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具慧眼，豪不做作的侯導

侯導1973年踏進電影圈，從場記、編劇、副導做到導演，經歷時代更迭，從大陸到台灣、從日治時期到解嚴。
推動台灣新電影的侯導，不走愛國電影和美國好萊塢風格，而是貼近真實社會和鄉土、同時有著知性與反省。
例如，悲情城市訴說著在動盪環境的家庭，人們如何求生存，
沒有戲劇化的憤怒指責也沒有荒謬的劇情，卻寫實的描繪大時代裡鄉土族群的紛爭。

侯氏藝術風格擅長使用長鏡頭、細膩的拍攝手法、讓人物在鏡頭裡說故事，展現流暢的生命感和山水畫般的美學。
侯導的電影採用許多鄉愁與父親的元素，不但在藝術成就上奠定台灣影史的新高度，也啟發無數電影人。
不論票房高低、不論商業電影多賣座、不迎合市場，侯導始終堅持他的理念、他的電影。
侯導相信無論做哪件事、從事哪個職業，只要從頭到尾一直做、一直做，努力、堅持、熱情，就會形成一個動人之處。

侯導還有股俠客精神，豪不保留的提攜許多出色的後輩，例如張藝謀，
創辦金馬電影學院、留意具潛力電影工作者並主動提供機會、協助齊柏林籌錢等，
讓華人電影有更多機會在國際上嶄露頭角，說侯導是亞洲電影之父也不為過。
金馬獎終身成就獎的引言人是枝裕和說，跟侯導沒有血緣關係，但他認為他就是侯導的兒子之一。

向侯導致敬，恭喜侯導榮獲第57屆金馬獎終身成就獎。

#要感動別人 #先感動自己
#專注 #精神
#堅持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TGHFF臉書

項明生跳出Comfort Zone！由打工皇帝轉型變旅遊KOL｜職場制勝

【項明生・職場制勝】在職場打滾一段時間後，不少人或者都有過對工作諸多抱怨，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入錯行的時候，甚至會因而「心郁郁」想轉型，跳出comfort zone，找尋另一片天地。《經濟一週》一連三期，請來成功轉型的人士，為大家剖析事業路向及心路歷程，頭炮是由打工皇帝轉型為旅遊KOL（Key Opinion Leader）的項明生為大家拆解轉型的迷思。

項明生：「應更早開始轉跑道！」
項明生為香港開電視拍攝的旅遊節目《明日世遺》正在熱播當中，收視及口碑俱佳。項明生說：「我年初開始籌備，踏入8月仍在進行後期製作，相當耗費精神及時間，所以一年只能做一個節目。」

慳錢窮遊瞓墳場
2015年，項明生首次挑戰影像，製作了一集《一路向東非》；翌年更首次一併擔任監製和主持，拍攝《日韓台櫻花三角戀》。「以前替無綫製作節目，五集合共僅2.5小時，《明日世遺》共有13集，投入的精神及時間以倍數增加，單是拍攝也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合共去了20多個城市。」過程雖然辛苦，但當節目出街後，項明生不時在街上遇到觀眾表示讚賞，並且加以鼓勵，令他非常有滿足感。《明日世遺》除了出版書籍，節目版權經已出售與美、加的電視台，項明生眼見自己的創作傳播開去，站穩在創意工業的上游，令他喜出望外。

於四川出生的項明生，16歲時移居香港，當年生活清苦，利用課餘時間做兼職賺錢，每天清早起床派報紙，一天才掙到13元；暑假期間派傳單，每天賺100元。來港時連英文也不懂幾個字的他，憑著驚人的努力，五年後考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哲學，並且選修日語及德語。大學一年級，項明生向親人借了1,000美元，隻身到歐洲旅行，前後逗留五個月，為了慳錢，每天只吃麵包，加點腐乳調味便算。

「每天我都會詳細記錄每項開支，嚴格控制每天開支在100元以內；若果日間開支太多，夜晚便瞓火車站、公園或街上，甚至試過在墳場睡覺。」

社交媒體與顧客互動

大學畢業後，先進入富士菲林擔任市場推廣工作，四年多後轉到 SONY，由推廣主任做起，步步晉升至總經理，而且是集團首位華人董事，離職前年薪達七位數字。項明生打工生涯前後20年，這段期間，他努力賺錢，生活「死慳死抵」，20多歲便以逾100萬元買入人生第一層樓，是西貢的村屋，再有餘錢便去旅行。「我的物慾不高，手機、汽車或名牌，買到十件八件已再無興趣；唯獨是旅行，愈去得多愈發覺自己是井底之蛙，希望自己有更多見識，這種飢渴心從未褪色。」

在SONY工作的年代，項明生學懂了推銷產品，包括由1998年暑假開始，在各大商場舉辦遊戲機的推廣活動。此外，又在天水圍這個悲情城市搞招聘會，為該區的年輕人帶來希望，吸引傳媒報道，令人們在不知不覺間將他與SONY劃上等號。由於SONY遊戲機的顧客群是年輕人，項明生很早便開設個人Facebook賬戶，雖然主要傳達公司的資訊，但手法較輕鬆，不如官方賬號般嚴肅，慢慢累積到一班粉絲。

項明生於2009年推出第一本旅遊書《足足五千年》，並且開始為不同報章雜誌執筆撰寫旅遊專欄，同時開設另一個Facebook賬戶，專門分享旅遊心得。
「離開SONY前，即使我甚麼也不做，每天睡醒也有數千元落袋，所以我考慮了很長時間，結果發覺手頭上有八位數字，足以支持日後的退休生活便毅然辭職。」

不打算退休

「我30歲開始部署希望40歲提早退休，人生下半場換一個玩法，結果我44歲時做到，打算享受人生，卻走出了一條不同的路。」項明生於2013年11月離開 SONY， 碰上市道不濟，企業削減廣告開支，轉向網上推廣，而他很早便在社交媒體上累積人氣，不少企業希望透過他這類 KOL 宣傳推廣，以軟銷手法，向網民推廣，令他欲罷不能，興趣變成了他的終身事業。

今年將「入五」（滿50歲）的項明生，會於9月放假坐郵輪到訪阿拉斯加，他說需要休息，「面壁思過」，回望過去多年在生活、事業及家庭各方面犯過的錯，同時計劃餘下20至30年的人生。「我覺得44歲才『轉型』實在太遲，以前我只懂得銷售遊戲機，除了這個專業以外，我其實很『白痴』，看見同齡的朋友知識豐富，令我很想追上他們。」

項明生認為，若果可以30至40歲「轉型」最佳，因為現時體力明顯下降，以前可以連踩16小時，現時做10小時，雙眼已經不自覺地合上。除了拍攝旅遊節目，項明生繼續寫書、寫專欄，擔任兩間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最近還剛與兩間電台簽約，將會主持節目。「父親及舅父退休後，很快就得了腦退化症，所以我沒有打算退休，發揮創意做到老，這樣才能保持腦筋靈活，不斷操練，令腦部會來愈fit。」

沒有大台的年代

項明生說：「這是最壞的年代，因為年輕人缺乏向上的流動性；這也最好的年代，因為現時沒有大台，任何人都可以創造自己的平台，所以再沒有所謂的『懷才不遇』。」項明生認為年輕人可以使用YouTube、Facebook等平台發揮創意，也可以創立自己的平台，即使只有三數個紛絲也可以，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因應近期社會運動，不少年輕人在Telegram上發布文宣，一晚可以創造出逾100個，完全巔覆了媒體的傳統營運模式及速度，而且創意澎湃，令他嘆為觀止。

項明生由打工皇帝成功轉型為旅遊KOL，令不少打工仔又羡慕又妒忌，去玩兼賺錢，但這並不是偶然成功的。 項明生早年努力工作賺錢，20多歲便窮遊多地，當年去旅行是奢侈品，絕對不是一般人負擔得來，所以他見識得比人早，加上在日本公司工作，能夠建立起「日本通」形象。 此外，項明生用了多年時間為自己建立形象，構思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推廣策略，幫到公司，也幫了自己。
Smart ED 經濟一週

2018年4月24日，臺北市衡陽路2號（懷寧街口），整修中的「老牌公園號酸梅湯」店舖與一堆拒馬。（張哲生攝）

「公園號酸梅湯」最早是在臺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前身）裡營業、需要躲警察的攤販，在1962年才有目前的店面。

1905年10月，台灣總督府執行台北市全市街之市區改正，而原本位於公園號酸梅對面（今衡陽路1號）的「三葉莊旅社」所在之建築正是當時在台灣總督府擔任土木課技師的野村一郎所主導推動的市區改正街屋之一，於1912年春天竣工。可惜的是，在1990年2月，正當眾人熱烈討論如何保存三葉莊這棟精緻的歷史建築時，一夕之間，竟被建商拆除殆盡了！

坐落在三葉莊旅社東側的「新公園」完工於1908年，是台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近代都市公園，取名為「新公園」乃為了有別於台北市第一個大型公園「圓山公園」（1897年落成）。1912年，台灣總督府執行之「市區改正」，將位於新公園內，曾在1911年遭遇強烈颱風侵襲倒塌而無法修復的台北大天后宮（1888年落成）完全拆除，並於台北大天后宮原址北側興建「兒玉後藤紀念館」（全名為「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此紀念館為當時台灣民政長官祝辰巳為紀念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而向民間募款所籌建，於1915年完工，戰後更名為台灣省博物館，後因台灣省政府虛級化，於1999年更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

昔日在新公園西側的懷寧街曾經有眾多臨時路邊攤販沿著公園邊緣匯集，販賣各式小吃與飲品，其中以「公園號酸梅湯」最為著名，與之齊名的則是位於懷寧街與衡陽路口「三葉莊旅社」的「三葉莊冰淇淋」；公園號酸梅湯後來搬入三葉莊旅社對面的店面（衡陽路2號），並持續營業至今，至於三葉莊冰淇淋則早已隨著旅社的停業與拆除而消失。

分享一篇由城市觀察家李清志在90年代所寫的《衡陽路上的悲情旅店三葉莊的記憶》：

中學時期每天晚上補習下課後，總要走到衡陽路搭公車回家，在新公園側門口，可以看見兩棟典雅又富人性的建築，各自站立在衡陽路轉角兩側街口；其中一棟被塗抹著橘黃色的油漆，大大的招牌寫著「公園號」三個字，附近穿著尊貴綠衣的第一女高學生，常常在此買酸梅湯喝；而早年二樓上的「田園」西餐廳，聽說是當時臺北城中少數播放古典音樂的西餐廳，許多文人雅士都喜歡在此聚會寫稿，孫越曾經主演的同志電影「孽子」便曾以此地作為拍攝的場景。

另一棟與「公園號」面對面的古典建築是「三葉莊」旅社，這棟建築的立面雕飾設計比起「公園號」更為繁複精巧，特別是紅磚與洗石子材質之間的搭配，更顯出設計者的功力。大學時期唸的是建築系，我的畢業設計作品地點正好選在衡陽路上，因此對衡陽路的建築情有獨鍾。我曾經爬上對街大樓水塔頂端，觀察「公園號」及「三葉莊」的屋頂構造設計，對於「三葉莊」的角樓設計感到十分有興趣，因此拍了許多照片，這張「三葉莊」的立面照片便是在一九八六年間所拍攝的。

一九九○年我與吳光庭、丁榮生、林芳怡等人共同參與雜誌的編輯；那一年臺北城的古老建築似乎處於風雨飄搖的景況中，臺大醫學院演講廳、土地銀行、曹洞宗別院等建築都傳出即將被拆除的惡耗。我們除了在媒體上撰文力爭保存之外，也有許多古蹟保存組織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努力。當大家的焦點都放在幾座公家古老建築的保存工作之際，位於衡陽路口的「三葉莊」旅店竟然被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一夜之間拆除，夷為平地，令所有關心臺北城歷史文物的朋友們大為驚愕！原來現代都市人在面對古蹟保存與經濟利益的發展衝突中，竟然是如此地暴力與毫無溝通之餘地，這種以暴力對待歷史性建築的手法，在九○年代又重演了無數次證明祖先的文化遺產與房地產投資暴利比較之下，在市民心目中是何等地微不足道。

當時為了刊登「三葉莊」被拆毀的新聞，編輯總監鄭林鍾先生特別將我那張多年前拍攝，已經發霉的幻燈片找來，用手工細細地在自來水龍頭下搓洗，費了好大的功夫才將這張珍貴的幻燈片洗乾淨，並且趕緊拿去複製了十幾張，以利將來保存。建築物雖然已消失，但是照片卻可以喚起許多臺北人心靈記憶中美好的過往。

我母親看了照片突然想起過去似地，說著她年輕時經常和朋友們到「三葉莊」樓下咖啡座吃冰淇淋的故事，似乎這棟建築中留存著許多臺北人個人與群體的記憶與生命體驗；如今建築物拆毀了，事實上也拆毀了許多人曾經對這座城市所留下的美好回憶。

九○年代的臺北城是個劇變的年代，許多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經常一夜之間便消失了；這些事物的消失其實也正代表著九○年代臺北城社會情勢的變貌以及市民意識形態的改變，「消失的臺北城」系列專欄企圖以圖片和文字去解讀臺北城這些變化中，背後所隱藏的種種訊息與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