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蘇葆立: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六四32週年之際，跟前美國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的訪談。聽他回顧從胡耀邦之死談到天安門的槍響，以及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與32年後的反思。

✏️蘇葆立親歷上世紀8、90年代的美國重大對華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他在多年前出版《天安門事件之後 ：美中關系的政治學 》一書後，正在撰寫第二本書《胡耀邦傳》

✏️六四爆發後的十多年裏，胡耀邦三個字在中國成了禁忌。直到2005年後，中央領導公開談述胡耀邦，才讓他的精神遺產再次浮現，更成為中國自由派緬懷的改革者。不過，習近平上臺後，局勢再次有了轉變。

✏️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文長～但希望能為這個特別的日子留下一些紀錄。


▫️上集: 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22021095409.html

▫️下集: 習近平如何“片段”紀念胡耀邦?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32021134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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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死成為六四催化劑

記者: 32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去世，他的死引發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並在6月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回顧歷史，胡耀邦的死，對於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的作用與意義是什麽?

蘇葆立:我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是一個催化劑，(他的死與天安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因果關係。當時，五四運動70周年的相關活動已經讓很多學生聚集在一起，蒐集他們對社會體製的不滿，並談論他們期望的方向，包含民主、科學、西化等等。在胡耀邦去世時，(學生)已經有很多準備工作，他們有些人也抱有愧疚，認為應該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時就有更多動作。
這些自發走向天安門廣場哀悼胡耀邦的人，不僅有學生、有大學教授，還有黨員。當呼籲改革的力量從校園延伸到天安門廣場，就成了公共秩序及黨的問題，最後成了共產黨對自身聲譽的擔憂。


記者: 74歲的胡耀邦是在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然心臟病發倒地，人們對他的死因真相是否存在疑惑?

蘇葆立:各種猜疑是有的。但胡耀邦是一個一天抽四、五包菸的人，他的健康狀況並不好。 他曾多次重病，而且他真的沒有照顧好身體，他是一個工作狂，從不請假去看醫生。他的生活就是在工作、抽菸、工作中循環。他在1987年被迫辭職後曾在湖南待過一段時間，當時曾有過輕微的心臟病發。

▪️胡耀邦、鄧小平： 誰是真正的改革者?

記者: 你從上一本書《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到現在寫《胡耀邦傳》的機緣是什麽?了解胡耀邦的故事能夠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

蘇葆立:這是個好問題。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我在美國政府工作。我一直對胡耀邦很感興趣，他個子非常矮小，聲音很高、精力充沛、對思考和討論問題很感興趣，他不是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類偉大領袖人物的形象。
當我更深入研究他在位期間的作為，我越意識到胡耀邦比鄧小平還像是真正的改革者。事實上，有很多中國研究者也認為把改革成果都歸於鄧小平有些言過其實。我開始把我的這些疑問與興趣整理起來，最後得到了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的支持，讓我持續做胡耀邦的歷史研究。

記者:這很有意思，您從一位美國的對華政策資深官員，轉變成研究並撰寫一位被中國共產黨選擇性紀錄的政治家傳記，您研究胡耀邦的過程是什麽?遇到那些困難?

蘇葆立:我從2014年末就開始考慮，2015年我去了一趟中國、造訪胡耀邦的家鄉、他曾經當官的省份，以及他在江西的墓地。我的那趟旅行蒐集了很多書籍，大多來自香港，閱讀之後我再繼續作線上資源的調查，尤其在胡耀邦家族的歷史資料網站蒐集了大量的資訊。當我越展開調查，我發現越來越多讓我感興趣的文章與資訊。

▪️美國內部對於六四反應有分歧

記者: 回到32年前，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是怎麽辯論如何應對六四?您曾提到當時內部有很大的分歧?

蘇葆立:我不認為當時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中國)有很大的分歧。我只能說每個人都錯愕又震驚(shocked and appalled)，即使我們有些人清楚(中共的武力鎮壓)即將到來，但我們曾試圖給中國政府警告，希望他們不要做出不良的反應。連著好幾個禮拜，我們都盯著電視看。

六四的隔一天，周一，我參加一系列跨部門的會議。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之間有些分歧，國會對於人權議題更加重視，特別是在令人震驚的天安門影像傳出後，國會要求製裁、貿易限製、取消兩軍互動等等，並認為布什總統不願對華強硬。布什則認為他了解中國，他稱鄧小平為“我的朋友”，行政當局希望在考量蘇聯議題的情況下，維持與中國的戰略關係。

記者:中共對當年的六四、以及今日香港民主運動的處理都讓國際社會震驚。您怎麽對比美國看待天安門事件、以及香港民主運動的差別?

蘇葆立:盡管我們也看到美國民權及人權團體，對於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失落與憤怒，但在整體的情感上，美國看待香港遠不如當時看待六四時的強烈。另一方面，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距離比 1989 年要大得更多了。

▪️擔憂中共“暴政領導”的傾向

記者:歷史把胡耀邦貼上推動中國自由化、“擁抱民主精神”、“黨的良心”、“偉大的解放者”這些標簽，在研究了這麽多關於他的史料之後，您是怎麽評價的? 您認為他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麽?

蘇葆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的性格進行了很多塑造，但我認為胡耀邦一直最對自己正直的人格感到自豪。1989年的共產黨內部已經開始有許多腐敗，胡耀邦並不在其中，他深信改革的本質不是一系列政策，而是態度。

他相信若是犯錯，就公開承認並修復它；若想達到正確的政策，就要從關註人民利益出發，他一直是為中國普羅百姓維護法律利益的人。

因此人們對他的記憶是大膽的，他發表了一些演講或文章，對於鄧小平及陳雲等黨內大佬來說是過於前衛的。比如啟用黨外民主人士、或在農業政策上推動以農民為主體的改革。胡耀邦一旦進入任何一個官僚機構，就會想要修復它。

胡耀邦還提出促進黨內民主、反對暴政。胡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暴君(tyrant)，他擔憂鄧小平正在往那個方向前進，也意識到共產黨對這種領導模式有自然的傾向性，因此挺身而出。

▪️胡耀邦與鄧小平: "從來不是朋友"

記者:胡耀邦的這種改革信念會與鄧小平決裂的原因是什麽?胡耀邦的改革為什麽會失敗呢?

蘇葆立:當華裔或美國政治學者在做研究時，會傾向認為某個議題是政客決裂的主要原因。這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只有一定程度的適用。在中共的體製內，所有的問題最終往往變成很私人的，這導致忠誠與私人關系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核心，獲取權力、使用權力，權力可以是製度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

對於鄧小平來說，權力就是很私人的問題。我認為1978年至1993年、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在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並沒有被好好地研究。胡耀邦跟陳雲處得並不好，1986年黨內幾個大佬把胡耀邦推擠出去，他們認為夠了，胡耀邦所作所為不符合他們所要的路線，因此用1980年對待華國鋒的方式處理掉胡耀邦，基本上已經類似驅逐出黨了。

至於鄧小平與胡耀邦也從來不親密，他們尊重對方、一起打橋牌，但他們從來不是同夥，也不是朋友。

▪️天安門事件後 “胡耀邦”三字成禁忌

記者: 六四爆發後，關於胡耀邦的歷史如何在中國被記錄?

蘇葆立:在胡耀邦1989年的葬禮上，趙紫陽為他準備了一個相當寬厚的悼詞。胡耀邦雖然得到黨的稱贊，他的喪禮安排卻不是總書記規格，只把他視為政治局常委。胡的家屬對此表示不滿。

胡耀邦一生鉆研馬克思列寧思想及意識型態問題，卻沒能在死後被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他的家人也難以接受，更認為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決定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故事是，天安門鎮壓發生後，胡耀邦的名字基本消失。媒體不再提到他、他的故事他的文章不被允許講述，胡耀邦就像不存在一樣。

1990年代中期，《炎黃春秋》雜誌開始為胡耀邦挽回名聲，關於他的史料及故事被記錄下來。直到2005年江澤民逐漸淡出，黨內大佬也逐漸去世後，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想法，認為胡耀邦的名字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

2005年，在胡錦濤的允許下，為胡耀邦舉辦了90誕辰論壇，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重新為胡做了另一個版本的悼詞。黨還開始允許出版關於胡耀邦的一些文章及一本三卷的傳記，對於胡耀邦的關註開始盛行，來自他前同事、下屬的文章爆炸性的增長，贊譽他的為人、能力等等，《炎黃春秋》每個月都有關於他的文章。

▪️習近平時代 被片段紀錄的胡耀邦

記者: 到了2015年，習近平似乎對胡耀邦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誇獎他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勛”。習近平是怎麽看待胡耀邦的?關於胡耀邦的歷史，被記錄的是什麽?被忽略的又是什麽?

蘇葆立: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氣氛開始發生一些變化，自由派雜誌和中國的許多文章開始被大量編輯審核，包括《炎黃春秋》。幾年後，《炎黃春秋》以及一些自由派網站陸續被迫關閉。

2015年的這個紀念儀式並沒有為胡耀邦的下臺平反、也沒有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沒有關於對他工作的分析。胡耀邦傳記的其中兩卷還被大量編輯，刪除了很大的一部份。胡耀邦的故事用習近平感到舒服的方式被講述出來，就像是1981年《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一樣，黨說，好吧，就這樣吧，我們已經完成對所有壞事的討論了。

胡耀邦故事只能在黨的允許下片斷地書寫，僅此而已。

記者:你提到兩卷傳記中被大量拿掉的部分是什麽?

蘇葆立:基本上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故事都被刪掉了。傳記的最後兩卷談到他在這段過程的掙紮，以及一些胡耀邦所發起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最後都被歸屬於鄧小平的成就。這些細節在審查修改後的傳記，都被毫不隱諱地撕掉了。

▪️習家族與胡耀邦

記者:胡耀邦曾幫助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家族與胡耀邦的關系是什麽?

蘇葆立:習仲勛在1962年被毛澤東解職，在文革期間遭受嚴酷對待。到了七零年代後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幫助習仲勛平反、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習仲勛最後得以回到工作崗位，胡耀邦把他帶進書記處，其中一段時間他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

在1987年1月一場批判會上，習仲勛以行動回報了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因為沒有對學生抗議行動有足夠作為而遭鄧小平的擁護者猛烈批判。習仲勛站了出來，認為這種批判胡耀邦的大會是荒謬的，並要求批判停止。到最後，是胡耀邦出面緩和習仲勛的憤怒情緒，他對習仲勛說，別擔心，我能處理。在某種程度上，胡耀邦明白自己已經走到最後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批判。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時，他與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有過會面。當時，關註的焦點都是太子黨、紅二代的故事。

如今，胡耀邦的名字與聲譽在中國仍然被崇拜著，即使關於他的文章已經不像以前那麽多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