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日子，伊阿爸都不曾再講過國民黨的事情，沒有到跟國民黨相關人員不相往來，但對家人跟朋友絕對不會提到國民黨，這輩子不想再得罪國民黨，阿伯想知道到底在新店是發生什麼事，但又因為害怕而從未問出口。」

二二八的今天，想起一件事。
　
一月十六日選舉那天清晨兩點，我跟高中同學搭夜車回到台南，那個時間已經沒有火車可以讓我轉車回家，同學的爸爸很熱心的說要載我回路竹。
　
「我等這一天等好幾十年了。」一上車阿伯這樣跟我說。
　
事情發生在1966年，二二八後快二十年之後。當時社會氛圍雖然已不若三月清鄉大屠殺時的緊繃，但白色恐怖的陰影仍然籠罩在關廟，跟全台灣各個角落。
　
軍事戒嚴之下，軍法審判取代一般刑法，任何莫須有的罪名都沒有機會得到完整辯護權、可能根本不必成案、可能直接從人間消失，蔣介石簽個字，就可以把任何人從二審送去槍斃，再函請家屬領回。
　
阿伯的阿爸(我同學的阿公)，一個夏天夜裡跟朋友聊天時講了國民黨的壞話，被抓耙仔通風報信，隔天幾個朋友陸續被警總派人抓走。伊阿爸在那天入夜時，不經意對阿伯講說，毋知影咁會抓着我，阿伯聽了覺得伊阿爸在說笑。
　
半夜十二點多，突然有人來家裡敲門，阿伯睡在一樓，一個人去開門，燈光微弱的門口，站著幾位警察跟便衣。
　
一進到房子，一群人確認身份後，伊阿爸被拖到地上，伊體重85公斤，平常可以自己一個人肩扛上百斤的甘蔗糖袋，漢草真大隻，但是在還來不及反應之下，被用草繩反綁雙手雙腳在背後，扛丟到警備車後座，消失在黑夜中。那時阿伯才10歲，怹阿爸38歲。
　
被中國國民黨看上，就只能祈禱祖上積德撿回小命，除了一些狀況例外。阿伯跟伊阿嬤(同學的曾祖母)四處求助，尋找就此失去音訊的阿爸，以及可能的救濟方式。後來得知一位國民黨省議員有管道可以處理，探詢了價格之後，包了幾萬元的紅包。忘記過了多久，就收到了阿爸從監獄寄來的信，告訴家人檢察官判他不起訴，會搭某天的莒光號從台北回台南。信件從新店軍事監獄寄出，郵撮上寫了一個「慎」。
　
回家那天，阿伯跟伊阿嬤作伙到台南火車頭等阿爸回來，等了許久攏等沒人。後來一位身材瘦弱、跛腳的中年男子走過來，阿嬤問伊說「壽仔，彼個咁是恁老爸？」，阿伯回說「毋是啦，阮阿爸沒彼呢瘦啦」，他們繼續在原地等。後來男子往他們走過來，向他們揮揮手，他才知道彼個真的是伊阿爸。短短幾個月，伊阿爸瘦到剩下50公斤，走路一跛一跛，因為一隻腳的指甲都被拔光。
　
後來的日子，伊阿爸都不曾再講過國民黨的事情，沒有到跟國民黨相關人員不相往來，但對家人跟朋友絕對不會提到國民黨，這輩子不想再得罪國民黨，阿伯想知道到底在新店是發生什麼事，但又因為害怕而從未問出口。
　
三十幾年後，伊阿爸一次破病引發肺部衰竭，日益虛弱的身軀也意識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阿伯心裡也有數。最後的幾天，阿爸狀況越來越不好，幾乎已經無法正常進食跟吃飯。眼看快不行了，阿伯鼓起勇氣開口問伊阿爸，到底在新店的幾個月是發生什麼事，怎麼從來都沒聽伊講起？沒想到伊阿爸突然抬起頭，瞪大眼睛大聲說「壽仔！你怎樣問這啦！你是想欲咱全家被國民黨刣死是毋是啦？這些事情毋通問啦！」。過沒幾天，阿伯伊阿爸就離開了人世，得年74歲。
　
後來的幾年，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們陸續成立了真相調查委員會。每年的二二八都會發邀請函到家裡，邀請他們到台北參加追思紀念會，但他從未前往參加。「中國國民黨到今仔日猶佇白賊。」他說他每年看到有些受難者家屬到現場，跪著感謝馬英九為二二八所做的事情，他就覺得很悲哀。他的家庭，雖然沒有在白色恐怖中家破人亡，但伊阿爸一世人藏在嘴裡的真相，讓他永遠不知道怎麼面對家族的這道傷？更何況其它流血破碎的家庭，整個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從頭到尾沒有真相，他不知道他到底要跟誰和解，如何原諒？
　
一個多月前聽阿伯講的這些事情，片段的記憶不好下筆，剛才撥了電話給阿伯問他能不能再跟我講一次整件事情。心裡很不捨，很怕再次提起這些事情，阿伯又要再面對一次心裡的傷口。阿伯跟我說沒要緊，這些代誌他講起來雖然真艱苦，不過他甘願自己艱苦，也不能讓這個政府繼續用現在的態度面對這些代誌。阿伯的嗓門不大，但電話那頭傳過來的聲音卻很清楚，每個字都那麼寫實的傳到我腦海中。
　
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從未結束，真相還沒有公佈之前，每一個抱著傷痛凋零的倖存者，都為這塊土地增加一道永遠沒辦法撫平的傷口。新國家跟轉型正義還沒到來的一天，它還是用沒有槍響的方式，在傷害著這塊土地還活著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