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1920年代為開端,回顧並反思東亞各國的生育思潮和政策。
▌節育思潮登陸中國
1922年,美國著名節育運動者Margaret Sanger訪問中國,並舉行了公開演講,她在演講中,闡述了「節育」的概念,大力宣傳使用科學方法避孕的節育,並進而論述了生育節制的意義、節育的概況及不同的生育觀。
Sanger主張「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因此反對傳統以墮胎、殺嬰的方式限制人口,也不贊同馬爾薩斯以禁慾、晚婚來節育的主張,而應以使用保險套、子宮帽等物品阻隔精子流動的機械法來進行避孕。
除了對於婦女解放的關懷外,她也認為節育不只能幫國家控制人口的數量,也有助於提升國民的質。
▌撼動知識分子的演講
Sanger的演講不僅帶動了後續諸多機構正式在中國推行節育,更引發知識界一系列對於人口和節育問題的重視,掀起了一波婦女解放狂潮。包含《婦女雜誌》在內的諸多雜誌甚至為此發行了〈產兒制限專號〉,讓節育觀念的討論正式躍上公眾視野。
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踴躍地參與這場節育運動?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教授分析,節育這個來自西方,打著科學旗幟,又以婦女解放、社會改造做號召的運動,正迎合了亟欲追求現代化的五四知識分子們棄舊迎新的心理需求。
▌支持or反對?
節育學說在中國開始提倡後,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因為推動節育觸動了傳統習俗中的兩大禁忌,一是公開談「性」事,一是「絕子絕孫」、「無後為大」的忌諱。
圍繞著節育展開的討論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舊觀念衝突,生育和婚姻的觀念衝突更是核心之爭。
支持節育者的主要論點包含:節育控制人口能使國家興盛、有利於婦女解放等等;反對者則多從傳統有後主義的思維出發,認為節育和傳統生育觀念不符、會造成性氾濫及違反天地好生之德,也不乏有論者抱持富國強兵的國族思維,主張「產兒限制是民族自殺」,將削弱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因此反對推行節育。
▌節育與婦女解放的糾葛
到了1930年代,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節育觀念的傳播。但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在Sanger的觀點中,避孕理應是保障女性權益及達成婦女解放的手段,本應被視為「權利」的工具,卻在政府的介入下,這項權利彷彿轉變為義務。
家庭間的私事被公共化,變相再度成為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再度交出了自己對於生育的掌握權,只不過不是交給夫家,而是交給國家。
這樣的糾葛在二戰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戰後的東亞諸國。
▌東亞的人口控制政策
到二戰為止,人口一直被視為是國力的象徵,節育也從未正式成為國家政策。但在1950年代後,人口爆炸之聲響起,經濟發展掛帥下,人口的迅速增長被認為是制約國家進步,走向現代化的瓶頸。
此外,美國觀察接受美援的盟國,發現美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被近乎失控的人口成長所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積極施壓被援助國推動節育計畫。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日、韓等東亞各國紛紛展開全國性的家庭計畫,以人口壓力及經濟發展考量壓倒「母性自主」之說,由國家與醫療高度介入節育行為,帶來急速的人口轉型。
▌臺灣的家庭計畫
臺灣的人口問題自1950年代開始浮現,人口增加太快、密度又太高,在這樣龐大的人口壓力與經濟發展對抗下,節育論戰再度爆發。
政府先於1965年首度認可了節制生育概念,並成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正式以官方機構推行避孕方法,並在美國的壓力下,以「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協助超過60萬名婦女採用子宮內避孕器進行節育。
1969年,政府正式制定人口政策,讓1970至80年代成為政府介入節育最甚的時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下,人口增殖數大幅下降,到了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
▌少子化與助孕科技公費補助
然而到了近年,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原先積極控制人口的東亞各國面臨生育率過低的窘境,尤其臺韓兩國更是長年盤據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位置,並持續探底。
國家這時又得轉變為積極鼓勵生育的角色,並將目光注視到體外受精(IVF)等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上,吳嘉苓的跨國研究團隊就發現,少子化成為臺日韓三國施行公費補助助孕科技的重要推力,三國也分別於2015、2004、2006年推出相關的國家政策。
這固然是對於許多難孕家庭的福音,但女性主義者也警覺當國家介入助孕補助,尤其是結合促進生育政策後,可能造成的強迫性母職現象。
▌結語
綜觀百年來東亞的人口政策發展,不難發現生育控制的決策權從來不屬於女性與個人,而是牢牢掌握在男性、家庭、族群或國家的手上。
早年,節制生育對女性而言,本屬犯罪行為,其後在節育運動的倡導下以解放女權的號召推展,但結果是使權利在國家的介入下變成了義務,之後更在與經濟和少子化的掛鉤下,成為東亞國家生命政治的介入對象。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視出生率過低的現象和國家鼓勵生育的不得已,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視角,並期待有朝一日,生育與否的決策權能真正掌握在當事人手中。
推力政策工具 在 呱吉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臺北市下周要全面實施捷運站周邊的路邊機車停車格收費,應該是基於柯文哲市長過去一貫的使用者付費原則。
減少私人運具使用、增加大眾運輸的誘因是我的一貫主張,如果提高停車成本可以降低一般人使用私人運具的動力,我當然樂於支持。但我認為北市的機車停車格收費一直都有配套不足、推行時序錯誤的問題。自2019年起,我多次向交通局反映和質詢,但顯然都沒有明確改善。
我覺得現在機車收費的問題有三個,第一是機車停車格仍不足、第二是收費順序有所錯誤、第三是未能更細緻的引導機車族轉往大眾運輸系統。
#在停車格不足的問題上,停管處2018年曾經做了停車供需調查。在調查的六個行政區中,汽車需供比值大於一,也就是汽車停車格供不應求的交通分區,佔所有的分區的39%,而機車供不應求的交通分區,則佔了總分區的75%,可見機車停車格缺乏的問題,是比汽車嚴重許多的。
針對這題,停管處雖稱有共享車位2.0計畫,以及「獎勵大樓業主開放停車場」方案。然而推行快兩年,目前只有近百格共享車位、十幾個停車場開放,僅滿足不到700個機車停車位,遠遠難以滿足停車需求。
如果要全面收費,促使民眾去搭大眾運輸工具,那就要提供更多車位服務,讓他們可以在便利轉乘的地方付錢停車、轉搭大眾運輸工具。如果捷運站附近一位難求,那大家為何不騎機車直接去公司或學校呢。畢竟,不是所有人一走出家門就有捷運,需要仰賴機車的通勤族或學生需求仍然存在,如果缺乏這些配套,那收費僅是造成民眾困擾。
在今年初,我也提出書面質詢,認為公有停車場是本市公有財產,除了提供市民停車外,尚應要具有政策手段之積極意義,如於交通較為壅塞、鄰近捷運站之地區,不反對適度提高停車收費,以鼓勵市民使用大眾運輸及共享運具;但應該提高汽車路邊停車費鼓勵汽車使用路外停車場,以騰出空間增設機車停車格等,減少機車停車格供不應求的狀態,但仍未獲積極回應。
#在時序上,如果要促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在收費規劃中應該是要把車逼到大眾運輸系統周邊。如針對商業區巷弄等地先收費、捷運站周遭擴大機車停車格並免費,讓上班族改搭捷運公車。但臺北市看起來並未思考如何把車趕到大眾運輸系統周圍,在規劃上以最熱門的地方開始收費,並未能真正達成其「宣稱」的政策目標,感覺就只是為了賺錢收費而已。
#而細緻的引導政策上,更是交通局未竟之業。在去年交通委員會上,我就曾經質疑有些民眾騎機車去捷運站就是為了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但是卻還要收費;且目前規劃的收費區域已經很難找停車位,還要花錢去停車,反而降低他們去搭乘捷運的意願,不如直接騎機車。另外,地方居民有些可能家裡也是住在捷運站附近,造成在家附近停車也要收費,其實也不太公平。
若單純僅是要去捷運站周邊停車而不搭捷運的人,似乎才是首要收費的對象。但如何透過收費政策區分這些使用者?是交通局沒有回答的問題。如果汽車可以夜間時段不收費,那為何機車不能比照?這樣更能對通勤族或附近居民造成更友善的誘因。
雖然停管處稱會調查各捷運站周遭居民停車需求、及熱門站點的上班學停車需求,提供更進一步和細緻化的引導政策,但仍無下文,原本的收費計畫就這樣持續無差別推行,根本看不出引導的誘因和推力何在。
我雖然贊成將停車格收費等增加私人運具的外部成本、使民眾轉往大眾運輸系統,但如何將政策做對、而不是無差別的盲目收費。除了造成民眾困擾外,也無法改變使用者習慣,交通局應該要積極做出改善。不然機車收費政策,就僅是讓北市賺取更多規費,但對於民眾的停車品質、北市的大眾運輸目標,都沒有實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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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1920年代為開端,回顧並反思東亞各國的生育思潮和政策。
▌節育思潮登陸中國
1922年,美國著名節育運動者Margaret Sanger訪問中國,並舉行了公開演講,她在演講中,闡述了「節育」的概念,大力宣傳使用科學方法避孕的節育,並進而論述了生育節制的意義、節育的概況及不同的生育觀。
Sanger主張「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因此反對傳統以墮胎、殺嬰的方式限制人口,也不贊同馬爾薩斯以禁慾、晚婚來節育的主張,而應以使用保險套、子宮帽等物品阻隔精子流動的機械法來進行避孕。
除了對於婦女解放的關懷外,她也認為節育不只能幫國家控制人口的數量,也有助於提升國民的質。
▌撼動知識分子的演講
Sanger的演講不僅帶動了後續諸多機構正式在中國推行節育,更引發知識界一系列對於人口和節育問題的重視,掀起了一波婦女解放狂潮。包含《婦女雜誌》在內的諸多雜誌甚至為此發行了〈產兒制限專號〉,讓節育觀念的討論正式躍上公眾視野。
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踴躍地參與這場節育運動?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教授分析,節育這個來自西方,打著科學旗幟,又以婦女解放、社會改造做號召的運動,正迎合了亟欲追求現代化的五四知識分子們棄舊迎新的心理需求。
▌支持or反對?
節育學說在中國開始提倡後,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因為推動節育觸動了傳統習俗中的兩大禁忌,一是公開談「性」事,一是「絕子絕孫」、「無後為大」的忌諱。
圍繞著節育展開的討論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舊觀念衝突,生育和婚姻的觀念衝突更是核心之爭。
支持節育者的主要論點包含:節育控制人口能使國家興盛、有利於婦女解放等等;反對者則多從傳統有後主義的思維出發,認為節育和傳統生育觀念不符、會造成性氾濫及違反天地好生之德,也不乏有論者抱持富國強兵的國族思維,主張「產兒限制是民族自殺」,將削弱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因此反對推行節育。
▌節育與婦女解放的糾葛
到了1930年代,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節育觀念的傳播。但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在Sanger的觀點中,避孕理應是保障女性權益及達成婦女解放的手段,本應被視為「權利」的工具,卻在政府的介入下,這項權利彷彿轉變為義務。
家庭間的私事被公共化,變相再度成為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再度交出了自己對於生育的掌握權,只不過不是交給夫家,而是交給國家。
這樣的糾葛在二戰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戰後的東亞諸國。
▌東亞的人口控制政策
到二戰為止,人口一直被視為是國力的象徵,節育也從未正式成為國家政策。但在1950年代後,人口爆炸之聲響起,經濟發展掛帥下,人口的迅速增長被認為是制約國家進步,走向現代化的瓶頸。
此外,美國觀察接受美援的盟國,發現美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被近乎失控的人口成長所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積極施壓被援助國推動節育計畫。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日、韓等東亞各國紛紛展開全國性的家庭計畫,以人口壓力及經濟發展考量壓倒「母性自主」之說,由國家與醫療高度介入節育行為,帶來急速的人口轉型。
▌臺灣的家庭計畫
臺灣的人口問題自1950年代開始浮現,人口增加太快、密度又太高,在這樣龐大的人口壓力與經濟發展對抗下,節育論戰再度爆發。
政府先於1965年首度認可了節制生育概念,並成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正式以官方機構推行避孕方法,並在美國的壓力下,以「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協助超過60萬名婦女採用子宮內避孕器進行節育。
1969年,政府正式制定人口政策,讓1970至80年代成為政府介入節育最甚的時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下,人口增殖數大幅下降,到了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
▌少子化與助孕科技公費補助
然而到了近年,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原先積極控制人口的東亞各國面臨生育率過低的窘境,尤其臺韓兩國更是長年盤據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位置,並持續探底。
國家這時又得轉變為積極鼓勵生育的角色,並將目光注視到體外受精(IVF)等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上,吳嘉苓的跨國研究團隊就發現,少子化成為臺日韓三國施行公費補助助孕科技的重要推力,三國也分別於2015、2004、2006年推出相關的國家政策。
這固然是對於許多難孕家庭的福音,但女性主義者也警覺當國家介入助孕補助,尤其是結合促進生育政策後,可能造成的強迫性母職現象。
▌結語
綜觀百年來東亞的人口政策發展,不難發現生育控制的決策權從來不屬於女性與個人,而是牢牢掌握在男性、家庭、族群或國家的手上。
早年,節制生育對女性而言,本屬犯罪行為,其後在節育運動的倡導下以解放女權的號召推展,但結果是使權利在國家的介入下變成了義務,之後更在與經濟和少子化的掛鉤下,成為東亞國家生命政治的介入對象。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視出生率過低的現象和國家鼓勵生育的不得已,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視角,並期待有朝一日,生育與否的決策權能真正掌握在當事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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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會談啓動疫苗外交 中方:別搞小圈子】
▫️報導全文: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3122021091919.html
▪️美國牽頭 四國聯手啓動疫苗計劃
美東時間3月12日一早,在美國總統拜登的召集下,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以視訊方式舉行 「 #四方會談」(又稱「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領導人峰會。
「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至關重要。美國致力於與您、我們的合作夥伴以及我們在該地區的所有盟國合作,以實現區域的穩定,這(Quad)是一個尤其重要的團體。」在白宮國宴廳內,拜登率領高階國安團隊一字排開,坐在三台分別投射著日、澳、印首腦的電視螢幕前,表達美國對於參與印太合作的決心。這是拜登上任以來首次主持的多邊峰會。
美方與會者包含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國安會南亞事務資深主任古哈(Sumona Guha)及白宮新冠疫情協調官齊恩茨(Jeff Zients)。
「四位領導人確實討論了 #中國 帶來的挑戰,大家明確表示對中國沒有任何幻想。但今天的主題不在中國,而是緊迫的全球危機:氣候和新冠疫情。」 沙利文在會後記者會上表示。
雖然白宮一直努力淡化中國議題在「四方會談」的重要性,但此次會談的議程與主要成果,似乎都與中國緊密相關。
被描述為「歷史性成果」的是四國宣佈啓動一項關於新冠疫苗的計劃,由美國提供關鍵技術、日本負責組建融資工具、印度製造、澳大利亞負責運送計劃,以大幅提高疫苗產能,目標在2022年前達到10億劑,解決印太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疫苗短缺的問題。
四國還宣佈成立氣候工作組,以及關鍵和新興技術工作組,後者將著重為關鍵的5G及人工智能技術設定共同標準、共同應對網路威脅,以及關鍵技術供應鏈問題。沙利文說,會上討論了 #晶片 短缺及本月初發生的微軟電郵受到網絡攻擊事件。
目前許多證據表明黑客是由中國政府支持的,但北京否認指控。沙利文說,美國將在徹底調查後公佈結果。
▪️中國外交部:別搞排他「小圈子」
「四方會談的終極目的是防止中國人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區,因為這將意味著該地區自由秩序的消亡。」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主任拉維娜·李(Lavina Lee)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四方會談的議程表明,由四國領軍,旨在共同加強東南亞、南亞和太平洋地區小國的能力,以保持其不受中國影響,並降低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外交依賴。「Quad版本的 #疫苗外交、以及其他關於確保關鍵原料供應鏈的政策協調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國外交部在今年二月表示,正努力向60多個國家提供疫苗。美聯社則今年三月初的統計發現,北京已承諾向至少45個國家提供約5億劑疫苗,其中25國已經開打。一些分析將中國的「疫苗外交」解讀為在控制疫情失敗導致全球大流行後,中國洗刷面子、擴大影響力的手段。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美澳印日「四方會談」高峰會時說,「我們希望有關國家秉持開放、包容、共贏理念,不要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多做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的事。」
▪️中國戰狼外交使「四方會談」復活
「四方會談」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南亞海嘯後,各國有意共同建立一個應對危機的溝通平台,直到2007年由美國、日本、澳洲及印度正式組建而成。雖然有「亞洲小北約」的稱號,但這個非正式的戰略論壇並沒有如北約對成員國的約束機制。2008年,印度以不會參與任何針對中國的活動為由,淡出「四方會談」,時任澳洲總理陸克文也擔心得罪中國而退出對話。
不過,2017年四國領導人在馬尼拉參加東盟峰會期間,決定重新恢復「四方會談」。
根據今年1月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川普政府有意將美、印、日、澳「四方會談」 創建成為印太戰略的主要樞紐(principal hubs)。2020年底,四方首次共同參與馬拉巴爾(Malabar)聯合軍演。
除了美方的積極推動,另一股推力是四國在中國議題上有了共同利益。
「(Quad)一度都要消亡了,它的復活取決於中國在區域更加激進的作為,給四國重新有興趣合作的理由。」 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告訴本台。「我們必須為澳大利亞人在面對中國禁止進口澳洲葡萄酒、牛肉等恐嚇行為時,展現的堅定意志給予鼓勵。」
「中印邊境對抗的升級是造成Quad重生的部分原因。」 研究南亞問題的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學者傑夫·史密斯(Jeff Smith)則分析,向來奉行「不結盟」政策的新德里意識到,過去與北京努力建立的關係,並未讓中國在邊界爭端中有所節制。
▪️印太外交周
「四方會談」後,美國將展開忙碌的「印太外交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將在3月15日至18日先後赴東京與首爾,與日韓外交部長、國防部長進行2加2對談。這是拜登政府上任後高級官員的首次海外出訪。
奧斯汀接著出訪印度,布林肯與國安顧問沙利文則將在3月18日、19日與中國外長王毅、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阿拉斯加進行會晤。
一位白宮資深官員11日在背景說明記者會上強調,「在我們與中國進行直接外交接觸之前,與我們的盟友進行磋商非常重要。」
沙利文在12日說,首場與中國高層的對話是要與中方明確溝通,「我不會期待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是主要話題,我們要努力清楚地與中國政府講清楚美國在戰略層面上進行的努力、我們的基本利益與價值觀,我們關心的 #香港,#新疆,#台灣海峽,以及 我們今天從合作夥伴國聽到的問題,包含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威脅,對尖閣諸島的騷擾,對印度邊界的侵略。」
曾在小布什總統任內擔任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的車維德(Victor Cha)對於拜登政府的外交部局排序表示肯定。
「讓我們回想一下,川普執政末期,當時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我們與盟友就國防分擔爭論不休,我們未能加入該區域兩個重要的貿易協議RCEP、CPTPP,同時中國正在利用經濟力量在霸凌其他國家。」他說, 「接下來一周,我們會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
▫️報導全文: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3122021091919.html
▫️四方會談共同聲明: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
▫️四方會談成果清單: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fact-sheet-quad-sum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