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受警察廣播電台「網路霸凌」議題的專訪，雖然收錄的內容是我如何處理3年前另一半多劈事件的過程、情緒與後續的官司處理，但在回應記者問題的當下與前後，回想過去的總總，心裡其實還是很痛苦難受。 Q：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A：我當時的另一半是明星，因同時與許多男生交往並發生性關係，被他在台中的伴侶發現，隨後遭鏡週刊爆料披露，但鏡週刊對被害人的隱私保護處理極其敷衍，眼尖的網友一眼就能認出我的身分，也有許多該明星的腦粉湧入我的社群平台不分黑白的留言洗版。 Q：你還記得那些人的留言嗎？ A：像是...「長得這麼普通，我家男神怎麼會喜歡你？」、「一臉婊子樣，怎麼不去死一死。」、「跟明星打炮爽嗎？你爸媽生出了一個婊子耶。」、「你少自作多情，你只是他炮友而已。」、「如果同志婚姻沒有過就都是你的錯。」、「同性戀都該去死一死啦！」 Q：對生活的影響？有過不好的念頭嗎？ A：因為週刊、新聞媒體的報導，我形同直接跟世界出櫃，當我看到家人悲傷的神情，或是一些人生攻擊的私訊、留言，我會覺得我的人生只剩下黑白，我變得很憂鬱、焦慮，每天除了哭，不知道我活著的意義為何？於是我寫了遺書。 Q：遺書寫了什麼？ A：主要是對父母的虧欠，我知道白髮人送黑髮人很不孝，但我當下只覺得活著太痛苦了，我無法走出這個絕望的泥沼。因此，寫了對他們養育的感謝與我要離開的抱歉，並提及日後遺物、遺產的處理。 Q：你是如何走過來的？ A：家人。在我寫完遺書的隔天，我想回家見父母最後一面，晚上媽媽走進我房間跟我分享她的生活，講著講著她突然哽咽流淚，她哭著說覺得我變得陌生冰冷，不知道以前溫暖的我跑去哪了。看到媽媽哭，我的情緒也跟著潰堤，我想著...爸媽也就我一個小孩，他們辛苦了20年把我養大，如果我走了反而會讓他們更痛苦並無所依靠，所以我最後選擇重新振作，透過就醫、心諮、運動去治療自己的憂鬱症狀。 Q：你為什麼會選擇提告？訴訟的過程？ A：我覺得那些使我受傷的言論必須受到制裁，當這一切塵埃落定我心裡的疙瘩才能放下。我自己蒐集證據、研究法條、諮詢朋友與專業人士、跑警局、地檢署、法院，即使身心俱疲，但這樣我才能對的起自己。目前多數人已支付金錢賠償，但有一人不認罪而檢察官也已對他提起公訴。 Q：有沒有什麼話想給被霸凌者和霸凌者？ A：我完全能同理被霸凌者的難受與無助，但希望即使再痛苦，你還是要主動與朋友、家人傾訴，或是尋求心理醫師、諮商師的協助，別因為討厭你、嫉妒你的人而去傷害自己。 至於那些霸凌者，希望能讓你們知道，你們的一句話可以很鋒利，可以使人受傷甚至置人於死地，而你也會因此活在間接殺人的自責與後悔之中。 周圍很多人問過我，會不會後悔與明星交往甚至憎恨他？雖然我嘴巴上會說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但我心裡的芥蒂始終存在，畢竟這幾年的劇變和痛苦都因為這段關係而起。 但台灣人是健忘的，他透過社群與網路媒體改變形象，他一樣爽爽賺著他的人民幣，公眾也早已忘記他的黑歷史，而在那時幫他去抨擊週刊、遮掩他做過一切骯髒事的我，這幾年間卻依舊被憂鬱症和一系列衍生事件所糾纏。 我告訴自己，我必須堅強的向前看，我告訴自己，我必須活得比以前更好，變成一個更優秀的人，遇到一個會珍惜我的人，讓他知道當時到處劈腿的他是多麼愚昧。 *專訪中與網路霸凌相關的法律討論和時事評論，之後會再另外發文描述我的看法觀點。 #模特 #人像 #寫真 #人像攝影 #人像寫真

​​《檢察官的起訴書寫些什麼？》 ​​ ✏️​刑事審判的開始 ​​ ​​刑事審判的開始，包括公訴與自訴兩種。公訴，是由檢察官提起；自訴，則由犯罪被害人委任律師，作為自訴人提起。 ​​ ​​實務上，絕大多數的案件都是由檢察官提起公訴，當檢察官偵查終結後，如果認為已經超越起訴門檻，就要向法院提起公訴。 ​​ ​​​✏️​起訴跟定罪的門檻 ​​ ​​檢察官起訴門檻和法院判決有罪的門檻不同，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訴。」 ​​ ​​起訴的門檻是：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至於判決有罪則要到「毫無合理懷疑」。 ​​ ​​​✏️​起訴書應該記載的內容 ​​ ​​當檢察官對被告提起公訴時，要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 ​​​👉​刑事訴訟法第264條規定，起訴書應該記載的內容包括： ​​1️⃣特定被告的資訊：包括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2️⃣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 ​​ ​​案件來到法院，法院審理的範圍就是釐清起訴書上寫的犯罪事實有沒有那麼一回事，真實的情況是什麼，以及認定的事實構成什麼犯罪。 ​​ ​​起訴書另外2個重要的資訊還包括「證據」、「所犯法條」。 ​​ ​​​💡​起訴法條 ​​ ​​先講「所犯法條」，所犯法條就是檢察官自己認為可能構成的罪名，像是竊盜、傷害、殺人未遂。 但要注意的是檢察官認定的法條，並沒有拘束法院。法官審理案件，雖然要在起訴事實內加以審理，但法律判斷，並不受檢察官的拘束。 ​​ ​​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前條之判決（有罪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比如說，檢察官認為是殺人未遂，法院審理後如果認為是傷害罪，是可以變更起訴法條，判決被告構成傷害罪。 ​​ ​​​💡​證據 ​​ ​​其次，則是「證據」。檢察官在起訴書中，會逐項記載有哪些證據，以及每一項證據可以證明什麼事情。 ​​ ​​比較久以前的舊式起訴書，檢察官會像寫判決書一樣，寫完一段事實後，後面接著寫有哪些證據可以證明。 ​​ ​​新式，也就是現行多數的起訴書，是用表格的方式，左邊欄位記載一項項證據的名稱，右邊欄位說明左邊欄位的證據，可以證明什麼事情。 ✏️​卷證併送法院 ​​ ​​除了起訴書外，檢察官還要同時將卷宗及證物全部送給法院，然後被告辯護人再去找法院閱卷，準備答辯跟對證據能力的意見。 ​​ ​​那麼，如果是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 ​​下一篇繼續說。 ​​ ​​#起訴書 #檢察官 #刑法 #法院 #1分鐘法律教室 #一起讀判決 #國民法官 #刑事審判 #刑事訴訟法 #法官 #檢察官 #律師 #刑事訴訟

今天（2021年6月15日），台北地院就吳青峰與哈里坤的狂歡有限公司(下面簡稱哈里坤公司)所涉及的刑事案件進行宣判，判決結果自然人及法人都無罪。北院的新聞稿已經上線，以下來談談這個判決。 1️⃣檢察官起訴的事實 2008年8月開始，吳青峰與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簽訂「詞曲版權授權合約」，合約期限從2008年10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這期間內吳青峰創作的詞曲音樂著作，都專屬授權給林暐哲公司。 約定中提到，包含著作財產權的全部權利種類，及所有相關權利與任何其他方式的利用跟行使，如果沒有在合約期限屆滿前3個月前，以書面方式提出反對，合約繼續有效自動延長一年。 檢察官認為吳青峰在2018年10月26日，才以存證信函通知林暐哲公司不續約，已經超過合約約定的反對時間，也就是要在合約期滿前3個前，以書面方式提出反對。因此，2019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這段時間，合約因為自動延長，仍然具有效力。 既然合約是有效的，吳青峰又專屬授權給林暐哲公司，他自己就不能在未經林暐哲公司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行使著作財產權，包括公開演出、重製、散布、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行為。 但吳青峰從2019年4月到9月之間，多次公開演唱「歌頌者」等歌曲，也利用他擔任負責人的哈里坤公司以網路、光碟的方式重製、散布、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相關歌曲，侵害林暐哲公司的著作產權，經林暐哲公司提告後，檢察官對吳青峰及哈里坤公司提起公訴。 2️⃣吳青峰的作品，為什麼不能自己用？ 雖然「歌頌者」等詞曲著作的著作人是吳青峰，但如果他專屬授權給其他人，比如林暐哲公司。 那麼，依照著作權法第37條第4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即便是吳青峰自己，也就是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的範圍內，也不能行使權利，這些權利僅能交給被授權人林暐哲公司行使。 也因此，林暐哲公司會以告訴人身分，對著作人吳青峰提起刑事告訴。 問題在於2019年4月到9月之間，雙方還有專屬授權契約存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份合約，是不是還有效力呢？ 3️⃣法院判決無罪的理由：專屬授權合約已經在2018年底終止 法院認為，吳青峰在2018年10月22日先傳訊息給林暐哲，也就是林暐哲公司負責人，合約不再續約，也在10月26日寄發存信函給林暐哲公司，做了相同的表示。11月1日，吳青峰又傳了訊息給林暐哲，表示合約不再自動續約，林暐哲收到存證信函之後，只問了後續如何妥善處理，並沒有表達反對的意思。 後來，吳青峰及他委任的Ａ律師、林暐哲及他委任的Ｂ律師，分別於2018年12月4日、6日，在Ａ律師事務所會面，就原本簽署的合約，在2018年12月31日屆滿之後，應如何處理一事進行協商。 過程中吳青峰向林暐哲確認合約會在2018年12月31日屆滿不再續約。而且，林暐哲當時也表示要完全終止雙方合作關係，要求吳青峰擬搞對外發表，Ａ、Ｂ兩位律師都有到庭作證。 👉契約由雙方當事人簽訂，基於私法自治及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可以用後約修正或取代前約。即便吳青峰沒有在期限屆滿前3個月內，為不續約的表示。也可以和林暐哲公司合意終止合約。 ⭕️雙方在12月6日簽署一份合約終止同意書，等同雙方擬定的新合約。原本的合約沒有再續約1年，已經在2018年底終止。 既然原本的專屬授權合約已經終止，相關的音樂著作財產權都是吳青峰所有，並沒有侵害林暐哲公司的著作財產權。 因此法院判決吳青峰跟他的公司都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