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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民國幾年 在 Valentine Wu Instagram 的最佳解答
2021-09-24 12:26:17
⭕️第408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釋太虛」(1890年1月8日-1947年3月17日),俗名呂沛林,法名唯心,法字太虛,別號昧庵,以字行,出生於浙江海寧縣長安鎮,籍貫浙江崇德縣(今桐鄉市),著名佛教臨濟宗禪師、哲學家,是印順導師、東初法師、大勇法師、慈航法師的入門師父,被推崇為人間佛教的創始人,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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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民國幾年 在 王炳忠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2019-11-05 15:30:43🔥支付寶打賞:1358188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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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早在2008就提出的「非戰之區 和平之島」,與呂秀蓮前副總統近幾年來不斷宣傳的「和平中立」,都是鑒於現狀無法永遠維持,兩岸必須避免戰爭,因而提出的「台灣方案」。
呂秀蓮提出的方法,是台灣公投成為「和平中立國」,爭取聯合國承認,同時也希望大陸接受。用呂秀蓮的話說,是做出一種讓兩岸都有「尊嚴」的安排,和「中國」做「遠親近鄰」,台灣也不妄想聯美抗「中」,比蔡英文的冷戰對抗思維來得溫和,近似辜寬敏的「兄弟之邦」。
新黨則更為務實,與其扯聯合國,不如認真與大陸和談結束對立,前提當然還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因為這是在現實上繞不開的,原因有三:
▶從國際政治而言,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及美國與北京建交,已經確立了牢不可破的「一中」框架,粉碎了因國共內戰而曾經存在的一絲絲「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幻想。
▶從中華民國到台灣的歷史法理而言,雖然蔡英文想炮製所謂「中華民國台灣」獨立七十年的論述,但中華民國所以到台灣,包括1945抗戰勝利光復台灣,1949國共內戰退守台灣,這段歷史切不掉。中華民國偏安台灣的局面,是中國內戰的延續,仍待兩岸中國人以和談或戰爭解決。
▶從兩岸之間高度的經濟及文化連結而言,台灣每年出超大陸幾百億美元,不可能與大陸斷絕往來而能繼續發展,這也就是蔡英文當年任陸委會主委時,自己也說的「與中國大陸建構一個有意義的政治關係」。
早在年初習近平倡議兩岸各界共同豐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內涵時,與呂秀蓮同為美麗島政治犯的施明德就說,一看到「一國」就抓狂的人,只是凸顯智淺量狹,因為兩岸之間「一國」的安排,其實存在很大的空間,「一國兩制」蘊含「和而不同」的中國智慧,用意就在照顧彼此的「尊嚴」及現實需求。呂秀蓮既提到讓雙方都有尊嚴,應要考慮到「一國」是大陸不可能再讓的底線,同時也是歷史及國際社會都公認的法理事實。
內戰延續無法切割,結束對立要有「台灣方案」。新黨和呂秀蓮,我們都負責任地提出了主張,奈何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真正有機會奪得大位的大黨,反而都在迴避台灣前途的重大問題。在此向呂副總統致敬,並呼籲大家留給台灣一條與大陸和談結束對立的道路,#政黨票請留給新黨!🙏
抗戰勝利民國幾年 在 歷史哥澄清唬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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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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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飛官金英看空軍展 重溫壯志凌宵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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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黃旭昇新北28日電)高齡105歲的空軍飛官金英(右),今天在知名演員兒子金士傑陪同下,與老戰友洪奇偉的遺孀李家驤(左),前往新北三重一村觀賞空軍建軍文物特展,述說在藍天白雲受防砲陣地保護的回憶。
新北市府文化局今天表示,與空軍司令部共同合作策畫「空軍與三重一村的榮光歲月」特展,展示空軍自創建以來,篳路藍縷的艱辛過程、抗戰的英烈事蹟,並陳列多項自民國19年以來珍貴的空軍相關文物。
文化局表示,空軍官校第8期畢業的金英,為現今兩岸華人最資深飛行員,也是碩果僅存幾位的抗戰親歷者,育有3男2女,次子為有名的演員、劇作家和導演金士傑。
金英年輕時在中國雲南昆明上空飛敞篷式教練機時曾經墜機,撿回一命。他也飛過雙引擎式螺旋槳轟炸機,並曾前往印度擔任過飛行教官;抗戰勝利後回到杭州筧橋,國民政府遷台後在屏東機場擔任後勤,民國55年退伍後住在屏東至今。
金英在抗戰後,與同期飛官洪奇偉約定一期一會。洪奇偉去世後,由遺孀李家驤代表赴約,他們在空軍建軍百年之際,選定在空軍三重一村敘舊,除觀展外,也參觀園區內防砲陣地及地下甬道,一起回味眷村及當年駕駛飛機受防砲陣地保護的過往點滴。
文化局說,著名戲劇「一把青」劇中,飛機低飛火車站追火車的畫面,正是改編自飛官洪奇偉與李家驤當年相遇的愛情故事。
金英雖年紀大了,仍然記憶驚人,能敘述60幾年前的往事。他表示,「老大哥都走了,現在我們這一期8期(空軍官校),就剩我一個人。」他希望現在的小學弟們,能夠為空軍發揚光輝。
李家驤表示,看到三重一村眷村與展覽,充滿很多的回憶,這些文物都是她幾十年來經歷過的事情。她也希望各界鼓勵空軍的士氣。
文化局表示,特展選在14號眷舍展出,原是朱楚雲將軍的官舍。走入紅門映入眼簾的是大型展覽意象海報牆,展覽規劃空軍「草創時期」、「建軍時期」、「抗戰時期」及「空軍的現在」等珍貴展品,還有防砲部隊歷史及文物展示。展期延長至明年2月28日。 1091128
三重一村為全台第一座「全村完整保存」的眷村園區,全村約60棟眷舍保存完整,散發濃濃時代感,近年來成為影視劇組的取景勝地,知名電影《紅衣小女孩》、電視劇《春花望露》、《夜市人生》等皆在此取景,2016年更榮登新北市影視拍攝的最夯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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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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