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接連受暴，處理制度漏洞百出；週全的處理機制，才能遏止暴力再犯！」
　
今年 1 月，我接到了多位台北某公立幼兒園家長的陳情，園內的老師疑似有不當對待的情形，因此我便建議家長們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正式通報，並聯繫台北市議員 林亮君 、呱吉 邱威傑 辦公室，協助緊盯北市教育局是否落實幼兒園疑似不當對待案件的調查程序。
　
然而，我們卻看到許多調查程序上的問題，而且，這樣漏洞百出的處理制度其實已存在許久，今天上午，我便與 人本教育基金會、林亮君議員、邱威傑議員、陳情家長等，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必須儘速周全相關機制，才能遏止未來更多這樣的憾事發生！
　
　
🔴 調查小組獨立性不足，園方竟然能夠球員兼裁判？
　
雖然教育局在接獲通報後的確啟動了調查程序，並組成調查小組，但是，在調查過程中，卻並非由調查小組全權進行調查，甚至還讓該幼兒園參與調查事務，不免令人有球員兼裁判的質疑！

例如，將訪談地點設在事發園所，或是園方以具名方式要求家長回覆訪談意願調查表，使得目睹事件發生兒童的家長，因為畏懼遭到事後報復，不敢出面參與訪談，而在訪談進行的當下，甚至有老師、校方擔任工作人員，就坐在旁聽席聽家長們陳述。
　
其實，我去年在質詢時已要求教育部，應訂定幼兒園不當對待案件的處理流程與程序，教育部也確實在今年公告相關的注意事項，不過，該規範雖有明定調查過程的流程，例如：應組成調查小組、小組成員應為具有相關專業知能之專家學者，但從此次案件調查過程中的種種疏漏，恐怕仍有不足。
　
針對調查小組的問題，我會持續爭取，要求未來在處理幼兒園不當對待案件的調查時，應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由理應作為第三方公正單位的調查小組全權進行調查程序！

🔴 調查小組遴選機制不明，調查委員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能嗎？
　
此次的調查小組遴選了 5 位外部委員，但我們並不清楚這些調查委員的遴選機制為何？我們想問，教育局是否有明列專家名單進行遴選？若有名單，這些名單內的專家是否都有足夠專業知能足以讓當事兒童、其他目睹事件發生的兒童，能夠安心陳述呢？
　
其實，台灣目前在兒童表意權的實踐上仍有待加強，尤其在涉及兒童權益的調查程序上，更為明顯！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更重視兒童表意權，在涉及兒童權益的程序時，也應該要讓孩子有充分表示意見的權利，並且應該有相對應的機制，協助兒童好好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此，我們呼籲教育部，有義務確保全數調查委員都具備與幼兒心理知能，或其他可協助幼兒表達意見的專業知能，並且，也應該比照《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來建置調查的專業人才庫！
　
🔴 調查報告不提供給家長，讓家長申覆無門？
　
在此案調查完畢後，社會局認定 A 家長所在班級的 2 位老師，確有管教方式不妥、有不當情緒，但僅以行政指導輔導即可；B 家長所在班級的老師，則因證據不足，認定無不當對待情形。
　
然而，對於這樣的結果，家長就只拿到一張說明案件結果的公文。老師有哪些行為，經過調查後屬實？老師有那些管教方式不妥？不當情緒又是發生什麼事？這些家長通通都不知道，想和教育局索取調查報告，卻被以「有個資疑慮」，而拒絕提供，對於調查結果和局的認定，也沒有申復管道可以救濟。
　
在今年 5 月公告的《處理教保服務機構疑似不當對待幼兒案件注意事項》中，雖然規範「須將調查結果通知相關幼兒的家長」，但是，只提供調查結果，難以讓家長得知認定不當對待案件成立與否的原因、調查委員審酌證據採納的理由等，恐怕將導致調查報告難以讓受害家長信服。
　
因此，我們要求教育部針對教保不當管教案件，應持續修正相關幼照法、教保人員服務條例及相關注意事項，並比照《性平法》調查程序，調查會議必須以正式書面通知，並且明定調查結果必須以書面附調查報告予申訴人，並提供申覆管道。

🔴 調查過程進行中，園方製造家長對立？

園方在家長反映後，不僅沒有依法進行通報、組成調查小組，反而還召集幼兒園志工團的志工家長，表示「最近和某些家長誤會，需要正向相挺一下學校」，造成相信園方的家長群起攻擊陳情家長。這個情形其實並不少見，我們在多起幼兒園不當對待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都常常會看到園方使用類似的分化手法，給予陳情家長莫大的壓力。
　
若比對《性別平等教育法》，該法規範校方應有保密義務，且規定校方於組成性平委員會調查的期間，只能視情況就相關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予以說明，等事件處理完成後，也要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後，才能就事件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如此一來，才能遏止園方於調查程序進行中給予陳情家長壓力。
　
對此，我們也要求教育部應修正相關法律及相關辦法，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完善機構於調查小組在調查程序中的保密義務！
　
　
在去年3月底時，我們已提出《幼照法》修正，不過，後續我們也會針對前面提及的程序面問題，繼續提出《幼照法》、《兒少權法》的修正！
　
此外，教育部目前也正在擬具相關條文修正草案，對此，我們仍要再次呼籲，希望教育部能按照規畫期程，盡快將法案送至立法院；也要強烈呼籲衛環委員會與教文委員會，儘速排審相關法案，才能讓我們透過修法，將以上種種問題，從根本改善！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無國籍的移工小孩 #在疫情之下的黑戶寶寶〕

今年六月底，疫情依舊肆虐的時期，聯合報報導指出淡水某檢疫所收治一對新冠肺炎確診母子，相關人員在造冊登記時才意外發現該五歲孩童並沒有戶籍、國籍，是由失聯移工母親所生的「黑戶寶寶」。

今天要向各位壯士們介紹，那些一出生就沒有國籍，也沒有身分，成了法律上透明人的孩子－無國籍「黑戶寶寶」。

▌非本國籍兒童之身分認定

非本國籍兒童狀況歸納為四類型：

第一類：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台灣人，依照國籍法兒童擁有我國國籍

第二類：生母為外國人、生父為外國人或不詳者，依照國籍法可申請歸化

第三類：生母、生父均無可考時，只要兒童出生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國籍法可認定為中華民國籍

第四類：兒童生父不詳，生母遭遣返出境或行蹤不明者，目前只能拿到「居留證」，而第四類就是俗稱的「黑戶寶寶」。

▌黑戶寶寶的現況

據勞動部統計，截至為止，我國外籍移工人數已突破70萬，而年齡在25至44歲的外籍移工占總體之比率近八成。屬青壯年時期，也是生育年齡的移工佔大多數。

也隨著外籍移工人數持續攀升，失聯的外籍移工人數也不斷增加，截至110年6月底止，仍有5萬1,976人在臺行蹤不明。

根據移民署統計，從2007年1月到2020年7月之間就增加了941人，雖然已經有622人與生母一同回去母國，但這些孩子，尚未被通報安置社政單位之前，沒有居留證，健保、就學、就醫都成問題。

更何況是私下生產的黑戶寶寶，這還只是政府能夠掌握到的數據，沒掌握到的無國籍兒少可能更多，例如：透過地下診所接生或是在家中生產，都是沒辦法掌握到的黑數。

新北市議員劉美芳說：「台灣行蹤不明的外籍移工多達5萬多人，有孩子被安置在社福機構，但有的孩子恐怕淪為親友間的人球，甚至成為黑市人口販運，粗估僅1成孩子取得國籍，台灣法律的瑕疵，對於黑戶寶寶的保障，幾乎是微乎其微。」

▌女性移工在台懷孕該何去何從？

勞動部說明，雇主不可因外籍移工懷孕產子為理由提前解約，並強制外籍勞工出國。勞動部強調懷孕生子是基本人權，也已經取消女性移工入國工作前的妊娠健康檢查，而且她們同樣受到《勞動基準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應享有產假與育嬰假等福利。

但2020年經勞動部調查，竟查不到一件雇主因移工懷孕而不當解僱之案件，也無移工申請產假、回母國待產之案件；懷孕移工曾向勞動部申請延長移工轉換雇主作業期間60日之案件，也僅有3件。

而移工懷孕後面對雇主不當解雇，雖然可向1955專線申訴，但實務上20案件中，最終結果也都是撤案。

監察院指出，移工無法申請生育給付，沒有待產處所，也養不起孩子，只好選擇「逃逸」，成為「失聯移工」，生下沒有身分、沒有健保，無法就醫、安置的「黑戶寶寶」。

甚至就在今年7月，來台擔任家庭看護工已10年的Marites，照顧過4個台灣家庭。即將迎接新生命的她卻因雇主以懷孕為由不當解雇。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創辦人杜光宇說，即便性別平等工作法明定雇主不能以懷孕為由解雇移工，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幾乎都遭到解雇，這些移工媽媽必須償還沉重仲介費、扛起家計，語言不通的她們也怕遭受異樣眼光，不敢去醫院求助。

▌結語與期盼

其實，在民國106年時，移民署為保障非本國籍無依兒少在台居留權益，分別在106年1月及6月函頒「在台出生非本國籍兒童少年申請認定為無國籍人一覽表及流程」及「辦理非本國無依兒童少年外僑居留證核發標準作流程」。

裡面針對無國籍兒童，若生母原屬國政府否認該兒少具有該國國籍，或逾3個月仍無回應，則將由內政部認定為無國籍人，即可辦理收出養及歸化國籍，保障相關權益。

然而這群移工孩童的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依然需由社會局以專案形式開案才能保障。

移民署目前以專案形式，核發「外僑居留證」給予等待尋獲生母的移工孩童，也需要社政單位介入開立個案；以居留證參與健保就醫，至於就學權益也需要各縣市社會局行文至教育局，以寄讀方式讓小孩入學，等待取得正式居留權後再補發畢業證書。

但時間不等人，因為他們也正在成長，在這些公文傳送與個案造冊所需的冗長時間，將導致這些黑戶寶寶可能延後就學、甚至因此延後就醫，或是根本不在名單上。

在這些立意良善的法規與政策底下，落實上卻還有著困難。這些移工母親與黑戶寶寶，需要更多友善的工作環境、更完善、快速的社會安全網，才能避免這類事情不斷的發生。

「許多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等待，但孩子不能等。他的骨骼正在形成，血液正在生成，心智正在發展，對孩子我們不能說明天，他的名字是今天。」
－Gabriela Mistral；智利女詩人，194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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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許沒有道德的課程，但是社會在走，就必須學會，不要成為沉默的一員，助紂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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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演藝人鄭家純在29日主持尾牙活動時，遭遇主辦公司老闆性騷擾。當時不單止被老闆言語性騷擾，亦被在場參加者起鬨要求親吻該為老闆。事後鄭家純在社交媒體表示，當晚受到的騷擾不只低級玩笑，「還有更令人不舒服的部分」。她亦補充透露事發當時，台下活動公司對於當時老闆的騷擾不聞不問，同台藝人不單止默不作聲，甚至早在言語性騷擾前就有行為性騷擾的小動作。鑑於當時活動進行到一半，她只好忍着走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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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性騷擾，雖然近年台灣內政部有編印性騷擾防治法作宣導，但是即使有相關法律基礎，實際保護被騷擾的當事人的效果或者亦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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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意識
查看台灣網絡新聞的留言會發現，很多留言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漠視當事人當時的狀況。置身事外說話當然容易，但是實際身在其中，要脫身又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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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鄭家純的事件中，不少留言惡意中傷她「炒作」事件，同時要求作為受害者的她提告並公佈涉事公司及嫌疑人，甚至有人認為當時不作出反應是「姑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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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民眾須先了解提告以及公開公司與人名並不是簡單事，隨便公開或者沒法入罪不特止，還可能構成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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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提告」的法律處理，短則需時數月，長則不得而知。性騷擾案件亦可能涉及三種法例，分別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處理方式分別有：行政申訴、刑事告訴、民事求償、申請調解。對於事件申訴不但要求事主重新回想事發經過，亦要求人證、物證等法律證明。以上述事件而言，在場根本沒有人出面干預涉事人士的性騷擾行為，旁觀者基本上屬於沉默的一群，甚至可謂事件的共犯，要尋求人證幾乎沒可能。即使有願意站出來的人，也未必能夠察覺遠處涉事人士鬼祟的騷擾行為。在沒有監視器錄影下，人證物證也許不足以定罪。再者，在未有提告之下已造成不少責備受害人的聲音，假如事件造成更大反響，對當事人的傷害更加難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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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理性的讀者留言，表達對被性騷擾的一方的理解。所謂被性騷擾時要注意的事項實在沒可能達成。人沒法提前知道誰會作出性騷擾行為，受害的當下更要被恐懼與不安籠罩，在群眾壓力沒人伸出援手下，獨自出言拒絕是不可行的事。受害者需要考慮到場面的氣氛，以及日後的工作。為了避免得失客戶與個人形象問題，被性騷擾的一刻大多數情況都只好委屈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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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圈的性騷擾可謂曾出不窮，當然性騷擾亦不只是演藝圈獨有的一物，但往往在評論演藝人受性騷擾時，總會有人為性騷擾冠上「工作的一環」之名。有人指出「演藝圈如泥濘，踏進去就要有覺悟」（筆者強行以較文雅方式詮譯），此言差矣。這種想法認定違法、違道德的性騷擾行為應該存在，實在是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所謂規矩、要求，不一定正確，更加不應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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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看到別人的錢財而情不自禁就能搶劫？
社會大眾應該清楚理解每件工作的性質。演藝人，作為演員或節目演出者，並不包含「性」相關工作。筆者認為2012年在中國的「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反性騷擾口號精準的道出社會價值觀的問題。誘惑並不是性騷擾的藉口，不應該合理化加害人的行為，找理由來開脫。在沒得到許可、藉機動手騷擾等行為，導致事主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被冒犯和侮辱的言行舉止都應該被清晰理解為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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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判斷標準不單是受害人的主觀陳述，據《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列明，「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在法律上需要根據事件的前文後理判定，其中幾項重要的判斷標準包括「必要性」、「動機」、「事前事後的互動」、「權力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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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娛樂圈職場的情況而言，權力低的演藝人對於權力高的資方很多時會因為權力不對等，被權利高的一方以利益作為籌碼，導致權力低的一方被逼忍受騷擾以便順利完成工作。這種情況正正是與權力相關的性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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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的重要性
解決性騷擾行為與袖手旁觀的心態，需要從教育入手。考慮到較年長的公民或者在他們接受教育的年代，對於性侵害及性騷擾的認知不足，對年輕世代進行教育同時，對普羅大眾進行宣導更為重要。清楚了解性罪行的定義，才能夠在遇到言語、肢體、視覺的騷擾，以至是不受歡迎的性要求等罪行時，注意到相關行為。作為公民，即使是旁觀者都應該挺身而出，舉報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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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論：
只要「我覺得不舒服」就等於「性騷擾」？專家用4個要素判定
「只要碰觸了身體就是性騷擾嗎？」關鍵不是性慾，是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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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例請參考「全國法規資料庫」，法律相關事宜請咨詢法務部認可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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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暮雪　Hayashi B.
筆者個人頁@sench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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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圈 #藝人 #職場 #性騷擾 #性教育

同性婚姻的家庭若想要建立親子關係，按《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0條立法理由說明：「為保障同性關係之一方親生子女之權益，應許他方得為繼親收養，由社工專業評估及法院之認可」。法院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委託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法院將參考訪視人員提出的訪視報告及建議決定是否認可收養。因此社工、法官都是影響成敗的因素。

所謂的繼親收養，以女同志為例（男同志以生父類推），它的組成通常是一個生母，及一個伴侶，而這個伴侶要收養生母的小孩。

現代社會，通常有共識，撫養孩子的責任在雙親，而非單由生育的那方獨立負擔。女性主義平權運動以來，一直強調的就是反對所謂的「母職說（Motherhood）」，這個意思是有關照顧家庭、照顧小孩等等這些家務責任，過去被視為生母天職，也就是把照顧小孩的責任，全部推給生小孩的那一方。但事實上，照顧小孩應該不只是生育方的責任，也是其同居人、伴侶的責任。這在一般的異性戀婚姻中，因為婚生推定的關係，所以丈夫在小孩生下來那一刻，就肩負了撫養小孩的法律責任，沒辦法逃走。但同志家庭在法律上只有血緣關係的生育方要負擔撫養責任，另外一個伴侶可以看自己決定要不要收養，一定要走至少三個月的收養流程，且收養流程要經過社工、法官，還不一定會過。

我認為在這之中比起異性婚姻，不管是社工或法官，都應該更需要特別照顧平等權及小孩最佳利益問題。通常我們會認為，對小孩利益來說，一個生母和伴侶都有責任要一起撫養小孩，絕對是比只有生母一個人肩負撫養小孩的責任，前者優於後者。

然而收養訪視的報告格式中，「家人對收養人的態度」以及「親子關係的描述」在收養評估占了非常重要的篇幅，都是需要由訪視人員來觀察和書寫完成。過去在同婚未通過時，曾有社工因認為小孩太小無法面對同儕壓力，所以給出不適合收養的建議，但當時好在法官有考量和體察，所以最後有收養成功。

因此訪視人員在調查時，我認為社會局必須注意第一線人員的訓練，要特別注意同志家庭與異性婚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不同，也就是不能因為原生家庭長輩並不一定認同同志，甚至可能有不友善或歧視問題，而成為阻礙孩童受雙親最大照顧的最佳利益。

亦即訪視人員在面對同志家庭時需注意下面三個原則：
1. 不應讓生育方獨自承擔撫養小孩的責任。
2.不應讓原生家庭對同志的不友善，而影響繼親收養的認定，導致小孩高風險面臨法律只有一位血親有責任照顧他/她，這是本末倒置。
3.應重視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更加同理同志家庭。

我認為，這不只是同志的問題，還是有關母職的性別平權問題，更是兒童權益問題。我身邊就有掌握，至少五對同志伴侶因為這個收養流程而卻步，最直接影響就是孩子的受照顧撫養權利及未來的繼承權利。

因此我在今天的民政部門質詢中要求社會局：
1. 定期舉辦全台北市訪視人員同志收養工作坊，並提供結案報告以供未來施政參考。
2. 促進社工與同志團體交流，建立聯繫窗口，協助輔導同志收養相關議題
3. 建立社會局同婚收養申訴管道

面對社會的進步，行政機關就要有帶頭的作用，把體制完善，成為同志家庭的後盾，讓這些孩子能生活在一個可以完全獲得最大照顧及友善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