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孩子其實並不想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網路。當他們有權力自行找出解決方案時，約束效果可能比父母的時間管制更好。

例如，有些青少年規定，當大家一起吃飯時，所有人要把手機拿出來，放在桌上集中在一起；吃飯時間第一個拿手機來查看的人，就必須受罰，像是請所有人吃甜點。

我們不需要採取全面性的改變，也能教導孩子如何把心思放在眼前的現實世界。假如認真執行，小小的舉動也能產生巨大的效果。

摘錄自《#當我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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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我常常跟不同家長討論3C議題，所以我只要能看到相關的好文章，都希望能分享到版面上。但細看3C議題，所謂「大人」也常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渴望連結，是藏在3C議題之後，對我們人生極其重要的關切。

我跟不少家長談得很深入，也一直共享幫助孩子面對3C的小訣竅。這個過程教學相長，我真的滿懷感恩。

祝願您，能真心連結，這能帶著我們度過許多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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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歡迎參與贈書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220440724638912/videos/7604535879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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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數位時代的連結

【文/ 維偉克．莫西】

科技的影響為教養兒女增添了一個令人望之生畏的面向。青少年一天平均花超過六個半小時的時間，透過螢幕裝置從事媒體娛樂，包括看影片及使用社交媒體。這不包含在八個小時的睡眠和六到八小時的上學時間之內。因此，他們幾乎沒有時間、或只有很少的時間，可以進行不受打擾、不用螢幕裝置的面對面互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然而，要知道我們該改變什麼並不容易，遑論如何改變。這個情況是否處理得當，會對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因為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我們為社交技能與社會認知打基礎的階段。

為了理解我們該如何處理孩子使用科技產品的情況，我去向「孩童心智中心」（Child Mind Institute）的國家與外展計劃（National Program and Outreach）資深總監大衛．安德森（David Anderson）請益。

安德森的工作一直與孩子有關，包括主辦夏令營，以及為寄養與收養孩童做諮商。他是受過訓練的醫療人員，他設計了一些透過學校提供的服務，以及一整套提供家庭使用的資源。他在「孩童心智中心」為因各種心理健康問題而感到困擾的孩子與家長，規畫了多種資源。

雖然有些專家警告，網路和電玩遊戲對孩子的社交發展有明確且迫切的危害，但安德森把問題看得更細。他表示，假定所有的孩子都會因為社交媒體與科技而受害，是錯誤的看法。許多孩子表示，社交媒體其實給予他們更多與人連結的機會，讓他們找到自己歸屬的社群。同時，安德森認為科技對某些族群的孩子確實有害，包括行為與心理健康問題的高風險族群，以及發展遲緩的孩子。

歸根究柢，不是所有的螢幕裝置對所有的孩子都有相同的影響。每個孩子有不同的需求，被社交媒體傷害的難易程度也不一。家長在為孩子規定使用螢幕裝置的時間限制時，必須考慮到那些個別差異。

安德森說，大多數的孩子使用智慧型手機和電腦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壓力、放鬆、玩樂與進行社交連結。對某些孩子來說，他們用傳訊息來取代打電話。此外，由於科技已經徹底融入現代生活中，孩子其實需要對數位文化有某種程度的熟悉，才能拉近與同儕的距離。科技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共通點。

不過，孩子手裡並沒有科技使用說明書，他們也很可能透過科技，接觸到父母師長注意範圍以外的世界。「孩子有可能無法處理他們在網路世界遇到的事物，」安德森對我說。因此，父母確實需要對孩子使用科技的情況，畫出合理的界線。「你必須注意兩件事，第一是他們在網路上都做些什麼，第二是他們上網時間的長度。在這方面，我們並沒有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

這番話使我想起前面提到的「金髮姑娘假設」。比起適度使用螢幕裝置的青少年，長時間使用（平日每天超過兩小時）的青少年感覺到的幸福感，相對比較低。另外，同樣與適度使用螢幕裝置的青少年相較，幾乎不使用螢幕裝置的孩子，幸福感也顯得比較低。「最困難的部分是，」安德森說，「青少年有時真的受夠了螢幕裝置，但他們和朋友的溝通完全仰賴那些平台，所以他們覺得被綁住了。」

關鍵在於，父母要幫助孩子找到適度的使用時間長度， 讓他們能夠與朋友在網路上和現實世界中都有所連結，同時不會被螢幕裝置綁住。但父母要先從自己做起，節制在家裡使用螢幕裝置的時間。

父母尤其需要留意幼兒的使用情況。幼兒需要與父母有視線接觸、對話和情感交流。鄧巴曾經強調，我們建立社交關係的能力，需要仰賴一些相當複雜的技能。要充分培養那些技能，孩子需要與大人有大量的接觸和直接互動。這些互動可以讓他們學會解讀自己和其他人的表情、手勢動作、心情和情感，還有如何培養同理心及提高情商。

與父母的互動也能幫助孩子學習，什麼是合宜的行為舉止、如何與別人相處，以及如何付出與獲得。當父母一天到晚在用手機，而不是和孩子互動，他們就沒有盡到以身作則的責任。然後，當孩子長大之後，他們會怎麼做？他們會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只顧著滑手機而忽略了朋友，這是一條通往孤獨的不歸路。

安德森說，對於曾經發生心理健康問題的孩子（像是憂鬱症或焦慮症），「社交媒體也會使那些症狀惡化，或是導致孩子退縮到網路世界。」極力鼓吹飲食失調行為的網路社群，可能使生病的孩子病情加重，更不知道如何與他人展開健康的人際互動，或是把自己照顧好。

然而，科技也能讓被邊緣化的孩子（像是非異性戀者） 得到同儕連結，使他們不再覺得那麼孤單、焦慮或憂鬱。安德森說，假如你在學校裡找不到和你一樣的人，若能透過網路社群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可以帶來極大的安慰。

不過，所有的家長都需要隨時掌握孩子與網路世界的關係。安德森告訴我，當孩子開始將自我價值與網路世界的按讚數混為一談，就會出現問題，尤其當他們用虛擬的人際連結，取代現實世界的人際關係。

安德森說，關鍵在於定期「檢核發展方塊」，確保孩子得到維持身心健康所需要的充足社交養分。若孩子的狀況有所欠缺，就可以建議他們重新評估螢幕裝置科技的使用情況。這些「方塊」包括：

1. 優質與適齡的面對面互動友誼。孩子還小的時候， 你是否定期安排讓孩子在學校以外的地方，和一、兩個同伴玩遊戲。孩子進入國中階段後，他們是否在放學後或是周末，和一群朋友一起消磨時間？你的孩子是否有一、兩個死黨？

2. 課外活動。孩子是否有明顯的愛好？他們是否熱愛某種運動或是樂器？他們是否加入與藝術、自然、服務、文化，或是靈性成長有關的學校社團或是青少年團體？

3. 家人相處時間。全家人是否規定一段不使用螢幕裝置的時間？全家人是否會一起吃飯？你們是否會在週末和節日一起聊天，從事一些實體活動？

4. 共享螢幕時間。你是否會和孩子一起上網，幫助他們學習如何在數位世界自處？你們會一起看某個電視節目或電影，然後一起討論嗎？談論影片裡的人際關係，是學習社交技巧的好方法，因為你不是在對孩子說教。

5. 自由時間。孩子在休息時間玩線上與線下遊戲的時數，是否保持適度的平衡？他們是否有適當的休息和安靜思考的時間？在為孩子規定時間限制時，要考慮到孩子的個人需求與性格。

6. 在校表現。你的孩子是否參與學校的活動？是否有適當的時間和空間做作業和讀書？

7. 基本健康作息。你的孩子是否養成有益於身心健康的生活習慣？運動量是否充足？睡眠時間是否合乎他們的年齡所需要的？飲食是否健康，包括上學前吃早餐，以及攝取多種蔬菜和水果？是否在睡前一小時就不再使用螢幕裝置？

迪蘭妮．羅斯頓（Delaney Ruston）是位醫生，也是紀錄片製作人。她拍攝的「螢幕世代」（Screenagers）直接聚焦於在數位時代養育健康的孩子時可能面臨的挑戰。她在2011 年展開這個拍攝計劃，起因是她注意到自己家裡因科技使用情況所引起的爭執與緊張氣氛。她兒子想要多一點玩電玩的時間，而她的女兒總是在滑手機，使用社交媒體。「我可以預見，我的孩子即將一整天都在使用數位裝置，以及用電腦做作業。我們之間遲早會引爆重大的衝突。」

羅斯頓根據拍攝紀錄片時與青少年的訪談經驗，得到了一些簡單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親子衝突。第一要務是，父母要採取合作而非高壓的管教手段。「最好的教養方式是傾聽，因為青少年很愛講話，也喜歡教別人東西，所以我們要帶著好奇心去找他們，請他們的解釋虛擬世界裡的新鮮事，或是他們在玩的電玩遊戲是怎麼玩，諸如此類的事。」

這種對話有很大部分要圍繞著網路世界裡的行為打轉。什麼話可以對別人說，什麼話不能說？假如有人在臉書上對你說了一些他絕不會當著你的面說的話，那代表什麼意思？又該如何回應呢？

羅斯頓對我說，「這些對話非常重要，關於在網路世界裡該怎麼與人對話，如何抱持靈活機智與善意，以及如何在衝突發生之後談論這個衝突。」而且這些對話需要從國中或更早就開始進行。

此外，父母向孩子坦白承認自己在使用科技時遇到的問題，也會有幫助。她說，「然後我們會加以演練。」例如，「我可能會告訴他們說，我試著在晚餐之後不再使用螢幕裝置，但我很難完全辦到，因為我還沒有把所有的電郵處理完。然後我可能會請他們助我一臂之力，提醒我要早點完成工作。」用例子示範並讓孩子參與，可以透過互相理解來教導孩子明白，改變行為的歷程。

就和安德森一樣，羅斯頓也發現，許多孩子其實並不想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網路。當他們有權力自行找出解決方案時，約束效果可能比父母的時間管制更好。例如，有些青少年規定，當大家一起吃飯時，所有人要把手機拿出來，放在桌上集中在一起；吃飯時間第一個拿手機來查看的人，就必須受罰，像是請所有人吃甜點。

與這些專家的對談使我清楚的知道，我們不需要採取全面性的改變，也能教導孩子如何把心思放在眼前的現實世界。假如認真執行，小小的舉動也能產生巨大的效果。

臨床心理學家史坦納阿黛爾表示，家長如果希望幫助孩子重新找到生活的平衡點，可以試著採用一個模式，那就是參加夏令營。根據史坦納阿黛爾在《大斷裂》的描述，她這輩子一直活在夏令營裡。她從五歲開始參加夏令營，後來成為營隊輔導員，現在擔任夏令營的心理諮商師。就像烏爾斯發現戶外營隊可以提高孩子的同理心，史坦納阿黛爾認為， 對於青少年來說，營隊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若要尋找學習社交情緒素養的環境，我想不出一個比營隊更好的地方，」她最近這麼對我說。當然，不是所有的營隊都相同，營隊也不是幫助孩子培養社交情緒素養的唯一所在。不過，史坦納阿黛爾表示，夏令營模式仍然值得我們檢視，「好的夏令營具有幾個基本要素：同理心、展現真我，以及社交情緒素養。」

孩子參加夏令營時，他們可以擺脫史坦納阿黛爾所謂的「數位鎮靜劑」。「每個人都真正的面對彼此，沒有數位裝置使人分心，沒有人被排除在外。我們透過營隊互相連結——不論你喜不喜歡那個女孩，你們都要同舟共濟。」

孩子也能夠透過營隊活動，與內在的自我連結。他們不再時時刻刻查看手機，而是在穿越森林、划獨木舟，或是練習射箭時，與自己的內心連線。「就像是將你的靈魂徹底重新啟動。」

史坦納阿黛爾說，營隊輔導員也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他們就像是永遠挺你的兄弟姊妹，「幫助你用忠於本色的方式與人連結，面對他人，創造一個他們也能忠於本色的空間。『我們同在』的力量如此強大，足以支持所有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營隊文化與追逐地位的當今文化恰好相反。我們的孩子從現今的文化學到的是，最高的位置只容得下一個人，擁有最酷炫的玩具就贏了，擁有最好的身材就贏了，能上長春藤大學就贏了。「年輕人總是透過與他人的比較，來獲得身分認同。現代的孩子最辛苦的部分是，這種比較時時刻刻都在。」

史坦納阿黛爾說，這種比較與競爭會衍生出焦慮和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 FOMO）。而營隊環境可以使孩子免於錯失恐懼症的侵害。孩子在營隊中可以真正做自己， 以自己的真實本色與他人連結。那種連結會給孩子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幫助他們真切的面對自己的生活。

這並不是容易辦到的事。若你原本習慣用文字訊息溝通，現在卻要改成與人面對面解決衝突，你有可能會覺得很不自在。對年輕人來說，在不借助科技或表情符號的情況下，要知道如何當著某個人的面，告訴他你喜歡他，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當孩子有愈多時間與輔導員相處，他們就有愈多時間真實的面對彼此，孩子就愈能夠做自己，並知道如何與其他人相處。

重點不在於每位家長應該送自己的孩子去參加營隊，因為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負擔得起這筆費用。不過，與人面對面的相處，在一年當中的任何時候都很重要。所幸，參加營隊的好處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複製。想像一下，假如我們設法讓孩子在固定的時間不使用螢幕裝置，那會是什麼情況。例如，如果我們在用餐時間不使用科技產品，我們就可以在吃飯時和孩子有更多優質的對話。假如孩子開睡衣派對時沒有人使用螢幕裝置，他們就更能真正的面對彼此。假如孩子參加校外教學活動時都把手機關機，他們就愈可能互相討論在參觀地點發現的新鮮事物有愈多時間和彼此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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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錄自
《#當我們一起》
疏離的時代，愛與連結是弭平傷痕、終結孤獨的最強大復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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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週刊編集》專欄「男人四十」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對自己有不同的意義，把它也貼在這裡

文中描述的那場演出，今年四月將滿20年了，所有情景、聲光，依然歷歷在目......

〈送走一個樂團等於送走自己的青春〉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暴力，活生生的暴力，像病毒一樣會感染。草原上漫布著濕溽的空氣，頸背間沾著一顆顆汗珠，水分子內漲滿官能的慾望、尚未揮發的酒精，還有海風捎來的鹹味。

那片銀亮亮的海，徐徐流動在草原南方，這是墾丁的荒野，千年一遇的公元2000，十二生肖輪轉到龍，我在四月的春天吶喊。

即將登台的是一支叫濁水溪公社的地下樂團，我在台北看過他們幾次，真的都在「地下」—金山南路二段加油站對面地下室裡一間叫VIBE的Live House。今年的春天吶喊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大場合遭遇他們，我從台北一路轉搭客運繞過大半個台灣來到島嶼底部，帶著馬子，要來體驗傳說中的島嶼邊緣生活。

我們四周旋繞著一圈一圈的人影，黑壓壓的，一如沉暗的夜色，擁擠的現場東飄來一句「幹！好膽別踩我！」西射來一句「你是在看三小！」我的體溫隨著腎上腺素飆升，覺得自己像個將從戰壕裡翻出去殺敵的士兵，眼睛冒著煙，熊熊怒火照亮我額頭的青筋，雖然我並不清楚自己在氣什麼。

我跟著人群推擠著、叫囂著，嘴裡啐著跋扈的髒話，同一時間，山腳下的嬉皮餐車喜劇演員似的送來一陣油炸甜點的黏膩香氣，那股香氣在浮動的人流間擴散成嗑藥後的集體亢奮感。

直到這一刻（我活了二十一年又三個月的這一刻），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這麼兇蠻，這麼容易被人煽動，這麼渴望言語中的暴力—而他媽的！那該死的樂團甚至還沒上台。

熱風從海邊吹來，吹得人更恍惚了，也更敏感，有人開始暴走，想衝破防線攻佔舞台，音控台那邊不知道誰抓來麥克風朝夜空大喊一聲：濁！水！溪！公！社！（每個字都加重音）

草原上，所有身體同時顫了一下，濁水溪公社像媽祖遶境的陣頭鏗鏗鏘鏘竄了出場，台上台下抱緊彼此墜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時間在眼前塌陷下來……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後來寫成的歷史是：2000年四月二日，陳水扁宣誓就職總統完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的前一個月，由兩個台大學生柯仁堅（小柯）、蔡海恩（左派）領頭的濁水溪公社，策動了台灣樂團史最惡名昭彰的一場演出，開演那刻全場失控，團員和觀眾打成一團，樂團只唱了一首新歌〈酸仔乾〉就被主辦單位斷電趕下舞台。從頭到尾，濁水溪公社只在台上現身了五分鐘，史稱「早洩事件」。

（是的，和這個樂團相關的形容詞總是繞著陽具和下半身打轉）

而另一段當時在墾丁興風作浪的團員無法預知的歷史是：一年後左派將離開自己創建的樂團，不會回到隔年的春天吶喊，但我回來了，還拿著攝影機站在台上。

因為玄妙的機緣，這個宛如恐怖分子的樂團成為我和一個班上同學畢業製作的拍攝對象，指導教授眼看我們要被放牛班的學生帶壞了，千叮嚀萬囑咐：「要維持客觀性啊！別和被攝者成為朋友。」片子開拍，我們很快意識到自己是當年聽地下搖滾的大四生裡最幸運的兩個，各種場合都有第一排的視野（抱歉！我要拍片，借過一下），而且，他們好像也把我們當朋友。

兩個青澀的大四生，三天兩頭扛著攝影器材跟這夥人走闖江湖，那個野性的、俠義的、菸酒的、搖滾的地下江湖—練團室、錄音間、酒吧、Live House、某個團員家的藥膳火鍋趴。我們從牆壁上的蒼蠅，變成湯頭裡的豆腐，用力吸收那些濃稠的湯汁，哦！那真是全台灣最邪惡又最聰明的一鍋。

我最後一次看到左派已經是2001年的事，就在紀錄片快殺青之前，一場辦在聖界（一處已亡佚的Live House）的新專輯發表會。當晚演出結束，他頭也不回，叼根香菸騎上單車，帶著自己點燃過的時代一起消失了。至今，我仍不確定他有沒有看過我們拍的那部裡面裝滿了他的紀錄片。

過去這十多年，我卻時常看到小柯，在他剛搬好的家，在我棲居的公寓，在朋友的婚禮或音樂祭現場，在唱片行、電影院、咖啡館、海產攤、夜市，在台北任何一處可以容納幾個人一邊話當年一邊幹譙現在的社會的所在。我們成了摯友，陪伴對方渡過人生的起落，我可能比誰都更早知道，他其實不想玩了。

「大家根本不是來聽我們唱歌的啦，只想丟東西！」
「這張錄完恁爸就不錄了！」

喝到有點醉的時候，繃緊的彈簧終於鬆開，小柯會發洩個幾句，把苦悶甩出心裡。身為朋友我想跟他說，小柯，你早就可以不玩了，不會有人怪你的；可是身為樂迷，我也捨不得濁水溪公社真的退場，我只是跟他說，小柯，你決定退了就不要回來，變成傳奇，讓人想念就好。

於是，柯仁堅啊，這個台灣男人中的台灣男人（就像每個人山一樣的爸爸，表面聞風不動，內心重情講義），就在那裡ㄍㄧㄥ呀ㄍㄧㄥ的，把濁水溪公社那塊沉重的甚至有點不合時宜的招牌一把扛在肩上，一張專輯錄過下一張。他的話就快說完了，他在等待一個時間點。

2019年，濁水溪公社成團三十週年，發行了第十張專輯《裝潢》，這兩個成就都是台灣樂團史至今的唯一。一支有三十年歷史的搖滾樂隊，歷經團員的來來去去、曲風的峰迴路轉，辛勤寫下了，錄製了一百多首歌。

那些歌曲的主題，從鄭南榕到中壇元帥，聖誕老人到耶穌基督，打手槍的問題少年到制服酒店的港都情人。從真主阿拉到孝女白琴，劍仙到台灣獨立軍，發大財　到往生船，排骨便當到紅龜粿。從妹妹的碗粿到黃色電影和大哥大，從汽油彈、核災、公投到紅中白板青發小三元，從大陸妹、落翅仔、檳榔西施到小飛俠、小甜甜和鐵金剛。

哦！還有府城的鱔魚麵、萬巒的滷豬腳、大稻埕的紅蟳米糕。有迷幻山崗的搖頭丸、強力膠、安非他命和麻菸，也有給我青春和快樂的加味人參姑嫂丸和冰冷夏夜裡的肉鯽仔，還有一些莫名其妙卻特別感人的情歌。

一百年後，如果有人在水溝蓋旁撿到這些歌，會從中認識到台灣曾經有過的一段活色生香、豐盛草莽的俗民生活實景。小柯，與從前的左派，一直都很理解他們歌曲中的那些人物，那種生活在「問題社會」裡的核心經驗，因為，他們就是那些人的縮影。

《裝潢》上市後不久，我和小柯約吃中飯，在他上班的地點附近。雨天，我們撐著傘，從民權西路轉入中山北路，再轉入更小條的巷子，推開一家和食店的門，小柯說，他下午請假了，我倆可以慢慢吃，慢慢聊。

找他吃飯，是想跟他拿那面濁水溪公社的大旗子，黑底紅字的，很有氣勢。再過一週，我將前往世界第二高峰K2的基地營，在那駐紮一個月，報導兩位台灣登山家攻頂的故事，我想把那面旗子當成幸運物，在海拔5000公尺的基地營展開它，讓它隨冷冽的山風飄揚。

「旗子我洗好了，」小柯把大旗放到桌上，摺得好好的，「還有，這個不知道你派不派得上用場？一個測心率的手環，你可以戴在手上，好像還可以測步行距離，消耗的卡路里什麼的。」小柯把手環和大旗裝進一個塑膠袋，轉交給我。

我接過來，看著他，看著這個曾經站在憤怒青年頂點的龐克歌手，現在是固定要上班，睡覺會失眠，樂團才剛解散的中年男子。走在路上，他看起來很平凡，一旦站上舞台，把吉他揹在身上，麥克風對準自己的嘴巴，他卻有魔力讓周遭的世界燃燒。

我好像回心轉意了：誰說傳奇引退後不能回來？

「一切保重！」我們在大街上擁抱、握手，朝不同的方向走去。遠征開始後，我將大旗塞在裝備袋的底層，它一路跟我橫渡冰河，翻越雪山，穿過稀薄的空氣，抵達荒蕪的凍原。有時候，我會在基地營熄燈的半夜，躺在自己的帳篷聽《裝潢》的最後一首歌〈再會〉，聽小柯在耳邊唱著：「用一生行自己的路。」那時我總是特別想家。

2019年七月十七日，攀登者預定攻頂的日子，天空很晴朗，留守在基地營的人閒閒發著懶，有人在玩撲克牌，有人用望遠鏡眺望潔白的山體。早餐後，我將濁水溪公社的旗子從裝備袋裡撈出來，扛著腳架，沿著雪徑走到冰河的邊緣。

風陣陣吹在臉上，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此刻在山頂與遠方的海島，各有我珍視的人，基地營的方位傳來無線電的呼叫聲，時間再次塌陷下來……

濁水溪公社 1989—2019

（原文載於《週刊編集》2020年一月號）

寫在《週刊編集》專欄「男人四十」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對自己有不同的意義，把它也貼在這裡

文中描述的那場演出，今年四月將滿20年了，所有情景、聲光，依然歷歷在目......

〈送走一個樂團等於送走自己的青春〉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暴力，活生生的暴力，像病毒一樣會感染。草原上漫布著濕溽的空氣，頸背間沾著一顆顆汗珠，水分子內漲滿官能的慾望、尚未揮發的酒精，還有海風捎來的鹹味。

那片銀亮亮的海，徐徐流動在草原南方，這是墾丁的荒野，千年一遇的公元2000，十二生肖輪轉到龍，我在四月的春天吶喊。

即將登台的是一支叫濁水溪公社的地下樂團，我在台北看過他們幾次，真的都在「地下」—金山南路二段加油站對面地下室裡一間叫VIBE的Live House。今年的春天吶喊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大場合遭遇他們，我從台北一路轉搭客運繞過大半個台灣來到島嶼底部，帶著馬子，要來體驗傳說中的島嶼邊緣生活。

我們四周旋繞著一圈一圈的人影，黑壓壓的，一如沉暗的夜色，擁擠的現場東飄來一句「幹！好膽別踩我！」西射來一句「你是在看三小！」我的體溫隨著腎上腺素飆升，覺得自己像個將從戰壕裡翻出去殺敵的士兵，眼睛冒著煙，熊熊怒火照亮我額頭的青筋，雖然我並不清楚自己在氣什麼。

我跟著人群推擠著、叫囂著，嘴裡啐著跋扈的髒話，同一時間，山腳下的嬉皮餐車喜劇演員似的送來一陣油炸甜點的黏膩香氣，那股香氣在浮動的人流間擴散成嗑藥後的集體亢奮感。

直到這一刻（我活了二十一年又三個月的這一刻），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這麼兇蠻，這麼容易被人煽動，這麼渴望言語中的暴力—而他媽的！那該死的樂團甚至還沒上台。

熱風從海邊吹來，吹得人更恍惚了，也更敏感，有人開始暴走，想衝破防線攻佔舞台，音控台那邊不知道誰抓來麥克風朝夜空大喊一聲：濁！水！溪！公！社！（每個字都加重音）

草原上，所有身體同時顫了一下，濁水溪公社像媽祖遶境的陣頭鏗鏗鏘鏘竄了出場，台上台下抱緊彼此墜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時間在眼前塌陷下來……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後來寫成的歷史是：2000年四月二日，陳水扁宣誓就職總統完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的前一個月，由兩個台大學生柯仁堅（小柯）、蔡海恩（左派）領頭的濁水溪公社，策動了台灣樂團史最惡名昭彰的一場演出，開演那刻全場失控，團員和觀眾打成一團，樂團只唱了一首新歌〈酸仔乾〉就被主辦單位斷電趕下舞台。從頭到尾，濁水溪公社只在台上現身了五分鐘，史稱「早洩事件」。

（是的，和這個樂團相關的形容詞總是繞著陽具和下半身打轉）

而另一段當時在墾丁興風作浪的團員無法預知的歷史是：一年後左派將離開自己創建的樂團，不會回到隔年的春天吶喊，但我回來了，還拿著攝影機站在台上。

因為玄妙的機緣，這個宛如恐怖分子的樂團成為我和一個班上同學畢業製作的拍攝對象，指導教授眼看我們要被放牛班的學生帶壞了，千叮嚀萬囑咐：「要維持客觀性啊！別和被攝者成為朋友。」片子開拍，我們很快意識到自己是當年聽地下搖滾的大四生裡最幸運的兩個，各種場合都有第一排的視野（抱歉！我要拍片，借過一下），而且，他們好像也把我們當朋友。

兩個青澀的大四生，三天兩頭扛著攝影器材跟這夥人走闖江湖，那個野性的、俠義的、菸酒的、搖滾的地下江湖—練團室、錄音間、酒吧、Live House、某個團員家的藥膳火鍋趴。我們從牆壁上的蒼蠅，變成湯頭裡的豆腐，用力吸收那些濃稠的湯汁，哦！那真是全台灣最邪惡又最聰明的一鍋。

我最後一次看到左派已經是2001年的事，就在紀錄片快殺青之前，一場辦在聖界（一處已亡佚的Live House）的新專輯發表會。當晚演出結束，他頭也不回，叼根香菸騎上單車，帶著自己點燃過的時代一起消失了。至今，我仍不確定他有沒有看過我們拍的那部裡面裝滿了他的紀錄片。

過去這十多年，我卻時常看到小柯，在他剛搬好的家，在我棲居的公寓，在朋友的婚禮或音樂祭現場，在唱片行、電影院、咖啡館、海產攤、夜市，在台北任何一處可以容納幾個人一邊話當年一邊幹譙現在的社會的所在。我們成了摯友，陪伴對方渡過人生的起落，我可能比誰都更早知道，他其實不想玩了。

「大家根本不是來聽我們唱歌的啦，只想丟東西！」
「這張錄完恁爸就不錄了！」

喝到有點醉的時候，繃緊的彈簧終於鬆開，小柯會發洩個幾句，把苦悶甩出心裡。身為朋友我想跟他說，小柯，你早就可以不玩了，不會有人怪你的；可是身為樂迷，我也捨不得濁水溪公社真的退場，我只是跟他說，小柯，你決定退了就不要回來，變成傳奇，讓人想念就好。

於是，柯仁堅啊，這個台灣男人中的台灣男人（就像每個人山一樣的爸爸，表面聞風不動，內心重情講義），就在那裡ㄍㄧㄥ呀ㄍㄧㄥ的，把濁水溪公社那塊沉重的甚至有點不合時宜的招牌一把扛在肩上，一張專輯錄過下一張。他的話就快說完了，他在等待一個時間點。

2019年，濁水溪公社成團三十週年，發行了第十張專輯《裝潢》，這兩個成就都是台灣樂團史至今的唯一。一支有三十年歷史的搖滾樂隊，歷經團員的來來去去、曲風的峰迴路轉，辛勤寫下了，錄製了一百多首歌。

那些歌曲的主題，從鄭南榕到中壇元帥，聖誕老人到耶穌基督，打手槍的問題少年到制服酒店的港都情人。從真主阿拉到孝女白琴，劍仙到台灣獨立軍，發大財　到往生船，排骨便當到紅龜粿。從妹妹的碗粿到黃色電影和大哥大，從汽油彈、核災、公投到紅中白板青發小三元，從大陸妹、落翅仔、檳榔西施到小飛俠、小甜甜和鐵金剛。

哦！還有府城的鱔魚麵、萬巒的滷豬腳、大稻埕的紅蟳米糕。有迷幻山崗的搖頭丸、強力膠、安非他命和麻菸，也有給我青春和快樂的加味人參姑嫂丸和冰冷夏夜裡的肉鯽仔，還有一些莫名其妙卻特別感人的情歌。

一百年後，如果有人在水溝蓋旁撿到這些歌，會從中認識到台灣曾經有過的一段活色生香、豐盛草莽的俗民生活實景。小柯，與從前的左派，一直都很理解他們歌曲中的那些人物，那種生活在「問題社會」裡的核心經驗，因為，他們就是那些人的縮影。

《裝潢》上市後不久，我和小柯約吃中飯，在他上班的地點附近。雨天，我們撐著傘，從民權西路轉入中山北路，再轉入更小條的巷子，推開一家和食店的門，小柯說，他下午請假了，我倆可以慢慢吃，慢慢聊。

找他吃飯，是想跟他拿那面濁水溪公社的大旗子，黑底紅字的，很有氣勢。再過一週，我將前往世界第二高峰K2的基地營，在那駐紮一個月，報導兩位台灣登山家攻頂的故事，我想把那面旗子當成幸運物，在海拔5000公尺的基地營展開它，讓它隨冷冽的山風飄揚。

「旗子我洗好了，」小柯把大旗放到桌上，摺得好好的，「還有，這個不知道你派不派得上用場？一個測心率的手環，你可以戴在手上，好像還可以測步行距離，消耗的卡路里什麼的。」小柯把手環和大旗裝進一個塑膠袋，轉交給我。

我接過來，看著他，看著這個曾經站在憤怒青年頂點的龐克歌手，現在是固定要上班，睡覺會失眠，樂團才剛解散的中年男子。走在路上，他看起來很平凡，一旦站上舞台，把吉他揹在身上，麥克風對準自己的嘴巴，他卻有魔力讓周遭的世界燃燒。

我好像回心轉意了：誰說傳奇引退後不能回來？

「一切保重！」我們在大街上擁抱、握手，朝不同的方向走去。遠征開始後，我將大旗塞在裝備袋的底層，它一路跟我橫渡冰河，翻越雪山，穿過稀薄的空氣，抵達荒蕪的凍原。有時候，我會在基地營熄燈的半夜，躺在自己的帳篷聽《裝潢》的最後一首歌〈再會〉，聽小柯在耳邊唱著：「用一生行自己的路。」那時我總是特別想家。

2019年七月十七日，攀登者預定攻頂的日子，天空很晴朗，留守在基地營的人閒閒發著懶，有人在玩撲克牌，有人用望遠鏡眺望潔白的山體。早餐後，我將濁水溪公社的旗子從裝備袋裡撈出來，扛著腳架，沿著雪徑走到冰河的邊緣。

風陣陣吹在臉上，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此刻在山頂與遠方的海島，各有我珍視的人，基地營的方位傳來無線電的呼叫聲，時間再次塌陷下來……

濁水溪公社 1989—2019

（原文載於《週刊編集》2020年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