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與遊戲的 love hate relationship | 盧斯達 on Patreon】

兒童青少年陸續收到通知，電子遊戲只在假日開放，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

全人類和電子遊戲都發展出一段 love hate relationship。「家長」一向討厭小朋友打機，但近年手提裝置可以玩的遊戲越來越多，很多中老年人在街上捉小精靈或者爆 candy crush。但問到很多平常家長，子女打機對他們就好像吸毒，一吸人就廢了，會馬上上癮繼而喪失所有生產力。你打機，肯定上不了大學，一生都毀了。

一些經典遊戲重製再推出，要賣情懷，總會提醒你在中學時和朋友去網吧打機的日子。回憶有美好的，也有黑暗的。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網吧過活，對入迷的人們來說，不在乎每一餐吃杯麵，不在乎網吧充滿煙味。甚至當 03 年沙士來襲時，我會照去玩，只有那時才不怕死。當時香港有人在香港打到暴斃，無聊的傳媒還會找風水師評論為何隻遊戲咁邪？

後來買斷制遊戲慢慢被月費制、時費制甚至免費課金制基本取代，但為了一把武器而自殺的事情還是很多遊戲都有。人長大之中要考慮的事越來越多，自然不覺得那件虛擬武器是甚麼，但對一些十幾歲的人來說，那是第一次「耕耘」的成果，可能是他在朋友圈裡地位突然躍升的憑據。最地獄的是，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人生第一次努力地「工作」通常是為了打機。自己看攻略、跟朋友交換情報和物資、形成一個互助的圈子、分黨分派以及互相鬥爭，可以說很多少年的智能、博弈和社會能力，最初是弔詭地通過遊戲來培養發展。

電子遊戲是有癮頭的，但特別上癮嗎？其實所謂成年人世界都有很多東西沉迷，在別人眼中都是看不明白的狂熱。賭搏就很上癮，所以很多遊戲都設計得很像賭搏，抽卡轉蛋會配合特殊震動、聲效、光效，去構成大腦的快感回饋機制，而且那種遊戲一律以「頻繁通知，確保玩家經常登入」的思路去設計，外層套甚麼 IP 根本無關痛癮，機制就是這一種，廠商可以用心做遊戲，但也可以疊埋心水做賭場莊家，更加和味。

就像人類對「毒品」有剿撫兩派。剿滅派基本認定電子遊戲是一種禍害，能不碰就不碰，好像血管裡的脂肪。遊戲帶來快樂，帶來體驗，有學者認為是第九種藝術，優秀的遊戲也具備文學性。審美需求在生存需求和自我實現之間，但仍然是很難消滅的人性。據說美國政權在越戰前後發動的禁毒運動，最後演變成特別針對低下層和黑人用藥，而社會賢達有可卡因。這個背後的思想是把用藥者視為一種社會問題。因此政策而引發很多災難發生之後，他們自我反省去想補救方法時，通常會向北歐取經，主張鬆綁、治療、協助，而不是一味懲治，認為這可以為社會帶來很多好處，也可以節省很多資源。正如你或許可以用電擊和監禁來治療一個少年的嚴重網癮，但你的成本可能是毀了一個人的人生。

然而這只會是一個紛爭不斷的議程，因為這涉及「甚麼是毒品、甚麼是異常」的形而上問題。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就是認為玩遊戲是可以的，在三小時之內屬於「正常」。然而這極少量的供應，面對龐大需求，之後人們會如何扭盡六壬，又會發生甚麼劇烈的戒斷症狀，簡直不可想像。

雖然遊戲有這樣黑暗的一面，但所有戰略家都不敢輕看電子遊戲業。今日富可敵國的 Apple 曾經與遊戲業保持距離，到現在還要苦苦追趕——沒人會買蘋果電腦玩遊戲。

遊戲只是一連串技術之下的終端產品，在上游是一堆因為遊戲需求和資源湧入而受惠因而進步的技術產業，這些技術產業最終就成為某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大部份。遊戲機越做越小，終於到了今日的微型，當中有一部份是家用機市場都飽和之後，日本人去了開闢手提機市場。據說地球上有一億台 Gameboy，當你做完一億台之後，你的製造工藝又可以去做一些更難的事情，做更小的電子組件，繼續升級下去。然後在那裡亮相的寵物小精靈，現在成為全球最值錢 IP，晉身代表全日本的文化軟實力。然後台灣也有了她的科技神山，是一個政治上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 NVIDIA 或者 AMD 的顯示卡究竟是誰人買的？應該主要是有強烈遊戲繪圖需求的人，而近年入場的還有很多礦老闆。還有一堆人是用來剪片，為甚麼有那麼多人要剪片？因為大家都要做 youtube。你用來剪甚麼，都是付了錢，理論上都有份推動技術進步。

一些看來很純娛樂的東西，上面都是一套最終會促進生產力和累積知識的東西。現在你可以說智能手機統治了世界，iPhone 的原型機其實有一些 walkman 的靈感，是日本將東西越做越小；為了生產某一款家用遊戲機，他們和東芝、IBM 合作設計和製造晶片，即當時很多國家傾舉國之力都無法通過的技術門檻，他們能通過，都是因為要生產一台「不事生產」的遊戲機。這應該是電子製造業的進步。

家長會投訴，那他們的孩子怎麼辦呢？所以他們不會在遊戲這一塊上癮，但明天也會在別的事情上癮。你的孩子，問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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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陸續收到通知，電子遊戲只在假日開放，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

全人類和電子遊戲都發展出一段 love hate relationship。「家長」一向討厭小朋友打機，但近年手提裝置可以玩的遊戲越來越多，很多中老年人在街上捉小精靈或者爆 candy crush。但問到很多平常家長，子女打機對他們就好像吸毒，一吸人就廢了，會馬上上癮繼而喪失所有生產力。你打機，肯定上不了大學，一生都毀了。

一些經典遊戲重製再推出，要賣情懷，總會提醒你在中學時和朋友去網吧打機的日子。回憶有美好的，也有黑暗的。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網吧過活，對入迷的人們來說，不在乎每一餐吃杯麵，不在乎網吧充滿煙味。甚至當 03 年沙士來襲時，我會照去玩，只有那時才不怕死。當時香港有人在香港打到暴斃，無聊的傳媒還會找風水師評論為何隻遊戲咁邪？

後來買斷制遊戲慢慢被月費制、時費制甚至免費課金制基本取代，但為了一把武器而自殺的事情還是很多遊戲都有。人長大之中要考慮的事越來越多，自然不覺得那件虛擬武器是甚麼，但對一些十幾歲的人來說，那是第一次「耕耘」的成果，可能是他在朋友圈裡地位突然躍升的憑據。最地獄的是，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人生第一次努力地「工作」通常是為了打機。自己看攻略、跟朋友交換情報和物資、形成一個互助的圈子、分黨分派以及互相鬥爭，可以說很多少年的智能、博弈和社會能力，最初是弔詭地通過遊戲來培養發展。

電子遊戲是有癮頭的，但特別上癮嗎？其實所謂成年人世界都有很多東西沉迷，在別人眼中都是看不明白的狂熱。賭搏就很上癮，所以很多遊戲都設計得很像賭搏，抽卡轉蛋會配合特殊震動、聲效、光效，去構成大腦的快感回饋機制，而且那種遊戲一律以「頻繁通知，確保玩家經常登入」的思路去設計，外層套甚麼 IP 根本無關痛癮，機制就是這一種，廠商可以用心做遊戲，但也可以疊埋心水做賭場莊家，更加和味。

就像人類對「毒品」有剿撫兩派。剿滅派基本認定電子遊戲是一種禍害，能不碰就不碰，好像血管裡的脂肪。遊戲帶來快樂，帶來體驗，有學者認為是第九種藝術，優秀的遊戲也具備文學性。審美需求在生存需求和自我實現之間，但仍然是很難消滅的人性。據說美國政權在越戰前後發動的禁毒運動，最後演變成特別針對低下層和黑人用藥，而社會賢達有可卡因。這個背後的思想是把用藥者視為一種社會問題。因此政策而引發很多災難發生之後，他們自我反省去想補救方法時，通常會向北歐取經，主張鬆綁、治療、協助，而不是一味懲治，認為這可以為社會帶來很多好處，也可以節省很多資源。正如你或許可以用電擊和監禁來治療一個少年的嚴重網癮，但你的成本可能是毀了一個人的人生。

然而這只會是一個紛爭不斷的議程，因為這涉及「甚麼是毒品、甚麼是異常」的形而上問題。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就是認為玩遊戲是可以的，在三小時之內屬於「正常」。然而這極少量的供應，面對龐大需求，之後人們會如何扭盡六壬，又會發生甚麼劇烈的戒斷症狀，簡直不可想像。

雖然遊戲有這樣黑暗的一面，但所有戰略家都不敢輕看電子遊戲業。今日富可敵國的 Apple 曾經與遊戲業保持距離，到現在還要苦苦追趕——沒人會買蘋果電腦玩遊戲。

遊戲只是一連串技術之下的終端產品，在上游是一堆因為遊戲需求和資源湧入而受惠因而進步的技術產業，這些技術產業最終就成為某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大部份。遊戲機越做越小，終於到了今日的微型，當中有一部份是家用機市場都飽和之後，日本人去了開闢手提機市場。據說地球上有一億台 Gameboy，當你做完一億台之後，你的製造工藝又可以去做一些更難的事情，做更小的電子組件，繼續升級下去。然後在那裡亮相的寵物小精靈，現在成為全球最值錢 IP，晉身代表全日本的文化軟實力。然後台灣也有了她的科技神山，是一個政治上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 NVIDIA 或者 AMD 的顯示卡究竟是誰人買的？應該主要是有強烈遊戲繪圖需求的人，而近年入場的還有很多礦老闆。還有一堆人是用來剪片，為甚麼有那麼多人要剪片？因為大家都要做 youtube。你用來剪甚麼，都是付了錢，理論上都有份推動技術進步。

一些看來很純娛樂的東西，上面都是一套最終會促進生產力和累積知識的東西。現在你可以說智能手機統治了世界，iPhone 的原型機其實有一些 walkman 的靈感，是日本將東西越做越小；為了生產某一款家用遊戲機，他們和東芝、IBM 合作設計和製造晶片，即當時很多國家傾舉國之力都無法通過的技術門檻，他們能通過，都是因為要生產一台「不事生產」的遊戲機。這應該是電子製造業的進步。

家長會投訴，那他們的孩子怎麼辦呢？所以他們不會在遊戲這一塊上癮，但明天也會在別的事情上癮。你的孩子，問我們怎麼辦？

［法庭裡的小情侶］

21歲的女生，像時下年青人一樣，說話時有懶音。她作供時，坐在法官席上的梁嘉琪裁判官，也忍不住請女生再宣誓多一次，說聽不清楚她的話。少女姓氏為「曾」，在她口中讀成「真」；「講」字說成「趕」；「光」讀成「乾」，但語氣稚嫩又有一種可愛。

但這一次，她要面對的不是學校的口語考試，而是控辯雙方大狀的詰問，年少的她是被告，在兩個月前的5月12日下午，選擇坐上證人欄。

她把自己，和男朋友的前途，都押在這個下午。

***

女孩用黑色橡皮圈束了長長的馬尾，她身穿白恤衫，配黑短裙和西裝褸，西裝褸過大，手袖掩蓋了她半只手掌，左手食指和中指戴了幼身閃爍銀色戒指。她的腿沒穿絲袜，踏着一對款式有點笨拙的圓頭黑色矮跟皮鞋。明顯，女孩平日不穿慣正式西服。

證人椅子是一張帶輪的辦公室座椅，她一邊回答律師提問，一邊忍不住左右扭動椅子，激動時用腳踢坐椅的輪，沒法子坐定。

案情本來甚簡單。在2019年10月4日蒙面法推行的晚上，警員在黃大仙截查了一對小情侶，從女生的背包搜到一支雷射筆。

然而，被提堂到法庭受審，被控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的人不只她一個，還有和她同行的男友。

原來當晚兩人曾交換背囊揹。在法庭上，女生稱包裡的雷射筆，是男友擁有的。她說，是她提議交換背囊，因為男友曾表示自己帶着雷射筆在身，「有點擔心」，她主動建議這樣做。

一支小小雷射筆（此案還有一支電筒），把一對小情侶變成了同案被告。

「赴湯蹈火」暴動案主角，被拘捕後更由情侶變成夫妻；但亦有情侶在運動後感情生變。但在法庭上，把私密關係放在公眾眼底下被檢視，再由法官決定誰有罪的案情，則較為罕見。

女孩不住說：「想保護男朋友，所以……」。她把不是自己的雷射筆袋子揹着，也情急地在警署裡簽了和事實不相符的口供。

大部份反修例運動相關案件，被告都選擇不自辯。自辯把自己曝露在法庭之上，任由控方及法官提問，有時未必為被告帶來好處，弊處亦不少，有律師形容被告自辯猶如「走鋼線」，是一場輸贏未知，卻心理負荷極大的賭博。

代表女孩的辯方大律師梁浩朗，先向女孩提問。女孩解釋，當晚約了男友（亦即第一被告）去行街，從慈雲山走到紅磡，回程時經黃大仙準備坐小巴回家。她曾把自己的口罩及帽子交給男友，男友把女友的物件放在自己背包裡或扣在肩帶上。

中途，男友表示自己背囊有雷射筆，「覺得擔心」。女孩說，當時心裡覺得「沒有做虧心事，覺得（帶雷射筆）沒有甚麼」，於是建議和男友交換背囊揹。之後在黃大仙被警員截查而被捕。

女孩說，男友揹着的背囊是她的，裡面有她的住處鎖匙。大狀請她形容一下：「鎖匙鎖係哈利波特金探子造型；銀包係粉紅色Salad品牌，還有一支唇膏。」

辯方梁大狀請她說出，被帶到觀塘警署後發生的事。

女孩說：「在警署裡，經過一條需要警察拍卡才能進入的通道時，一名警員跟我說：『妳睇吓妳，而家做雞都唔掂啦』」辯方大狀示意女孩停頓，讓大家有時間抄寫。

女孩一頓，再說「『搞咁多嘢做咩？冇哂前途，等坐監啦。』」女孩說，覺得難受和害怕。審訊的是女裁判官梁嘉琪，她一直低頭抄寫筆記，沒有特別回應。但控方則否認警員有說過這番話。

辯方提及女孩在警署曾經簽署口供紙。然而，女孩在法庭所說的話，跟口供紙有差異。特別是口供紙上她表示，該雷射筆和電筒是來自一名不認識的男示威者，而不是其男友。女孩解釋，當時自己一心想保護男友，加上雷射筆不是自己的，所以才說了不是完全的事實。

女孩稚嫰的聲音，帶有懶音的聲線在法庭說道：「仲有，我唔想屋企人知道這件事，只想快點離開落口供的警署，想快點回家。」坐在家屬席的中年女士，不住用紙巾抹眼淚，旁邊一位年輕女士安慰着。

女孩又指，早在2017年已從男友手機的相簿看過他一些照片，男友有吸食電子煙習慣，當時生起玩意的念頭，曾用雷射筆射向煙霧射出光線，拍下了照片，故此知道男友擁有雷射筆，但不肯定是不是當日帶出外被搜到那一支。

然而，到控方大律師熊健民，盤問女孩時，卻向女孩口供紙，和與男友交換背囊的說法作反覆的挑戰。熊健民身型有點胖，肚腩微凸，一頭灰白髮，戴着灰白色粗框膠眼鏡，領呔是藍色四方型圖案。

控方熊大狀用右手食指指着女孩問：「妳話你冇做過虧心事，咁點解要交換背囊揹？」

女孩答：「我聽到佢（男友）提出擔心，為咗撇除佢擔心，我主動提出交換。」

熊續問：「咁有無諗過差人拉你地既時候點樣做。」

女孩答：「因為支筆不是我的，我都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追問：「妳和男友感情點樣。」

女孩說：「正常，普通情侶囉。」

熊續問，特別帶出她男友的責任：「妳男友驚身上有雷射筆畀差人拉，呢件招惹嫌疑既物件，畀你攞上身？」「點解妳唔直接將支筆放入你個袋？要成個袋交換？」

女孩有時聽不明白：「我唔明你意思，唔該你重覆問題。我無諗過。」

此時，坐在被告席的男友，也是一名21歲穿白恤衫的少年，向天望了一望，嘆了一口氣。男友選擇不作供。

熊問到：「點解妳脫下了口罩和帽是交給男友，不是放在自己的袋裡？」

女孩回答：「我成日將我既物品叫佢幫我攞。」

熊指，口供紙上，寫了她承認雷射筆是來自「一名男示威者」，但現在女孩否認，而女孩曾口供紙上簽名確認。

女孩反駁：「我一時諗到咁既嘢，我想保護男友，支筆又唔係我既。」

熊大狀：「妳又話唔知當晚有示威，又在口供紙寫男示威者？」
女孩：「因為我年輕，咁講比較合理。」

熊進逼：「妳不是想置身事外嗎？點解又在口供紙中話自己同示威者同一立場呀？」

女孩回答：「我當時以為咁講無問題。」

熊說：「因為妳為咗達到目的，不用尊重事實，為咗達到目的，你可以隨便亂講，唔洗尊重事實，唔理真相，任你講！」

女孩嘗試回應：「當日我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說：「咁妳現在法庭作供都可以係講大話啦？」

女孩回答：「當日落口供唔知咁大件事，我當時唔知要上庭。」

熊指出：「妳當時係被懷疑藏有非法武器（雷射筆），妳係知道架。當時係警誡下，會變為呈當証據，你知道嚴重性。」

女孩指：「我當時唔知有機會上庭。只想落完口供番屋企。」

熊用食指指着女孩：「事實係，妳隨意任意扭曲真相。」

熊：「我向妳指出，雷射筆係你同男友共同擁有，意圖傷害他人。妳係不誠實證人。」

女孩：「唔同意。」

熊：「為咗雷射筆，妳惹咗今次官非，變成被告，點解妳無問過男友，點解身上有支雷射筆。」

女孩：「我冇追問原因，事件發生咗了，是以前的事，我無再問。」

熊追問：「雷射筆不是以往的事，事發之後兩年以來，妳都無問到被告點解有支筆？」

女孩：「我信佢，我無問。」

終於完成了作供，女孩回到法庭較後位置，坐在律師和旁聽市民中間的桌子之後。在裁判法院，不用還押的被告，都不用坐入犯人欄，而是坐在普通的坐椅。女孩回到男朋友身旁，低聲細語了一會。

一支雷射筆，讓全個法庭檢驗一對小情侶的關係；一支雷射筆，改寫了兩個年輕人的未來。

誰入罪誰脫罪，誰把誰的東西揹在身上，成為了法庭用放大鏡檢驗的公共討論內容。

兩個月多月後，男孩判罪名成立，女孩則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梁嘉琪指，女被告證據不合情理，但認為女被告為保護男友才提出不合理證供，亦接納兩人交換背包說法。

梁官質疑男被告沒涉及示威但卻憂慮雷射筆是危險物品，又指不會和女友外出隨便帶着一支最高級別的雷射筆，故裁定男被告罪名成立。梁官認為，女被告自辯不真實不準確，惟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推論女被告有傷人意圖，故裁定女被告罪名不成立。

宣佈裁決結果時，女孩開始流淚，至得悉男友須立即還柙，女孩放聲痛哭。案件押後至8月5日判刑。

(圖為蒙面法推出後，香港街道一景。政府用膠水黏起行人道上的地磚，以防示威者挖起。街燈照射下，磚與磚之間的膠水礙固成淚水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