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王莽：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民選皇帝

歷史春秋網

作者：馬立誠

　　西元前1年（哀帝元壽二年），25歲的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與母親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又成為最高權威，她立即恢復王莽的大司馬職務。
　　
　　王莽復職第一件事是罷免董賢，並選立中山孝王9歲的兒子即位，是為漢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親屬一律不許進入京城，以杜絕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兩氏外戚全部趕出京城。王莽復出執政，得到全社會歡呼，臣民們覺得漢朝振興有望了。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為安漢公，實際總理國政。
　　
　　西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發生旱災蝗災。王莽帶頭捐款一百萬錢，捐地三十頃，救助窮人。二百三十個貴族跟進，捐出大批糧食、土地，分給弱勢群體。民眾捕蝗蟲，按多少給錢。全國無災地區凡是財產不滿兩萬錢、受災地區財產不滿一萬錢的貧民，免交租稅。發生病害的地方，騰出大房子給病人醫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給葬錢五千，四人以上給三千，兩人以上給兩千。
　　
　　王莽廢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遷移窮人去住。沿途飲食以及到達之後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種子等，都由官府供給或借貸。
　　
　　王莽又下令在長安城中投資建設五個裏共200個廉租房社區，供貧民居住。權勢開始向民生傾斜。
　　
　　王莽努力解決教育難題，擴大太學招生，太學生數量破紀錄超過1萬人。他還下令各地興建學校，讓更多的孩子讀書增長知識。
　　
　　《漢書·王莽傳》說，王莽在京城為學者蓋了1萬間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對古典文獻有所專長的，都召到京師做研究，前後來了千把人，每天討論儒家學問。
　　
　　王莽還大抓意識形態建設，根據《周禮》精神，重訂車服制度，分等級確定國人的著裝、住房、器用、婚喪式樣，接着又下令對老人、兒童不加刑罰，婦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一時之間，社會風氣大為好轉。逢到災害，王莽自動吃素，並赦免囚徒。
　　
　　這些改進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屬於胡適所說的「社會主義」。
　　
　　平帝12歲時討論結婚，成千上萬的士人百姓湧向政府大門，不肯離去，要求平帝必須娶王莽的女兒，以王莽之女為國母，別的女子完全喪失競爭力。王莽女兒當然被選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賜給王莽的兩萬五千六百頃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禮金兩億錢，王莽接受六千三百萬，其中四千三百萬周濟劉氏宗族中的沒落窮人，剩下的錢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眾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議把新野、召陵、新息、黃郵聚等四個地方的土地賜給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三個地方），接着又提議加封王莽為宰衡（高於所有諸侯王公之上的職務官名，為西漢末年新創），後又奏請加封王莽九錫（自古以來視為最尊貴的九種物品，如最高級的車馬、衣服、弓矢、樂器、儀仗隊、武裝衛隊、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紅大門、能罩住台階的屋簷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
　　
　　加封九錫意味着地位離皇帝不遠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傳出，朝廷收到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書，懇請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統計，當時全國人口五千萬左右，以明朝識字率不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五計算（北京大學研究成果），漢朝識字者最多兩百萬左右。長安及周邊地區能上書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四十八萬多人，這裏幾乎所有能上書的人都參與了這個運動。
　　
　　如果當時進行民意測驗，王莽的支持率當在百分之九十九左右。高層官員當中，支持加九錫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幾乎百分之百。
　　
　　西元5年（平帝元始五年），漢王朝為王莽加封九錫。一個推舉王莽代替劉氏當皇帝的運動開始興起。為什麼無能的劉氏後人永遠坐江山，而這樣的聖人卻不能當皇帝呢？當時絕大多數臣民一致認定，只有王莽才能讓奄奄一息的國家重新強壯起來。
　　
　　地球氣候也在幫助王莽。王莽執政之前的幾十年，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地震隕石，日食月食，災異頻頻發生。老天爺弄神弄鬼，忙得不可開交。
　　
　　時在遠古，每逢「詭異」，總不免有人添油加醋，口口相傳，鬧得氣氛十分緊張。可是王莽上台之後，災異大為減少，人們舒了一口氣。與此同時，「祥瑞」、「神跡」卻接二連三出現了。
　　
　　早在西元1年（元始元年），就有南越人進貢一隻白雉、兩隻白雉。儒生們一查《尚書》的記載，周朝時候，越裳氏曾向周成王進貢白雉。此時白雉重現，顯然是「周成白雉之瑞」。
　　
　　西元5年12月，14歲的漢平帝去世。同月，長安附近一個井裏發現一塊白石，上面刻有紅色文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政君即刻下詔讓王莽攝政，朝臣稱之為攝皇帝（攝即代理之意，攝皇帝為代理國政），又有人稱他為「假皇帝」。西元6年（王莽居攝元年）3月，王政君宣布，立漢宣帝玄孫、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
　　
　　王莽當了攝皇帝之後，一個最基層的官員——臨淄縣昌興亭的亭長向朝廷報告說，他夢見了「天公」。「天公」在夢中告訴這個亭長，「攝皇帝當為真」。為了表示靈驗，「天公」還說，早晨醒來，將會看見亭中有一口新井。亭長早晨起來跑到亭中一看，原來的平地上果然出現了一口新的深井。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絡繹不絕給京師送來載有「天命」信息的奇石銅符。這些資訊的內容，都是王莽應該即位稱帝。
　　
　　在諸多「神跡」面前，王莽卻是一個勁推辭。形勢演變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愈推辭，臣民就愈急；他愈展示出無私，臣民就愈狂熱。全國推舉他做皇帝的勢頭已經匯成洶湧大潮，「祥瑞」和「神跡」每天都大量出現。臣民們也每天都在引起議論和催促，不容王莽後退。歷史上甚至還出現了這樣的記載：王莽前往未央宮觀看各地送來的奇石時，突然天風大作，煙霧彌漫。霧散之後，石頭前面出現了帛圖：「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西元8年（王莽居攝三年）11月，一個叫哀章的人向朝廷進獻了分別放在兩個銅盒裏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內容是王莽該當皇帝。
　　
　　到了這個時候，王莽終於顧不得王政君的勸阻，在這個月即位當了真皇帝，改國號為「新」。王莽廢掉劉嬰的皇太子名號，封他為定安公，賜給他一塊方圓百里的地方，把漢朝的宗廟放在那裏。西漢214年歷史就此畫上句號。
　　
　　有研究者說，王莽其實是那個時代的民選皇帝，此話有理。王莽當皇帝之後，當時的學界領袖楊雄寫了一篇《劇秦美新》獻給王莽，說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祥瑞」不過是王莽自導自演的「勸進」醜劇罷了，益發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諸多東漢學者就說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陰謀。其實，就當時形勢來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動所為。這裏既有拍馬屁成分，又有進獻者獲益的盤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說，前者正是利用了彌漫全社會的真心期盼。這種期盼是哪裏來的呢？是長期以來王莽的所作所為激發的社會心理。
　　
　　在歷史上，一些宗教創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個偉岸的人格。信仰他們的人，為他們的人格所折服，常常把他們的弱點忽略了，遺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見大海汪洋的氣魄，就情不自禁讚美起來。在那個時刻，他們沒有想到海裏什麼骯髒的東西都有，這海水也不能飲用。在西漢末年那種頹廢沉悶馬上要完蛋的時候，看看大海還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調適。臣民們會被大海的宏闊壯觀所盪擊，從而產生出一種期盼。這種期盼如能實現，那些沉悶自然就會被蕩到烏有之鄉去了。
　　
　　這是王莽的作為和臣民期盼之間的互動。所以鄧廣銘說，王莽是順應歷史要求掌握政權並制定改革方案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長知史 #王莽 #民選皇帝 #漢朝 #新朝

#高雄好過夜
#夜譚十大建設：第二夜

文/三民惟新 陳柏惟

今天繼續來談傳說中的十大建設，除了鐵路電氣化以外，另外和高雄有關的「半項」，就是以小港為端點的「南北高速公路」，後稱「中山高速公路」。

在我們昨天提到的坊間說法裡面，高速公路與核電廠被列為日本殖民時期唯二無關的建設，事實上的確如此，此兩類建設是日本殖民時期連殖民母國也沒有的。甚至日本第一條高速公路東名也要到1969年才全線通車，僅僅比台灣早了十年。

所以，這次終於要展現中華民國的進步了嗎！？

●韓國的高速公路經驗

今天的故事，我們先繞個圈子，從我造訪南韓的一次經驗講起。在1960、70年代，當時蔣氏殖民政權在東北亞還有一個難兄難弟，就是朴正熙治下的大韓民國。

我幾年前造訪首爾時，正巧去了位在景福宮附近的韓國歷史博物館，當走到展示朴正熙時代的展館時，出現下列字眼：五年計畫、重工業化、大煉鋼廠、石化工業、造船汽車工業.....建設富強的國家，讓韓國在短短十年內由第三世界國家邁入工業化之林、人稱漢江經濟奇蹟....當下，我的感覺就是怎麼這麼熟悉。

喔，想起來了，這不就是把我們歌頌經濟奇蹟的課文翻成韓文嗎XD

當然，展覽中也出現了高速公路，也就是從首爾到釜山的京釜高速公路。更驚人的是，1968年2月動工，1970年7月，僅僅2年多的時間，這條公路全線完工，大概是台日第一條高速公路工期的1/3左右！

為什麼當時人均所得不但遠低於日本，甚至不如台灣的南韓要搶著蓋高速公路呢？

根據南韓官方記載，1964年12月，朴正熙訪問西德時，時任德國總理艾哈德曾建議他修建高速公路。戰時德國所修建的連接波恩和科隆的高速公路不僅改善了交通，還促進了汽車、鋼鐵、石油加工等相關產業的發展，為德國經濟的振興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

恩恩，這邊說得有點含蓄，「戰時德國」，就是希特勒統治下的第三帝國。當時第三帝國建立起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系統，除了大撒幣振興大蕭條後的國內經濟外，當然有軍事上重要的意義，成為德國摩托化部隊調度動以及軍需運輸最重要的基本建設之一。

朴正熙政權作為專制的軍政府，又處在擁有強大常備軍的外敵威脅下，透過修建高速公路，讓地面部隊能快速調度支援，當然是很合理的選擇。而當時的美國，在通過艾森豪州際高速公路法案（Highway Act of 1954, National Defense Highway Act）後，仍處於高速公路快速興建期，也透過技術和資金，支援盟國的快速道路興建。

●台灣第一條快速道路

韓國和台灣發展軌跡相同的原因，除了相似的政經背景，政策的選擇則部分來自美援和美國顧問的影響，台灣第一條快速道路就正是用美援所興建，這就是1964年通車的麥克阿瑟公路。

麥帥公路連結台北和基隆，建設理由除了紓解台北與當時最主要外港交通壅塞，更有戰備調度的需求，因此在美援協助下，決定設計為封閉式的汽車專用公路。

這條公路雖然比韓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仁川-首爾-水原）還早，但雖號稱快速道路，雙線卻只有各一車道，寬不足八米（跟巷子差不多寬），中間還沒有分隔島。通車後，速限提升到時速100公里，但在這種道路用各100公里時速會車，根本就是升天快速道路。通車兩年間發生五十多起車禍，造成兩百多人死傷，於是只好降速求安全。而麥帥公路通車後，也多次下陷坍塌，這種施工品質在當時媒體被極權操控的時代，被解釋成「新蓋好所以路基還沒變硬是預料中事」，民眾居然也能接受。

也由於這條道路的狹小與不安全，在中山高速公路於1971年8月14日正式動工後，原麥帥公路大部分路段（今基隆－內湖南京東路出口路段）就被拓寬，成為現在中山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力排眾議興建高速公路果然英明？

1970年，台灣汽車普及率不及1%，這個數字要到1988年，中山高通車約10年後才達到10%。當時，任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力排眾議，通過中山高速公路興建案，現在看起來似乎是極具遠見。但到底是黨報所說的英明神武，還是李國鼎說的歪打正著呢？

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思考，各位從小到大經過高速公路，應該都有印象每隔一段就會有寬闊平整，沒有分隔島的戰備道，而中山高大部份，特別是平原段都使用路塹修築，而不是現在常見的高架橋。

戰備跑道是因應台灣防禦縱深小，擔心開戰時機場被毀，因此在較接近空軍基地附近，設立戰備跑道，可作為預備使用。而使用路塹，則是考慮戰時高架橋修復不易，路塹較好整備。甚至另一說指出中山高是台灣西部縱深防禦一環，若敵人登陸可利用路塹作為延滯敵軍推進的另一道防線。這些無不是考慮到軍事用途。

另外，只要各位稍微了解美國艾森豪州際公路法案，就知道其中汽車工業業者的遊說佔了非常大的作用。汽車工業也是中國殖民政府邁向工業化的重要指標，然而1953到1967年，政府的相關政策均以扶植紅頂商人嚴慶齡的裕隆汽車為主，讓這家阿斗企業「獨佔」臺灣汽車市場15年。在「發展國產汽車工業辦法」到期之後之後，終於在1967年改頒「國內汽車工業保護及外國進口汽車辦法」，主要為降低汽車廠設立的條件，企圖以市場競爭的壓力迫使國產汽車廠的進步。以致1967年底起陸續有三富汽車、六和汽車、三陽工業、中華汽車等汽車廠成立。且在1971年放寬小汽車開放進口。可以說，汽車工業的發展，和政府決心轉向大公路主義不是沒有關聯。

在1978年中山高速公路全線（基隆－高雄）通車時，小汽車持有率雖大幅提升，但還是只有6%左右，一直到1984年「汽車工業發展方案」，搭配當時國民所得提升，才讓汽車大眾化。快速成長的汽車很快就淹沒了中山高原本戰備、貨運為重的目標，政府當年的獨排眾議，就變成了極具遠見（甚至還低估成長）的政策。

然而，在台灣邁向大公路主義同時，各大都會圈內交通狀況不斷惡化，城市軌道運輸系統開發緩慢（北高捷運都拖延30年左右），反觀首爾捷運在發展高速公路同時，1970年代也隨之通車，並未偏廢。快速朝向公路與汽車工業導向傾斜的政策，到底是充滿遠見還是遺害數十年，或許要拉到更遠的視野時才看得清了！

#高雄 #十大建設 #南北高速公路

文長，推薦閱讀，對於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的發展與爭議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一、 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
　　
　　新世紀以後，清大彭明輝教授從部落格開始的評論書寫，頗引起媒體和閱聽人的關注，其文章論題廣泛，時事，科技，教育，經濟，人文，幾近無所不包；文章中有些論點我贊成，有些論點則有所扞格，有些不明就理者，誤以為是我，我從未出面說明，蓋因本家哥哥的文章，贊成不贊成都怪怪的，亦就隨它去，反正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2016年1月24日，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發表〈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引發網路的一些討論，我再次被點名，略云清大彭明輝不是政大彭明輝，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說幾句。
　　
　　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來，民主和科學成為救國救民的萬靈丹，亦即現代中國和臺灣所努力追求者。民主姑且不論，科學則形成學術上極度傾斜的唯科學是尚，即郭穎頤所謂的唯科主義(科學主義，我名之曰大理工主義)。部分理工學者常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乃至常常越界而不自知。我的本家哥哥清大教授彭明輝是理工學者，行文難免有些大理工氣，〈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顯然越界談了他所不懂的知識領域，故爾引發爭議。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討論〈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只是藉此說明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我要討論的是我的本行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
　　
　　2016年1月27日，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看守內閣過渡期間，宣布教育部預計2月將公布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吳思華表示，只有「社會領域」因各界歧異大，最快要到五、六月公布。但全家盟和全校協等教育團體均呼籲暫緩公布，否則恐又引爆學運，多位地方教育局長也認為課綱影響教學甚大，應該更充分溝通，別急著上路。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
　　
　　記得2015年7月高中歷史課程微調課綱爭議如火如荼時，即有人嗆聲，有本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贏回來，就可以修改課綱啦！台灣俗諺有云，嬈擺沒有落魄的久，話還熱著哩，人家真的在選戰中大贏，而且磨刀豁豁，吹響修改課綱的號角。
　　
　　
二、 微調課綱，引發爭議
　　
　　
　　2015年7月23日，教育部兵分四路，同一天在臺灣師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台南一中召開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座談會，學生們因不滿教育部的回應頻頻跳針，深夜時分，一群抗議學生衝入位於台北的教育部長辦公室，共33人遭警方逮捕，其中包括3名記者。
　　
　　這場闖入教育部事件，將自2014年1月17日以來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此事件起源於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教育部花兩周時間完成課綱微調公聽會、審議大會等程序，並逕行公告實施。因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行政程序多有瑕疵，教育部又堅持不公開檢核小組成員名單和會議紀錄，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判決書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歷經蔣偉寧、吳思華兩任部長，仍堅持2015年8月1日上路，於是引發高中學生闖入教育部事件。
　　
　　程序不正義，委員不專業，是學者和高中生質疑微調課綱的關鍵，程序不正義係指原本的檢核小組，經主席朱雲鵬的臨時動議，改成微調小組。原本因檢核而聘請的委員，忽然華麗的轉身成為微調委員，微調小組再大調課綱，引發其後種種問題。其間包括會議記錄的合法性，計票的爭議，公聽會舉行的時間倉促，公告時間太短，教育部長蔣偉寧卻斷然宣布微調課綱已然通過實施。這些行政程序都太犯規，實乃長久以來課綱擬訂歷史中從所未見。
　　
　　部分學者與民眾有疑慮的課綱，教育部何以一意孤行，堅持通過就必須執行，是另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並不太久之前，2008年通過的〈98課綱〉，教育部長杜正勝己經在該年1月正式發布，3月總統選舉，5月新政府上路，8月教育部長鄭瑞城暫停歷史與國文課綱。據媒體報導，原訂於2009年8月上路的〈98課綱〉，教育部長鄭瑞城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歷史二科課綱，並組成專案小組編修。與會的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教授和林富士教授曾發言抗議，但不受採納。故爾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發布的課綱，教育部可以停止實施，蓋已有前例可循，並不存在不能停止的問題，而是教育部長要不要停止。
　　
　　在委員不專業部分，14位微調委員中僅有兩人是歷史專業，要調整所有的高中歷史課綱，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一直飽受批評；雖然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黃麗生、世新大學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世新大學喻蓉蓉等人，均具歷史學博土學位，但非臺灣史專業，卻大膽微調甚至大篇幅重擬台灣史課綱，調整的方向即1890年代以來以國族主義所建構的大中國概念，將臺灣史置於大中國框架下。特別因引發爭議最大的臺灣史，微調委員未有臺灣史專業，很難說服說臺灣史領域的學者專家。而反微調課綱的幾位要角，多為臺灣史專業，實其來有自。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分析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顯然是死胡同。
　　
　　有部分學者、媒體或個人，指責綠營不該把學生推上火線，甚而將微調課綱轉移到藍綠問題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媒體或個人指責學者教授龜縮不出的信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人忘記了2014年2月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甫出，3月9日即有百餘位歷史學者、教授聯署，反對此行政程序不合法，委員不專業，內容不符學術研究成果的微調課綱，這些均見諸媒體報導。但因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淹沒了學者連署的信息。當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2014年5月以後，學者們又再次抗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適法性，直到2015年5月，學者們的努力從未間斷，他們包括發起連署的薛化元教授，振臂高呼的周婉窈教授，長期關心此議題的陳翠蓮、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對微調課綱深入研究的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俊瑩。高中學生自主反課綱，是2015年5月以後的事，從5月一路燃燒到7月，學生占領教育部，此事件方始成為媒體焦點。我相信很多人是到2015年7月媒體大肆報導後，才注意到微調課綱的問題。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絕非單一事件，在更早以前的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早已埋下伏筆。而認識台灣課程之所以引起爭議，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後，長期將台灣型塑為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有關，在政統上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代表，在思想文化上以中國文化的傳人自居。
　　
　　
三、 歷史教科書細說重頭
　　
　　在動盪的時代，晚清士人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產生重大改變，一方面在教材上使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則將歷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相結合。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因當時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成為此時期的另一個特色，其目的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二十世紀初年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富，除一般通史性的著作外，亦出現鄉土歷史、兵法史和財務掌故史等教科書，以及有關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整體而言，此時期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具有下列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大部分著作採章節體；(二)西洋史教科書大部分譯自西文簡明教科書，亦有改寫自西文教科書或日文教科書者，中國史部分則受日本學者影響甚大，部分著作甚至逕以日本學者所撰東洋史教科書為藍本；(三)教科書不僅記述傳統中國以政治、軍事為內容主體的資鑑史學，並且開始注重社會、宗教、文化、思想等面向；(四)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狀況，部分教科書明顯看出受到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影響；(五)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並強調實學救國的經世思想。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
　　
　　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一面回顧昔日的榮光，一面建構新的國族主義。
　　
　　
四、 以史為鑑的春秋筆法
　　
　　
　　臺灣的歷史教育，直接繼承對日抗戰時期教科書，其中主要質素包括下列諸項目：一、自1890年代以來的國族建構理論，以中國為我國；二、以春秋筆法為本的歷史敘述；三、五德終始說影響下的朝代循環論與正統論。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即所謂書法。傳統中國史學極強調所謂書法，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其中所涉及的鑑戒史學，固使中國史學光輝燦爛，但同時亦限制其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過度強調史學的鑑戒功能，使得史學侷限於朝代循環論，以及所謂春秋筆法，最常被稱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套書寫模式被司馬遷和司馬光繼承下來，且為歷代修史者奉為圭臬。所謂春秋筆法，是一種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點即在“屬辭比事”，舉其大要，「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屬辭，係指遣詞造句，所謂比事，係指排比史事。屬辭比事，即是筆削的藝術。
　　
　　《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春秋的筆削，是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其後之史書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塵，故爾晚清咸豐皇帝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行宮，要寫成“咸豐狩於熱河”；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則寫為“西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則區別內外，華夏攻打夷狄曰“征”；夷狄打華夏則曰“侵”。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
　　
　　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我們學自歷史教科書的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左宗棠平回亂，是晚清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1999年7月，我因為做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某日工作結束後，我到西安鐘樓附近的坊上吃點兒東西。坊上是西安著名的小吃街，有許多店主人是穆斯林，故又名回民一條街。那天我正啃著羊頭肉，喝著西北狼啤酒，這時看到一位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回來了，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色袍子。我問店主人，「師傅，這您家公子。」店主人回曰，「是呀！小犬。」「幹嘛去呀？這老晚的。」「上學。」我說，「師傅您別逗了，暑假呢！上啥學？」師傅說，「上真主阿拉的學。」我一聽真主阿拉的名字，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那真主阿拉的學上些啥哩？」「歷史。」我笑了笑說，「師傅，您就甭開頑笑啦！俺可是歷史教授哩！學校不是已經有歷史課了嗎？」店主人打開黃色包袱，取出裡面的書，「那不一樣的，您老瞅瞅。」我看到書裡歪歪扭扭，像蚯蚓般的回文，「別逗了，師傅，俺識不得回文哩！您老給說說。」師傅翻開書頁，找到其中的一段，指著書說，「來！這一段寫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聽完師傅敘述書中的內容，我一口西北狼啤酒差點沒吐出來，剛吃的烤羊肉串和羊頭肉都變成酸 的。
　　
　　是的，身為大學歷史教師，我從小讀的歷史教科書都寫「左宗棠平回亂」，壓根兒不曾想過，對伊斯蘭而言，「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才是合理的敘述。我想起從小學到高中讀過的歷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征西突厥，這些熟悉的敘述，我從未想過究竟是否歷史事實，縱使大學念歷史系，我也不曾懷疑過課堂上和歷史書裡的記事，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這些所謂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當我讀到王莽篡漢時，我不會去思考如果新朝延讀數百年，歷史會怎麼寫？
　　
　　
五、 歷史教科書與國族建構
　　
　　
　　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用來指涉華夏，有些歷史學者為了合理化中國的概念，引述「赤縣神州，謂之中國」，來做解釋，這也是章太炎為同盟會擬定革命成功後新國名中華民國的由來，其後學者們踵繼其意，擴大建構中國的概念，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納入中國，於是漢滿蒙回藏一律併入在中國的概念下，甚至非漢人建立的王朝蒙元和滿清帝國，亦視為中國帝國歷史的一部分。歷經1890年代到2015年逾120年以上，無以數計前行代學者們的努力建構，中國這個概念已根深柢固，極難動搖，一些並不存在的歷史在歷史教科書的宣導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明明該是清英鴉片戰爭、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戰後簽署條約是大清國皇帝。這麼明顯的張冠李戴，學者們竟可以坐視，這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的事。而在歷史分期中，將1840年代以後的晚清，稱之曰中國近代，也是非常怪異之論，學者們卻習以為常。
　　
　　在國族建構神話中，另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是民族起源，歷史課本上最常出現的兩句話，一句是「黃帝我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句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很少人去懷疑這兩句話的真實性，非僅此也，姑不論這兩句其是否歷史事實，以邏輯學而言，這兩句話必有一為非，蓋如果「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為真，「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即不可以為真；反之亦然。但大部分學生並去思考這兩句話的矛盾，反正考試的答案照寫，信不信無所謂。有一年政治大學歷史系教師做古都之旅，第一站是西安，從西安到黃河壺口瀑布，路經黃陵，祭拜黃帝。系上同事都進去上香，祇有我一個人躲到黃帝手植柏樹下乘涼。因為我姓彭，彭乃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如果我們檢視晚清改編國史運動時期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將會發現此時期的教科書並非都稱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的以本國歷史教科書為名，有的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名，甚至民國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亦非悉以中國歷史為名，如呂思勉編寫《白話本國史》，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均未用中國之名，故爾此時期學術界其實是中國史、本國史、國史等名稱混用，並非以中國為至當歸一之名，比較統一使用中國之名，可能是抗戰以後的事。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抗戰時期為依歸，在遣詞用字上，亦以抗戰時期為師，稍有不同的是較少使用本國，而用概念較為模糊的我國，或者直接用中國，而在稱中國大陸時，反倒簡稱大陸，而非中國大陸。於是教科書出現諸如“我國歷史悠久”、“我國幅員廣大”之類的敘述，授課教師往往不會特別說明“我國”的指涉為何。如果用比較精確的語意學要求，以198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我國明顯指的是中華民國，彼時的中華民國僅70餘年，何來歷史悠久？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又如何談得上幅員廣大？但不論任課教師或受教學生，基本上鮮少對這類課文內容提出質疑，於今看起來真的很難理解。尤其當學生讀到地理課本寫“我國屬於大陸型氣候”時，腦子真的會轉不過來，台灣不是海島嗎？海島怎麼會是大陸型氣候？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指出，中國具有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中幅員廣衾係指疆域廣大，從《史記》記載黃帝時的疆域，「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清代的新疆設省，民國以後的漢滿蒙回藏各族領地，均納入版圖，於是中國疆域擴大到從古以來所未有。1960- 197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之委託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在編繪明代總圖時，未將台灣編入明國疆域，國務院去函要求譚其驤必須將台灣編入，譚其驤堅持不肯，僅同意在福建分圖附上台灣，此一堅持維護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尊嚴。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打破「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迷思。
　　
　　
六、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方面，1993年和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年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亦同)；1995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並不同調；但這並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也涉及現實政治問題。高中歷史課程「九五暫綱」開始有獨立成冊的臺灣史，為其後“98課綱”、“101課綱”之所本，而引發爭議的微調課綱所調整者即“101課綱”。
　　
　　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法院明白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2014年3月9日歷史學者的連署反對這分微調課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在記者會上，表達學者對綠營處理此事的不滿。
　　
　　因為自己是1997年《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兩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教授)，緣於曾是認識臺灣教科書事件的弄潮兒，對當年反對陣營的學者們難免多所關切。故爾當媒體刊載微調課綱委員名單時，心裡一個咕咚，歷經17年的雨露風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反對者，竟然借屍還魂，成為微調課綱委員，用不合法的手段大改高中歷史課綱。
　　
　　2015年8月3日下午，在前台中一中校長蔡炳坤出面斡旋下，由學者吳密察、花亦芬教授陪同學生代表和吳思華部長協商。我在新聞影片中看到吳部長一再跳針，比壞掉的黑膠唱片還要嚴重。黑膠發燒友都知道，唱片跳針大部分時候是因為音軌有雜物，只要去除雜物，跳針問題往往即迎刃而解。這次中學生反微調課綱運動，音軌裡的雜物只有一個，就是微調課綱，去除雜物，吳部長就不必一再跳針了。目前看來，停止實施微調課綱，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即將於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目前正進行擬訂，這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課綱，將從2018用到2030年。而且，2018年才要使用的領綱，並無立即之急迫性，希望領綱委員效率別太高，慢慢來，別趕著在看守內閣期間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免到時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
　　
　　經過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的經驗，我相信〈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在行政程序上一定會完全符合，可是當我看到第一次會議記錄的領綱委員名單時，心裡忽然一個咕咚。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第一次會議紀錄，我看到召集人為朱建民，其另一個身分是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附屬機構為鵝湖月刊社。
　　
　　許多人注意到王曉波與《海峽評論》的關連性，而1997年刊行的《認識臺灣參考資料》，就是《海峽評論》所出版，其中有幾位作者是我非常熟悉的，包括王仲孚、王曉波、陳昭瑛教授、潘朝陽、黃麗生夫婦，而我靈機一動，腦子忽然晃過一分學術思想刊物《鵝湖》，於是找出《鵝湖》月刊，赫然發現潘朝陽教授是社長，陳昭瑛、黃麗生教授是編輯委員，方始恍然大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十二年國教領綱委員的部分名單，發現召集人是朱建民教授，而朱建民教授是《鵝湖》月刊社董事長。至此我始知原來媒體關注的《海峽評論》，固為兩次事件的要角，而其背後尚有影武者，這個影武者就是《鵝湖》月刊社，其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各科中學教科書委員名單，藉儒學之名，以遂行其大中國之實。另一個同樣藉儒學之名宣揚大中國思想的某書院，其成員遍布各大學院校，以講學為名，大力宣揚儒學思想，其組織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可謂舖天蓋地。但我不便在這裡多所討論，蓋有太多師友為此書院成員，我不想因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章惹來太多麻煩。
　　
　　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在這場記者會中，立法委員鄭麗君，以及即將上任的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林昶佐都到場發表談話，並且簽名同意在國會提案支持學生的訴求。在大選期間沈寂一陣子的課綱問題又浮上枱面，而且應該很快就會列入國會新會期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