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用手機吊飾定情的年代]

小學五年級，自己編了兩條幸運繩，你一條我一條。戴在手上洗澡都不可以拿下來喔。磨損到很久以後，若斷了，代表抵擋了一個霉運，或是願望要實現了。我已經搞不清楚是哪一個，總之，斷了，就是好事。

中學六年，學校規定不能帶任何飾品和電子產品。該怎麼辦才好，沒有信物我們要如何證明是好朋友呢？於是流行起手掌大小的娃娃吊飾，我們買兩個一對的繫在書包的拉鍊上，書包是我們最自由的裝飾，因為只有週六回家時才會用到。這個全體住宿的女校放學，幾乎每個人的包包後面都掛著穿了衣服的小小動物，微笑著左晃右擺。他們說，這真是一個貴族學校。

大學一年級，大哥大出現。一夜之間，Nokia、Sony Ericson、PHS全都被我們放進口袋裡。我把書包上的娃娃取了下來，那是一個穿著牛仔吊帶褲帶棒球帽的小熊，我最喜歡的，是它也揹了一個可以打開的小背包，不過只放得了一塊錢。娃娃吊飾太幼稚，大學生該有大學生的樣子，有人燙了個大波浪，有人染了金髮打了耳洞，我想來想去不知道該變成什麼樣子，就決定不再剪頭髮把頭髮留長，一留就到現在。

那麼說來，從十八歲開始，我最貼身的物品，就是手機了。窮窮的大學生，送個稍微浪漫的小信物，要帶有標簽性色彩的貼身小物，就非手機吊飾莫屬。便宜又實用，膩了也好替換，掉了也不會心疼。成雙的手機吊飾不言而喻，眉來眼去之間滿滿笑意。成雙我可以接受，但一模一樣就有點搞笑。不過往往成雙慣了，落單就會寂寞，拿掉那個小吊飾，換上一個自己英文名字的。一種不屬於任何人的宣誓。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穿鴨子裝（？）的維尼熊就愛不釋手，問哪裡買的，朋友說是扭蛋扭的。我們找遍了東區的扭蛋店，終於找到這台變裝維尼熊。扭了幾次，都扭不到鴨子裝。

我往扭蛋機裡看了半天，「會不會沒有這個鴨子了啊？」我說。
你繼續投錢不死心扭，扭了一大堆忘記穿了什麼衣服的維尼熊出來。
我一邊看著，一邊把鴨子頭脫來脫去。
「其實這個廚師維尼也不錯....」我說。
後來零錢用完了，覺得這樣扭下去也不是辦法，挺實際的我們，覺得有點浪費錢。我堅持要這個鴨子維尼，但繫上了幾天有點捨不得，怕哪天掉了會心疼死，然後你拿了廚師維尼給我，我繫了好一陣子，有一天看著突然覺得好幼稚，然後就拿了下來，從此沒有再用過任何手機吊飾。

那時我開始邊讀書邊工作，先入了社會，覺得要有社會人的樣子。但也不知道社會人什麼樣，大概就是大人的樣子吧，於是就把所有小女孩的東西，不論青紅皂白全都脫了再說。好險只是脫了，沒丟了。

隔了十幾年，我看到這隻鴨子維尼，還是滿心歡喜。明明知道它的鴨子裝脫不下來，還是不自禁扳開它的鴨子頭。所有小小的，可活動的細緻，都讓我醉心。「信物」在這時代早就成了「幸物」，幸的部分隨著「運」潮退，留下的物，小巧的靜置在那，不憂也不傷，依然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