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偵濫權 法官審查非萬能

林裕順／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教授（桃園市）

法務部研擬科技偵查法草案，讓執法人員可從遠端駭入民眾手機、電腦，連先前的通話紀錄都可取得，引發侵犯人民隱私爭議。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日前法務部公布「科技偵查法」草案，條文開宗明義：「保障人權，並有效追訴犯罪」，但其監控方式「上窮碧落、下黃泉」，實施模式「神不知、鬼不覺」，並且繞過「刑訴法」現行規範，朝野政黨評價不一、民間團體更表疑慮。

本項法案授權檢警調偵查辦案，認為有「必要時」即可隱身幕後，對特定個人監視攝錄、追查位置，並可使用無人機空拍蒐證、衛星定位跟監追蹤。但是，本項實施對象並不限於犯罪嫌疑人本人，「草案」期待一網打盡，但不免傷及無辜「第三人」。

再者，檢警對於特定犯罪認有「相當理由」，亦可隱於無形化身藏鏡人，監控隱私空間進行監看、辨識。或者，偵查過程扮駭客、植木馬，對於類如LINE、Skype等實施通訊監察，另就數位證據蒐集保全，亦可上雲端複製備份等等。

亦即，相關監控模式從早到晚、無時無刻彷如「楚門的世界」，或者無論與犯罪有關與否均可「一掃而盡」。然而，「草案」卻對實施過程漏未規範，如何避免過猶不及未多言及，縱使條文明定事前應經法官審查，仍如簽發空白支票、恣意授權。

如同大法官釋字六○三號解釋：「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同時，現行實體空間「線下監控」，無論對於人身、物件、住宅等，「刑訴法」訂有拒絕機制、夜間停止、第三人在場等管控措施。相對地，本項虛擬世界「線上監控」，科技偵查侵害隱私權的疑慮「有過之而無不及」，「草案」雖另闢蹊徑卻無相應節制濫權之規範措施。

一九九九年，日本通訊監察的法律制定開啟該國科技偵查濫觴，確立限於重罪、相關性、最小侵害、最後手段等等立法原則。二○一七年，有關ＧＰＳ犯罪偵查日本最高法院進一步認為：「伴隨著持續地、全面地個人行動之監控，難以特定裝設ＧＰＳ機器之車輛及其罪名，即可抑制過度蒐集無關犯罪事實之使用者行動資訊，並有違法律規範要求法官審查令狀聲請之意旨」。換言之，科技偵查涉及情報、資訊或數位蒐證，法官審查「令狀原則」並非法律規範「正當程序」的特效藥。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現代社會科技偵查人民或不反對。但是，科技偵查持續性、拖網式、搬家式的蒐證保全，能否客觀公正監控、人民付出何種代價、社會耗費多少成本等等，「草案」應該講清楚、說明白。否則，台灣科技偵查立法，將會落後日本廿年。

【歷史上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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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前的昨天，檢察官起訴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與前臺灣高等法院庭長李文成，認為他們有意誤導檢方辦案，「教唆」或「幫助」陳哲男貪汙案中的證人作出「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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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只會引來更多謊言

一家公司的前董事長 A 涉入某宗刑事案件，為了不要坐牢，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當時陳水扁政府的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並前後多次給他數額龐大的支票，陳哲男收了錢，也同意協助 A「擺平」官司，沒想到，A 在隔年仍然被判有罪確定而須坐牢，因此逃到中國。

越想越生氣的 A 在總統選舉期間透過媒體指控陳哲男跟他拿了超過 600 萬元，卻沒有完成約定。陳哲男雖然公開否認，私底下卻找上商界朋友 B 和 C 討論，決定對外界宣稱這些支票是「A 要還 B 的錢」，跟陳哲男無關。

之後，陳哲男找上臺灣高等法院庭長李文成，並介紹給 B，李文成在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後，認為檢調很難查出來，安慰陳哲男說只要 B 肯幫忙，就會平安無事。同年，B 依照上面的說法告訴檢察官，讓檢察官認為陳哲男沒有犯罪嫌疑。

2006 年，A 再次透過媒體指控陳哲男關說的事情。檢察官重啟偵查後，再次找 B 作證。B 又再一次告訴檢察官支票是 A 要還他的錢，後來，檢察官認為 B 先前的證詞和事證不符，分別以「貪汙」及「偽證罪」等罪嫌起訴陳哲男和 B。2010 年，又涉犯「教唆偽證」和「幫助偽證」起訴陳哲男和李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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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的人要吞一千根針

如果證人在作證時，經過「具結」後還豪洨，會成立刑法第 168 條的偽證罪。「具結」是證人在作證前必須擔保自己接下來都是說實話的程序，如果沒有「具結」，那證人即使說謊也不會成立偽證罪。

然而，B 雖然兩度以「證人」的身分對檢察官說謊並且「具結」，法院在後來的判決中，卻認為 B 只在「第一次說謊」時構成「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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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可以拒絕作證？

《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如果害怕自己的證詞會導致「自己」或「跟自己有一定關係的人」被刑事追訴或處罰，可以「拒絕作證」。而檢察官或法官必須在證人作證之前，告訴證人有拒絕的權利，這個權利，在訴訟法上叫做「拒絕證言權」。（其他訴訟制度也有類似的規定）

因此，法院認為檢察官第二次找 B 作證時，就已經察覺 B 之前可能在說謊。B 如果在第二次作證時對檢察官據實以告，就可能會導致自己被以「偽證罪」追訴。

然而，檢察官卻沒有跟 B 說他有「拒絕證言權」，還讓 B 具結，因此這個「具結」不合法，等於沒有具結，因此 B 雖然繼續豪洨，但沒有成立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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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不是減輕國家責任的工具

在「無罪推定」的原則下，證明被告有罪是檢察官的「責任」。如果檢察官故意用「證人」傳喚嫌犯，讓他「被據實以報」之後再把他改成被告，形同檢察官在訴訟上開外掛，「證人」本身也會陷入「偽證罪」和「東窗事發」的兩難。

另外，如果證人誠實作證可能會導致與自己親近的人受到刑事追訴，也會陷入「大義滅親」和「偽證罪」的兩難，而「拒絕證言權」的設計，以及檢察官和法官對於證人有這個權利的「告知義務」，正好緩和了這個衝突，不讓法律成為「道德綁架」的工具。

畢竟，刑事程序不是保障壞人，是保障每一個「人」。

【We are Hong Kong】香港人，一齊爭一口氣

今日在堅尼地城街站，我說了這一句：「香港人真係畀人蝦夠喇。」

2016年，傘後新力量在選舉中交出亮麗成績，在議會中展現前所未有的新想法；2017年，保皇親共者卻要用盡一切方法輾碎我們的希望。

由褫奪羅冠聰的議席，到將之鋒、阿聰雙重追訴至入獄；這次選舉，政治審查前所未見，在選舉主任確認我的候選資格前，選舉團隊人心惶惶，最後一刻確認入閘，大家不禁鬆一口氣。但我不服。取消周庭參選資格，由我參選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免於恐懼的自由、平等參選的自由、忠於自己信念的自由，從來都是我們應得的權利。香港人真係被蝦夠，DQ一代人，即是DQ我們的未來。今次補選，香港人一定要為自己爭返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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