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就只會給個標準，然後呢？ 】

今天分享一個在外商公司上班的生存技巧，「如何跟AHQ創造雙贏」。

所謂AHQ ，就是亞太區總部的英文（Asia Head Quarter）縮寫，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外商希望在國際市場能有組織有紀律地管控各單一市場的品牌形象，它辦公室通常在亞洲設立在香港或新加坡，反正不會設在台灣，目前即使中國很大，外商AHQ也很少設在上海。

而跟一群中文都講不好、很少來市場深入了解的AHQ同事相處，真的有很大的學問，我分享實戰經驗如下：

首先，最怕AHQ有很固執的人，合作起來特痛苦，尤其若在業績很爛的時候，你會發現對方不知道是不是怕麻煩，常有各種理由不給我們自由度去做任何本土化的東西，這時候我總是聽到自己團隊同事非常委屈，例如他們會無奈地說：

「AHQ就只會給個標準，然後呢？」

經年類月的據理力爭、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後，我整理出三大關鍵：

1）用數字捍衛自己的立場：
國外總部給的所有行銷、資源，大的從品牌廣告大片，小至一張店鋪海報，若很不接地氣（客人根本看不懂）必須用數字據理力爭，告訴AHQ這些東西沒有用，會浪費錢，幫不了業績。

2）給足夠的時間取得共識：
提早溝通自己的需要，清楚且具體舉例怎樣的產品照片、怎樣的店鋪陳列...才會有效果，讓對方有足夠的時間去消化，給對方有做決定的時間。

3）成功時低調一點，將功勞歸給AHQ：
這個我不用多說，就是不要忘記常常謝謝他們，臉甜、嘴甜、心甜，業績好也要低調一點，所有成果讓他們去報告。

這樣說明，希望有用！

（照片說明：這位我身旁的大高個澳洲人是以前AHQ 負責產品及市場行銷的頭兒，我們聯手打造了轟動武林的「真是踢不爛」、「踢不爛要用一輩子去完成」的100%本土化廣告，作品好到讓國外總部老美完全沒話說，證明，好的AHQ同事，真的會讓你上天堂！）

明周專欄：不是我作出來的

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在一八三五年出版的《高老頭》，作出了一段堪稱經典的宣言。在對小說場景（巴黎的一間由伏蓋夫人經營的廉價公寓）略作簡介之後（往後會有更詳盡的描寫），作者突然跑到台前，向安坐家中、豐衣足食的讀者說，他們可能會認為作者誇張失實、天馬行空，但他鄭重地提醒讀者，他所寫的既非虛構（fiction），也非奇情故事（romance）。巴爾扎克在原文裏用了三個英文字去加強效果：”All is true”─真實得讓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家庭，或者在自己的內心，發現這個悲劇的某些元素。

十九世紀是歐洲寫實主義的黃金時代，巴爾扎克以近一百部作品所組成的《人間喜劇》，毫無置疑是其中的最巨大碑石（或碑林）。作家在小說開頭作這樣的宣稱，不是因為心虛，而是因為高度的自信。在當時，除了小說，還有什麼藝術形式能把近半世紀的法國社會，從鄉間到城市，從下層到貴族，巨細無遺地包羅其中，栩栩如真地再現？那是一個對文字的「真實」懷着無比的信任的時代。

當然，這個時代必然會過去。隨着攝影技術的發明和發展，記錄和再現真實的工作由文字交到影像手上。作家不能再自稱可以描繪外在世界的真實，那便唯有轉向內在（心理、意識）世界的真實。於是便出現了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但說穿了，現代主義很可能只是另一種更極端的寫實主義。只要看看喬伊斯如何在《尤利西斯》裏嘗試重現幾個人物在都柏林一天的生活（內在和外在）便知道。要去到二十世紀下半，所謂後現代主義出現之後，任何形式的現實和試圖捕捉它的寫實，才被質疑和推翻。這也是科技上的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出台的時代。理論上甚至提出了所謂的「超真實性」（hyperreality），也即是「比真實更真實」（more real than real）的玄虛說法。

不過，人對真實的追求和堅持，並不會這樣就失守的。我們對「真實」有根深柢固的需要，文學尤其如是。近年在歐美興起了關於”autofiction”的熱議。這個詞首先由法國作家Serge Doubrosky在一九七七年發明，用來形容他自己的小說Fils。（有說其實是他的書的封底宣傳語。）究竟autofiction跟傳統的autobiographical fiction有什麼不同，似乎還未有定論。近年這個名詞進入了英語文壇，用來歸納一批把作者的生活經驗直接地寫進小說裏去的作品。當中最有名氣，作品也最具震撼性的，是挪威作家Karl Ove Knausgård。

Karl Ove Knausgård的巨著Min Kamp（挪威文，英譯My Struggle），指涉希特勒的Mein Kampf（《我的奮鬥》），但寫的卻是作者本人從童年成長到成年生活的種種日常事情。他不但把自己的一切毫不掩藏地寫出來，還把他身邊的親人和朋友的隱私都披露無遺，導致父親的家族向他提出誹謗訴訟，妻子亦精神崩潰入院。但Knausgård像着了魔一樣，明知會對身邊人造成災難，卻一往無前地繼續寫下去。結果是寫出了六大冊共三千六百頁的個人生命史，相信比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還要厚。奇就奇在這套書竟然熱賣起來，單單在挪威國內已賣出五十多萬冊，並且譯成二十二國語言。英語版的最後一部，今年終於面世。我在書店見過，拿起來令人手震。我自己的長篇小說立即相形見絀。除了敬而遠之，別無選擇。

最近英國《衛報》有篇文章，題目叫”Drawn from Life: Why have novelists stopped making things up?”，討論的就是這個autofiction的熱潮。有人認為這是對後現代主義的反彈，但也可以理解為對傳統以說故事為重心的小說的不滿。然而，連說故事的高手、前輩級人馬Margaret Atwood，在網上大師寫作班的宣傳片中也強調，The Handmaid’s Tale雖然是speculative fiction，但在書中發生的所有可怕事情，都不是憑空想像的，而肯定曾經在某時某地某處境中發生過—”I didn’t make them up.”在接近兩個世紀之後，小說家們又回到巴爾扎克的宣言—我冇老作，所有都是真的！

談到新近的autofiction，另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名字是英國的Rachel Cusk。她的三部曲Outline、Transit和Kudos，雖然以Faye作為女主角兼叙述者的名字，但經驗和作者本人非常接近。Faye是一個小說家，已離婚，作為單親媽媽帶着兩個兒子。（現實中的Cusk已再婚，生的是兩個女兒。）三本中我看過Transit，與Knausgård的「大石砸死蟹」相反，走的是「輕騎突擊」的路線。書不長，行文簡潔精準，觀察極細，很能把握人物和處境的要點，把庸常的生活情景寫出了吸引力。

故事很簡單，幾乎是沒有故事（據Cusk自己說，是個plotless plot）。女作家帶着一對兒子從鄉間搬回倫敦，在中心地段買了間殘破的舊房子。小說從房子的裝修工程開始，之後的章節環繞着主角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物（前男友、鄰居、裝修店東主、裝修工人、舊女性好友、新結交的男子、寫作班學生、表弟等），漫無目的地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閒談。當中「作者／叙述者」通常較被動，處於聆聽者的角色，而對手則滔滔不絕地談自己的故事。最有趣的一幕，是女作家去參加一個文學節，同場還有另外兩個當紅男作家，都是因為作品有自傳色彩而被編成一組。兩個男作家的演說都維妙維肖，其中一個的形象，居然就是活脫脫的Knausgård大兄的寫照！如此的autofiction，真是鏡中鏡的反映，真到極時，竟有點虛幻和滑稽。

單憑閱讀觸覺，Transit裏肯定有許多改頭換面的地方，並不是單純的如實記錄，但作者真實經驗的痕迹還是十分明顯的。其實autofiction跟autobiographical fiction有沒有分別呢？我真的說不清。也許，前者只是個比較順口的縮寫版，或者評論家們興風作浪的新名堂罷了。

(((大推)))
當鞋不只是物件，而是符號表徵時
使用什麼"符號"出現在什麼"場合"就極其重要了!

#符號社會心裡學

美國第一夫人梅蘭妮川普踩著一雙細跟高跟鞋登機前往德州勘風災，因此登上各大新聞版面的話題，相信不少朋友已經被台灣媒體八卦式報導洗了不少回（還是根本沒人關心，大家都在關注世大運？）

剛好讀到美國《紐約時報》時尚評論作家Vanessa Friedman撰寫的專文，覺得很有意思，所以大致翻譯了一下，分享給對身體裝飾語言、符號、以及政治感興趣的朋友：

「如果鞋子不再只是一雙鞋子？

如果是一雙非常高、超細跟的高跟鞋，由美國第一夫人前往視察天災時穿著。這雙鞋將被許多人視為川普政府不知人間煙火的象徵；另一項總統與他的家人持續自我定義所謂「合宜」的例證；以及政黨之間相互對罵的藉口。

顯然，週二早晨，當川普總統與他的夫人離開白宮前往德州聽取哈維颶風的災害簡報時，川普夫人以一身黑色打摺長褲、黑色墨鏡、橄欖綠運動夾克—以及她的高跟鞋，如今已成為她註冊商標，現身於草坪。不過，這雙鞋與她所擁有的其他鞋款幾乎相同，換言之，遠在加入丈夫的競選活動之前，她就開始穿著此鞋型。

但是飛機著陸後，川普夫人的裝束顯然更接地氣，她換上白色運動鞋與恬適的白襯衫，並梳起馬尾戴上一頂繡著「FLOTUS（First Lady of the U.S.的縮寫）」的黑色棒球帽，然而在她搭機期間，拜社群媒體之賜，原本那雙鞋早已從單純的高跟鞋變成萬眾撻伐的目標。

Stephanie Grisham，川普夫人的公關總監針對各界批判寄來了以下聲明：「很遺憾當我們正面對德州所發生的天然災害時，人們更擔心她的鞋子。」

某方面而言，這是非常客觀的回應。有人的確對那些批評聲浪發表了激烈的反擊，例如：Chelsea Hanlder，因為在推特批評了川普夫人的鞋子而飽受留言攻擊。

更別提那些對她的運動鞋讚譽有加的政客們。

可若無視這些關於高跟鞋的紛紛議論，或顯示選民分裂的例證，將是忽視目前正環繞於總統周邊的各種議題—故意視而不見群眾已經因為他在重大場合無法預測的行為而變得敏感，並且否定描述細節帶來的掌聲、非難、或造成誤解的力度。

服裝的表徵是精確的，而服飾可迅速被群眾解讀、令它們更細緻入微、繁複地傳遞情緒與議題。

畢竟，川普夫人的高跟鞋—它們是Manolo Blahniks經典款—散發出一種強烈的陳腐女性氣質：過度裝飾、不切實際、昂貴、權貴（都是詞彙經常用於形容「川普」這個品牌）

它們亦是第一夫人帶進華盛頓的部份印象—她能自然得宜並無礙地踩著類似鞋款，令其他穿著更舒適鞋履的女性不自覺地因想像中的疼痛緊縮腳趾，並為她描繪了初始刻板形象—而且不排除她們重新詮釋了她的換裝理由，無論好壞。因為首度的女性們通常更偏好看似明智的平底鞋、勝過搖搖欲墜的漆皮細高跟鞋。

川普夫人很顯然是理解這一點的，也因此在抵達德州時換上更合宜的戲服（我故意使用該詞）問題在於，作為第一夫人，在如此處處暗藏玄機的環境，並沒有所謂的下戲。就算是登機也被視為極端正式的時刻，以至於所有的細節都都將被描繪或解讀、視為有意識的涵義。

川普夫人相當清楚這些特殊情況、且接受這些緊急狀態是她的工作；否則將如何解釋在總統首次海外參訪時，她選擇Dolce & Gabbana黑色蕾絲洋裝覲見教宗，或在訪問巴黎時，選擇在法國國慶日穿著Dior經典紅色套裝，又或者是日本首相安倍先生參訪馬拉阿拉哥莊時，她為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導覽森上博物館與扶桑花園時穿的平底涼鞋（雖然是在佛羅里達……）

這雙高跟鞋最尖銳的問題在於，這種主導式的解讀需要盡可能在任何公開場合體現一致（也就是說，當你身處於白宮，所有場合都是公眾場合）

於川普夫人的職業，與她丈夫相同，細節更勝於一切，就算只是雙鞋。提前準備，僅此而已。」

*紐約時報本身其實有繁中版翻譯，但個人不是很喜歡那個版本，所以還是自己翻了一次。可能不是特別好，不過盡量貼近原文。

*台灣的政治人物，除了幾位新生代立委或議員開始注意服飾的政治語言之外，幾乎少有人在乎，就連媒體也不太關注（競選與公關團隊好像完全遺忘這檔事）甚至有點與世隔絕，這也是個人一直覺得很有趣、很弔詭、很神秘之處。

*有些人可能會提馬英九的造型、蔡英文的髮型、陳水扁的西裝、就職大典的儀隊……但這些其實僅止於傳統的政治人物「形象」並沒有深入探究其中的服飾語言。別忘了，無論是米雪兒歐巴馬或彭麗媛，他們出席每一個場合行銷的不只是自己和國家、甚至還有國內產業發展、政治態度、人際關係等，並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說，穿衣服，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