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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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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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談了庶民的問題，那今天大家呼朋引伴、扶老攜幼在高雄割草，我們就來講講草包這件事。

對於韓國瑜被叫作草包這件事，韓粉們有個很常見的回應：自從總統直選以來，台灣的每一任總統都是台大畢業的，可是他們都沒把國家治理好。這是因為會讀書和懂得待人處事是兩回事，懂得待人處事，才能把事情做好。韓國瑜雖然沒有顯赫的學歷，但是他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他比那些台大人更能當好總統。

先不論這個理論能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它的邏輯其實蠻清楚的。然而，這對台灣社會幾乎一面倒的社會觀感似乎完全沒有發揮作用。這不是很奇怪嗎？台灣社會大部分的成員並沒有讀過台大，看到這樣的論述難道不會心有戚戚焉嗎？為什麼韓粉的「台大禍台理論」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呢？

韓粉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只能歸咎於年輕人都不看中道理性的中天新聞台，以至於被網路洗腦。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這個理論本身就有三個漏洞：

第一，說韓國瑜是草包的人從來就沒有拿韓國瑜的教育程度高低做文章。

第二，韓國瑜自己其實教育程度不低。他至少是個碩士，還讀過博士班。

第三，台灣社會大部份的人都沒讀過台大。如果草包的定義是「沒讀過台大」甚或寬泛點的「沒有顯赫的學歷」，那麼草包一詞不是罵到多數台灣人了嗎？這樣的批評能獲得如此一面倒的支持嗎？

韓粉們始終沒想清楚的是，說韓國瑜是草包，指的從來就不是他的教育程度；說韓國瑜是草包的人，也不是「明星學校出身、台大、碩博士」這樣的教育體制勝利組，而是台灣社會隨處可見的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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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跟打油弟聊天，很少談政治的他跟打油君說起韓國瑜。起因是他跟我聊起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發現去年挺韓的這位朋友在韓國瑜當了市長以後「嚇到了」。

為什麼嚇到了？打油弟說，他的朋友覺得「做人做事的態度不能這樣」。

無獨有偶，在汽車行業工作的打油弟，常常陪主管去中南部造訪各地的保養廠，跟廠長和小主管開會。他說，這些廠長對韓國瑜的態度也差不多。

「這種東西很簡單，任何一個出過社會的人都知道。做人就是不能這樣，你對待你的工作不能這樣，不能講一堆空話然後都做不到，人家問你你還唬爛過去」。

打油弟的朋友求學路上有點波折，現在在當房仲；至於這些汽車保養廠的廠長和小主管，更有許多是前線師傅一路升上來的，他們都不是韓粉想像的台大人。他們對韓國瑜的批評不是韓國瑜書讀得多高——恰恰相反，他們就是不能接受韓國瑜做人做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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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韓國瑜說草包，跟他有沒有讀過台大、甚至有沒有讀過大學，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一點都沒有。所謂的草包是這樣的：

當你的主管放著公司的本業不顧，跟你說要去挖石油增加公司營收，事後人家問說總ㄟ你不是要挖石油嗎，他就問你有沒有白紙黑字證明他說過——你覺得他是個草包。

當你的同事提出一個企劃，除了封面什麼都沒有，你問他這個企劃的目標是什麼，他說要發大財。你問他具體要怎麼做，他就一直叫別人出來回答——你覺得他是個草包。

當你的下屬面試進公司的時候講得天花亂墜好像他什麼都會，結果進來以後什麼都不會。才不到一年他就摩拳擦掌說他要升遷，因為上面的主管一直卡他害他在現在的位子做不了事——

你覺得他是個草包，而且你決定趕快fire他。

這跟他讀了多少書一點關係都沒有。就是做人不能這樣。做事不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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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地，韓粉主要的兩種典型，軍公教及像杏仁哥那樣的自雇者，剛好都沒有這種經驗。前者多數需要跟人共事但不用提案做決策，後者經常做決策但不太需要跟人共事。

總之，他們其實不太懂，在一個團隊裡跟一個滿嘴幹話然後什麼都不做的人一起工作，是多痛苦的經驗。他們以為大家說韓國瑜草包是高學歷對低學歷的歧視，卻從來沒想過，其實罵韓國瑜的多數都是普通的年輕人。他們普普通通地求學、畢業、普普通通地出社會工作，從來也不覺得自己是菁英，從來也不曾瞧不起誰。

這些人不爽韓國瑜的地方很簡單：為什麼我們出社會才幾年都已經學會的事，一個當市長的人可以完全不當一回事？

開口講話以前要先想清楚、提案要考慮可行性、自己說的話自己要負責、該做什麼事就把那件事做好、事情出包了不要牽拖別人、然後該嚴肅以對的事不要玩文字遊戲，對自己份內的工作要有基本的尊重——這、是、很、難、逆？

這種事做不到，不草包嗎？你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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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像韓粉現在這樣，訴諸「會讀書不會做人做事」，想要爭取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認同，是不會成功的。說韓國瑜是「草包」，從來就不是一種文憑主義下的學歷歧視——韓國瑜的學歷不但不低，甚至可能比很多罵他草包的人高。

然而學歷根本就不是重點，罵他草包的人也有理有據。正常人和草包的界線不在於學歷，而在於是誰在老老實實地工作、真的懂做人做事的道理；而誰又能撈就撈、能混就混，不會做事只會出一張嘴。

後面這種人，在一個公司裡，就會被fire掉；要是當了市長，就要罷免掉。

光復高雄！

啊，最近好像流行喊什麼都要喊三次。

光復高雄！光復高雄！

【#沈旭暉隨緣家書】這一篇整理了一些觀察，雖然又是相當長，但下篇未完全完成，還在構想中。高手在民間，真心誠徵意見，希望大家對這十點的對策分別思考，可以集思廣益

警惕林鄭月娥「散水辦」十條戰線：光復香港，下一步，怎辦？（上）

2019年6月之後，我們已經活在另一個香港，雖然「五大訴求」未成功，香港人犧牲慘重，但總算也有不少勝仗，例如區議會選舉變天（根據政府文宣，這正是對「止暴制亂」的公投，反映後者不得民心）；主流民意持續一面倒（並未對和勇合一割席）；美國極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每一宗警暴都激起民憤……，這些，都是士氣持續的原因。然而踏入12月，更多群眾明白到「五大訴求」不容易短期內達成這現實，但又覺得可以做的都做過，開始擔心運動失焦；新一代本來期望Endgame瞬間出現，現在要轉型持久戰，一時感到迷茫，心境始終要調節；而出現了區選民意、美國法案的制約，「激進建制路線」也有所收斂，即時壓力放鬆了，運動也到了思考的時候，各種一直被掩蓋的矛盾，逐步浮現，令人憂慮。苟延殘喘的林鄭政府在這機會，卻開始了新一輪瓦解運動的部署。雖然，我認為這些部署不會成功，但畢竟防微杜漸，總得知己知彼，才進行相關部署。

林鄭月娥新一輪瓦解運動的十條戰線

1. 制度線：區議會選舉結果，雖然令人鼓舞，但也令北京高度警惕。此刻在民間製造了「立法會選舉也會大勝」的懸念，建制派也刻意營造危機感，但其實，這裏明顯存在期望落差。這次建制派畢竟得到41%選票，總票數也有增長數十萬（有關部門其實是交到功課的，並暫時以此保住烏紗），在2020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只要保住過半數議席，就可以宣傳「民意逆轉」、「一切復原」、「止暴制亂成功」。有功能組別這樣的制度暴力，加上這次被警醒下更積極進行的「你懂的」選舉操作，假如未來局勢相對平靜，沒有了區選那批首投族、海外回流族的投票意欲，建制派對議席過半，他們暗裏是樂觀的。然後是2022年特首選舉，假如北京明顯欽點的候選人再次當選，即使是找到一個形象稍好的候選人，五大訴求的雙普選更不可能，此後「全面管治權」變成既定現實，輕舟已過萬重山。但在目前制度，非建制派要在選委會1200席中，得到超過50%的議席極難。既然北京定性為「政權爭奪戰」，如何保住兩個選舉，選舉前冷操作、選舉後拖散民氣，已成了未來三年的總路線圖，其他一切手段，都以配合這劇本為依歸。

2. 和理非線：民陣舉辦的遊行，無論大家是否喜歡，客觀上會被演繹為「民意還有多支持運動」的指標；但某程度上，人數卻是政府可以通過警察的行為影響，並扭曲來做文章的。由於今後的遊行，無論有沒有不反對通知書，警察佈防都會十分嚴密，必然有隨時使用催淚彈或任何武力的風險，也會不斷作出「今天將會很混亂」一類警告，令再出現扶老攜幼、一家大小遊行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缺少了上下兩代，加上因此要留家照顧長幼的成年人，遊行人數比全盛時減少2/3，並不奇怪。基於上述原因，12月8日出現的80萬人遊行，已是意料之外的數字：不要忘記2003年的七一遊行，五十萬人就被認為是奇蹟，製造了當時的政治海嘯，令廿三條胎死腹中、葉劉淑儀辭職、董建華不久「被下台」。但政府現在卻老是和200萬人這數字相比，總之要證明民情已改變、人數已減少、運動已衰亡，手法自欺欺人，但誤導慢慢就變成真理，對拖散民氣的影響不能低估。

3. 勇武線：政府對「止暴制亂成功」的KPI，一方面是大搜補，特別是理大圍城一役，令不少前線或被捕、或被記名，由此而發掘整個抗爭網絡，製造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同時增加對連儂牆「衝突」一類小規模拘捕，減少鏡頭下的血腥，手法更pre-emptive，但也更具欺騙性。而踏入考試期，政府相信年輕勇武必然要分心，衝突少了，就可以宣傳一切終結。這是不少和理非忽略的層面：以上手法給予前線的精神壓力，可能比單純的警暴更大，卻在鏡頭前不見血；當交通燈都恢復正常，和理非群眾慢慢淡忘，就是勇武最擔心成為condom之時。減少了後援backup，這也是政府逼使前線勇武激進化、地下化的「陽謀」；假如他們感到絕望，在主流民意未ready的情況下急速升級，令和理不得不分家，政府繼而高調鎮壓，終結整場運動，這是一個可能；但要是不升級，勇武同樣找不到下一步目標，結果同樣可以是連串悲劇。勇武也是香港公民，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本應想辦法解決這些危機，但現有操作卻只是當作敵人去拘捕、打壓，其心可誅。

4. 社區線：區議會掌握不少地區資源，昔日被建制派壟斷，變天後，政府恐怕不會願意讓新一批區議員從此壟斷社區，必然通過其他建制、乃至境內外「你懂的」資源（像前特首梁振英Facebook說的「錢，好商量」），扶植種種地區網絡。通過民政事務局大舉委任建制派到各級委員會已廣被報導，但只是冰山一角，其他親政府團體、企業接收落敗建制區議員，更是無色無痕。勒令大小富豪投放資源到同鄉會、建制公會、社區聯會，作為「影子區議會」，鞏固社區基本局面，也是政府操作另一可能。有實無名的「建制影子地區網絡」，可以無視法定區議會運作，存在目的除了繼續做從前做的蛇齋餅粽，就是為了突顯新一批區議員不懂民生，不時作出滋擾，或又是像前特首梁先生Facebook指示，「打游擊戰」。須知中聯辦港九新界協調部都需要KPI，總需要工作表現；現在有了明確打擊對象，這反而是建制派暗渡陳倉、滲透社區的契機。

5. 教育線：北京官方對反送中運動Root Cause的解讀，始終是外國勢力、土地問題、房屋問題……，還有教育問題；而眾多子虛烏有的「問題」當中，教育，已是特區政府夕陽政權最容易打壓的，相信會成為來年重災區。這次大學、中學成為運動前線核心，不少後援教師也捲入其中；通過文革式批鬥校長（例如中大段校長）、老師作為突破口，不斷施壓教育界要改變（例如取消通識教育），強逼師生之間割蓆，明顯是未來戰線。政府其實也心裏明白，不可能通過打壓改變意識形態，只會越打壓、越堅定，但起碼表面上的官樣文章，可以令部份心領神會的「模範校長」（例如理大藤校長）、老師就範，校園慢慢出現白色恐佈，把任何自由意見表述的行為歸類為「政治運動」、「支持暴徒」。不配合的老師，政府會宣傳後果自負：畢竟教師是最擔心飯碗的行業之一，而以內地教師與香港教師進行資格互認，本來就是既定策略。一旦缺乏了校長、老師對學生享有各種表達意見自由的贊同和諒解，學校恐怕會逐步變成工廠；學生築人鏈、叫口號、唱《願榮光歸香港》、乃至純粹「和理lunch」，也會有越來越大壓力。只要視線範圍內的學生和平抗爭減少，傳遞上去的報告，又會是「一切如常，形勢大好」。

6. 經濟線：運動至今六個月，香港股市、樓市沒有絲毫影響，IPO數字居然還創新高，對北京而言，利用香港作為集資、洗錢、金融避險、貿易戰暗道等經濟功能，因為港人「攬炒團隊」並未認真進行經濟戰和金融戰，可謂絲毫無犯。但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卻會不斷宣傳，運動對大小企業的毀滅性經濟影響，無視這是政府責任的事實，希望任何近月收入、財富有影響的人，都會遷怒於運動，讓群眾鬥群眾——製造民怨、拖散運動、以物質主義回應「後物質年代」，這正是2014年傘運後期的劇本。因此，政府所謂的紓解民困舉措，成效、效率固然遠遠及不上李嘉誠基金會，連派錢的出發點，怎樣派、誰能派，似乎也是以製造群眾矛盾為目的，總之一有機會，就要宣傳「是這場運動連累你每月賺少幾皮嘢」這樣的論述。施政報告托市，讓中產借錢上樓，也是政府企圖綑綁「非自願盟友」的策略之一。至於針對成形中的「黃色經濟圈」，被標籤的黃店總會承受風險，政府怎樣給予食環署、消防處一類執行單位，各自的所謂「止暴制亂」指令（例如天天查牌、捉老鼠），也是不少深藍陣營提及的事：溫馨提示，前任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在佔中後被免職，據說原因之一，就是與動用公權力打壓佔中不力有關。

7. 對內文宣線：由於知道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特區政府的策略，已經不再祈求解決問題，變成希望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一切都以分化為目的，希望當運動缺乏明確焦點，配合政府的小動作，分裂自然出現。
(1) 第一類分裂，是和、勇對策略的不同理解，例如政府會逐步推出不同的「非獨立調查」和「獨立檢討」，頂多是對個別案例的非脈落性調查（見上週《明報》筆陣文章），策略是剝洋蔥，希望支持運動的和理非民意慢慢接受「袋住先」，製造另一方的不滿。
(2) 第二類是各種運動到了中期的典型問題，「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有了一定momentum，那些財務問題、籌款爭議、位置之爭、人氣高低，很容易構成衝突；政府只要這時候加把勁，進行拉攏收編，事半功倍。
(3) 第三類是互聯網時代獨有的現象：在點擊率經濟結構，虛擬的點擊率可以直接轉化成實質收入，任何主流人和事，都有其「10%效應」：小眾網台、KOL只要堅守運動主流的對台戲，得到主流的10%注視，已經比進行正面論述得到的100%全部注視，更有票房，這已經是一個固化模式。當運動缺乏明確議題時，這類本來無傷大雅的「抽水式存在主義」，卻容易成為討論焦點，於是每一個小議題，都會硬生生的不斷製造運動內部的二元對立。這還是假定政府不做任何推波助瀾的暗黑工作，但假如有某方資助的「網軍」加入參戰，分化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不少運動不是敗在對家，而是敗於內鬥，令同路人逐步心灰意冷，這也是2014年的先例。

8. 對外文宣線：特區政府明白，耿爽式對外「文宣」只是笑柄，但也正用回香港的方式重整旗鼓，打國際輿論戰，只是通過的中介人，變成是立場淺藍的傳統精英、或內地海歸精英。這些人是國際媒體最樂意訪問的對象，也知道怎樣掏空「普世價值」內容、而偷用同一名詞的遊戲規則，對逐步污名化香港運動，起著關鍵作用。根據最新劇本，這些代言人對國際媒體談話時，多強調香港這場運動有以下罪名，可見建制陣營也是有進化的：
(1)運動暴力程度甚高、而傷及無辜，進行「無差別襲擊」，破壞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
(2)運動散播香港人Vs內地人的「薩拉熱窩式族群仇恨」，屬狹隘民族主義、乃至和法西斯主義相連，而不是以崇優的香港核心價值主導；
(3)運動參與者自私自利，以為全世界都欠了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實沒有國際視野，只是在小地方縱壞了的孩子（spoiled kids）。
這類批評，避免了觸及教條式的政治、主權等硬綁綁問題，訴諸中產眼中祈求穩定、和「診症式中立」的社會常態，在西方有一定市場；當運動找不到焦點，這類維穩文宣，更容易走進國際主流，反客為主，偷換概念。

9. 內交線：林鄭政府雖然已成跛腳鴨，香港內部的爭議法案都不容易再推，但涉及「留島不留人」思維的結構性政策，同樣會繼續。也就是當一切膠著，其實結構也依然慢慢改變，時間並不在抗爭者這一邊。一方面，特區政府會加速令40%的藍絲人口以大灣區為腹地，以鄰近的平價樓為利誘，同時收回若干對港經濟政策，讓他們感受到「一國」的威逼利誘；另一方面，輸入內地專才的中央政策，也會遍及香港核心位置，特別是那些簽署了資格互認的職業，內地專才可以隨時候命，取代被「DQ」的各行各業香港人。這和大灣區本來應有的設計：內地使用香港金融中心服務，換取香港進一步鞏固與內地的防火牆，以強化香港的國際制度優勢，各取所需而互不干涉，可謂背道而馳，變成9+2的雙輸局面。整個格局，就是通過北京要「懲罰」香港，讓香港的淺藍、中間、淺黃專業人士感受到切身壓力，回到國家整合的大計劃。

10. 外交線：美國通過《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影響，正如我們不斷解釋，都是策略性的，例如制約了北京不會在香港製造極端鎮壓，促進世界各國討論類似法案，令香港問題進入國際化視野，建構國際社會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等。但國際關係在香港並非顯學，各國外交、政府人員的真實思維，畢竟不是一般人容易接觸，令不少人容易誤解國際牌的用途，例如不斷問「美軍何時出現」，或相信特朗普會為「香港2020雙普選」而與北京立刻攤牌，所以「今年成功在望」云云。作為口號沒有問題，但假如真心有上述期盼，最終又失望而回，對群眾士氣，或足以構成毀滅性打擊，這還不用說過程中對其他策略的質疑。而且，一旦對外國支援不夠感到失望，針對的矛頭，又可能變成一直支持香港的外國友好，無論是通過法案的美國國會、支持BNO平權的英國議員、暗中幫助了不少港人的台灣民進黨政府、乃至兩次挑選香港抗爭為2019年封面（但以瑞典環保少女為年度風雲人物）的《時代雜誌》，近日都面對同路人這種「支持不夠」的質疑。須知國際關係自有其潛規則，欲速不達，而自亂陣腳，這正是政府樂於看見的。特區政府正調整文宣，宣傳國際線counter-productive，就是期待出現對國際線的民意逆轉，從而證明前中央政策組顧問劉兆佳教授所言，「某些人想讓香港再成為西方一部分的想法只能是幻想」這立論。那時候，北京才會進一步宣傳「外國勢力論」，當社會看不見國際支援的「電腦遊戲式過關功效」，有了expectation mismanagement，一洩氣，就會開始對耿爽的文宣麻木。

面對以上十條戰線，雖然簡單，但正正是六個月前，不少人「認命」的論述：
(1)和平遊行示威沒有用，
(2)打架反正不夠打，
(3)投票改不了制度暴力，
(4)外國評論香港，只是為了自己利益和抽水，
(5)持續落去，會出現經濟大蕭條，影響民生，
(6)發展始終要依靠祖國，
(7)學校這樣下去，會令學生失去競爭力，
(8)反對派不懂建設社區，支持也是浪費資源，
(9)運動已變質，被政客騎劫，領袖都是為了私利，不要愚蠢地為人抬橋；
(10)不懂見好就，就是不負責任。

這是宿命主義，香港人不能掉以輕心，此刻正是運動能否變成持久戰的關鍵時期。但怎樣反客為主，破解特區政府「散水辦」的陰謀，達到「光復香港」到「真一國兩制」初心、逼使北京放棄全面管治權的目的？拋磚引玉，希望同路人和而不同，在每條戰線逐一思考。下一篇，假如有思考進展，會分享個人對如何回應這十條戰線、整合背後宏觀論述的淺見。

星期日明報，2019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