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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餘年小說繁體書 在 JA叔叔 Instagram 的最佳貼文
2021-09-16 04:29:05
慶幸自己的母語是漢語,且簡繁通讀。 漢文化千年的遺產通過文字為載體綿延萬代,今朝隨處可得,識字善閱者皆可繼承。 看繁體中文,走訪古蹟石碑、讀古文詩書沒有識字的障礙,靜心時還能流轉欣賞漢字撇捺之間的美。 簡體中文現在使用者更盛更廣,乘載了非常多的資源。以前還沒法熟讀掌握時,讀簡體常常感到煩躁,明明是可...
慶餘年小說繁體書 在 JA叔叔。Uncle JA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慶幸自己的母語是漢語,且簡繁通讀。
漢文化千年的遺產通過文字為載體綿延萬代,今朝隨處可得,識字善閱者皆可繼承。
看繁體中文,走訪古蹟石碑、讀古文詩書沒有識字的障礙,靜心時還能流轉欣賞漢字撇捺之間的美。
簡體中文現在使用者更盛更廣,乘載了非常多的資源。以前還沒法熟讀掌握時,讀簡體常常感到煩躁,明明是可以看懂的文字,為什麼要簡化成這樣呢?像電腦當機無法完全顯露完畢的像素或者亂碼。
慢慢死嗑下來習慣後,除卻古文,我特別偏愛買簡體書,一是內容選擇更加繁多,二是便宜,知識輕易流通。
詩讀繁體,小說買簡體成了習慣。
讀一本書耗時不多,但我總容易被別的事物耗去引走時間。
兩個小時就能讀完一本書,與三天才能追完一部劇,我可能更傾向後者。
這陣子看《慶餘年》,男主在另一個世界的皇宮酒宴上,喝著酒用一夜的時間吟盡我們這個世界千古文豪堆砌精選的詩詞,震驚四座。
此景,我也被震撼了。
才意識到,是啊,這樣的絕世好詩在今日信手拈來就是上百千首。我何其有幸能夠閱讀與繼承。 *圖中書:《五十歲的書桌》
#書展延期閱讀不停息
2020/2/20
慶餘年小說繁體書 在 知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歷史上有「唯恐百姓不飲酒」的朝代嗎?
歷史春秋網
作者:侯會
《水滸》中的好漢們幾乎頓頓不離酒,甚至有些好漢的上山動機,就是為了「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借助電子檢索功能對《水滸全傳》中的「酒」字作一統計,在60萬言的文本中,「酒」字竟出現近2000次!
「飲食」之「飲」本可理解為飲水、飲茶,但最早則專指飲酒。《尚書》中有《酒誥》一篇,是周公警告貴族子弟不可酗酒的文告,其中「爾乃飲食醉飽」中的「飲」,便指飲酒。而自周公之後,歷代統治者對酒多抱警惕態度,都曾頒布禁酒令。究其原因,一是怕臣民酗酒作亂,有礙於社會秩序的穩定;二來釀酒需要糧食,人吃還不夠,哪有多餘的糧食釀酒?
然而從《水滸》的描述中,絲毫看不出官府對飲酒之風有所箝制,只覺得宋人飲酒成風,到了舉國若狂的地步。
小說重虛構,但也總能或多或少反映現實生活的面貌。宋代官府對釀酒飲酒的歷史上有「唯恐百姓不飲酒」的朝代嗎?態度,確乎與歷朝不同。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日常養著一支龐大的軍隊。軍隊要吃飯,要官餉;而兵器衣甲、屯紮訓練之費,同樣是一筆驚人的數字。這樣一筆巨款,只能由國庫支給,用稅收來填充。
跟許多朝代一樣,宋代的鹽、酒、茶屬於特殊商品,由國家壟斷經營,實行專賣,收取高額稅金,稱為「榷政」。而酒稅又是其中的大頭兒,徵收機制稱「榷酤」。宋代龐大的軍費開支,便仰仗著酒稅(「酒課」)的支撐。若趕上戰爭,酒課更成為雪中之炭。
據學者考證,北宋初年,一年的酒課收入為185萬貫,約佔國家全年貨幣收入的10%。到了慶歷年間,朝廷跟西夏大動干戈,軍費需求激增,酒課也飆升至1710萬貫,是宋初的九倍!所佔貨幣收入的比例也升至38.9%,是宋初的近四倍!以後這個比例有所降低,但據估算,兩宋期間的酒課始終維持在稅收總額的20-25%。
在宋代,各州府軍縣都設有「酒務」,專管酒的釀製、發售及繳稅等業務。據統計,在熙寧年間,北宋全境共設酒務1861個。單是開封府所轄州縣,就有酒務35個!哪怕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聚落,也都有賣官酒的酒店。
地方財政沒有別的增收手段,也把手伸向酒稅。南宋人陳亮就說:今日郡縣的油水已經搜刮殆盡,即便有能力的長官,沒錢也是枉然。只剩下酒稅可以挪用,一縣的財政,全靠它了。(「今郡縣之利括之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為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自《龍川集·義烏縣減酒額記》)
好在酒務隨處皆有,稅金取用方便,不像茶、鹽,有專門的生產區域,還需長途販運。於是酒稅在負擔沉重的軍費開支之外,又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機。
其實「榷酤」初行,國家壟斷酒漿生產,未嘗沒有「禁民飲」的動機。可是官府嘗到酒課的甜頭,一味擴大酒的釀造規模,不但不再提禁酒,反而明裡暗裡引導、鼓勵酒水消費。
郡縣預先規定了難以完成的稅收額度,縣吏催繳不力,是要挨板子、受黥刑的!為了推銷美酒,商家及官府想盡辦法。例如北宋官府有一項救濟措施,即在春夏青黃不接之際,向農民發放貸款,稱「青苗錢」。一些商家盯上了農民的救命錢,特地在放青苗錢的日子,於通衢酒店擺出美酒,「命倡女(妓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引誘農民入肆買醉。農民一旦入內,到手的青苗錢往往「十費其二三矣」,更有空手而歸者。
官府則派兵帶著枷、杖等刑具到現場彈壓,號稱「設法賣酒」。這個「法」,是指刑法;而「設法」的目的,不是禁止商家過度推銷,而是監督飲者要乖乖飲酒、痛快還錢,不得鬧事。——官府自然也是要坐地分肥的。為了增加酒課收入,官商勾結,沆瀣一氣,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宋代鼓勵釀酒,還因當時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糧食進一步商品化。但利益攸關,官府漸漸對釀造規模失去了控制。全國用來釀酒的糧食,有時竟要佔到總產量的三分之一!釀酒佔用糧食過多,搞得貧苦百姓沒飯吃。
酒糟是釀酒餘下的下腳料,堆積如山,酸腐糜爛,連豬狗都不吃,只好送去肥田。就是這種東西,每當酒務早上開門,總有窮苦百姓扶老攜幼擠在門前爭買,拿回去摻和著糠秕充飢。更有買不起的,只好向人乞討。這樣的悲慘景象,被詩人寫在詩中,稱這些可憐人為「食糟民」。(歐陽修《食糟民》)——如此一比,不時還能喝上兩頓水酒的梁山好漢,境遇還不是最糟的。
宋代官府「唯恐人不飲酒」(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談·酒禁》),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酒文化」中絕無僅有的荒唐現象。——酒文化發展到宋代,已演化為名副其實的「酒經濟」「酒財政」!
本文節選自侯會《銀字水滸傳》一書。
作者簡介:侯會,1949年3月生,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文學教學、科研工作,側重於白話小說研究。在《文學遺產》、《文藝研究》、《明清小說研究》、《紅樓夢學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以及日本,台灣地區等處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著有專著《水滸源流新證》、《中華文學五千年》、《世界文學五千年》、《元曲誦讀》、《中國神話故事精選》等。兼任北京市文藝學會古代小說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編委。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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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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