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 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我們無須深究「後物質時代」這類名詞，而且名詞其實並不新，早在五十年前，就由今天的殿堂級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提出。簡單來說衣食足才會知榮辱，假定當一個世代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由此而生陪伴終生的價值觀，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不少前輩始終就是一句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然而所謂的「社會穩定」，是不能大而化之的，必須更細緻地談論。我們在香港式宏大敘事的「社會穩定」，是不是只關注上一代價值觀和精英階層，而未有顧及新一代？而「穩定」本身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靈和價值觀的。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而出現那一天。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而直接追求更高一層的價值觀；前者不少朋友會不同意「佔領馬路」和「爭取民主」的關係，後者卻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由五四運動、英國脫歐到AO抗爭：「後物質主義」，沒有想像中離地 要回應「為甚麼要挑戰社會穩定來爭取理念」這問題，我們不妨先參考三個古今中外，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一脈相承的案例： 1. 在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參與群眾包括身旁大量中間偏建制的傳統精英，他們不會負責衝進立法會，但在各自的崗位挑戰自己相屬的制度。例如有在外資投行或中資銀行工作的高層朋友私下捐錢支援，甚至在內部抵抗機構的政治動員任務；又有政務官朋友用種種方式表達對政府處理修例行為的反對，親自撰寫反對政府DQ議員的樣板官僚信供網民修改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並通過筆者這樣的友好社交媒體廣傳，讓社會不斷理解內部討論過程的獨裁與粗疏。坦白說，這些朋友都違反了狹義的專業守則和「政治中立」、顛覆了各自的秩序，而且間接損害了自身的物質利益，但他們知道根據所謂「行之有效」的既定程序，改變不了政府與中資銀行，動搖不了潛規則；他們雖然高薪厚職，卻感到自己精神蒼白，甚至認為對下一世代有所虧欠，亦慢慢明白自己對社會的官方主流價值觀（if any）有所不滿。 2. 英國脫歐公投後，政壇從未穩定，目前執政保守黨內正進行新一任首相選舉，根據YouGov的民調，保守黨員的取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當中的61%認為，就算脫歐會「嚴重損害」英國經濟，也應該落實脫歐，反對的只有29%；63%及59%認為就算脫歐令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獨立，「分裂國家」回到小英格蘭，還是要進行；有54%保守黨員甚至認為，就算脫歐摧毀自己所屬的保守黨，也必須支持。這樣的「焦土」邏輯，顛覆了「留歐派」的一個主要理據，就是公投時「脫歐派」誤導脫歐能改善經濟，才令公投通過，但事實卻是不少人的選擇是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尊嚴，自願承擔物質生活的風險。 3.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也有溫和派和激進派，後來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是當時的溫和學生代表，左翼學生領袖匡互生屬激進派，並帶領示威學生燒毀了被指「親日賣國」的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長曹汝霖的大宅，毆打在場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即時反應是「嚴懲暴徒」，但後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了全部學生；匡互生則獲毛澤東高度推崇為「革命苦行僧」，正是他後來提拔沒有大學學位的毛澤東為教師，間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這些學生都是全國精英，北洋政府的管治也有其社會秩序可言，但學生相信根據官方程序，不可能令外交政策改變，同時相信即使一時改變不了，也要通過通過挑戰「物質秩序」，向全國傳達「後物質」訊息。因為比起衣食住行，外交問題和國家尊嚴，自然是一般大眾較難觸摸 （特別是北洋時期，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仍然在建構初期），但學生堅信國族尊嚴比起個人安危、利益更重要。每年參與愛國團體紀念五四的長輩，如能勿忘初心，就會明白「後物質」總有比物質重要之時。 全文：https://simonshen.blog/2019/07/14/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

浪漫月巴睇2000 【何不食肉糜？何不打打氣？】 古有晉惠帝何不食肉糜，今有醫管局何不打打氣。 1.先旨聲明，打氣，無可厚非。 2.再次先旨聲明，任何人都有權替任何人打氣。所以做Form. 1仔時我也拎過啦啦球做過啦啦隊，在陸運會女子100米短跑決賽默默地幫藍社某位女同學打氣——我明明是黃社的，但藍社那位女同學實在太天生麗質，跑隔籬線的黃社女同學呢，唔靚，甚至稱得上醜囉。可惜在群眾壓力下，我只能揈啦啦球幫（唔靚，甚至稱得上醜囉的）黃社女同學打氣。我手上的啦啦球揈得再落力，都只是交貨，不是真心。 3.嗱嗱嗱，我絕對不是說替醫護人員拍片打氣的一眾藝人並非出於真心，畢竟任何人個心諗乜，都是只有當事人才知的機密，不能被另一個人偵察的，畢竟冇人是Professor X。 4.而有理由相信，打氣片的出現，是因為有關方面叫到，藝人覺得講幾句，替做到氣咳的醫護人員打吓氣，無可厚非。至於做到有幾氣咳？他們未必（或不需要）知道。 5.於是成件打氣事宜便衍生了一種令人吹（佢唔）漲的荒謬感。試想像，假如你是一場慘烈戰役中的前線士兵，接到Order，要衝出去死過，但手上冇晒子彈，急Call上頭施捨一排子彈，但上頭咁樣回覆：我知你打仗打得好辛苦，所以專登搵嚟一班城中名人拍片專誠為你打氣！係咪當堂充滿正能量好想衝出去死？ 6.醫護人員就是一群有槍但冇子彈的兵，而且打緊一場持久戰，偏偏在終於頂唔順發聲時，得到的潛藏回應竟然是——你哋頂唔順，是因為你哋正能量不足。 7.Yes，打氣的唯一作用，就是試圖喚起被打氣者一股唔知匿埋喺邊、甚或早已喪失的正能量。正能量，不排除在香港開埠初期可能已經存在，只是在近年——尤其是回歸後，經常被抬出來，躂人。 8.回歸後首位正能量大使，首推董太。好記得，某年元旦，當好多人仲未瞓醒，董太便親臨文化中心，為一班幫手清潔的青年義工打氣之餘，更說了一句直指香港人頑劣本質的控訴「香港最叻就係Complain、Complain、Complain！」（但其實這一句也是Complain）；並同在場義工講，香港係唔衰得嘅——點知，就在幾個月後，香港衰到貼地——何只貼地，直情穿透地殼直達地心——沙士肆虐。有關沙士有幾肆虐，不贅了，我只想說董太當時便笠上一身保護衣物，深入佢應該成世人都未去過見過的牛頭角下邨（不是現在新簇簇那一個），呼籲貧苦市民必需洗手洗手洗手。而一眾高官，亦可能受到感染，不禁化身清潔工人，走入民間落水落腳用1:99潔淨香港——看在眼裡，你不感動嗎？你受疫情肆虐所喚起的負能量不是一抹而空嗎？但當時最需要的，是呢班官想辦法防止疫情擴散，而不是1:99的使用示範。 9.而當（永不止息的）正能量成為了一個城市的共同感受，負面情緒便被視為不應該，是務必根治的病（抑鬱從此成為了都市病，但我們只知抑鬱需要醫治，而不過問產生抑鬱的是一個怎麼樣病態的都市）——無論面對任何逆境，總之，死都要正向：小朋友發高燒？So What？正因為份人夠正向，依然抱恙參加跳舞比賽，仲贏埋亞軍，這不就是正能量的超額完成效果？正能量，能醫百病。 10.真心建議一眾醫管局及城中有名的正能樣，到各公立醫院，長時間陪伴醫護人員和輪候急症痓的市民，為他們打打氣，又或俾人出出氣。 （有關正向思維的蔓延和影響，可參看許寶強《情感政治》） （原文刊於 @am730hk ） #浪漫月巴睇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