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年改作為吳斯懷與台灣和解之道】
　
台灣退役中將吳斯懷聆聽習近平訓話之後，便宛如習近平愛將，進入中國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帶領「八百壯士」反年改的吳斯懷，在中選會財產申報資料中，包括基金、存款、不動產、奧迪車和保險，共計4300多萬元的財產。
　
根據安聯集團在今年九月的《全球財富報告》，台灣成年人財產超過3000萬台幣的約佔1.7%。換句話說，吳斯懷是全台灣前1.7%的「好額人」（Hó-gia̍h-lâng ）。
　
此外，吳斯懷退將月退俸本來是11萬2584元，改革後是10萬2474元，為了每月10110元，這個列名全台1.7%千萬菁英階級的大富豪，為何要為這筆只佔他總財產0.023%的金額，發起這場號稱「八百壯士」反年改運動？吳斯懷（們）這般行徑背後，只是因為愛錢與自私嗎？
　
▋日本經典電影《楢山節考》
　
《楢山節考》是由小說改編成的日本經典電影：在日本有個貧苦的村莊，由於現有糧食無法養活所有人，他們為了生存，長期以來只能把七十歲以上喪失生產力的老人揹上山，給他一顆飯糰，放他在大雪深埋的山裡等死。這是個令人動容的悲劇性故事。
　
換句話說，在糧食有限的條件下，村莊陷入了道德兩難：保全老人，全村最後都餓死；還是犧牲老人，讓一部分的人存活？於是村莊為了永續發展，便形成了令人不忍的文化習俗：把糧食節省給小孩以及年輕勞動力，沒有生產力的老人家只能棄置寒酷的山頭。
　
▋「楢山節考」對立面：非生產性陷阱
　
《楢山節考》的悲劇，不該發生在當前台灣，尤其台灣已經算是富裕的社會。然而，台灣卻很不幸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非生產性陷阱（Unproductive Trap）──有生產力的領得少，無生產力的領得多；納稅的領得少，吃稅金的領得多。
　
根據2012年底，也就是馬英九卸任前、小英即將執政時的統計，當時台灣20~24歲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3.58%，許多為了考公務員而處於無業狀態的人還不算在內。縱使有業可就之人，卻有高達352萬9000人每個月就算做到倒下，月薪仍領不到3萬，尤其是年輕勞動力。另一方面，卻有8萬3519人，每月只要躺著，什麼事都不用幹便有超過3萬元的18%國庫利息補貼。
　
換句話說，馬英九執政後期，最具勞動生產力的年輕人，有很大部分是無業可就，即便有找到工作，卻是在過勞與22K的低薪之間徘徊。反之，那些生產力下滑或終止的資深或退休勞力，收入還遠高於此。於是，不具生產性的勞動力（unproductive labour）如吳斯懷這群人享有優渥退休金，而具備生產性、能生產出實質商品以創造社會財富的年輕勞動工種，待遇卻每況愈下。這種狀態之荒謬，正是「楢山節考」的反面悲劇。
　
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絕對拖垮台灣未來。凡是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絕對會選擇著手改革。為了擔心得罪特定選民流失選票而任由事情惡化，更絕對稱不上愛台灣！年金改革是跳脫「非生產性陷阱」的必要環節。不論你是否喜歡小英，就她勇於任事並務實處理財政沉痾而言，我們必須給蔡總統一個肯定跟公道！！
　
那麼，吳斯懷以及他所代表的群體，在這場改革中究竟是佔據怎樣的位置？他們是「用完就遭政府丟棄的無聲弱勢者」，還是「享盡好處貪得無厭的愛財者」？他們是年輕時為台灣吃盡苦頭犧牲奉獻所以老來本應享有優渥生活？還是早已享盡資源卻仍不願放手的自私鬼？我們從吳斯懷（們）成長的歷史背景與條件追溯，或可窺知一二。
　
▋軍公教福利體制
　
國民黨政權流亡入台後，處於極端的「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他們把這份焦慮轉化成經濟上兩大目標：1.經濟穩定；2.資本積累。
　
其中，「經濟穩定」表現在對物價高度控管，如碼頭工人搬運費、三輪車資、腳踏車保管費、理髮、浴室、旅社、豬牛羊肉、洗染、縫紉、碾米與腳踏車等物價，皆是透由議價訂定。 再加上，軍公教是國民黨轉進台灣之後統治的根本基礎，於是就在中國國民黨挪移龐大的「中國政府架構」來台之後，讓許多「後49族群」得以在「軍公教」裡頭找到飯碗。
　
而國民黨政權結合了這兩者，讓軍公教群體，能享有受控管物價的特別待遇。他們在現金工資之外，還獲得各方面的外補工資（fringe benefits），如住屋（軍眷、公教住宅）、教育費用（學雜費減免）、生活消費（如配給和福利品），以及醫療保險（公保、軍保、勞保）等。
　
因此，許多反年改的「軍公教」宣稱，早年政府經濟不好，因此他們待遇普遍偏低，這是違背事實的，因為上述的「外補工資」一直遭刻意忽略。在物資貧乏的年代，軍公教薪金加上這麼多的外補工資，生活待遇絕對優於一般工農大眾。 （參見林丘湟，《國民黨政權在經濟上的省籍差別待遇體制與族群建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6。）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
　
那麼，早期這群依附在黨國政權結構下的軍公教群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殊身分？
　
由於蔣介石是在「政權存續」焦慮背景之下，建構軍公教福利體制，因此，早年軍公教出身者也會分享這份焦慮，抱著「隨時落跑」的心情。此外，在1970年代，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位，以及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等，嚴重動搖了「中國國民黨在台政權代表中國」地位。政權存續焦慮催動了許多中國國民黨群體想方設法成為「綠卡黨」，像是馬英九被抓包的「綠卡」，就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申請的。
　
政權存續的焦慮，也讓這群人輕易地把民主化之後「政黨輪替」當成「政權存續」來看待：從以前深藍族群覺得李登輝執政就是亡國；到1994年新黨趙少康跟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認為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會亡；再到後來普遍反映在老一輩軍公教族群的深藍投票行為；再到2020年的選舉，吳斯懷喊出「一生捍衛的中華民國，是1911年的中華民國，而不是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都在在證實了他們的身分區隔和身分焦慮。
　
吳斯懷（們）把自己視為中華民國的中國人，完全自外於這群島上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島上年輕人的未來，跟他們自己的未來沒有關係，因為在他們心靈圖像中，兩分根本隸屬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家！這樣的性格，就是在早年蔣介石政權不斷催化的「政權存續」危機中，長期浸淫而養成。
　
▋「斜陽族」心態：
　
日本文學大家太宰治「斜陽」小說，創造出流行用語「斜陽族」，一種無法跟隨社會急遽變化進步，而日趨沒落的上流階級人士。因此，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權貴，隨著民主化逐漸成為沒落的貴族，但他們心靈上，仍必須把這群在文化深受「日本鬼子殖民的而受到玷污的台灣人」當成次等存在，才能證成其文化優位與統治優越的正當性；這群台灣人民必須再度接受國民黨流亡者的「再漢化」，才能擺脫受污染的狀態。是故，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總有一群人抱著深沉的憂慮，卻又同時透露出對於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等台灣人「奪權成功」的鄙夷和焦慮。
　
說白話一點，這類焦慮就像是說：「番」怎麼能當家作主呢？所謂「民主化」，只是台灣人奪取政治實權的「番主化」的表現罷了！郭冠英的「台巴子」說法也是類似情緒焦慮的翻版。2004年，連戰輸掉總統大選之後，用「竊國」指控阿扁，就在在透露出他們早把「匪類」標籤從對岸中國轉移給島內的綠色陣營了。果不其然，連戰在高亢的「竊國」指控聲中，後腳隨之踏入對岸找尋溫暖。
　
▋吳斯懷們與台灣的和解
　
要清除這些人的心靈圖像，對內需要轉型正義、清除黨產，削弱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物質與形而上精神存在；對外則要抵擋中國滲透，確立中國為敵國，重新提升防中戒心。吳斯懷們在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一直學不會跟台灣進行和解。年改是讓吳斯懷們在身心靈上「土斷」（註）的重要一步，如此他們才有可能跟台灣這塊土地取得和解。
　
（註）「土斷」是把新來移民編入戶籍的行動。最早執行於晉朝，華北世族時為各種動亂而遷居江南，遷徙而來的世族並未有當地的戶籍，仍稱原本的籍貫。
　
#政黨票投台灣基進
#奕齊進國會一起進國會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年改作為吳斯懷與台灣和解之道】
　
台灣退役中將吳斯懷聆聽習近平訓話之後，便宛如習近平愛將，進入中國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帶領「八百壯士」反年改的吳斯懷，在中選會財產申報資料中，包括基金、存款、不動產、奧迪車和保險，共計4300多萬元的財產。
　
根據安聯集團在今年九月的《全球財富報告》，台灣成年人財產超過3000萬台幣的約佔1.7%。換句話說，吳斯懷是全台灣前1.7%的「好額人」（Hó-gia̍h-lâng ）。
　
此外，吳斯懷退將月退俸本來是11萬2584元，改革後是10萬2474元，為了每月10110元，這個列名全台1.7%千萬菁英階級的大富豪，為何要為這筆只佔他總財產0.023%的金額，發起這場號稱「八百壯士」反年改運動？吳斯懷（們）這般行徑背後，只是因為愛錢與自私嗎？
　
▋日本經典電影《楢山節考》
　
《楢山節考》是由小說改編成的日本經典電影：在日本有個貧苦的村莊，由於現有糧食無法養活所有人，他們為了生存，長期以來只能把七十歲以上喪失生產力的老人揹上山，給他一顆飯糰，放他在大雪深埋的山裡等死。這是個令人動容的悲劇性故事。
　
換句話說，在糧食有限的條件下，村莊陷入了道德兩難：保全老人，全村最後都餓死；還是犧牲老人，讓一部分的人存活？於是村莊為了永續發展，便形成了令人不忍的文化習俗：把糧食節省給小孩以及年輕勞動力，沒有生產力的老人家只能棄置寒酷的山頭。
　
▋「楢山節考」對立面：非生產性陷阱
　
《楢山節考》的悲劇，不該發生在當前台灣，尤其台灣已經算是富裕的社會。然而，台灣卻很不幸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非生產性陷阱（Unproductive Trap）──有生產力的領得少，無生產力的領得多；納稅的領得少，吃稅金的領得多。
　
根據2012年底，也就是馬英九卸任前、小英即將執政時的統計，當時台灣20~24歲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3.58%，許多為了考公務員而處於無業狀態的人還不算在內。縱使有業可就之人，卻有高達352萬9000人每個月就算做到倒下，月薪仍領不到3萬，尤其是年輕勞動力。另一方面，卻有8萬3519人，每月只要躺著，什麼事都不用幹便有超過3萬元的18%國庫利息補貼。
　
換句話說，馬英九執政後期，最具勞動生產力的年輕人，有很大部分是無業可就，即便有找到工作，卻是在過勞與22K的低薪之間徘徊。反之，那些生產力下滑或終止的資深或退休勞力，收入還遠高於此。於是，不具生產性的勞動力（unproductive labour）如吳斯懷這群人享有優渥退休金，而具備生產性、能生產出實質商品以創造社會財富的年輕勞動工種，待遇卻每況愈下。這種狀態之荒謬，正是「楢山節考」的反面悲劇。
　
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絕對拖垮台灣未來。凡是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絕對會選擇著手改革。為了擔心得罪特定選民流失選票而任由事情惡化，更絕對稱不上愛台灣！年金改革是跳脫「非生產性陷阱」的必要環節。不論你是否喜歡小英，就她勇於任事並務實處理財政沉痾而言，我們必須給蔡總統一個肯定跟公道！！
　
那麼，吳斯懷以及他所代表的群體，在這場改革中究竟是佔據怎樣的位置？他們是「用完就遭政府丟棄的無聲弱勢者」，還是「享盡好處貪得無厭的愛財者」？他們是年輕時為台灣吃盡苦頭犧牲奉獻所以老來本應享有優渥生活？還是早已享盡資源卻仍不願放手的自私鬼？我們從吳斯懷（們）成長的歷史背景與條件追溯，或可窺知一二。
　
▋軍公教福利體制
　
國民黨政權流亡入台後，處於極端的「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他們把這份焦慮轉化成經濟上兩大目標：1.經濟穩定；2.資本積累。
　
其中，「經濟穩定」表現在對物價高度控管，如碼頭工人搬運費、三輪車資、腳踏車保管費、理髮、浴室、旅社、豬牛羊肉、洗染、縫紉、碾米與腳踏車等物價，皆是透由議價訂定。 再加上，軍公教是國民黨轉進台灣之後統治的根本基礎，於是就在中國國民黨挪移龐大的「中國政府架構」來台之後，讓許多「後49族群」得以在「軍公教」裡頭找到飯碗。
　
而國民黨政權結合了這兩者，讓軍公教群體，能享有受控管物價的特別待遇。他們在現金工資之外，還獲得各方面的外補工資（fringe benefits），如住屋（軍眷、公教住宅）、教育費用（學雜費減免）、生活消費（如配給和福利品），以及醫療保險（公保、軍保、勞保）等。
　
因此，許多反年改的「軍公教」宣稱，早年政府經濟不好，因此他們待遇普遍偏低，這是違背事實的，因為上述的「外補工資」一直遭刻意忽略。在物資貧乏的年代，軍公教薪金加上這麼多的外補工資，生活待遇絕對優於一般工農大眾。 （參見林丘湟，《國民黨政權在經濟上的省籍差別待遇體制與族群建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6。）
　
▋反年改群體的心靈圖像
　
那麼，早期這群依附在黨國政權結構下的軍公教群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殊身分？
　
由於蔣介石是在「政權存續」焦慮背景之下，建構軍公教福利體制，因此，早年軍公教出身者也會分享這份焦慮，抱著「隨時落跑」的心情。此外，在1970年代，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位，以及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等，嚴重動搖了「中國國民黨在台政權代表中國」地位。政權存續焦慮催動了許多中國國民黨群體想方設法成為「綠卡黨」，像是馬英九被抓包的「綠卡」，就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申請的。
　
政權存續的焦慮，也讓這群人輕易地把民主化之後「政黨輪替」當成「政權存續」來看待：從以前深藍族群覺得李登輝執政就是亡國；到1994年新黨趙少康跟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認為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會亡；再到後來普遍反映在老一輩軍公教族群的深藍投票行為；再到2020年的選舉，吳斯懷喊出「一生捍衛的中華民國，是1911年的中華民國，而不是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都在在證實了他們的身分區隔和身分焦慮。
　
吳斯懷（們）把自己視為中華民國的中國人，完全自外於這群島上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島上年輕人的未來，跟他們自己的未來沒有關係，因為在他們心靈圖像中，兩分根本隸屬不同族群，甚至不同國家！這樣的性格，就是在早年蔣介石政權不斷催化的「政權存續」危機中，長期浸淫而養成。
　
▋「斜陽族」心態：
　
日本文學大家太宰治「斜陽」小說，創造出流行用語「斜陽族」，一種無法跟隨社會急遽變化進步，而日趨沒落的上流階級人士。因此，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權貴，隨著民主化逐漸成為沒落的貴族，但他們心靈上，仍必須把這群在文化深受「日本鬼子殖民的而受到玷污的台灣人」當成次等存在，才能證成其文化優位與統治優越的正當性；這群台灣人民必須再度接受國民黨流亡者的「再漢化」，才能擺脫受污染的狀態。是故，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總有一群人抱著深沉的憂慮，卻又同時透露出對於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等台灣人「奪權成功」的鄙夷和焦慮。
　
說白話一點，這類焦慮就像是說：「番」怎麼能當家作主呢？所謂「民主化」，只是台灣人奪取政治實權的「番主化」的表現罷了！郭冠英的「台巴子」說法也是類似情緒焦慮的翻版。2004年，連戰輸掉總統大選之後，用「竊國」指控阿扁，就在在透露出他們早把「匪類」標籤從對岸中國轉移給島內的綠色陣營了。果不其然，連戰在高亢的「竊國」指控聲中，後腳隨之踏入對岸找尋溫暖。
　
▋吳斯懷們與台灣的和解
　
要清除這些人的心靈圖像，對內需要轉型正義、清除黨產，削弱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物質與形而上精神存在；對外則要抵擋中國滲透，確立中國為敵國，重新提升防中戒心。吳斯懷們在政權存續的焦慮中，一直學不會跟台灣進行和解。年改是讓吳斯懷們在身心靈上「土斷」（註）的重要一步，如此他們才有可能跟台灣這塊土地取得和解。
　
（註）「土斷」是把新來移民編入戶籍的行動。最早執行於晉朝，華北世族時為各種動亂而遷居江南，遷徙而來的世族並未有當地的戶籍，仍稱原本的籍貫。
　
#政黨票投台灣基進
#奕齊進國會一起進國會

【臺大國際學院 創新課程培養移動力人才】

為規劃國際學院課程相關事宜，臺大教務處上（1）月舉辦課程規劃會議，地點就選在國際學院預計使用的舊社科院大樓位址。會議邀請校內外教師同仁針對課程規劃提供建議。開始先由教務長郭鴻基致詞，再由副教務長康仕仲說明國際學院整體規劃方向，接著各領域課程的召集人簡報該領域的規劃。

「我們的願景目標，就是培養宏觀具有國際移動力的人才。」康仕仲在報告時首先指出，國際學院的成立不僅是要吸收國際人才，更重要的是培養臺灣的本地人才。「不論是臺灣或是國際學生，我們都希望這些人能透過國際學院與臺灣產生在地連結。」他表示。

然而，想吸引國際人才首先必須要有豐富的課程設計，談到課程規劃，康仕仲點出現行教育體制的困境，他表示受限於現行體制，許多優秀的學生早已經不在體制內學習。他認為國際學院可以提供給這些學生一個新的學習選擇，透過新的教學方式，接納來自各地、具有不同專才的學生。

在康仕仲的想像中，一個具有國際移動力的人才必須包含四項核心能力，除了理解不同文化的能力外，思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多元彈性的態度也同樣重要。因此他說國際學院在規劃時主要聚焦於三個層面，包括創新的課程、頂尖的師資與學生，以及提供跨文化學習環境等。

在課程創新部分，康仕仲說，國際學院的課程設計將與現行大學一進去就分流的制度有所不同，目前國際學院計劃在大一大二時先培養學生基礎能力，到了大三再讓學生分流選擇專長。

他表示文化將會是所有課程的核心重點，再來才是分析及設計，這三樣都包含在大一二的基礎能力當中。大三之後的專業領域則區分為工程科學、人文商管以及生命科學與健康。

談到大三專業課程設計，他表示如何讓學生在兩年的時間內具備該領域的專長，是目前課程設計的主要挑戰。由於時間限制，大三的專業課程勢必不會完全複製傳統的課程規劃，而必須重新設計過。此外為配合課程創新，在師資部分，康仕仲也說將會以彈性聘任的方式，延攬具備國際經驗的國內外學者、業界導師進行授課，另外臺大原本的校內師資也會加入。

在學生來源上，由於涉及公平性問題，康仕仲強調，國際學院在評量上將選生唯才，並且設立獨立委員會負責。對於經濟弱勢的學生則提供獎學金，並以不同比例的學雜費減免等措施來協助入學學生。

文化課程聚焦語言溝通能力
文化課程召集人臺大文學院院院長陳弱水說，文化課程中，溝通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語言課程將提供進階英語、其他國家語言以及口說與寫作等課程。進階英語課程，由於進來國際學院的學生已具有一定英語程度，因此目前仍在思考應不應該能力分班。

在他國語言課程部分，他說其他國家國際學院大多以當地語言為主，然而由於國際上中文教育越來越普及，學生進來時可能已有一定的中文水平，因此目前規劃為學生選修中文或其他外語共計12學分。

「口說與寫作將會是語言課程中的重點，因為它涉及了思想、知識及文化面向。」談到口說與寫作課程，陳弱水說，目前計劃分成英文寫作、中文寫作及口語報告訓練等。除了語言課程上的規劃，在文化知識上，目前則規劃提供臺灣歷史、華人文化與社會以及世界史等課程讓學生選修。

「我們應該專注於培養學生的互動及溝通的能力。」臺大社會科學院院長蘇國賢說隨著人工智慧的來臨，許多工作都可能被取代，他認為國際學院應該專注於培養學生機器人無法取代的敘事及詮釋能力。

臺大語言所教授蘇以文也認為語言是貫穿所有課程的要素，而不是為了學語言而學語言，因為不論是教學或是溝通，都需要透過語言來達成。臺大國際長張淑英則指出，在英語授課部分，應該以專業老師為優先，而非讓語言專業老師教授專業課程。

分析課程幫助學生理解人類行為
而在分析能力的課程規劃上，課程召集人臺大經濟系系主任林明仁指出，分析課程的重心將放在人與人的互動、人與社會的互動、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三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等四個面向上。

「未來人類的行為都會被機器以某種方式記錄在資料當中。」林明仁說，如何從這些數據觀察及預測人類的行為顯得十分重要。因此計算機語言將會是課程重點之一，他表示雖然學生寫程式的能力無法像資工系學生一樣，然而擁有程式語言的基礎知識將有助於與工程師溝通。

他也提到，分析課程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分析視角，一類是分析工具。分析視角相關課程從三個層面出發，包含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經濟學，並從這三個專業去理解人如何做出決定、與人互動，以及當中的認知過程如何進行。

分析工具相關課程則包括統計與程式設計，林明仁說這類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理論與資料需要不斷對話，學生必須學會如何分析、統整數據資料，並將分析工具與其它領域課程結合。他強調，不同領域的對話過程將是整個課程的設計核心。

透過設計課程了解「人的價值」
設計課程召集人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教授馬敏元，則提出對於設計課程的規劃構思。他說「人的價值」一直是設計領域關注的對象，設計思考的核心在於對人的同理心，理解使用者需要，而非只是站在設計者自己的角度設計產品。

因此在課程規劃上，目前計畫在大一大二階段培養學生設計思考的能力，並透過反覆的練習，了解設計的基礎觀念以及觀看的眼光。他表示，設計課程將透過工作坊的形式，讓學生從創意發想，再透過整學期的團隊溝通，收斂自己的想法。

大一階段著重於重新調整學生的眼光，啟蒙自身的興趣；而在大二階段，設計課程則希望培養學生關心社群的需要。他表示，設計本身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化的過程，因此在這個階段，課程希望培養學生透過原型呈現抽象創意。而在大三時，則讓學生透過實習或交換理解業界需要，最後四年級時讓學生回歸學校，並依照興趣進行專題。

開放、互動空間設計 增進師生交流機會
除了課程規劃，康仕仲說道，國際學院在空間環境上也將重新設計。他表示，國際學院的空間特色在於人的流動速度很快，因此在一樓空間的規劃上，應該一進門就讓大家了解目前國際學院的最新動態，例如有哪些國際學者或交換學生來訪。

此外在教室的設計上，也希望可以營造出增進互動機會的空間，以一樓階梯教室為例，目前規劃提供一百二十人的固定坐位及五十個非固定座位給一百七十人的課程，透過非固定座位的設計，營造出空間上的親密感。而在總區與國際學院的互動上，康仕仲表示，未來將積極舉辦各類型的活動，吸引學生前來。

雖然在課程設計及學習空間上目前國際學院已有大致的規劃方向，然而林明仁也點出目前國際學院必須面臨的幾項挑戰。除了校內師資可能沒有足夠人力支援授課外，學生的目標群體定位以及社會壓力都是必須解決的難題。

蘇國賢也表示，目前社會氛圍對於國際學院的公平性仍存有疑慮，提供大量獎學金給本地生可能是一個可行的做法，在這部分臺大校方應該審慎評估，否則無法得到大眾支持。蘇以文則提到，在學費部分，針對是否該少收本地生學費可以再作討論。

雖然具體執行作法仍未確定，但她也表示，現行高等教育制度下，犧牲了某些不適合體制內學習的學生，她期望國際學院的成立，可以帶來一些改變，並開始從人的角度來思考如何設計教學。

此次討論會議主要聚焦於國際學院基礎課程設計規劃，未來教務處也將陸續舉辦以空間及宣傳等為主軸的討論會議，共同發想國際學院的規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