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抗爭再起，送頭論亦然 — 政治困境下的各種心理防衛機制】

不論是過去幾天，還是今天，很多人在街上聚集表態，然後防暴警察又來一輪驅散或拘捕。有些人會說這是「送頭」，是無意義行動。其實從去年 6.12 到現在，送頭之說，次次衝突都會有。你說在街上聚集，成為防暴警目標，有甚麼特別作用？「理性思考」得出結論，就是「無用」。

然而很多人心裡恐懼革命無疾而終、被迫回到日常，已經超過恐懼自己安危。自從推翻《逃犯條例》之後，都是潛意識政治水銀瀉地。潛意識不是毫無結構無中生有，它恰恰完全反映意識，夾雜一二百萬人的總情緒：生還者愧疚自責、厭惡自身無力面對極權、集體尊嚴受挫、渴望久違的勝利滋味 … 行動往往都不是非功利計算，而是互相情緒勒索。有人死了、我目擊其他人倒下、我犧牲了你也應該做點事 … 差不多一年來，近乎所有事情的動能都是如此翻滾出來。

都會中產和近代左翼對民族主義戒懼，因為他們信仰個體，不接受情緒勒索，然而在群眾政治，感情和羈絆才是主體，才是力量泉源。「我永遠不想跟其他人同路，我要『獨立思考』」，永遠只能停留在文字和智力遊戲，無法感受血氣之實。

表意識以為自己掌握理性可以窮盡的可能，計算出最合理最有利最安全的取態。然而「社會科學」研究的社會本身，本來就是一片昏閉大霧，無論如何學富五車、見多識廣，在政治裡總是有如臨深淵、目不能視之感。因為情報總是封閉、世界運作起來其實很隨機、個體亦受到自己偏見和身心限制，「真實」其實是無法接觸，觀念無法理解超觀念，正如人不通過催眠、臨床操作或特殊藥物，鮮能接觸自己的潛意識。政治也是如此。你不嘗試，永遠無法單靠理性思考就進入內層。你沒有胡亂宣誓，你還以為香港立法會是自有永有之後都會有。

嘗試之後多數發現世界像意識底層一樣混亂無序，多數會找到絕望真相。中老年人記得警察斯文有禮，但現在試出了軍警從來是國家機器，二三十年溫文爾雅不代表轉性，不過時也勢也，殘暴本質可以輕易恢復；當民主呼聲再壓不住，中庸策略家無法再限制新力量，當香港產生了自己的底線，中國就會撕破「一國兩制」面紗。這一切都是必要過程，爆發是時間問題，你無法永久封禁一個人的心靈。

嬰兒有一日會知道在自己以外，有一個客觀世界，形成自己的心靈疆界，就要求自己的玩具、私隱，要求人格承認和獨立自主。香港難治難馴，因為香港人曾經有過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幻覺，而這幻覺在這十年之間，如朝霧般退散收攏。就像一個成年人被迫要演小孩子，要受父母事事約束；起先是精神折磨，之後是肉體虐待，回頭看來更有人先約法三章，然後自毀承諾。如果將心理分析推到一個一二百萬人的維度，就是政治分析，也是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經常忽略的維度。

如此香港人長期無力和掙扎，人人都會諸訴各種心理防衛機制，例如「壓抑」(忍耐，唔好激嬲北京)、「抑制」(避談當年自己支持過民主回歸思潮)、「替代」(學習融入大灣區做中國人)、「否認」(聲稱一國兩制殘而不廢，有險可守)、「矯枉過正」 (加倍批港賤港)、「合理化」 (認為有人激烈抗爭才導致北京強硬治港)……這些都是香港社會人生百態，每個人的現實取態，皆源於某種對殘暴現實的心理防衛。

防衛機制有簡單也有複雜，指向較高文化社會目標的，比較「健康」和容易成功。例如「昇華」（sublimation），就是社會運動的高潮，也是為人歌頌的部份。犧牲自己，鋪成想像中後繼者之骸路，為達成一個模糊而更好的將來，是昇華；以自身入獄換取推翻一條條例，是昇華；將鬱結化做文宣、藝術、著作，是昇華；將自身痛苦轉換為「有益社會和群體」。

然而善男信女容易純粹歌頌光明面，而忽略製造光明的人，一定是從黑暗裡來。尼采說大樹要長得高，接觸陽光，樹根就一定要深入地底和黑暗。沒有陰暗面就沒有驅力。驅力是與社會風俗相衝突的那一面，但也正是因為有這種能量，才能轉化成更高的存在。釋譯做人話：如果社會上不是有些人苦大仇深，任何社會抗爭和改革都不會出現。因為社會賢達的心理驅力已經跟現實社會完全調和，不會出現越界，因此亦不需要過多心理防衛，亦因此不可能出現昇華。分別只是苦大深仇者，是用本能去反抗自身，例如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賊，解除世界對自己的壓迫，還是將精力轉移向一個「對其他人有利」的慈善方向：例如推動社會向好、或者單純敵擋邪惡。

客觀而言沒有各種嘗試就沒可能推翻任何事情，主觀而言人性必然是用各種方式排解情感。無力感折磨了香港人幾十年，已經到了理性無法規限的程度。2014-16 年和之後的事情，不能用「現實主義」去解釋和規勸，因為人不是機械人，尊嚴受挫到某程度就會爆發。而香港人爆發的方式，不是隨街殺人擄掠原始發泄，而是投入爭取民主、建立國族、建立國家，已經是複雜的轉移和昇華，亦證明香港人的發展程度深密而繁複。

頹廢一點地說，傷害自己比起傷害別人，來得慈善和節制。冒一些被捕或者死亡風險，或者做不到事情，但亦基本無礙他人，可能是維持長時間戰爭心理健康之必須。我也會覺得事情似乎永遠不解決，折磨悠長而難耐。然而台灣對抗國民黨專制，用了半個世紀；愛爾蘭對抗英格蘭，長度以世紀計，不可能每一次行動都是出於大藍圖，何況，藍圖何在？甚麼方法可以解香港之圍？現在說話的人，其實沒有一個知道。以現實主義來看，示威又無用、選舉無用；當然去年 6 月前我們心裡都這樣想，但事實證明情感不只正當，而且有用，關鍵時候可以爆發結出果子，成就一次後人不斷追認的建國神話。這便不是每日談論策略的人能夠達成，而是集體解放和混亂的天成。

參與政治及示威遊行，初衷一定不會是複雜的偉光正原因，起點一定是自身，而且多數是負面情感，只是用一種「正面」方式排解出來，而之後變得建設性和崇高。《沉默的羔羊》女主角不斷追捕連環殺手，不是生下來就悲天憫人，而是源於童年陰影：小時候喪父，被迫與陌生家庭同住，農場家庭有一晚在殺羊，她就帶著一頭羊逃跑，但羊竟然沉默也不逃跑。她最終失敗，那頭羊還是一樣被殺。她恨自己無法拯救那頭羊，也恨自己，最後這種無力和愧疚驅使她考FBI，驅使她身為一介女流在一群大男人中力爭上游，驅使她成功追捕連環殺手。

她不是一個濫好人，正如香港人也不是天真無邪，但如果香港將出現強者，他會是凶暴同時澤心仁厚；充滿悔恨同時朝向光明；會是狡猾而抱有底線；他不需要別人歌頌和留意，他就只是要重估世界的價值，並且以自己的方式不被世界改變。

如果說參與政治活動可以是一種正面心理防衛機制，初衷是為了排解個人心理障礙，那麼覺得其他人「送頭」的講法，其實都一樣是另一種方式排解無力感，只是過於簡單和原始，因為說者一樣被現實無法改變寸進所折磨，看見別人繼續前仆後繼，就覺得痛苦，也疑問自己安全是否有問題，也是一種另類幸存者愧疚，用攻擊和輕視的方法來排解；昇華的方法，是自己去保護和救人，也共同體味一種「策略上的愚蠢」，被拖累，被羈絆；成功，可以戰勝自己憤恨的對象 (所謂「送頭」者)，失敗，也將怨恨目標導正到施暴者 (軍警政權)。 反正大家都是無計可施，唯有各出奇謀繼續試，繼續生存。

排解負面情緒的方式，有簡單有複雜。簡單的防衛容易失敗，因為你鬧完人送頭，大局面抑鬱很快又會回來；複雜的防衛有助昇華。自覺 (不一定是真) 走得前，也要做額外的心理功課，要調解；等如你要選舉、你要迷信、你要天真無邪、你好膠、你反對國族，但始終你還相信甚麼，總比無所相信好。你始終會被迫承認，你會改變。我一如以往恨你們，恨你們跟我不一樣，但同樣地，我深愛這顆樹，就連樹葉也愛護。謂人送頭，不過掩蓋自己一樣無能無助。我為甚麼要批評那些跟我一樣無助而狂亂覓路的同胞？

【盧斯達：抗爭再起，送頭論亦然 — 政治困境下的各種心理防衛機制】

不論是過去幾天，還是今天，很多人在街上聚集表態，然後防暴警察又來一輪驅散或拘捕。有些人會說這是「送頭」，是無意義行動。其實從去年 6.12 到現在，送頭之說，次次衝突都會有。你說在街上聚集，成為防暴警目標，有甚麼特別作用？「理性思考」得出結論，就是「無用」。

然而很多人心裡恐懼革命無疾而終、被迫回到日常，已經超過恐懼自己安危。自從推翻《逃犯條例》之後，都是潛意識政治水銀瀉地。潛意識不是毫無結構無中生有，它恰恰完全反映意識，夾雜一二百萬人的總情緒：生還者愧疚自責、厭惡自身無力面對極權、集體尊嚴受挫、渴望久違的勝利滋味 … 行動往往都不是非功利計算，而是互相情緒勒索。有人死了、我目擊其他人倒下、我犧牲了你也應該做點事 … 差不多一年來，近乎所有事情的動能都是如此翻滾出來。

都會中產和近代左翼對民族主義戒懼，因為他們信仰個體，不接受情緒勒索，然而在群眾政治，感情和羈絆才是主體，才是力量泉源。「我永遠不想跟其他人同路，我要『獨立思考』」，永遠只能停留在文字和智力遊戲，無法感受血氣之實。

表意識以為自己掌握理性可以窮盡的可能，計算出最合理最有利最安全的取態。然而「社會科學」研究的社會本身，本來就是一片昏閉大霧，無論如何學富五車、見多識廣，在政治裡總是有如臨深淵、目不能視之感。因為情報總是封閉、世界運作起來其實很隨機、個體亦受到自己偏見和身心限制，「真實」其實是無法接觸，觀念無法理解超觀念，正如人不通過催眠、臨床操作或特殊藥物，鮮能接觸自己的潛意識。政治也是如此。你不嘗試，永遠無法單靠理性思考就進入內層。你沒有胡亂宣誓，你還以為香港立法會是自有永有之後都會有。

嘗試之後多數發現世界像意識底層一樣混亂無序，多數會找到絕望真相。中老年人記得警察斯文有禮，但現在試出了軍警從來是國家機器，二三十年溫文爾雅不代表轉性，不過時也勢也，殘暴本質可以輕易恢復；當民主呼聲再壓不住，中庸策略家無法再限制新力量，當香港產生了自己的底線，中國就會撕破「一國兩制」面紗。這一切都是必要過程，爆發是時間問題，你無法永久封禁一個人的心靈。

嬰兒有一日會知道在自己以外，有一個客觀世界，形成自己的心靈疆界，就要求自己的玩具、私隱，要求人格承認和獨立自主。香港難治難馴，因為香港人曾經有過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幻覺，而這幻覺在這十年之間，如朝霧般退散收攏。就像一個成年人被迫要演小孩子，要受父母事事約束；起先是精神折磨，之後是肉體虐待，回頭看來更有人先約法三章，然後自毀承諾。如果將心理分析推到一個一二百萬人的維度，就是政治分析，也是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經常忽略的維度。

如此香港人長期無力和掙扎，人人都會諸訴各種心理防衛機制，例如「壓抑」(忍耐，唔好激嬲北京)、「抑制」(避談當年自己支持過民主回歸思潮)、「替代」(學習融入大灣區做中國人)、「否認」(聲稱一國兩制殘而不廢，有險可守)、「矯枉過正」 (加倍批港賤港)、「合理化」 (認為有人激烈抗爭才導致北京強硬治港)……這些都是香港社會人生百態，每個人的現實取態，皆源於某種對殘暴現實的心理防衛。

防衛機制有簡單也有複雜，指向較高文化社會目標的，比較「健康」和容易成功。例如「昇華」（sublimation），就是社會運動的高潮，也是為人歌頌的部份。犧牲自己，鋪成想像中後繼者之骸路，為達成一個模糊而更好的將來，是昇華；以自身入獄換取推翻一條條例，是昇華；將鬱結化做文宣、藝術、著作，是昇華；將自身痛苦轉換為「有益社會和群體」。

然而善男信女容易純粹歌頌光明面，而忽略製造光明的人，一定是從黑暗裡來。尼采說大樹要長得高，接觸陽光，樹根就一定要深入地底和黑暗。沒有陰暗面就沒有驅力。驅力是與社會風俗相衝突的那一面，但也正是因為有這種能量，才能轉化成更高的存在。釋譯做人話：如果社會上不是有些人苦大仇深，任何社會抗爭和改革都不會出現。因為社會賢達的心理驅力已經跟現實社會完全調和，不會出現越界，因此亦不需要過多心理防衛，亦因此不可能出現昇華。分別只是苦大深仇者，是用本能去反抗自身，例如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賊，解除世界對自己的壓迫，還是將精力轉移向一個「對其他人有利」的慈善方向：例如推動社會向好、或者單純敵擋邪惡。

客觀而言沒有各種嘗試就沒可能推翻任何事情，主觀而言人性必然是用各種方式排解情感。無力感折磨了香港人幾十年，已經到了理性無法規限的程度。2014-16 年和之後的事情，不能用「現實主義」去解釋和規勸，因為人不是機械人，尊嚴受挫到某程度就會爆發。而香港人爆發的方式，不是隨街殺人擄掠原始發泄，而是投入爭取民主、建立國族、建立國家，已經是複雜的轉移和昇華，亦證明香港人的發展程度深密而繁複。

頹廢一點地說，傷害自己比起傷害別人，來得慈善和節制。冒一些被捕或者死亡風險，或者做不到事情，但亦基本無礙他人，可能是維持長時間戰爭心理健康之必須。我也會覺得事情似乎永遠不解決，折磨悠長而難耐。然而台灣對抗國民黨專制，用了半個世紀；愛爾蘭對抗英格蘭，長度以世紀計，不可能每一次行動都是出於大藍圖，何況，藍圖何在？甚麼方法可以解香港之圍？現在說話的人，其實沒有一個知道。以現實主義來看，示威又無用、選舉無用；當然去年 6 月前我們心裡都這樣想，但事實證明情感不只正當，而且有用，關鍵時候可以爆發結出果子，成就一次後人不斷追認的建國神話。這便不是每日談論策略的人能夠達成，而是集體解放和混亂的天成。

參與政治及示威遊行，初衷一定不會是複雜的偉光正原因，起點一定是自身，而且多數是負面情感，只是用一種「正面」方式排解出來，而之後變得建設性和崇高。《沉默的羔羊》女主角不斷追捕連環殺手，不是生下來就悲天憫人，而是源於童年陰影：小時候喪父，被迫與陌生家庭同住，農場家庭有一晚在殺羊，她就帶著一頭羊逃跑，但羊竟然沉默也不逃跑。她最終失敗，那頭羊還是一樣被殺。她恨自己無法拯救那頭羊，也恨自己，最後這種無力和愧疚驅使她考FBI，驅使她身為一介女流在一群大男人中力爭上游，驅使她成功追捕連環殺手。

她不是一個濫好人，正如香港人也不是天真無邪，但如果香港將出現強者，他會是凶暴同時澤心仁厚；充滿悔恨同時朝向光明；會是狡猾而抱有底線；他不需要別人歌頌和留意，他就只是要重估世界的價值，並且以自己的方式不被世界改變。

如果說參與政治活動可以是一種正面心理防衛機制，初衷是為了排解個人心理障礙，那麼覺得其他人「送頭」的講法，其實都一樣是另一種方式排解無力感，只是過於簡單和原始，因為說者一樣被現實無法改變寸進所折磨，看見別人繼續前仆後繼，就覺得痛苦，也疑問自己安全是否有問題，也是一種另類幸存者愧疚，用攻擊和輕視的方法來排解；昇華的方法，是自己去保護和救人，也共同體味一種「策略上的愚蠢」，被拖累，被羈絆；成功，可以戰勝自己憤恨的對象 (所謂「送頭」者)，失敗，也將怨恨目標導正到施暴者 (軍警政權)。 反正大家都是無計可施，唯有各出奇謀繼續試，繼續生存。

排解負面情緒的方式，有簡單有複雜。簡單的防衛容易失敗，因為你鬧完人送頭，大局面抑鬱很快又會回來；複雜的防衛有助昇華。自覺 (不一定是真) 走得前，也要做額外的心理功課，要調解；等如你要選舉、你要迷信、你要天真無邪、你好膠、你反對國族，但始終你還相信甚麼，總比無所相信好。你始終會被迫承認，你會改變。我一如以往恨你們，恨你們跟我不一樣，但同樣地，我深愛這顆樹，就連樹葉也愛護。謂人送頭，不過掩蓋自己一樣無能無助。我為甚麼要批評那些跟我一樣無助而狂亂覓路的同胞？

《愛在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來自古荷語的「Bruocsella」，有「沼澤之鄉」的意思，是比利時的首都，一座使用法語和荷語的雙語城市，大約二佰萬的人口，其中穆斯林約佔四分之一，常在國際新聞看到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就設立在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的建城史可上溯自公元六世紀，因此許多遺留的歷史建物，如布魯塞爾市政廳、拉肯皇家城堡、聖彌額爾聖古都勒主教座堂、布魯塞爾王宮等，融和巴洛克與洛可可建築風格的完美呈現，置身其間，彷彿穿越了時空，隨時會有一位身穿白麻布杉的少女，從古老的巷弄朝你走來，輕唱著「史卡布羅市集」（Scarborough Fair），在荷蘭芹與迷迭香的氣味中，一段纏綿悱惻的中古世紀之愛，在你面前悄然上演。

我是2017年4月用自駕旅遊的方式來到這座城市，春天的氣息，正在這座美麗城市的街頭巷尾，洋溢特有的芬芳，令人忍不住要大口呼吸，唯一遺憾的，是2015年11月發生在巴黎的恐怖攻擊，當時造成一百多人罹難，數百人受傷，而策動此次恐攻的疑犯薩拉赫．阿卜杜勒．薩拉姆及多名從犯，就是在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中被抓獲，當地人從此談恐色變，甚至有媒體認為莫倫貝克區已是恐怖主義在歐洲的「老巢」，是培養「聖戰士」的溫床，令布魯塞爾在世人的心中，留下一塊很大的陰影面積。

在當地一位余教授、張大哥的陪同下，我特地來到與市中心僅一條運河之隔的莫倫貝克區實地探訪。

位於布魯塞爾市中心以西的莫倫貝克區，80%以上的居住者是摩洛哥人，早年由於比利時政府鼓勵摩洛哥人過來開採礦產，集中在莫倫貝克區，給予許多優惠移民措施，發展至今，成為穆斯林的聚落。雖與市區僅隔一條運河，但這兒的街道就顯得陳舊髒亂，少有白人遊客出沒，尤其自巴黎恐攻之後，這區居民的失業率竟高達30%，很多商家都不願聘雇中東臉孔的穆斯林，以至於已經在比利時成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摩洛哥裔居民，始終仍難融入比利時的社會，某種社會剝奪感也越來越重。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量的伊斯蘭移民歷盡艱辛進入歐洲各國，成為永久居民，可是他們的第二、三代，竟有人在風華正茂的青春年華，離開原生家庭，加入方興未艾的蓋達激進組織，終生與恐怖殺戮為伍，問題的癥結，實難一語蔽之，其中糾結在宗教、文化、貧富、教育、社會階級、移民政策、難民收容、種族歧視等等千絲萬縷的原因之中，若真要究極到一個源頭，我想，那應該是缺乏一種民胞物與的愛吧！而使得人與人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從隔閡產生衝突，從衝突發生殺戮，從殺戮種下仇恨，然後不斷惡性循環，最終走向毁滅。

這樣的問題太沈重，和比利時的朋友們討論著，心情也不免沈重起來。

我們聚在一位摩洛哥裔比利時人開的小咖啡館中，老闆非常熱情，在我們聊天的中途，參與我們的交談，用法語向我們介紹他的臉書，他這家店的建築已被政府列為文化遺產，相當於台灣的二級古蹟吧！而他的咖啡廳最大的特色，除了咖啡好喝之外，他的屋頂掛滿各式各樣的杯子，使得他的小店聲名遠播。

我們一行人被這位老闆的熱情驅動，聊天的氛圍一下子又鬧騰起來，我非常好奇，為何常在布魯塞爾市區路樹枝幹上，看見一方方玲瓏小巧的木屋，裡面還擺放堅果穀物之類的食物。

張大哥為我釋疑，原來布魯塞爾的市民非常有愛心，擔心過冬的鳥禽無巢可居，無食可覓，便替牠們製作堅固的居巢，準備好過冬的食物，讓牠們像人們一樣，也能過個好年冬。也不知道是誰開始這樣的巧思與實作，許多市民自發性地仿效，竟成這座城市的「愛的運動」，如今已是布魯塞爾一道美麗的風景。

我為布魯塞爾市民們這樣的愛心感動著，如果在人與獸之間，都能具備如此悲天憫人的大愛，何況雖不同膚色卻同為人類的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能坐在一起？不能走在一起？不能生活在一起？

讓我們的愛，從布魯塞爾再度出發，永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