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ノ排程中晝發文 #國際法法理建國 Q&A

Q243:：東奧 王齊麟&李洋羽球雙打 奪金最終的 court 1:IN ，#198664 colorate是天意！這個顏色剛好可以做成未來的國旗哈哈

A243:

#進階 #台澎小堅果社群內問答 #聖峰的回答

希望台灣人能早日擺脫這種以「只要能嗆 PRC 就爽」的心態。
198964 是發生在哪裡？是誰的事？有台澎人被殺死嗎？
殺死一堆台澎人的 ROC 政權讓台澎人成天把中國的《歷史的傷口》 198964 放在腦子裡，想到了就嗆，嗆了就爽，想到了就嗆，嗆了就爽。

我說，台灣的《歷史的傷口》呢？

在台澎建國之前，台澎人唯一該嗆的對象就是 ROC，沒有別的。

對 ROC 來說，198964 就是「自由中國」大內宣＋大外宣的天賜良機．
一方面嗆共匪沒人性殘害人權，一方面要台澎人對自己感恩戴德，因為 1987 解嚴了，你台澎人上街抗議我沒開槍射死你，記得好好感激我的寬容大度。
慘的是，台澎人也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大發作，真心覺得 ROC 真不賴，至少沒開槍屠殺掃射。

但更諷刺的是，ROC 政權在搞這種民主自由大內外宣的同時，又在 PRC 這個整天說要武力侵略台灣的中國兄弟因為 8964 失去許多西方國家投資援助的時候，讓台灣的錢大量進入 PRC 政權地區進行投資，資敵以糧。今日 PRC 政權的強大，8964 之後來自中國內戰敵人 ROC 治下洗腦成品台澎人的大量投資功不可沒。

所以，台灣人到底嗆 8964 是在嗆什麼鬼東西？

台澎人的世界，不應該繞著對 PRC 政權的仇恨轉，更不應該把自己的快樂構築在 PRC 政權的「痛苦表現」上，因為這會讓台澎人忽略掉自己最大的問題根源：ROC 政權。

為什麼台澎人看到 PRC 不爽台澎人會爽？因為 PRC 成天說要侵略併吞台澎是惡霸。
為什麼 PRC 成天說要侵略併吞台澎？因為 PRC 耍流氓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為什麼 PRC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為它主張自己繼承 ROC 成為中國代表政府。
為什麼 PRC 主張自己繼承 ROC 成為中國代表政府會是它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理由？

因為 ROC 說自己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降伏文書》，根據『台灣光復』讓台灣回歸祖國。＜－這個才是問題根源

別跟著侵略台灣的中國政權去嗆它在中國內戰的敵人。這兩個中國內戰中的死對頭在侵略併吞台灣上面可是有志一同，合作無間。

不過就是「放下二二八，莫忘南京大屠殺」的操作，
台澎人往往對８９６４比２２８更有感，前者拼命張揚，後者拼命壓抑。

不該讓台灣成為嗆 PRC 的工具。

世界各國會拿「台灣」出來嗆 PRC 的，大家仔細去觀察，其實都還是停留在「自由中國」的思維。

雖然似乎不斷強調台灣是多自由多民主，是民主政體云云。但如果認清楚ＲＯＣ政權跟台灣的關係，根本談不上是民主。

建國派必須要有的認知是：
這些人是我們選出來進去掌控中國流亡政權的人，我們自始至終都不是在選「台灣人的總統」，一時半刻都沒有。

現實很殘酷，但不面對殘酷的現實，就會繼續被殘酷的現實糟蹋。

一個長期以來的觀察，所謂「台灣獨立」的聲勢總是會在「台灣人」上台之後減弱下來，其實就是因為這種心理狀態影響下的結果。
我們會想對具有某個特質的人上台賦予某些意義，但實際上這只是純粹心理面的感受，實際上這些人仍舊受制於體制。

體制的拘束力是沒減弱的，但我們對抗體制的意志卻可能因為這些人上台而減弱。

老實說法理建國派很討厭，很殺風景、解 high。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

對本土派的政黨認知，可以看這兩篇：

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上）https://wp.me/pd1HGm-iN

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下) https://wp.me/pd1HGm-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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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可以看的資訊❣️

🙌🏻🙌🏻🙌🏻［英語繁中字］為什麼台灣在國際上無法加入WHO？原因與解決方法：https://youtu.be/lss2OdMhi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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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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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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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布羅茨基　＃巴洛克　＃賦格　＃黑馬　＃俄語　＃巴赫 #蕭宇翔

＃神父的鹽
　
每當看到有人說「台語不能叫台語，只能叫閩南話」其實還挺誇張的．
　
這其實就是早期國民黨政府禁止台語的衍伸物，只不過，現代黨國沙文把這歧視當作自然，而且做起來理所當然「好像沒有歧視的樣子」，把他當作一種真理，既然是真理，你就只能接受了，我沒有歧視你．
　
歧視而沒有自覺，想歧視卻又不想被說是歧視，於是造就了這種赤裸裸的黨國歧視．
　
郭國基在國民黨統治早期，用台語在街頭演說，被說要講國語，他怒斥「乞丐趕廟公」，現在，他們不敢逼人不能講台語，改說你台語不能叫做台語．
　
如果你不是該語言的使用者，卻要逼迫他人的語言改名，或者說，規定你的語言只能叫什麼名字，怎麼稱呼，只能用我規定你的方式稱呼，而去掉他真正而且大多數人使用的稱呼，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歧視，換作是其他族群的語言，早就被批到體無完膚，不過，對象換作是台語，好像就沒這種問題了，可以理所當然的對台語使用者進行歧視．
　
而且居然連官方的人都在犯這樣的歧視．
　
先前有人送審課本，有評審委員大言不慚的表示，要用「閩南語」不能用台語，所操還是同樣的謬誤，「台語不能代表台灣」，所以不能叫台語．
　
我說某些人的心態很奇怪，早期操著北京話打壓本土語言，現在看本土意識提升了，又轉而竄改台語，本土語言不能代表本土，簡直是笑話．
　
不然要用北京話來代表「台語」嗎？把布農語、阿美語，叫做「台語」，恐怕原住民也會排斥吧？認為是在侵奪自身語言的邊界．
　
尊重該族群的自主意識，這是很重要的，無論是哪個學理上的學究，還是中國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命名這件事，不是在逛動物園，我叫那隻動物什麼名就是什麼名，因為你的對象是人，他們聽得懂你在說什麼，他們不是你的寵物．
　
早期看過有篇文章寫自己的經驗，他說，
　　
有個男的聽見捷運站四種語言的廣播，如此說道，　
　
「『這是假族群主義．』她的男伴批評道：『何必要中台客語加英語播報，假裝族群平等？幹嘛不要只是國語就好』，並不忘補了一句，『為了選舉而民粹，這就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該文作者感嘆，「如果真要族群平等，恐怕還要加上超過十個原住民語，可能報完都過好幾站了．的確，妄想族群平等，語言平等，是不可行的．」
　
其實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把「假平等」當成「真平等」，訴諸於完全的平等，你做不到，於是就得服膺他們的「假平等」了．
　
完全的平等，是訴諸於純潔的謬誤，完全的平等的內涵，就是完全的不平等，平等的概念也就不復存在－舉例來說，因為無法放入全部的語言，所以通通只能用國語，這就是服膺於國語的霸權．
　
比如火車途經花蓮，廣播播送阿美語，怎麼只有阿美語可以代表原住民語言呢？還有賽德克語跟達悟語阿，於是，因為你沒辦法做到完全平等，就不准放上任何原住民語言，這樣看似最平等，其實就是要讓任何原住民語都不能代表原住民，原住民語也就沒有推廣存在的必要了，大家只能一起講國語，這樣子最公平．
　
台語不能稱呼為台語，也是同樣的意思，把台語這個稱謂去掉，只能稱閩南語，或者是台灣閩南語，其他語言也不會稱呼台語，因為照著他們的標準，「不是所有人的母語都是ｘｘ語」看似任何語言都能代表台灣的「假公平」下，其真正的意涵是，「沒有任何語言能代表台灣」．
　
也就是讓台灣沒有代表性罷了．
　
不只是消滅台語，更是消滅台灣的主體性．
　
照他們的邏輯，恐怕只有最多人使用的國語，可以是所有人的母語，也就變成台語了．
　
至於國語為什麼是國語呢？這個就不能深究了．
　
如果你只會國語，甚至把國語當成自己母語的話，基本上，是沒有任何資格去改動其他族群的語言稱謂的，為何？因為國語就是外來殖民政權，推行國語運動，打壓各個本土語言的元凶．
　
既然打壓過台語，打壓過客語，打壓過原住民語，那根本就不可能作為台灣本土語言的代稱，或者阻止其他語言被稱為台灣話，或者台語．
　
台灣話，台語，作為反抗國語政策壓迫母語的代表，他是被打壓最嚴重也最為慘烈的語言，同時也是維繫台灣本土意識對抗黨國的語言使用者的大宗，在台灣整體意識被貶抑，台灣的輪廓被碎散，台灣人被視為二等公民，操著國語的人用機槍掃射，對說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的人掛狗牌，台語使用族群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獨立」等，建構整體台灣本土意識，抗拒外來殖民政權的殖民政策，以及中國人的陸封文化，所有人都是中國人，母語必須消滅，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只是地名等等的錯誤認知．
　
光這一點，台語就夠資格叫台語．　
　
總不能台語使用族群撐起台灣意識，國語沙文主義者從不承認到成為一個抹消者，如今卻起來收割，說台語不能叫做台語，台灣人不能代表台灣吧？
　
如果台語不能是台語，那麼我們要問問，台灣這個概念如今還存在嗎？台灣會被視為是一個國家嗎？還是只會是中國或中華民國的一個省份，上面的人都是中國人？如今的台灣島已經被中國統一？或等待尋求與中國統一？
　
因為「同文同種」嘛．
　
語言牽涉著記憶，例如「台灣人」的認同，就是從清朝以前就有，連橫１３歲時，其父親購買一部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跟他說：「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可知其更早以前即有「台灣人」的概念．
　
而台灣的概念，陳第所稱之大員、周嬰所記載的臺員，這是文獻上「台灣」前身，皆是台語發音，由此可知「台灣」的概念，和台語族群密不可分．
　
「台語」方面，１８５２年劉家謀的《海音詩》，即有稱「台語」，「傷財翻被居財誤，浪說紅龜是吉祥。吉凶事，皆用『紅龜粿』；臺語『龜』若『居』，取『居財』之意也．」日治時期亦稱台語，如相關著作《臺語類編》、《國語對譯臺語大成》，就連外殖民政權，也稱台語為台語，如１９５５年出版的《臺語方音符號》，後來中華民國因「政治因素」，稱「不符事實，且易滋不良後果」，改稱閩南語而禁止當時慣稱的慣用的「台語」、「台灣話」，由此可知，硬要「台語不能說是台語，只能說是閩南語」毫無疑問，才是在搞政治．
　
如果一個語言，清治時稱台語，日治時稱台語，國民政府初期也稱台語，到現代反而不能稱台語，這就是在掰他人約定成俗，累積下來的歷史，慣稱的語言記憶，可以說，這樣的行為就是承襲黨國灌輸給他們的，中國人矯正方言的傲慢，誠如同幾十年前的犯罪，現在還要再犯一遍，犯的更加合理而且無知，完全就是個共犯．
　
用原住民來打台語，使台語不能稱台語，更是莫名其妙，可以說是一種廉價的犯罪手法，好比硬要將蘭嶼的達悟語稱台語，只為了滿足打壓台語族群的目的，我想達悟人跟台語族群都會感覺被冒犯了，達悟語跟台語相安無事，怎麼會是一個國語至上主義者，來規定誰跟誰該怎麼叫？當初不就是這種思維，侵犯了各族裔母語的平等，現在居然當起語言法官，來判決各族群語言的名稱？這不就是殺人犯扼殺完全體母語後，再來將受害者吊起來審訊，由我來歸類擬半殘的身軀該怎麼分類？誰給你這種權柄的？去破壞各族裔的語言記憶？
　
這種虐待的想法，不就跟性變態沒啥兩樣？
　
我們可以這麼說，企圖矯正其他人語言，規定台語只能叫做閩南語的，可以稱之為「國語性變態」，或者，「華語性變態」ｏｒ「北京話性變態」．
　
如果說「真正的台語是原住民語」，那麼，哪一族的語言要被叫「台語」？是不是其中一族被叫台語，對其他原住民族又是不公平的，照著國語性變態的邏輯，又不能稱台語為台語？
　
台語族群又為何被排除在台語之外？明明有如此鮮明的語言記憶，卻只針對台語族群不能稱之為台語？只有台語族群沒有資格叫台語？
　
有病．
　
架起一個莫須有的「台語」標準，只是為了讓「台語」消失而已．
　
原住民對於台灣的認知，應該更早於「台灣」的概念，應屬於「福爾摩沙」的範疇，古原住民對於台灣本島的認知，各族也不相同，對於古代原住民而言，他們的世界觀台灣究竟是「島」還是「世界」？哪些族群認知台灣是「島」？哪些族群認為是其他的，如「高山」？
　
例如大霸尖山是泰雅和賽夏的發祥地；賓士布干（Ｐｉｎｓｂｋａｎ）「曾經迸裂之地」則是泰雅族賽考列克亞群的起源地，阿美、卑南、達悟，則是世世代代流傳祖先飄洋過海的傳說．
　
事實上，台灣更早的居民還有長濱文化的長濱人以及左鎮人，這些都和現代原住民沒有直接關連，可否說，他們的語言才有資格叫台語，台灣島上各個族群都不能稱台語呢？
　
不能，由此可知，國語性變態者，所操之謬誤，為分割合成的謬誤．
　
如果執著於學術術語，硬要台語只能稱閩南語的話，那麼，國語是不是該正名成北京話或官話？可否把國語課本改成漢藏語系課本？或者國文正名成漢語課本？又不准台語之下改以「台灣閩南語」的稱謂，那麼國語是不是也該正名成「台灣國語」？
　
近來，有女星吳子霏被矯正「台南腔」的事件．
　
「吳子霏過去擔任網拍模特兒，之後被經紀公司相中，還拍過陳奕迅、李榮浩ＭＶ，近日在ＨＢＯ新影集《獵夢特工》中首挑大梁，演出女主角，昨受訪時談到……
　
吳子霏提到演戲這條路，光是口音就讓她一個頭兩個大，因她是台南人，從小講台語長大，先前上郎祖筠的表演課時，就被嫌棄腔調太重，後來靠每天練講國語，調整咬字，『結果打電話回家，我爸媽還配合我，變成用台灣國語對話．』……」
　
可以看出，這個「國語矯正」的變態環境，還在影響２１世紀的台灣．
　
諷刺的是，這個字正腔圓的國語，被中國人稱呼「台灣腔」，並且投以各種關愛欲望的眼神，令人不禁想問，這種語言的特定使用方式，以及各種壟斷，甚至替代，有達到「平等」嗎？
　
如果是國語性變態式的平等，那寧可不要，那是屬於強暴式的平等，到處去強姦他人的語言，告訴別人要怎麼稱呼自己的語言，然後你的語言很髒，不要汙染到我的語言上．
　
神父認為，台語的正式稱呼，就是叫台語，不是閩南話，或什麼台灣閩南語．
　
至於在一般民間使用，或是學術上，可以以河洛話、福佬話、閩南語，這無所謂，但應以台語為正式通稱．
　
並且應該要嚴正拒絕各種語言鹹豬手，拿著自己貧乏而偏狹的認知，去代替語言的主人決定自己的語言，並且騎劫他們，套句郭國基的說法，這就是乞丐趕廟公．
　
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乞丐改廟名，乞丐搶佛經，乞丐訓神明，乞丐教如來佛經不能念梵語．
　
套一句台語說的，這種變態的行為，沒知識，兼沒衛生，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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