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奧斯卡逐漸香港化

文章日期：2021年4月30日

【明報專訊】今年的奧斯卡金像獎，跟所有事情一樣，都受到疫情影響。首先頒獎日期因疫情而延後了兩個月，地點亦從慣用了18年的豪華的杜比劇院（Dolby Theatre）（前稱柯達劇院，Kodak Theatre），移至鄰近貧民窟（但漂亮）的聯合車站（Union Station）內。規模縮小了很多，沒歌舞連場，雖然仍有紅地氈，但不覺衣香鬢影，大多數出席者打扮低調，不少巨星缺席，包括最佳男主角得主安東尼鶴健士（Anthony Hopkins），只經視像表達謝意。收視率亦大跌超過一半，至歷史新低，連香港都沒有轉播。

對電影行業來說，去年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一年，根本沒有甚麼荷李活大片上映，北美票房大跌80%，今年能反彈多少仍是未知之數。但此困境亦製造或加速了某些趨勢變化。首先因為中國治疫成功，雖然票房也大跌近70%，但仍然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單一最大電影票房巿場，《八佰》更成為了去年全球票房冠軍！近年雖然因為美中關係轉差，荷李活已不敢再歡迎中國投資，但如中國成為未來全球最重要市場，必間接影響荷李活電影題材、劇本和選角等等。

倘中國成最重要市場 必影響荷李活電影
過去幾年，很多人已留意到，美國電影中的歹角，大部分都是操上等人英國口音（間中俄國口音）的中年男性白人，因為各種政治考慮下，大壞人當然已不再可以是黑人，穆斯林也不太好，有點擔心恐襲，女人也不太好，中國人就有商業考慮。所以剩下來，本來就有點令人討厭，作狀扮嘢的所謂英國上流口音就最適合做壞人，英國更是美國的「小兄弟」，當然可隨便侮辱，失業的英國演員多的是，誰不想到荷李活掘金，演歹角有何問題？相信如30年前成龍般，不吊威也，不用CGI動畫，拳拳到肉，後空翻從6樓跳下來，加個720度轉體， 背脊落地，願意者都大有人在。

第二，奧斯卡亦反映串流加速取替電影院的趨勢。本來奧斯卡企圖捍衛傳統電影院，對參選電影有個無聊要求，必須在洛杉磯（Los Angeles）地區，最少在1間電影院連續上畫7日。但今年因疫情，連這條卑微底線都要放棄了，容許仍未在任何電影院播放過的都可以參選，只要將來有計劃就可以了。因此，過去幾年奧斯卡仍有所抗拒的Netflix就大獲全勝了，今年奪了7個獎，成為獲獎最多的發行商，力壓得6個獎的傳統老大迪士尼。當然迪士尼能倖存下來，亦全靠Disney+，幫助成功轉型，唔通靠香港迪士尼樂園？

奧斯卡倘只剩下「政治」 將步向滅亡之路
第三，奧斯卡逐漸已跟藝術、娛樂，甚至商業，都沒有太大關係了，剩下來只有政治，更或者是政治正確。有點走向港產化電影業的味道，如屬實，殊不恭喜，是步向滅亡之路。

如要拿演技獎，角色幾乎必須身逢絕境，最好再兼絕症殘疾，今屆也不例外。中國當然是個複雜和敏感的燙手芋，一方面九唔搭八，提名挪威導演安達斯漢瑪（Anders Hammer）執導的《不割席》（Do Not Split）參選紀錄短片獎項。藉此表態支持他們誤以為跟BLM（Black Lives Matter）同仇敵愾的2019年香港反政府暴亂，但又懵然不知這些香港「和平」暴徒，是嚴重自我歧視的種族主義者，更全都是特朗普的鐵粉，毫不同情美國黑人處境，甚至不少人認為他們咎由自取！但奧斯卡又怕得罪中國，所以補飛，在外語片獎項中提名曾國祥執導的《少年的你》，但最後畏首畏尾，結果兩套電影都落選（我明白是由美國影藝學院成員投票決定，但每年都有大量拉票行為），懦夫表現，更難看。

今年的最大贏家是趙婷執導的《Nomadland》（港譯《浪跡天地》，劇透警告，但相信入場人數將極少，可以不理），橫掃3個大獎，超越她的前輩偶像李安，同時奪得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金像獎。可能今年真的缺乏對手，趙婷在全球各大小影展中，奪得破紀錄的34個獎項！據說，《Nomadland》製片人兼女主角法蘭西絲麥杜文（Frances McDormand），非常喜愛趙婷的上一套電影《The Rider》，所以就找她執導此電影，運氣非常好。

趙婷的得獎被美國傳媒形容為首次「woman of color」（有色人種女性）獲最佳導演獎，是一次所謂突破。但有人指出，美國的所謂政治正確，已淪落到連「Asian」（亞裔）都不敢用，Chinese就更不用想了。另外，幸好趙婷的政治取態，正合美國人口胃，萬一她相反表示不相信新疆有種族滅絕，那麼奧斯卡就真的很尷尬了。我反而較喜歡真小人，上周日拜閱了Philip Bowring在《南華早報》的專欄，他竟然澄清西方人並非如主流傳媒中所說的「anti-Asians」，其實他們只是「anti-Chinese」，針對襲擊中國人而已！如牽連到其他亞洲人，泰國、韓國、日本和尊貴的香港人等等，被白人、黑人、拉丁裔人襲擊或甚至槍殺，只因「點錯相」，絕不是歧視亞洲人！我知道他有位祖先是殖民年代香港第4任港督，老婆更是毛孟靜，但他實在有點太坦白了吧！

中國內地對今年奧斯卡冷淡對待，可以理解，有多少個中國人對美國低下層白人的游牧生活有興趣？他們對中國大媽蘇敏的全國自駕遊之旅，當然更有共鳴。中國封殺有關趙婷報道，屬意料中事。但近日在上海車展，一位女士跳上一台Tesla車上，大吵大鬧，投訴她的車「煞車失靈」，被抬走兼被行政拘留5日一事，牽動民粹。傳媒不止形容Tesla處理此事的態度傲慢，並指摘泄露行車數據屬侵犯私隱。早前已有報道中國開始禁止Tesla在敏感軍區附近記錄數據，後來更聽聞要求Tesla在中國建立數據中心。最近看到一些抖音視頻，講者警告容許Tesla在全國各地，詳細記錄可用作描繪極精準地圖的大量數據，應屬違法，更可威脅國家安全。多年前我跟一些美國頂級汽車業分析師討論Tesla時，在中國的數據擁有和使用權，正是他們的最大憂慮，現在不幸逐漸成真！

中國應小心處理與Tesla關係 免增敵人
但我想勸喻中國小心處理與Tesla關係。中國需要朋友，馬斯克（Elon Musk）已屬極少數較認可中國的頂級商界人物。但他也是一個實際商人，且以言論變幻莫測出名，如Tesla在中國失利，他必然將對中國改觀，到時中國可能不止失去一個朋友，隨時多了個敵人。除此之外，不少外國人和企業，已對中國有根深柢固的偏見，認為在中國投資，易入難出，初時渴望得到技術就倒履相迎，當學識了之後就摒儲門外。不應讓Tesla一事，再加深這個誤會。

為今天專欄做功課，罕有地偷得浮生半日閒，前天下午五時半公餘場，約了男性朋友觀賞《Nomadland》。電影是拍得可以的，但沒有驚喜。雖然部分拍攝的風景非常壯觀漂亮，但不知是故意或因製作成本有限，畫面粗糙，當然沒有靚仔靚女，所有演員都一把年紀，不少更是現實生活中的真正游牧人。看罷，電影「成功」給人一種既抑鬱，但又似乎應對人生保持一點希望，或最少有點尊嚴的奇怪感覺。

故事描述一位兩三年前喪偶的女士Fern，本仍堅決留在小鎮生活，但因工廠關門而被迫遷離，從此開着小van，過着現代游牧者生活。原來過着這種生活的人也不少，在路上Fern碰到不少同道中人，甚至找到新的愛情火花。電影不算太多說教，但似乎想道出幾個重點。

首先故事時代背景是金融海嘯不久的2011年，美國經濟仍很差，缺乏教育和技能的人，很難找到長期穩定工作，所以Fern只可在聖誕節前到Amazon做臨時工，然後又要到處流浪找工作，生活非常困難。是誰的錯？當然是金錢的錯，是華爾街、華盛頓和大企業的錯！

今年入圍電影之一是《Hillbilly Elegy》（港譯《絕望者之歌》），按同名J.D. Vance於2016年出版的書改編。當年班農（Steve Bannon）經常說，如要明白把特朗普推進白宮的低下層白人民粹，必須看此書。Vance出生於貧困小鎮，自稱大部分中小學朋友都非常失敗和抑鬱，不少自殺或濫藥至死。他憑讀書叻，上了耶魯法學院，後來更跟隨Peter Thiel工作致富，未來更有政治野心。但據說電影拍得很差，且荷李活極度反對特朗普，當然對《Hillbilly Elegy》彈多於讚。《Nomadland》的題材其實差不多，但由左派女士揸旗，反應當然好很多，甚至被形容為比《Hillbilly Elegy》這齣電影，更能表達《Hillbilly Elegy》真正精神的電影！

西部開荒「先鋒精神」 曾帶來種族滅絕
女主角法蘭西絲麥杜文已第3次獲奧斯卡獎，上一次是2017年的《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港譯《廣告牌殺人事件》）。其實題材非常接近，同樣敘述美國中低層白人的失落。《Three Billboards》一片中，麥杜文角色的女兒被殺，母親竭力尋找兇手，故事背景同樣在偏僻小鎮，但至少女主角仍有間小屋。事隔幾年，是否代表美國低層白人生活繼續惡化，今次更慘，女主角到處流浪，自稱houseless，但堅持並非homeless！這區別重要嗎？主要是人總要保持一點尊嚴吧！戲中更嘗試美化這種游牧生活為類似西部開荒的「可敬」先鋒精神！我希望這比喻完全不恰當，因為這恐怖的「先鋒精神」，帶來原住民的徹底種族滅絕！

電影也企圖道出一些真理。美國地大物博，很多地方風景非常壯觀漂亮，都是免費和每個人都可平等享受的，可能比上等人整天活在石屎森林的表面奢侈生活更豐富和快樂。而且美國貧富懸殊雖非常嚴重，但仍然是餓不死人的，在餐廳和旅遊車公園等地方找工作是不困難的。所以電影中描述的窮人生活，跟第三世界的很不一樣，即使跟被複雜家庭、毒品和罪惡困在市內貧民窟的黑人生活，也非常不同。

美政府對科技巨頭開刀機會不小
我已指出過，拜登的當選代表一個大政府革命，除治疫外，更有責任改善貧富極度懸殊的情况。共和黨人說美國人被騙了，本以為選出一個溫和派，但原來拜登是非常邀進的社會主義者。因人口遷移，下屆中期選舉，得州將增加眾議院兩席，有人估計共和黨只需在中期選舉中多贏8席，就可重奪控制權。所以拜登才這麼急推出多個萬億級拯救經濟、基建和最新的1.8萬億美元援助家庭計劃。拜登亦同時比預期中快推出大規模加稅方案，包括針對企業和高收入富人等等。對Big Tech的反壟斷研究，中國暫時領先，但在《Nomadland》中，雖然Amazon對員工待遇不錯，但仍給人一種冷漠、機械式，令人窒息的感覺。未來美國政府對FAAMNG等Big Tech開刀機會也不小。

麥杜文演技入木三分，再度得獎實至名歸。她畢業於耶魯戲劇學院，老公是名導演喬爾‧高安（Joel Coen），在東西岸都有豪宅。她只是演技好，可能亦真心想改變社會，但不要搞錯她真的是Ｗhite trash。趙婷當然也名成利就，父親更非常富有。

我實在仍不明白為何美國人這麼愚蠢，相信看看富人憐憫窮人而拍出來的電影，或把責任推到中國頭上，就可解決所有問題？他們會否明白真正原兇是美國人的自私、狡猾的QE、教育的失敗，以及所謂的科技進步等等。回頭想，在香港，所謂關心民生的反對派領袖，不也同樣是只懂推缷責任、怨天尤人，大多住在半山或嘉道理山的「上等人」？

（中環資產持有Netflix、Disney、Tesla、Amazon、facebook、Apple、Microsoft、Alphabet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19724565616&issue=20210430

【金融時報】疫情之下的年輕人處境不佳

儘管年輕人罹患新冠重症的風險較低，但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更沉重打擊。FT全球調查顯示，疫情之下的年輕人對父輩產生不滿。

今年3月，27歲的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和22歲的妹妹梅格(Meg)離開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回到父母家。當時她們帶了足夠穿兩周的衣服。

結果一待就是幾個月。瑪麗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就像是回到了在家上學的年代：沒有男孩子，沒有一起玩的夥伴，沒有地方可去——除了家和賣酒的商店。」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劇，大學停課，繼瑪麗和梅格之後，另外三個兄弟姐妹也回到家中。用他們的母親洛麗(Lori)的話來說，他們把父母在新澤西州華盛頓的四居室房子變成了一個「美食廣場、麵包店和健身房」。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年輕人搬回父母家，芬尼根家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國，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儘管學生和年輕員工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較低，但與其他人群相比，他們受到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波的更沉重打擊。新冠疫情還放大了過去的一些趨勢，包括低工資、就業市場停滯和學生債務上升。

英國《金融時報》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800多名16歲至30歲人士回復了調查——顯示，這些困難正轉化為對老一輩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後者不僅境遇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並不是共同面對困難，千禧一代不得不在當前處境下付出最大的代價，」來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30歲的波琳娜•R(Polina R)說。「如果你們不注意，不去確保我們最終不至於失業和變窮，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以下是他們向英國《金融時報》講述的疫情期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自今年8月畢業以來，來自韓國大邱的25歲的李菊妍(Juyeon Lee)遞交了幾十份工作申請。儘管她接受過幾次面試，但她對空缺職位不斷減少日益不安。

「我不想被感染，因為如果我感染了，找工作就更難了……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永遠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儘管在面試時我是一個自信的大學畢業生。」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5歲以下人群因疫情而失業的可能性是26至64歲年齡段的2.5倍。研究還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可能會對工資產生持久的傷痕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在仍在工作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報告收入減少，其中年輕女性和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寫信給英國《金融時報》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放棄商業計劃，並動用自己的儲蓄。

在發展中國家，失業往往意味著無法養活家裡的幾代人。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28歲的科馬爾•卡達姆(Komal Kadam)是家裡唯一掙錢的人——直到今年3月她失去工作。

「我害怕一切……我能找到新工作嗎？我怎麼償還貸款？現在我有很多煩惱，」她說。

「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的許多人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但也有其他人承認自己抱有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政治領導人已經批評這種行為是夏季過後歐洲和美國疫情復燃的原因之一。

在春季封鎖的高峰期，蒙特利爾的波利娜曾經讓來訪的朋友留宿。「我沒有遵守建議。」她說，「我兩次出國旅行，去過十幾次酒吧、餐館和劇院。」

「我的風險承受力很高，在沒有人拿得出一份計劃、而掌權者並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時候，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美國，但也有歐洲和南亞——許多調查回復者指出，違反公共衛生規定的往往是老年人。

28歲、來自印度欽奈的阿吉塔(Ajitha)表示：「老一輩人相信互聯網告訴他們的一切。他們被WhatsApp轉發和YouTube視頻誤導了。」

年輕人的原話

「我確實違反了規定。疫情期間，我和一個女孩約會過好幾次。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是我媽媽發現我和其他人見面，讓所有人都暴露於感染風險，還是害怕被警察抓住」

胡安(Juan)，25歲，哥倫比亞

「大家的態度讓我想起高速公路上司機的態度：比我快的人是瘋子，比我慢的人是弱智」

托阿德爾•馬特奧克(Toader Mateoc), 28歲，美國

「就在我剛剛認識『現實世界』時，卻不得不逆轉一切，感覺有點突兀」

馬克•安吉洛•費利扎爾多(Marco Angelo Felizardo), 22歲，菲律賓

「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許多調查回復者表示，他們對本國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抗疫方式很糟糕——除了一些歐洲人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回復者。

來自法國阿訥西(Annecy)的23歲的安東尼(Anthony)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從巴西聖保羅家裡的廚房餐桌兼辦公桌上，29歲的達尼洛•文圖拉(Danilo Ventura)看著他的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換了三位衛生部長。他說：「全世界都在說A，而巴西政界卻在喊Z。」

這種方向感缺失造成了代價：巴西的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達尼洛和他的妻子按照地區政府的指示在家隔離，即便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仍出席擁擠的活動。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局(Directorate of Public Governance)的負責人埃爾莎•皮利霍夫斯基(Elsa Pilichowski)表示：「他們對公共機構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擁有政治影響力和決策代表權的觀感都停滯不前。」

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許多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們覺得政府自相矛盾，行動遲緩。

「機場開放時間太長了。有關口罩的訊息傳達簡直丟臉。我直到6月中旬才得到一個口罩，」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28歲的約翰(John)表示，「我認為，雖然比美國強一點，但我們的抗疫工作實在做得很糟糕。」

益普索(Ipsos)高級研究副總裁瑙米•哈克(Naumi Haque)表示，新冠疫情加深了政治上的希望幻滅。他說：「Z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代人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國家的情況正在失控。」

「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

聯繫英國《金融時報》的很多人聲稱，他們考慮過自我傷害。「失業、精神健康問題，以及有關這一切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性，都讓人對前景非常絕望，」來自倫敦的30歲的詹姆斯表示，他補充說：「我一度考慮過自殺。」

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稱，新冠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在持續時間上將超過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威脅，數百萬人在對付抑鬱、焦慮和孤獨。英美開展的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相比，18至29歲的年輕人在此期間經歷的痛苦更嚴重。

回到新澤西，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在芬尼根家的10個子女中，有5個開始接受治療。瑪麗表示：「有人差不多每周崩潰一次。」

25歲的瑪利亞•羅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來自西班牙，但住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ow)。她表示，她決定寧可冒感染COVID-19的風險，也不要因為孤獨而陷入抑鬱。

「我不怕去咖啡館，也不怕見很多人，因為我不會感染家人，」她表示，「我選擇精神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感染新冠。」

5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心理學講師奧拉•德姆科維克茨(Ola Demkowicz)對數百名英國青少年進行了調查。其中很多人表示，在適應人生中的這些不確定性時，他們經歷過「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她表示：「對於那些本來就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似乎確實是一項巨大挑戰。」

年輕人的原話

「當我與上了年紀的父母一起在家裡生活時，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如今，在做了6個月喝酒的修女之後，我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再次約會」

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27歲，美國

「每天都要通過Zoom收看數小時的大學課程，學費一分不少，但學位卻貶值了，就業前景黯淡，擔心年邁的長輩，見朋友或結交新朋友的機會（如果有的話）變少。這足以讓任何人都覺得有點毫無意義」

威爾(Will)，23歲，美國

「老師的期待大幅上升，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比平時好上好幾倍，因為考官會懷疑——而且預期——有作弊行為。過去六個月，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壓力也會消失」

Alistair Woo，16歲，香港

「年輕人希望做一番事業，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變得更優秀，但這場疫情毀滅了一切，限制人員流動，學校關閉，一些企業破產」

維多利亞•希迪貝雷(Victoria Chidiebere), 22歲，尼日利亞

「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不過，幾位調查回復者表示，疫情讓他們得以與家人和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繫，也讓他們勾掉了願望清單上的一些事項。

26歲的約書亞(Joshua)來自英國。他表示，8月的一個早晨，他把行李裝上汽車前往西班牙，告別一間小公寓和有毒的辦公室環境。

「我現在一個人租了一間靠海的三居室，而租金是工資的不到三分之一。有兩個朋友來看過我，但我基本上過著遠離社交的單身生活。」

今年2月，泰國研究人員對新冠病毒始發地中國武漢的一群大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抗疫封鎖。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德姆科維克茨博士在英國也發現類似的證據：首次封鎖讓青少年有機會決定如何規劃他們的一天，而不必理會社會義務和學校作業，她表示：「他們可以……探索他們想從人生中得到什麼，自己去發現成長和發展的途徑，並重新評估他們的人生方向。」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中，來自澳大利亞阿爾伯里(Albury)的30歲的安德斯•弗茲(Anders Furze)表示，他發現，疫情之前他在透支自己：「我以前每周有5個晚上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話劇演出。」

最近，他反思了自己的事業，報名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學位。他表示：「感覺好像它打開了一扇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社會 #人生 #衛生 #家庭

童年的種種脆弱與傷痕，會深埋在我們的心田。

在某種程度上，把過去的經驗複製到現在，是人很自然會做出來的事情。對此我們唯一擁有的防禦工事，就是要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意會到有哪裡不對勁，然後阻止自己（或者阻止別人）。

我們可以善用的線索是注意自己正在體驗的情緒是否異常地原始，異常地失控。具體而言，這類情緒會觸動人哭泣、抑鬱，或是過度樂觀。被這類情緒下了咒語的個體，會很可能表現出與平日大相逕庭的說話口氣與肢體語言，看起來就像他們真的回到了過去，重新把當年的人生再重演一次似的。

在這樣的情緒來襲時，我們必須努力把自己抽離出來，細細思索其可能的來源──兒時的創傷──還有這情緒將我們鎖進了什麼樣的模式。對自己與自己的弱點取得深刻的理解，是我們能夠變得理性的關鍵。

取自《人性18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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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我們所展現的強烈愛、恨，常常是童年經驗的重現。

但各位即便看了這一段摘文，就要能夠對自己保持清醒的覺察，這相當困難。心靈成長，本來就難以速成，我們常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控之後，才能慢慢摸索出個所以然，進一步才能透過先知先覺，來對自己喊暫停，停止來自過去的投射，回到當下的現實。

這一段摘文異常重要，我相信對心理學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大概可以深刻體會。但我再次強調，就我的經驗來說，因為一方面是文章長，二方面是要能好好閱讀，需要對自己的探索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可能懂得文字的涵義。所以只要您讀完了，請給自己一個大大的肯定，我猜，大部分看到這篇摘文的朋友，很難專心看完。

對我來說，我看相關內容的文章，可以幫助我回到動心起念處，減少掉入思考陷阱的可能性。不只是認識自己，這本書對於理解人際，也有相當的價值。

祝願您，能藉著這本書，多看見自己腦中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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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羅伯‧葛林】

低階的情緒會終年無休地影響我們的思緒，而這些情緒源自我們自發性的衝動──包括我們（腦中）想要聽好話的需求。相對之下，高階的情緒會現身於特定的時機，強度猛烈，並通常是由某個外在的火種所引起──那可能是個徹底把我們惹毛的人，也可能是一個特定的環境。高階情緒撩撥出的情緒更激昂，網住我們注意力的程度也更徹底。我們愈是滿腦子都是這種情緒，這種情緒就會愈發強勁；而這種情緒一變強，我們又更沒辦法把它從腦裡趕出去，一個惡性循環於焉成形。我們的心靈會以這種情緒為目標鑽起牛角尖，大小事都要我們別忘了自己有多生氣，多不肯罷休。我們變得只能被動反應。最終因為過程中的壓力，高階情緒往往會促使我們草率行事，最終招致災難的發生。在這樣的情緒爆發中，我們往往會覺得自己遭到附身，就像有個邊緣腦主導的第二分身將我們的意志架空，真正的我們反而對一切都束手無策。

理想的狀態下，我們要能對這些誘發因子有所警覺，以免我們的心靈一路從鑽牛角尖走到爆炸的終點，到時你一定會後悔的結果將已無法挽回。同一時間，你也要慎防別人心中的高階不理性，你要麼躲得遠遠的，要麼日行一善把他們從虛妄中拉回來。

…………

源自童年早期的引爆點

童年早期，是我們人生中最敏感、最易受外界影響的一段。愈是往回推，與父母親的關係就影響我們愈深遠。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任何人生早期的重大經驗。童年的種種脆弱與傷痕，會深埋在我們的心田。時不時我們會出手去壓抑這些過往的記憶，因為它們可能帶有負面的影響力，那或許是種深刻的恐懼，或許是曾遭受到的羞辱。但也有些時候，這些童年片段會連結到正面的情緒，像是被愛、被關懷等我們會想不斷重溫的記憶。在日後的人生當中，記憶裡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會成為引信，觸發兒時某個或好或壞的回憶，並一併引發強力化學物質或賀爾蒙的釋放。

比方說，一名青年可能有位疏離而自戀的母親。在嬰兒或兒童時期，他把從母親處感受到的冷漠解讀為被拋棄或被「放生」，而會被放生，一定是因為自己哪裡不好，所以不值得母親去愛。或者在另外一個平行宇宙裡，一個新的弟弟或妹妹來到世上，讓母親對他的關心無法像原本那樣全心全意，而這對他一樣會產生被拋棄的感覺。等他長大成人了，談戀愛了，女朋友可能會暗示自己不滿意他的某個特質。原本這都是交往關係裡健康的磨合，但對青年而言，這也可能會成為他心中雷的引爆點。他內心的小劇場會是女友注意到自己的缺點了，下一步就是要放生自己了。他內心的情緒激動起來，他感覺到自己即將遭到背叛。這情緒的源頭他看不見，這一切已不再他的控制之內。於是他開始反應過度、開始無的放矢、開始變得退縮，而這一切都像自我實現的預言，倒過來造成他最不樂見的結果──女友提出分手。他的行徑，只是被內心某種回憶所激發的反應，現實並不是他行動的根據。什麼叫不理性，這就叫不理性。

要提早注意到自己或別人內心出現這種的狀況，你可以觀察對方是不是無來由地孩子氣到一個境地，是不是突然變得很不像他平日的自己。這樣的變化，可能以任何一種關鍵的情緒為核心，那可能是恐懼──恐懼失控、恐懼失敗。而說起恐懼，我們的反應會是從環境中將自己抽離，讓眾人看不見自己，就像小朋友把自己縮成一顆球。往往強烈的恐懼若讓人一病不起，我們就有了再正當也沒有了的理由脫離戰線。

這種關鍵情緒也可以是愛──或許因著某人讓我們模糊地想起那失去的快樂園地，我們便會在當下義無反顧地去設法複製自己與雙親或手足的緊密關係。這情緒還可能是極度的不信任，因為我們可能在幼時被某個權威角色給辜負過或背叛過，如做父親的就是常見的罪魁禍首。這經常是人態度突然轉趨叛逆的原因。

此間埋藏著的一個風險，是在對現在有所誤判，同時又以過去做為對象來進行反應的過程中，我們會製造出衝突、失望與不信任感，而這些東西只會傷口上撒鹽。在某種程度上，把過去的經驗複製到現在，是人很自然會做出來的事情。對此我們唯一擁有的防禦工事，就是要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意會到有哪裡不對勁，然後阻止自己（或者阻止別人）。

而想要把「引爆點」逮個人贓俱獲，我們可以善用的線索是注意自己正在體驗的情緒是否異常地原始，異常地失控。具體而言，這類情緒會觸動人哭泣、抑鬱，或是過度樂觀。被這類情緒下了咒語的個體，會很可能表現出與平日大相逕庭的說話口氣與肢體語言，看起來就像他們真的回到了過去，重新把當年的人生再重演一次似的。在這樣的情緒來襲時，我們必須努力把自己抽離出來，細細思索其可能的來源──兒時的創傷──還有這情緒將我們鎖進了什麼樣的模式。對自己與自己的弱點取得深刻的理解，是我們能夠變得理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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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之間的得與失

突然的成功或獲得，是很危險的事情。從神經學的角度去看，化學物質會在大腦中猛烈釋放，讓我們感覺到興奮與能量在心中爆發出來，進而讓我們產生想要複製這種體驗的欲望。任何一種上癮或瘋狂的行為，都可以以此為起點出現。另外當成就一下子就到手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忘記一項很基本的智慧，那就是真正能夠長長久久的成功，都需要先下足扎扎實實的苦功。我們會無視於暴紅或一夜致富中的運氣成分。

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重新捕捉到那種賺大錢或一夕成名所帶來的快感。我們會開始目空一切，對任何想要上前警告我們的人心存抗拒──他們不懂啦，我們會這麼告訴自己。但因為爆紅很難持久，我們終將墜回平庸，而爬得愈高，摔得愈痛，這個循環也會自此展開令人憂鬱的階段。雖然說對這種過程最熟悉的莫過於賭徒，但其實有另外兩種人也不會對這樣的心路歷程感到陌生，一種是歷經經濟泡沫時的商人，一種是新時代瞬間爆紅的各種紅人。

意想不到或是一連串的挫敗，也跟成功一樣會引發我們不理性的反應。我們會想像自己遭到厄運詛咒，而這種厄運將永無止境。我們會心生恐懼而開始心存猶疑，而這又會引發更多的錯誤或失敗。在運動競技上，這會導致勝負關鍵時所謂的「軟手」（choking），主要失敗與失手的記憶會讓選手心裡產生陰影，他們的肌肉會無意識地緊繃而造成失誤。

這一體兩面的問題，並不難解：每當你意外成功或失敗的時候，也就是你該向後退一步，用一些該有的悲觀或樂觀來平衡一下的時候。其中突如其來的名利你更得小心──天降的錢財與名譽都是沒打地基的空中樓閣，而且具有強大令人上癮的拉力，一旦打回原形，你就會在無可避免的痛苦中扮演自由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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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暴漲

身邊的人在你看來，永遠都是那麼理智，對自己的人生那麼有把握。但只要把他們放在充滿高壓的情境中，隨著壓力水漲船高，你就會看到一幕幕令人意想不到的現實上演。自我控制的冷靜面具會剝落，他們會突然在暴怒中幹話狂噴、會顯露出有受迫害妄想症的那一面，還會變得超級玻璃心、超級小器。壓力或威脅的出現，會讓我們大腦中最原始的那部分興奮與活躍起來，進而壓過人類的理性力量。事實上，壓力或緊張會掀開人類精心藏好不讓人看見的缺點，所以真的要觀察人，就要選這樣的時候，因為這種時候你才看得到他們的本性。

一旦注意到自個兒生活中的壓力值上升，你就必須要仔細的觀察自己，注意自己是否表現出與環境因子不成比例的脆弱、敏感、多疑，以及恐懼。觀察的時候要盡量跳脫自己，盡量騰出時間與空間獨處。你需要拉出距離來創造更好的視角。千萬不要自以為你是那個可以在壓力下面不改色的練武奇才。那是不可能的。但透過自我的覺醒與反省，你可以避免自己做出日後會後悔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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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引信

因著個性，所以有些人天生就會觸動其周遭所有人的強烈情緒。這些情緒包括極端的愛意、恨意、自信與不信任。歷史上的這類案例包括《聖經》裡的大衛王、古代雅典的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古羅馬的凱撒、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喬治．丹頓（Georges Danton），還有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這種人往往有著幾分個人魅力，他們能辯才無礙地表達出自身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又會彈無虛發地挑動起旁人心中相同的漣漪。但這類人當中也有一部分很自戀；他們會把內心的劇場與煩惱向外投射，將旁人捲入他們一手創造出的漩渦。這樣的特質，會讓他們令人又愛又恨。他們會讓一堆人黏過來，又會讓某些人閃得遠遠的。

像這些彷彿人形引信，到處放火的人，我們理想上是不要等到自己受影響，最好在他們影響到其他人時就先注意到而有所提防。沒有人能與他們的影響力徹底絕緣。只要他們在場，很多人就會暫時喪失與人講道理，或與人保持安全距離的能力。甚至連他們不在場的時候，這些人都能讓你對他們念念不忘。他們就是有這種令人著魔的天分。一不小心，你就會被他們領著去幹一些走偏鋒事情，不論是以死忠追隨者的身分，還是以死敵的身分。在這道光譜上的兩個極端──受他們吸引或對他們排斥──你都會傾向於不理性，都有必要立刻讓自己與對方拉開距離。一個不錯的辦法是要看穿他們端給人看的表象。他們會想方設法讓自己散發出某種光環，讓你無法視他們為凡人，你會因此覺得他們有種神祕的特質能使人自慚形穢。但事實上，你是人，他們也是人，也跟人一樣都在意某些事情，有著某些弱點。試著專注在這些弱點上，提醒自己他們不是男神或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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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效應

群體效應是一種高級的群體偏誤。當身處於其中的團體人數夠多時，我們就會變得跟平常有點不同。你可以趁參與運動賽事、演唱會、宗教活動或政治造勢場合時注意一下自己與旁人。基本上，你不可能不覺得自己被群體的情緒感染。你會心跳加速，會一不小心落下喜悅或悲傷的淚珠。身處於團體裡，不會促進你獨立思考的判斷力，反而會強化你對歸屬感的渴望。這一點也同樣可能發生在職場上，尤其如果你有一位善於「帶心」的主管的話。這類領導人善於撩動人的情緒去激發我們的求勝心與攻擊性，或是創造出一種「我們vs. 他們」的敵我有別。群體效應不見得需要一大群人在場。社群媒體的力量一樣可以引誘我們加入在網路上口耳相傳的行列，讓分享的意見像病毒一樣散播出去，而且這時被分享的往往不是溫和的情緒，而是像暴怒這種重口味的東西。

群體情緒的刺激，也有其可以振奮人心的正面效應。有些狀況下，我們可以在群體效應帶動下去做有利於公益的事情，但要是你注意到的群體效應是對應到負面的情緒，比方說彼此仇恨、病態的愛國主義、攻擊傾向、一元的世界觀，那你就必須要幫自己接種好抗體，避免自己被強大的群體風向給帶過去。通常為了維持自身的理性與判斷力，我們寧可對群體環境敬而遠之；如果非置身險境不可，我們也必要把質疑的防護罩開到最強。

民粹領袖特別善於利用群體效應，並習於刺激人的非理性爆發，所以是我們格外需要提防的對象，而有些東西是他們固定會使出來的招數。在群體的場合下，他們首先會把氣氛炒熱，搬出一些大家有共識的觀念與價值來講，創造出一種和樂融融的認同感。他們會倚賴模糊但曖昧的語言來煽動人的情緒，由此像是公（平正）義、真相、真理、某某優先、某某價值等愛國主義用語，都是他們愛用而琅琅上口的字彙。他們開口閉口都是抽象而崇高的理想，但就是不會講到怎麼用具體的行動去解決明確的問題。

媒體或政壇中的民粹型人物的目標，是讓人心中持續感覺到焦慮、慌亂與忿忿不平。民眾的情緒高亢而激昂，他們才有條件繼續登場。對此你想見招拆招，難度其實不高，你只需要懷著一個念頭，那就是把理智、判斷力與為自身著想的能力，全部視為你最珍貴的財產，這樣就行了。任何人想要侵門踏戶，進犯你獨立的心智，你都要一律以敵人視之。所以一旦你的雷達上顯示某個人物是民粹屬性，你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倍警醒，加倍理性。

關於人性中的非理性，我最後想說的是：不要自顧自地以為進步與啟蒙已經不知怎的將比較極端的不理性給消滅殆盡。歷史已經一再證明非理性或許會有起伏高低，但你永遠看得到它的身影。伯里克利的黃金時期不乏哲學大家與蠢蠢欲動的科學精神在萌發，但繼之而起的年代卻充斥著迷信、邪教與排斥異己。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之後。這種循環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是一種必然，也是人性中的一環。

不理性不會消散，只會改變其外觀與裝扮。我們或許不會再有與字義相符的「獵巫」行為，但在不久之前的二十世紀，我們還是在三○年代的俄國目睹了史達林主政下的「莫斯科審判」、在二戰後的美國看到了參議員麥卡錫的反共聽證會，還在六○到七○年代的中國見證了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迫害。邪教的代代相傳，從來未斷，對某名教主的人格崇拜或對於某個名人的偶像崇拜都層出不窮。科技如今也誘發了更多的宗教狂熱。現代人急切地想要找到一樣東西可以寄託他們的信任，必要時他們會飢不擇食。民調顯示在二十一世紀，相信鬼魂、神靈、天使的人不是變少，而是變多。

只要地球上還有人類的一天，不理性就不會默不出聲，也不會停下擴散的腳步。理性是個人才得以去追求的能力，無關乎群眾運動與科技發展的風起雲湧。感覺高人一等，感覺無所不能，就是不理性在你內心作祟的錚錚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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