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是 #原住民族日
原本當天就想分享我為《#百年香山》第二輯，寫的 #香山開發史，這是一本由竹塹城社區願景協進會發行、紀錄在地長者的生命訪談集。基於種種因素，遲至今天才分享。
　
踩在有記憶的土地上，踏實做事、帶來改變。這是我對自己從政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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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開發史
　
#近山逼海的開展之地🌊
　
綜觀全台的史前遺址，多數坐落於山海間。開墾，是將荒地開闢為宜人居之所。據聞香山，是新竹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
　　
除了列在教科書中的台東長濱文化、十三行文化，到前陣子因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受到注目的南澳漢本遺址，史前遺址幾乎都在山海間的小平原區域。
　　
香山是台灣西部山與海距離最近的地方，在狹長的香山平原上，於西元2000年，發現了史前遺址—「上沙崙文化遺址」 。其位在香山區樹下里浸水街附近的沙丘上，根據考証，遺址主要有2個文化層，下方文化層是屬於四千五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前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繩紋紅陶文化；而上層文化層則是出土近代漢人的文物，推測大約是清朝早期的漢人墓葬物品。
　　
上沙崙文化遺址比著名的十三行遺址（一千八百年到八百年前）早了近兩千年。可惜出土文物不多，無法判定當時居住於此的究竟是哪一個族群的祖先。
　　
在鹽水里的耆老訪談中，蔡清火阿伯分享了一句俗諺：「近山逼海，做呷挫屎」。巧妙地點出古早時香山討生活、求溫飽的艱辛。
　　
幾千年前，新竹地區的史前聚落，同樣有人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求，選擇於香山定居。無怪乎，清火阿伯憶及在物資貧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甚至會有市內的人選擇下嫁到香山求個溫飽。
　　
香山是，新竹地區人類文化的開展之處，故事自此揭開序幕。
　
　
#原住民與渡海之人
　　
雖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皆曾統治台灣，然統治力皆不曾貫通南北，在十七、十八世紀，香山居民仍是以原住民為主。
　　
新竹市政府網站「新竹沿革」寫道：「『竹塹』是居住在新竹平原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的音譯。明永曆15年（1661），命左先鋒楊祖駐屯竹塹；康熙57年（1718），王世傑率族人由同安首先開墾竹塹埔，這是漢人開墾竹塹之開始。」當時的竹塹埔，是以暗街仔（今東前街與平和街一帶區域）為圓心。
　　
因著渡海之人的強勢迫遷，一路北遷的竹塹社，最終在采田福地（今新竹縣竹北市新社村）於康熙36年，歸順清廷成為熟番。
　　
當中的竹塹社，據廖瓊林撰《新社采田公館記略》云：「我祖造基海島，我社始基於香山，繼移於竹塹。及索遷至舊社，始營公室，纔入版圖，厥分七姓，曰錢、衛、廖、三、潘、黎、金、為國新丁。」極有可能始於香山。
　　
荷西時期，曾有西班牙人探險南下竹塹（今新竹），甚至遠及二林社（今彰化二林）；直到荷蘭時代，竹塹社才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管轄，荷蘭戶口表中，有代表該社的「Pocael」名稱的出現，1650年時，計130戶、520人。
　　
永曆15年（1661）四月鄭成功克台後，於六月派遣左先鋒楊祖駐紮竹塹屯墾。 這是漢文名「竹塹」最早的出現。此時的竹塹社居住於香山、鹽水港一帶。永曆30年（1676）鄭軍置通事於竹塹社，永曆三36年（1682）鄭克塽修築台灣北部雞籠等港，徵調原住民搬運糧食，軍令嚴苛，原住民紛紛起而抗之，竹塹社、新港社響應，殺通事、社商。鄭克塽派左協理陳絳督兵征剿。
　　
香山沿海一帶有許多百姓公廟，百姓公是台灣漢人對客死他鄉或無子孫祭拜之孤魂野鬼的統稱，沿海各里耆老們對於百姓公的遺骨為誰莫衷一是，有說兒時聽長輩們說過因為香山靠海，有些船在此上岸，漢人、外國人和原住民打鬥有死傷就地在此埋葬；有說是閩客械鬥、漳泉械鬥；有說在明鄭與清廷開戰時，清兵上岸於此兵戎相見；或說日治初期日兵上岸即遭抵抗，死去的日本兵只能草率掩埋…。後來開墾時挖出遺骨，即送到百姓公廟供奉。
　　
山與海的交界之處，原住民與渡海之人在此相遇，原本尚未有固定名稱，「香山」之名，是漢人大量來此開墾時才出現的，這是後話了。
　
　
#淡水廳治在竹塹
　　
新竹地區大規模的漢人開發，一直要到清廷治台時期才開始，「六死三留一回頭」這句俗諺道盡當年漢人開墾之艱辛。
　　
雍正年間積極鼓勵開墾，甚至放寬許多條件，像是：雍正2年（1724）准許民番進行租佃，朝廷覆准「福建台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因此，漢人取得土地的方法時常是以租佃方式進行，即表面上是番產，實際上土地卻是由漢佃掌控。逐漸吸引漢移民前來拓墾。
　　
香山地區則是在康熙末年，有閩人許、晉、葉三姓人入墾，然遭遇番人抗拒，三姓人被慘殺者達十餘名，致墾務中斷一時。直到雍正年間有泉州府惠安縣人吳忠信及同安縣人吳祖入墾香山。
　　
「香山」這地名也是在這時期出現的，一說為福建惠安陳姓族人遷居到此。其族人目前大多居住在埔前聯里，於大坪頂一帶，漫山遍野無名花草盛開，薰芳馥郁，故名香山。另一說自鹿仔坑秀才林秀春，傳云：香山往昔為竹塹番棲住地，漢人初來稱曰番山，後覺地名不雅，乃改稱「香山」。
　　
香山港的存在讓香山在清代有一定的位置，道光末年至咸豐年間，竹塹港已漸淤淺，而被南邊的香山港所取代。 自大陸來的商船主要停駛於香山港，再以小船轉運舊港，因此兩港常常合稱「香舊」。 其開港年代各文獻說法不一，有一說是道光五年（1825）甚至更早，《新竹文獻會通訊92號》所記載為光緒二年。 船隻往來頻繁、郊商、鄉民買賣雲集，連帶讓香山天后宮也擁有竹塹城內的信徒，一時香火鼎盛。
　　
此時，香山其他地區仍有不少熟番，依據熟番大租繳交數量可推論，在清治時期，香山地區仍有不少原住民存在。
　　
無怪乎，位於香山南端中隘里的陳金昌耆老提及老一輩告訴他，早先這一帶是「番仔庄」，「隘口」是彼此交換物品的集市之意。
　
　
#日出日落香山觀海
　　
《新竹縣鄉土史料》中，新竹八景關於「香山觀海」的描述為：台灣鐵道驛站只有香山可觀海。
　　
現在從香山車站往外看，所見的是貫穿香山的省道中華路，很難想像在日本時代，「香山觀海」為八景之一。其實海埔新生不過是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這幾十年的事，香山火車站前轉角朝山里的陳漢卿阿伯亦在訪談中提及，過往的中華路是石頭路，路旁滿是竹林、林投樹，於朝山活動中心旁，甚至可以在道路間看到堤防。
　　
由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1898）與Google地圖（2017）的套疊可得，過往的香山火車站離海岸不過一百多公尺。
　　
昭和七年（1932）後因戰爭因素，總督府停止海峽貿易，香山港轉為以漁業活動為主。
　　
大正13年（1924）碑圳公有化政策實施後，將既有何勝圳改建延伸至香山地區，末代圳長何汀甫捐出，由政府擴大整治，原先命為昭和圳，後考慮居民習慣的稱呼，更改為汀甫圳。汀甫圳引頭前溪水，流經十八尖山腳下，過香山地區入海，是竹塹東南隅的重要灌溉水源。可見香山當地水脈無法提供足夠的灌溉水源，只好遠從十幾公里外的頭前溪引水灌溉。從汀甫圳的修築年代研判，香山地區的大規模水田化，可能遲至日治中期才發生。
　　
而汀甫圳未及之區域，則多靠水塘，或是旱田耕作，在香山地區，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擁有大片甘蔗田，五分車鐵道一路從新竹糖廠延伸到香山以及苗栗竹南一帶。也因此，香山在日本時代的都市規劃中，是作為新竹州的糧倉與後花園。
　
　
#國民政府在台灣
　　
香山在此時期面臨了三次的行政區劃重大變更。
　　
先是戰後新竹州解體，1946年，國民政府將原日治9轄區整併東、西、南、北、香山等5區，並將新竹縣竹東區、竹東鎮、寶山鄉併入新竹市竹東區和寶山區，新竹市當時為全台九個省轄市中面積第二大市（僅次於屏東市）。
　　
二於1950年，台灣調整行政區劃，省轄新竹市被撤銷降級，和新竹縣合併，成為新竹縣轄的新竹市。香山、竹東、寶山成為新竹縣轄鄉鎮，原省轄東西南北四區整併為新竹縣轄市，設縣政府於今市政府。
　　
直到1982年，新竹縣市分治，新竹市（升一級回來）和新竹縣分離，縣政府遷至竹北。新竹市與香山鄉合併升格為省轄市，香山鄉改為香山區，才成為今天的樣貌。
　　
民國40年初，有鑒於相思樹經濟價值菲薄，大量農民隨當時風潮所趨改種荔枝。民國56年時，曾經一度盛行栽植洋菇，由食品工廠收買製造罐頭外銷，賺取不少外匯。民國50年台灣玻璃奠基設廠，帶動大同磁器、中台興、美爽爽等廠商前來投資。民國63年都市計畫規劃出香山工業區；民國67年朝山都市計畫實施。 許多耆老也在這段時期，因工業區的興起，選擇棄農從工。
　　
1940年代至1966年間，沿海浮復地急速陸化成為海埔新生地。香山本為港泊地，容易變遷，一旦潟湖地形變化或淤淺，港口機能即迅速衰頹，必須另尋泊地取代。歷史上的香山港泊地一直在頂寮、下寮、汫水港、鹽水港、內湖等地擺盪，而最後以潟湖陸化終結。
　　
幸好，潟湖區是優良的漁場，沿岸漁業成為當地居民重要產業活動，挖公呆、養蚵是許多耆老的共通記憶，香山海域養殖牡蠣的時間更是超過百年，卻因「綠牡蠣事件」重創養蚵業，2004年底，根據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老師林曉武的研究報告，新竹香山一帶的牡蠣銅含量高達1000ppm，是世界平均標準的40倍以上。造成當地牡蠣銷售量嚴重下滑。然政府期間並無積極作為，一直到2009年，漁業署才陸續收購銷毀並禁止養殖。
　　
一個百年產業，因工業污染而沉寂，農地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2001年到2006年間「鎘米事件」，受汙染面積共約33公頃，主要分布於浸水里和樹下里；肇因為汀甫圳的牛埔溪支線及八輪支線流經香山工業區，水源受到工廠排放水污染。雖然92年9月15日新竹香山區浸水社區部分區域（約3.2公頃）已完成改善並解除列管。 但地方的恐懼仍未消失，在訪問的過程中，仍會聽到地方耳語－刺鼻氣味、圳裡突兀的顏色和油汙…，香山工業區在面臨傳統產業出走後沒落，原有的農、漁業也受到損傷，擁有豐富生態的濕地與丘陵綠意的香山，該如何尋找新的出路？這也是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最常聽到的耆老擔憂，該如何讓子孫留在香山？
　
　
#看不見的城市
　　
時光荏苒，地景更迭。
　　
義大利名作家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的「城市與記憶之三」說過；「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
　　
透過與耆老的訪談，屬於香山的共同記憶於焉展開、往外延伸，景色、聲音、心情的記憶，相同的事件、相異的感受…，記憶隨著時間被型塑或保有原貌。百年香山，存在於耆老的口中和老照片裡，我們紀錄、串聯、想像。
　
或許，耆老訪談的意義就在這裡了吧！透過地方人的回憶，見證香山的興衰。
　
或許，我們都存在於某個看不見的城市，找尋自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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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參考書目都在書中。
照片是回母校盪鞦韆，以前是輪胎泥土地。

中國人的出海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北宋泉州惠安人謝履有這麼一首《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南宋文學家，福建莆田人劉克莊在《泉州南廓》二首中也如是說：「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即泉州）南廓外，朝為原憲暮陶朱。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

中國人衝向海洋，尤其是福建閩商的勇敢出海，始於唐宋。中國與海外的交通，古已有之，但在唐朝以前大抵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商舶來中國為多，中國人主動之出海遠航未成氣候。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華僑》（1995）一書中指說：中國人之海上活動，始於唐代中期（公元8至9世紀），至北宋（公元11至12世紀）更是劃時代的擴展。南宋、元、明（公元13至16世紀）則是其世界最初之海上帝國期的確立。

陳高華、陳尚勝《中國海外交通史》認為：宋元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海外交通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廈門大學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一書中更是說得直接：「宋元時期，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北自朝鮮、日本，南至爪哇和蘇門答臘，東起香料群島，西及阿拉伯和東非。這是近代以前中國民間商船空前絕後的壯舉。明初官方組織的鄭和下西洋，其活動範圍也沒有超過宋元時期的民間商船業已開闢的龐大交通網絡。」

宋晞教授的統計，從1012年至1258年的266年間，宋代商人出海貿易朝鮮半島高麗者多達129回，人數五千餘人，其中，福建泉州商人高居首位。

海外華人移往東南亞，基本上也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相關論述可參見陳碧笙《南洋華僑史》，1989）。宋代文獻已有記述中國人在海外「住蕃」、「住冬」的記錄。有的甚至「住蕃十年不歸」。

在東南亞海域從事遠洋海洋貿易，叫得出名字的宋代中國海商，計有北宋時期前往占城（今越南南部）的華商邵華、「綱首」（船主）陳惟安、陳應等人。綱首吳岳的船舶到占城貿易，並載回了占城國王進奉的物品。

宋代中國海商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泉州大商人王元懋。他精通多種語文，泛海經商占城，深得占城國王寵信，把公主嫁給他。王元懋在占城住了10年才回歸中國，遂成巨富。

南宋，官僚張俊曾派一老卒，携50萬貫資本造船採辦絲綢、瓷器出海貿易，獲利數十倍。另有泉州綱首朱紡，駕海船至三佛齊國（即室利佛逝），「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三佛齊是當時東西海上交通之要地，主扼馬六甲海峽，是島嶼東南亞盛極一時的海上帝國。宋代曾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的趙汝适，在其所著的《諸蕃志》書中記載的蓬豐（即彭亨）、登牙儂（即登嘉樓）、吉蘭丹等馬來半島邦國，均是當時三佛齊的屬國。

在闍婆（亦即爪哇），《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有一位舶主大商人毛旭（建溪人），經常往來其間，後來還當了闍婆使節的响導，促使闍婆朝貢中國。

在「東洋」部分，宋代海商已打通菲律賓、婆羅洲的海道。《諸蕃志》記載中國海商每到渤泥國（即今汶萊、東馬）貿易時，「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當地人喜愛中華美食，中國商船到往，「必挾善疱一二輩與俱。」

中國人之廣泛出海，至元代更是達至另一高峰。文獻所記，有元末往返高麗、爪哇的泉州商人陳寶生和孫天富結拜兄弟。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曾記說「刺桐及蠻子之商人」在爪哇「大獲其利」。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蠻子」是指中國商人，「刺桐」就是泉州商人。宋元時期，尤其是福建泉州海商，特別活耀於海上貿易。

元代汪大淵，是偉大的航海家，曾親自從泉州乘船航向東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至阿拉伯世界，甚或非洲。其著作《島夷志略》所記，更是處處華蹤。長程遠洋貿易的魅力，促使東南亞各地「每歲望唐舶返其地」，備受禮遇，「尤敬愛唐人」。

宋元時期，福建泉州是世界性的大海港。1292年馬可波羅就是乘中國船隻從泉州出發，下南中國海，過馬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波斯灣的忽里模子。14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在印度的喀里克脫（今卡利卡特）港口看到13艘中國商船。他認為，印度與中國的交通貿易，皆操之在中國人之手。「中國舶商欲往大食（阿拉伯世界），必自故臨（今印度奎隆）易小舟而往」。元代官方文書《通制條格》卷二〈雜令．蒙古男女過海〉中指說，從泉州出發海貿者，至「回回田地裡，忻都田地裡」。「忻都田地」指的是印度次大陸諸國。「回回田地」指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著名學者寺田隆信說得明確：其實早在有宋一代，中國海外貿易就已呈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特別是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遠洋航海的發展時期。當時的中國商船，不僅航至印度、波斯，其船跡也擴展到東非沿岸。「中國商船『戎克』之名傳到遙遠的西方，並一直流傳到現在。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

中國人這種超越性的海洋事業的氣象，非始於「突如其來」600年前的明代鄭和，而是在至今一千年前的宋元時代就早已開展了。今人只談鄭和，不識宋元閩商，那是對中國海洋發展史的一知半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大明皇帝與海盜合作 维持海洋控制權（二）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續）
1625年，李旦和顏思齊相繼去世。

李旦去世後，其在日本的經營由其子李國助、歐華宇等人經營，而鄭芝龍以絕對優勢成了顏思齊的接班人。

鄭芝龍接替了顏思齊的位置後，開始大舉拓展。1626年農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災之後，又遭到暴雨洪災，「鄉村草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為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靖海紀略》）。鄭芝龍「連舟浮海，自龍井登岸，襲漳浦鎮，殺守將。進泊金門、廈門，豎旗招兵，饑民及遊手悉往投之，旬日間，眾至數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鄭芝龍這種「假仁假義」，在官方看來，完全有別於別的海盜，「其行事更為可慮耳」（《靖海紀略》）。

鄭芝龍在與官軍的作戰中不斷得勝，福建巡撫俞諮皋節節敗退。1627年10月，雙方在將軍澳大戰，官軍大敗，鄭芝龍再度挺進中左所（廈門）。

此戰，鄭芝龍獲得了廈門作為陸上基地，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後，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晉江安海鎮）建立了大本營，將小小的安平建設成了東亞最為繁華和富庶的城市。

荷蘭派駐台灣總督德韋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在致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報告中說：「中國海賊日益壯大，幾乎足已控制整個中國海，將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壞燒毀殆盡，更在陸地大肆掠奪暴行。他們已壯大到擁有400艘戎克船和六七萬之徒眾。此頭領稱作一官（即鄭芝龍），轉瞬間獲得如此偉大的地步，連中國官方都不知該如何將海盜自海岸加以驅除……」

接受招安

除了內部的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大明政府還得面對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爾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張獻忠暴動，南有鄭芝龍等侵擾，更有荷蘭人等守在國門邊上虎視眈眈。因此，崇禎皇帝決心招安鄭芝龍。

正當鄭芝龍於東海之上大展宏圖之時，北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627年8月，天啟皇帝病死，因沒有子嗣，傳位給其弟朱由檢，這就是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擊魏忠賢的「閹黨」，勵精圖治，大振朝綱。

崇禎皇帝所接手的，是一個風雨飄零的王朝，除了內部的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外部還有「三座大山」：北有努爾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張獻忠暴動，南有鄭芝龍等侵擾，更有荷蘭人等守在國門邊上虎視眈眈。顯然，以當時的國力，絕難數面迎敵。

崇禎皇帝決心招安鄭芝龍。鄭芝龍之前曾主動求撫，卻險些被官方暗算。此次，朝廷是下了決心的，崇禎下令兵部和福建巡撫熊文燦辦理此事。熊文燦隨即釋放了獄中的金門游擊盧毓英，盧毓英因在作戰中被鄭芝龍俘獲而又放還為其求撫，被俞諮皋下獄。朝廷如今變了思路，俞諮皋自己因兵敗問責而入獄，盧毓英就成了與鄭芝龍接頭的最佳人選。

鄭芝龍此時，也苦於兩線作戰。一方面，他在台灣與荷蘭人已經形成了對峙狀態，為了爭奪海上控制權，都在積極備戰，另一方面，尚有多股海上武裝勢力並不聽從其調遣，還需牽扯大量資源進行海上統一戰爭，建立其霸主地位，因此，他也希望能將對抗政府軍的兵力抽調出來，轉而面向海上擴張。赶巧的是，這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饑民遍野，佔據著廈門的鄭芝龍承擔起了政府的職責，開倉賑災之外，還大量移民入台灣，人數高達數萬。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對鄭芝龍的戰略佈局十分關鍵。為了吸引饑民渡海入台，他提供「三金一牛」的優惠條件，即每人給銀3兩，3人給牛1頭。毫無疑問，如此大規模移民，鄭芝龍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至少不能再度開戰。而饑民移居台灣，也能大大減輕福建及東南沿海的壓力，這對政府也是有利的。

各有所需的雙方，一拍即合。1628年，鄭芝龍接受招安，「授游擊、尋遷副將」（《廈門志》），官職其實並不高，但鄭芝龍需要的並不是這個。變身為官軍的鄭芝龍，立即騰出手來，大舉攻擊昔日的海上同行們，先後殲滅了李魁奇、楊祿楊策兄弟、諸採老、鍾斌等團伙，部隊擴展到了3萬餘人、戰船千餘艘，海上只有劉香集團與荷蘭人聯手，還能勉強與鄭芝龍抗衡。

鄭芝龍以廈門為據點，在拓展地盤的同時，開始規範內部管理，以仁、義、禮、智、信命名，建立了5大流通體系，管轄遍布內陸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5支船隊，航行到東西各洋。他同時開始頒布「令旗」，實際上就是海上的「保險單」，繳納了保護費的船上可以掛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額賠償。這項「保險」收入，以後達到了每年400萬兩黃金的驚人規模。

對於鄭芝龍日漸上升的勢力，荷蘭人如鯁在喉。此時，鄭芝龍早已是荷蘭人的最大貿易夥伴，但明政府並未取消海禁，相反卻在1630年重申了海禁，閩台貿易的執照僅發放了6張，福建商船到台灣依然很少，難以滿足荷蘭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鄭芝龍壟斷了對台灣的貿易，控制了定價權，也令荷蘭人十分不滿。

荷蘭駐台灣總督普特曼斯認為，佔領台灣的目的，就是以此作為對華貿易的中轉站，並控制中國與西方貿易的海上咽喉，因此，必須先消滅鄭芝龍的勢力，然後再攻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東方的勢力，才能獲得這種戰略地位。

在多方考慮後，1633年4月3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決心對鄭芝龍、對中國以武力進行脅迫，而方式就是海盜式的武裝劫掠，「對中國福建沿海進行掠劫活動逼使中國政府答應其貿易需求，並在掠劫途中盡量降低中國人民傷亡」（《熱蘭遮城日誌》）。荷蘭人對於這一戰，十分重視，派出了足足11艘大型戰艦，另加一艘旗艦及一艘戎克船，統一由普特曼斯指揮。
（三之二，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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