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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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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紀北宋的繁華：開封城日屠萬頭生豬（二）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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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這首詞不久就傳入宮廷，仁宗打聽清楚是誰叫的小宋，就召來宋祁，笑著對他說：「蓬山不遠。」把那個宮女賜給了他。

宣和年間，東京御街的豪奢繁華也到達了烈火烹油的頂峰。《水滸》裡的宋江也應是宣和元年（1119）左右上東京御街鬧元宵的。然而，七八年後，因金軍南下，御街陡然從繁榮跌落入了悲涼。正如王庭珪詩云：

旄頭彗天天狗墮，一日中原作奇禍。金竿突繞都城光，鐵馬橫嘶御街過。

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十，宋欽宗赴金營乞和，遭到扣押。按往常慣例，這正是皇帝在御街上與民同樂的日子。於是，從宣德門到南薰門的御街上，僧道做起了「迎聖」道場，父老百姓捧著香爐，冒著大雪，在南薰門前御街上跪拜哭泣了十餘日，希望能感動金帥，放欽宗回來。當時，「雨雪大凍，餓死者無數」。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御街近南一帶，士大夫妻子失踪的，也不可勝計。不久，金兵強行撤毀了御街上的道場，另立張邦昌做傀儡皇帝，部分冊立儀式也在御街上舉行。張邦昌步至宣德門外御街，在預設的褥位上北向金國拜舞，跪受冊寶。有衛士諷刺說：「平時在這裡看伶人演雜劇扮假官人，想不到今天張太宰卻裝假官家。」

緊接著，北宋滅亡，宋高宗建立南宋，一路南逃。留守東京的宗澤上奏高宗，說「已修正御街禦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一再籲請他還都抗金。但高宗決心偏安江南，改杭州為臨安府，名為臨時性行在，實為永久性都城，也在臨安城裡修起了大內與御街，坐視開封御街淪陷敵手。而比起開封來，臨安御街更顯得奢華與繁榮。

南宋的皇城坐落在鳳凰山上，京城主體在大內北面，故而出大內北正門和寧門是一條由南向北的御街。過朝天門，御街向西略有個小轉折，隨即再折向北，過萬歲橋再折向西，直到景靈宮為止。據《咸淳臨安志》記載，整條御街長一萬三千五百餘尺，「舊鋪以石」，縱橫共用石板三萬五千三百多塊，其中六部橋路口至太廟北這一路段，每遇大禮，都要特別整治。咸淳七年（1271），御街其他路段因「歲久弗治」，臨安知府潛說友主持大修工程，更換了將近二萬塊闕壞的路板，使「蹕道坦平，走轂結軫，若流水行地上」。

御街上舉行的最隆重儀式，要算三年一次的明堂大典。在車馬儀仗隊中，大象依舊是萬眾矚目的明星，走到太廟前，它仍會拜舞如儀，「其如鳴諾之勢」，「御街觀者如堵」。每逢這年，皇帝還要率百官前往景靈宮行恭謝之禮。這時，除了皇帝不簪花，文武百官們與教坊儀仗隊按身份與等級，都要在帽沿上簪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朱翠花朵。禮畢歸來，絡繹不絕的恭謝隊伍遠望如錦，其壯觀景象正如姜夔的詩所說：

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而這時的御街上，爭著一睹「天顏」的看客自然不會少。正如當時另一首詩描寫的那樣：

士庶重重間綺羅，霽光熏作小春和。御街兩行瞻天表，比似前回人更多。

從和寧門到朝天門，御街左側先後有六部、三省、玉牒所、太廟與五府等建築，右側則有惠民藥局與大佛寺等。過了宰執辦公的五府，才略有少數的廂坊與店鋪，比較著名的有尹家文字鋪與朱家裱褙鋪。而一過朝天門，御街就進入了密集的商住區，綿延直到萬歲橋，各色各樣吃穿用玩的商舖挨挨擠擠，一家連著一家。其中有中和樓、和樂樓、和豐樓等著名酒樓，還有中瓦、右瓦那樣的遊藝場所。據《貴耳錄》說，位於御街中段的中瓦更是京城最大的娛樂中心，「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在那裡一展身手。《圖繪寶鑑》說到理宗朝有個叫李東的畫家，經常在御街上出賣自己所畫的《村田樂》、《常酣圖》等作品，藝術水準雖不太高，「僅可娛俗眼」，卻也許是後來一般民眾所歡迎的風俗年畫的濫觴。

每天一聽到晨鐘，御街上的吃食店就張羅開了早市的點心，六部前的丁香餛飩是遐邇聞名的小吃，其味「精細尤佳」。和寧門朱紅杈子前的買賣也十分紅火：滿街滿市都是高檔菜蔬、時令水果和生猛海鮮，構成了這裡交易的最大特色。南宋對御街實行開放式管理，連大內正門前都允許設立早市，似乎比北宋更具市場化與人性化。

臨安御街的路況雖然好於東京御街，但街面比較狹窄，商店住家又相當密集，磚木建築容易引發火災。嘉泰四年（1204），糧料院失火，很快蔓延到太廟南牆外。太廟是社稷的象徵，大臣韓侂冑指揮軍兵拼死撲火，才總算安然無恙。但火舌已躥到正對御街的和寧門外，焚毀了隔離閒雜人等的杈子門，連和寧門上的螭吻也著了火，幸虧救火員登梯用短斧擊落了螭吻，才未殃及城門。這場火災，御街南段的損失難以估量。紹定元年（1228），御街最繁華的商業區失火，使中瓦與數以千計的商住建築成為一片廢墟，當時有「錦城佳麗地，紅塵瓦礫場」的說法。但不久，御街就建起了新的中瓦與商舖，迎來了新的商機。

每逢中秋與元宵，滿御街流動著喜氣洋洋的人潮，這也是街上商舖大發利市的最佳時機。據《武林舊事》說，一到中秋節，御街店肆就陳列出諸如絨線、密煎、香料等貨物，向路人誇多說好，謂之「歇眼」。所謂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顧客眼球的意思。入夜，御街「燈燭華燦」，買賣「竟夕乃止」。劉辰翁有一首《憶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樓。醋釅橙黃分蟹殼，麝香荷葉剝雞頭。人在御街遊。

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御街的食鋪上蘸著香醋和橙汁，品嚐大閘蟹；然後用清香的荷葉托著一捧菱芡，邊走邊剝著吃，寫出了普通人逛御街的閒情逸致。

元宵節前後要過上五六天，比中秋節更長更熱鬧。御街上的商販們推著用金屬鑲包的花盤架子車，花盤上簇插著鬧蛾、燈彩等應景貨品，歌叫喧闐，吆喝著買賣。固定的攤主對伙計也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值」。姜夔有詩描寫元宵節御街的商賣：

貴客鉤簾看御街，帝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

夜闌更深，還有人提著小燈在御街上尋找遊人丟失的東西，當時謂之「掃街」。據《武林舊事》說，這是北宋御街的遺風，而居然「遺鈿墮珥，往往得之」。當然，偶爾也會有「雨打上元燈」之類煞風景的事，御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姜夔也有詩說：

正好嬉遊天作魔，翠裙無奈雨沾何。御街暗裡無燈火，處處但聞樓上歌。

在當時，逛御街成為到過臨安的官宦士民的賞心樂事，就好似現在人們好幾年後還津津樂道當年遊天安門逛長安街一樣。著名詩人楊萬里退居家山以後，就曾戀戀不捨吟詩道：「聞說都人競出嬉，御街簫鼓倍年時。」此情不僅誠齋有，就是那位劉辰翁，也一往情深回憶說：「空回首，御街人買南京棗」；「雨枕鶯啼，露班燭散，御街人賣花窠。」在他們看來，御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宋末詩人許棐則說「御街車馬無行處，誰肯抽身覓退居」，在這裡，御街已經轉為滾滾紅塵與功名利祿的代名詞。

大約就在許棐面對著御街發出感慨以後不久，南宋滅亡。六十年後，元代詞人薩都剌經過杭州，登上吳山，有詩云：「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似乎仍能透過歷史的煙雲，從眼前的燈火，遠眺到南宋御街的喧鬧與繁盛。
原文載於：《亂彈水滸》作者：虞云國，出版：中華書局
（二之二，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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