為什麼今天會這麼有感呢？因為最近他幫早上時段的Stevie G代班，而剛好是我送小孩上學時會收聽的時段，以前都是聽他在十點多放很多動茲動茲的歌，沒想到今天早上他一樣放更凍滋凍滋的歌，搭配他的招牌笑聲和放肆地跟著歌曲唱歌，用大吼的方式跟大家說Goooooooood mor~~~ning!!!! 當下把我拉回以前國高中時期，老做著關於未來的美夢的青春少女時期呢！
Anyways, he really put a smile on my face and made my day!
I’m not sure if he’ll be sitting in for Stevie G agin tomorrow, but I’m gonna tune it in for sure! Tomorrow morning at around 8:15, that’s when the morning show starts. Tune in with me! 🤟 🤟

"攝影是種聽寫。 "

【#小日子九月號 張雍 創意現場專欄】

要成為攝影師，你得先學會將視覺轉化成聽覺的傾聽

by 張雍 Simon Chang

心理學家弗洛依德 (Sigmund Freud) 曾建議他的學生們去學織毛衣，主因忙碌的雙手能幫助心理醫師在傾聽時能更專心。仔細試想，在聽他人說話時，那彷彿會自主思考的雙手，不總是下意識地就是要找些事情讓傾聽的心思無法專一? 攝影最困難之處，其實並非光影、線條或構圖的掌握 - 而是傾聽。而相機的設計巧妙地解決了弗洛依德的顧慮 - 雙手忙碌於對焦與光圈調整之際，攝影者那好奇的心思恰好有機會專注在琢磨眼前故事的紋理。

二十五歲時離開了家鄉，搬到捷克開始學習全然陌生的捷克語。除了文法活潑的斯拉夫語之外，同時也深入當地生活感受東歐攝影語彙的思維邏輯。對照語言學習以及在布拉格電影學院修習攝影的經歷，彼此間竟有種惟妙惟肖的聯繫。

學習新的語言，聽、說、讀、寫不外乎是漸進的順序，然而初學捷克語時，那些上方頂著勾勾或一撇符號的特殊斯拉夫字母，諸如: á, č, ď, é, ě, í …等，光是想要聽懂對方大致的語意和發音，便掙扎了好一番氣力。同時間也以布拉格為據點，頻繁穿梭於捷克各地進行攝影故事的收集；英文是自己唯一流利的外語，然而鄉間小鎮居民們除了母語捷克文，老一輩捷克人只通德文或俄語。始終好奇不同環境裡人們的故事與處境，然而當具體的語言剎那間被剝奪了那想當然耳的實用性，我反而更加倍努力想要”聽”出一個什麼端倪、熱切渴望知道眼前新朋友們當下的心情、過往回憶、未來的期盼、喜好甚或秘密 – 如同幫一部還聽不懂對白的電影劇情想辦法配上字幕、替鏡頭前邊那群令我著迷的各式角色，透過細膩的感應甚或天馬行空的想像逐格配音 (dubbing)。

適逢每個熱切”想要聽懂”的當下，那些快門與光圈的旋鈕，讓手裡那台相機看起來像極了某種少了天線的收音機 – 各項微調的嘗試只求調整到故事能被順暢地聆聽、可被清晰辨識的正確頻率。如此將視覺轉化成聽覺的練習，是十五年前搬到歐洲開始學習全新的語言時所意外發掘的驚喜，迄今始終樂此不疲。

在台灣所接受的攝影教育總讓自己急躁地搶著發言，往往尚未將故事先用眼睛打量仔細便匆忙按下快門，迫不及待想要知悉結局 - 畢竟那是個講究標準答案、追求效率、強調競爭評比的氛圍，制式規格與量化生產是過往經濟奇蹟勝出的邏輯，很可惜，並不是個對攝影友善的環境。異鄉生活與四處旅行，我學會如何透過攝影來聆聽，不再急著找出答案，更遑論人事物當下的樣貌很可能只是一個什麼的結果，並非原因，每個獨立的個體更蘊藏著獨一無二的謎題。選擇透過攝影來聆聽，更能格外自在地將心底琳瑯滿目的提問，瞬間轉化成一幅幅具體的光影和定格的秘密。

靜下心來聆聽，似乎讓原先只顯影在二度空間的影像就此有了心跳與呼吸。

2010 年搬到巴爾幹半島北端的斯洛維尼亞，語言學校的老師說，就聽說讀寫的角度看來，斯拉夫語的書寫其實單純 – “只消寫下你所聽到的那個字”，沒有中文抑揚頓挫的四聲語調、更沒有破音字或諧音。這個”寫下你所聽到的那個字”的事實，不也正是攝影聆聽的本質? 好似童年小學課堂上的聽寫，從老師所覆誦的一個成語、某個字、或一個詞，聽到後再默寫出來，那是求學階段最開心的回憶之一，闃然無聲的教室裡，國語老師不疾不徐地唸出每一個字，邊聽邊想像著那個字的輪廓、搜索專屬於那某個聲音的意象，試著用方才削尖的鉛筆一筆一劃刻滑過那預先寫好姓名與座號的隨堂試卷紙。

遙遠記憶裡，那鉛筆筆尖劃過紙張默寫時的聲響，像極了相機內部正雀躍地開闔著的快門 - 兩種聲波不約而同地描繪出當頻率被準確銜接時的悸動與歡欣。

攝影也是種聽寫。

不過就是透過眼睛來擁抱故事原本的樣子，進而允許比較沒有偏見的聽覺甚至 - “直覺”取代常為過往經驗與成見所蒙蔽的雙眼，讓每張照片有機會成為一個被聽見的”字”；接著再從諸多深刻且真誠的”字”當中，重新排列組合，進而羅列出一首首獻給生活與存在的詩。

我們自以為我們擅長聆聽。人們卻鮮少將傾聽視為一門需要時間與耐性去學習的技能，透過四目交會的攝影，從對方的角度來傾聽、試圖理解彼此的相同或差異的成因，在這個愈顯瘋狂也分歧的世界，不是種顯得更珍貴且必要的練習?

張 雍 Ljubljana, Slovenia 09.08.2018

http://www.oneday.com.tw/%E3%80%90%E5%BC%B5%E9%9B%8D%E3%80…/

兩年前，梁文道寫香港書展。
文末提及一節收音機裡的詩話，那畫面，美不勝收。
我們的書展，需要詩意。

《我們的香港書展》—梁文道

關於書展，我還有何可說？每年這麼寫一篇，已經快要變成一種儀式了。我不想再批評甚麼（那天晚上，主辦者就勸我別再老罵他們了），甚至連「 o靚模」也不想談。我想說些別的，例如書展裏的香港。不是藉著書展去數落香港的社會風氣；不，不是那種最簡易的文化評論。而是真正在書展裏尋找香港的書寫，香港的出版，那一切美好而動人的存在。

這並不容易，因為香港作者通常都不會是香港書展的主角。或許是因為亞洲很大，香港很小，小到出不了幾個夠得上標準的「名家」。於是包括也斯和蔡炎培在內的一群香港作家就都被分配到比較小的房間去了，並且很急忙地在開展前一兩星期才收到要辦講座的通知。請不要誤會，我不抱怨；相反地，我看到了許多人的努力。人手不夠沒辦法。不要挑剔那些展覽的設計不精彩，畢竟人家還做了一個香港作家展。也不要挑剔劉以鬯先生得的為甚麼會是「年度作者獎」（雖然叫做『年度作者』有點怪，但我們都明白這其實是對一個人一輩子的肯定），畢竟他們開始頒獎給本地作家了。

我懂他們的心思，他們一定以為本地作家的舞台三百六十五天不打烊，這時候應該讓本地讀者接觸一些外地來的陌生名字。不能說它不對，只不過大家還是低估了書展九十萬人流的意義。這九十萬人裏頭有多少是平時也會光顧書店的讀者？又有多少人平時也會去聽聽雨希與葉輝說話？對於這些通常給隔在房間裏的作者來說，香港書展無疑是他們看見讀者的最大窗口。

再說一遍，大家都已經很用心很努力了，真的。而且我這句話絕對不是諷刺。無論如何，鬧哄哄的書展也實在不是一個讓人靜心聽講甚至靜心找書的地方。所以除了日漸稀少的外國參展商，我每年只想看看幾家香港出版社是否依然健在。比如「次文化堂」，還是彭志銘在哪裏吆喝，看起來他一年比一年瘦，可眼神還是如此凶悍，一見面就照例開罵，罵官僚的沒有文化，罵商家的修養太差。聽說前兩天他還罵走了一個作者，那人不顧大庭廣眾地責問老彭為甚麼不給他出書，而老彭則一句頂回去，叫他出電子書以免浪費地球資源。見他生猛如昔，我由衷歡喜。

然後是三聯與牛津，可別以為這些大出版商容易，如此堅持絕對不是開玩笑的。前者雖然掛上「三聯」的招牌，但對香港文化始終不離不棄；如果沒有它，很難想像今日本土漫畫創作的小陽春。至於牛津，那天又見到每年一會的卡爾了，他清楚我的習慣，絕口不提贈書。說真的，我感激這許許多多有意思有理想香港的出版人，是他們讓我有書可讀。每次買到他們的出品，我都覺得慚愧，這麼多作家、編輯和一切有關人等花了不可計量的心血，我居然只用這一點錢就捧回家去？這條算式我用了好幾年都算不通。


說到感恩，我走在洶湧的人潮之中，便想起了已故的羅志華。曾經他推著車從莊士敦道穿越鬧市，把一箱箱書搬進會展中心。還有馬國明，他用拉的，將店裏的英文學術書籍拉到展場，也不知道有誰要看。一個星期的場租相當於一個月的店租，這同樣是算不通的算式。於是他們也就不再出現了。還有「進一步」，老早就明白自己的遊戲和這裏的棋局是兩回事，明智地拒絕再玩。我想起他們，這些書展裏缺席的老幽靈；謝謝你們為我們做過的一切。


幸好還有「Kubrick」。我常常把他們的出品當作禮物，同樣的書多買幾本，出外的時候拿去送人。人家看不懂字裏行間的香港色彩不要緊，甚至看不懂中文都無所謂，重要的是讓他們曉得香港也有品相如此精良的書籍。憑裝幀決斷一本書的良惡固為智者所不取；然而，書的品相卻的確能夠說明一家出版社對書的看法。唯有認真對待書的人，才會計較它長得像不像是一本書。

最後，我終於找到了「文化工房」，據說它就在展廳角落的「失散者會合處」對面。果然，向著那個告示牌走就對了。它幾乎是袁兆昌的一人出版社，自不能期待會有大堆頭的展品。不過，你瞧瞧這復刻的香港文學史經典，梁秉均的《雷聲與蟬鳴》；再看看那六本新出的詩集。詩集呀，靜靜停在巨大廳堂的這一角，迷路的遊客可曾料想得到會合自己的竟是詩人嗎？袁兆昌告訴我，關夢南前兩天就是在這二米見方的小空格裏發佈新書。關先生從不背對人群，他反而拿起了小小的揚聲器，面向外頭川流不息的路過人群誦起了自己的詩。效果如何？讓我告訴你吧，十年前，整整十年之前，我和邵國華替新城電台做「駐書展節目主持人」，在會場內的攤位裏即時廣播。那一年袁兆昌中五畢業，出了第一本詩集。我們請他過來，誇他青年才俊，還叫他現場朗誦一首讓聽眾見識見識時下年輕人的本事。坦白說，這事原來帶著一點玩笑的味道，可是場外的同事後來跟我說效果很好。「好得意」、「好舒服」，他們說。

且想像那是何等光景。有史以來，新城財經台第一回在中午一點播放一位詩人的朗誦。就在的士乘客抱怨冷氣開得不夠冷，司機咒罵前頭那人不懂開車的時候；就在股評家總結過上午大市走勢，而記者正要報道剛剛發生的一宗珠寶行劫案的當兒；一個十來歲的少年讀詩了。一開始每個人都有點搞不清狀況，說不定還想調整天線看看是不是接收出了問題。沒有任何背景音樂，也沒有任何預兆，一把乾澀的聲音就此浮出，掠過了眼前嘈吵的群眾，掠過了城市正午的半空。或許聽不清每一個字，但是每個人都能逐漸發現，這是一首詩。那麼地不合時宜，那麼地逆反於周遭環境，卻使得大家不得不沉靜下來，傾聽。那天他們說，當一切回復正常，有些人都還一時回不過神，打電話給下一個節目的主持人問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



圖：香港貿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