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如何檢視自己，是不是個巨嬰？

所謂巨嬰是一個生理成熟但心理還停留在嬰兒階段的狀態，也許我們都不認為自己是，因為巨嬰聽起來像是貶義，但先別急著歸類或做結論，拿掉巨嬰貶義的標籤，我們會發現有巨嬰傾向其實是早年某些需求沒有被適切地滿足，而呈現的狀態。

先來看看一般會發生的對話如下：

「如果你愛我，你就會送我上下班；如果你擔心我的安危，你就應該來接我。」

「如果你在乎我，只要我想見你，你就應該排除萬難，以我為重。」

「如果你愛我，即使我的要求不合理，你也應該包容我、體諒我、不會對我厭煩或不耐。」

「如果你有心，我不用說，你就會懂。」

以上這些對話不見得都會顯性地被表達出來，有時候是隱性地在傳遞，嘴上雖不說，但心裡是這麼在衡量的。

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一段關係裡，有一個人的需求沒有被滿足，而需要另一個人來滿足。那麼為什麼會是巨嬰呢？一個人的需求需要另一個人來滿足，基本上在關係裡很常發生，但若是失衡的狀態就是，你非得滿足我不可，不然就是不夠在乎或不愛的話，那麼這段關係裡只剩一個人，一個嬰兒。

嬰兒需要全天候被母親給照料，不需言說，但任何一個舉動母親都會知道寶寶怎麼了，寶寶要什麼，而盡心地去滿足寶寶的需求。母親在這時是全心貫注的，完全為了寶寶而存在，因為沒有了母親，寶寶就會面離生死存亡。若是一個人長大了，但心理年齡還停留在嬰兒階段，那麼在關係裡就容易尋找一位母親，無時無刻地滿足他。這個人無法成熟地瞭解我的感受重要，另一個人的感受也重要；我受傷，另一個人的傷可能也不淺；對我來說是受損益的，但對另一人來說可能也沒獲利；我會煩會累，另一個人也可能如此。總之，關係裡不是只有「我」，還有「你」。

這母嬰分化期，以心理年齡發展來看，大約在占星學裡的金牛期2-4歲，是一個開始了解自己與他人為不同個體的階段，也是每個人成長過程裡會經歷的。什麼樣的孩子容易在這個階段分化不完全呢？當年的需求未被滿足，早期的依戀關係不穩定，就容易形成巨嬰在關係裡索討當初沒有被滿足的部分。

比如一個在高壓權威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因為主體性地被剝奪，以致於他的想法、情感、感受與行動，都是受限制的，只能等待他人的允許及回應，那麼在強權底下，就會是無能及虛弱的。到了親密關係中就會反映出早年被對待的方式，有可能是繼續延續幼年熟悉的狀況，找到另一個強權依附，繼續扮演柔弱依賴的受害者；另一個就是自己因為兒時受限，而反過來自己成為強權，以當初被對待的方式去對待他人。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因為複製了幼年狀態，只有一人能決定另一人的思想、感受、情緒及行為，成為一個失去主體性的附屬品。

再比如是受百般呵護長大的小公主或小王子，那麼在成長過程中因為無時無刻不被滿足，以致於建立了一個信念制約：只要我有所需求，你就應該要滿足我。因此這樣的人在關係中還是當年那個嬰孩，需要被滿足，但很難去意識到及尊重另一個人的主體性，會認為這世界是以「我」為中心的，你的想法、感受、情緒或行為都不重要，你只要配合我就對了。

當然還有可能兒時沒當夠小孩，在孩童時期需要成熟到當父母的父母，以致於嬰童時期需要被照顧、呵護、疼愛的一切都被忽視。這樣的人進入關係後，就會在潛意識驅動力地推動下，無意識地在向伴侶或孩子討要當年沒有得到的一切。當然也有可能因為如此而成為上述第一種的權威高壓者。

檢視自己在關係裡與人對應的狀態，是了解自己的方式之一，看看自己是否因為早期依戀關係的不穩定，內在有某種需求未被滿足，而在關係中討要，成為一枚巨嬰而不自知。要不然那些無法被自己看見的受傷與脆弱，會轉換成因挫折而防衛的憤怒。

我要的是什麼？
我又該如何幫助自己面對無法得到？

是我覺得探索自己很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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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小劇場　第59場　關於N號房事件的四道問答題】　
　　
（原題：【探究N號房心理，宣示主宰的性暴力】，刊於FUNDAY 數位英語達人誌 5.6月號 / 2020 第14期）
　　
感謝 Funday數位英語邀約訪談，聚焦粉專先前較少觸及的性暴力議題，本文原以四題問答形式進行電話訪談，再由中文編輯林映妤小姐悉心整合內文。在此將內文還原為問答形式，重新架構應答內容，並進行細節補遺與延伸。
　　
Q1：在國際婦女節的3月，南韓「N號房」事件將長久以來瀰漫於社會的仇女風氣一次爆開，敵視批鬥更越演越烈，全球性暴力事件加劇，無論是好萊塢MeToo事件、墨西哥殺女案件，到了近期的南韓N號房，在「性」方面的暴力和一般的肢體、語言暴力是否存在不同的心理狀態呢？
　　
A1：上述幾項暴力案件的成因與目的雖不盡相同，但究其核心，或許都和「宣洩」有關。暴力一向是宣洩最直接的通道，無論是語言暴力（網路攻訐、職場霸凌）或肢體暴力（家暴、恐怖情人），這些暴力背後，宣示的都是某種宰制力。
　　
然而，看似強悍的宰制心態，有些是為了征服，有些卻是源自「軟弱」。
　　
與性暴力犯罪相關的案主，我曾接觸過三位，其中兩位係由法院派案的司法鑑定案主（鑑定是否因精神症狀導致性侵意圖），第三位則是由法官指派，強制進行心理治療（案主對數名陌生女性潑精，此次療程為緩刑條件之一）。
　　
上述三人都有個共同特徵，就是「社交關係挫敗」。他們的社經地位都符合一般水平，不缺錢，缺的是人際互動的能力。以第三位案主為例，金融新貴一名，若以年收定義人生，此君就是人生勝利組。學霸出身，職涯暢行，可惜敗在人際模式僵化（自認外在條件不佳，慣以金錢打點人際），對兩性關係毫無安全感（渴望女性，但又認為女性與之交往是覬覦其身家），因此無法維持長久關係，異性亦對其敬而遠之，最後只得憤而向陌生女性潑精，以宣示其主宰力。
　　
由此可見，某些犯案動機不一定與慾望有所連結，反倒像是一種證明，證明「我也能主宰一段關係」，進而導致性犯罪
　　　
Q2：恃強凌弱，是否舉世皆然？從小到大我們都可能歷經霸凌或被霸凌，欺負弱小是人的本性嗎？
　　　　
A2：但凡與人性有關的行為，通常都是舉世皆然，畢竟人性能跨越國界。然而善惡本性各異，因此與其說霸凌是本性，倒不如說是一連串人性運作下的結果。
　　
若要成立一場霸凌，通常有三個條件（詳細內容可參考粉專第17場），包括：體制允許、偏見效應，以及從眾行為（Conformity）。
　　
於是，當我們回想起某次參與霸凌的經驗時，或許會發現，當整個環境背後的勢力給予充分授權後，通過偏見效應，我們會在某個可憐蟲的胸口畫上靶心。遺憾的是，你不想扯團體後腿，只好拿起箭矢，跟著大家有志一同地拉滿了弓，對準靶心，而眼前的傢伙只能等著變刺蝟。
　　
而你唯一的期望，就是期望這件事永遠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世界上總有個替死鬼。
　　
除了上述三個條件，霸凌者的早期教養因素，亦可能助長霸凌行為，包括：反社會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學習模仿，以及創傷傳承。
　　
反社會人格的前身是「品行疾患」（Conduct disorder，現更名「行為規範障礙症」），是指在青少年患者反覆出現冒犯他人基本權利，以及違反社會常規等行為。
　　
學習模仿，指的是當孩子長期身處在家暴的環境後，暴力對他們而言，不再是襲擊肉身的惡行，而是問題解決的方法。因為他老爸已經用拳頭證明，這一套在家行得通，於是他會帶著這套方法面對世界。
　　
創傷傳承，則是受虐創傷所帶來的後遺症。飽受家暴的孩子，日後可能會對弱者加諸暴力，用意是抵抗早期的受虐回憶，藉以擺脫受虐身分。
　　
在南韓N號房的案例中，即便先排除早期教養因素，至少還有「體制允許」和「從眾行為」這兩個因素決定了霸凌。
　　
負責施虐的的工作人員，是經過體制與主理人授權，也就是在遊戲規則的允許下，從是性剝削活動。由於這份工作並非受迫進行，意義上已非單純聽命行事的執行者，而是受雇為活生生的幫兇。
　　
此外，N號房有條入會規定，就是「必須經過其他聊天室的稽核，若不上傳自己擁有的色情影片，或不參與語言性騷擾，即會被移出群組」，而這條規定明顯地助長了從眾行為。一旦從眾行為增加，刺激收益，霸凌事件便無從斷絕。
　　　　　
Q3：N號房的主嫌們與付費觀看的人，對於影片中凌虐未成年少女畫面絲毫沒有同理之心，被稱作變態的他們是什麼心理呢？他們從這些暴力行為中可以獲得什麼？
　　
A3：我想，「獵奇」是整件事的出發點。
　　
只看一次，或許是基於口耳相傳的好奇，而後止步於此，但若持續觀看，就等於參與了「物化」的過程。因為買家會認定『付費即是商品』，而將片中的女性與人類的連結切斷，去除溫度，標定價碼。即便買家出現道德拉鋸，也可能會因為大腦產生了「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意思是當信念出現矛盾時，為了讓自己舒服點，我們通常會找些理由，來告訴自己沒有錯），而告訴自己「錢都砸了，絕對不會白花，這東西買下去一定值得」。
　　
一旦走到這一步，再不堪的畫面，都只是銀貨兩訖的立據。
　　
不幸的是，這就是網路犯罪的特點之一，隔著螢幕，通常會削弱我們對整起事件的罪惡感或不適感。也就是說，同樣一群人，如果把他們拉到現場直視整個過程，感官經過衝擊，或許依舊有人買帳，但人數可能不會像現在一樣。

另外，如同第一題所述，觀看是為了尋求刺激與獲得宰制的快感，因為自己「平時做不到」，便會藉由觀賞得到滿足，這和一般觀賞情色片的心態相若。然而情色片畢竟是安排好的劇碼，相形之下，N號房更強調「真實性」與「痛苦感」。情節不按腳本，扭曲級數倍升，對於會員而言，這是一種生活的刺，觀看這種痛苦感帶來的不會是憐憫，而是刺激，連結的是生理反應（Reaction），而非心理反思（Reflection）。
　　
在這種時刻，人與動物無異。
　　　　　　
Q4：南韓被公認性別意識相當低落，其實台灣也有不少「仇女」風氣，在許多人提倡女權的同時，卻又造成更多人對女權的反感，這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呢？
　　
A4：台灣是否有不少仇女風氣，實在不好說，畢竟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在臨床領域也較少遇到此類型的案主。
　　
但身為PTT的資深鄉民，「女權自助餐」是比較能囊括上述爭論的一個名詞。這個詞原始出處來自美國脫口秀藝人Bill Burr，但實際上他在表演時也沒講出這五個字，而是用自助餐（Buffet）一詞來形容某些女性「只利用女權論夾走某些好處，卻留下該論述帶來的義務」。
　　
因此，所謂仇女心態，可能源自於某些男性認為「女性爭女權，卻不願意承擔生活義務，進而兩邊通吃」的行為。
　　
當然，這套說法是有欠公允的，而網路上的爭論更像是一場盲打。
　　
因為我們有時會忘記，即便同為女性，她們的立場卻不一定相同。有人行事獨立，有人慣於依附，有人會為自己的權利登高一呼，有人卻礙於傳統逆來順受。有人爭，有人不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然而在討伐女權運動的過程中，她們卻被同化，被視為同一種立場的人，因此時而會出現拿A的立場去討伐B的情形。
　　
換句話說，拿女權論述，去討伐原本就慣於依附的族群，才是讓攻防完全錯位的主因。
　　
坦白說，這個議題很容易失焦（也很容易掉粉，根本挖坑嘛，嗚 ~~），立場再怎麼中肯都會被挑刺，因此與其以兩性作為分野，不如以「人」的角度重新詮釋整個運動，而是『人權平等』，爭的既是女權，更是人權。
　　
因此，無論我們想爭取的是晉升員額、階級意識、同工同酬，甚至是在好萊塢電影掛頭牌的機會，都是身為一個人的平等權利。從這個觀點開展，不期待能弭平紛爭，畢竟立場各據一方，但求能降低討論的傾斜程度，軌道水平一旦校準，整個運動的推速或許會相對穩健一些。
　　
最後我得說句實話，即便在我們家，也做不到兩權平等，因為，
　　
　　　　　　
我對女兒真的比對兒子好一點。
　　　　　　
＃性暴力
＃霸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