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抗戰前德式師實戰經歷─鎮壓內亂(1)圍剿

一二八事變結束後，深獲肯定的魏澤爾得以擴大新軍編成的力道(即便他先前充滿幹意，至於為何這位德國老兄會一肚子火，後面我們有機會再解釋)。於是1933年8月，國民革命軍第36師成立，師長由先前在一二八上海戰場中表現優異的黃埔一期畢業生─宋希濂擔任。該師由87、88師的補充團成員，受過扎實的德式訓練，所以即便成軍時間短，但戰鬥力卻是當時國軍部隊中的佼佼者，並且立刻投入到同年9月爆發的「第五次江西剿共」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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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想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國民黨所謂的北伐，從來都不是獨自完成，而是結合各方勢力才得以成功。」而國民黨在北伐初期的合作對象，就是蘇聯以及中國共產黨。

這其中的淵源，還要從1923年開始說起。中國國民黨的創黨者─孫文，雖然成天叫嚷著要武力統一中國，但自身卻沒擁有可靠的軍事力量；已經成立2年的中國共產黨雖然舉辦多次運動，好宣揚自身無產階級革命的理念，但屢遭鎮壓總被挨打；至於基本在國際間沒朋友的蘇聯，在一心向全世界擴展共產主義的同時，非常需要整娶外國勢力認可及支持。在各取所需的形勢下，「國共第一次合作」就此發生(在教科書，這段時期又被稱為「聯俄容共」)。
在蘇聯的資金及技術支持下，培養國民黨武裝力量的黃埔軍校成立，咱們的介石大大也才能經由軍校校長之位，獲得競爭權力頂峰的根基。也正因為聯俄容共，黃埔軍不只使用俄製武器、聘請俄國教官，有不少成員還隸屬中國共產黨，比如：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是日後中共的國務總理─周恩來，又比如：黃埔軍校第一屆畢業生中的第一名─蔣先雲，他也是共產黨員。到了北伐，當時被派為先鋒的葉挺獨立團，其中成員也是滿滿的共產黨員。
而在1927年，國民黨的蔣介石以及汪精衛分別對共產黨展開「清黨」和「分共」，各自用武力排除共產黨勢力。共產黨員因此發動手中的武裝力量對抗，這就是國民黨史上的「南昌暴動」(共產黨則叫「南昌起義」，並以爆發該廠事件的八月一日當作「建軍節」)，標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完全破裂。不過，共產黨在當時完全不是對手，被國民黨一頓暴打後各自四散。有些共產黨部隊在逃離追捕後，於偏鄉地區重新建立根據地，這些地方就被稱為「蘇維埃區域」(簡稱為「蘇區」，蘇維埃是俄語，意思是會議；因為俄國革命時，出現過由罷工工人作組織的代表會議，因此蘇維埃就成為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眾多蘇區中，聲勢最為浩大的，就是由毛澤東、朱德領導的江西蘇區。
其實江西蘇區一開始範圍不大，但隨著數支流竄的共產黨部隊陸續匯聚，加上當地山勢地形複雜又位於省與省的交界地帶，很容易躲避國民黨部隊的攻勢(而且當時國民黨各派系正在火熱的內鬥)，以及毛澤東不可否認的游擊戰威力，結果讓共產黨得以擴大地盤。

對於共產黨深惡痛絕的蔣介石自然不會置之不理，從1930年開始(也就是獲得中原大戰的內鬥勝利後)，就對江西蘇區發起「圍剿」。
但非常打臉的結果，共產黨數次擊敗圍剿部隊，而且還趁機再擴大根據地，甚至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像在叫囂自己是越打越強。
蔣介石徹底憤怒了，於是他在1934年發起第五次圍剿戰爭，調動70萬人的四路大軍準備殲滅號稱20多萬人的共軍。
有鑑於前四次失敗，很多時候是國軍脫離友軍掩護或連繫，在孤軍深入時被主場作戰的共軍打埋伏。所以第五次圍剿前，蔣介石先與德國顧問團進行商討對策，並在魏澤爾怒氣十足的抗議聲中，採納德國顧問王恩漢上校提出的新戰術：築壘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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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一次世界大戰，雖然主戰場是在歐洲，但其實已經被歐洲列強瓜分的非洲也被捲入戰火之中。與德國敵對的英法兩國為了削弱對手實力，順便也為了多佔領殖民地，於是揮軍攻打德國在東非的殖民地，可讓他們沒想到的是：德軍指揮官竟然搶在英法大軍抵達前，搶先發起進攻。當時德軍要面對的，是廣大且喊有人積極資源的戰場，為了怕行軍過程被當地土著或游擊部隊偷襲，於是德國人在進軍時會建築堡壘，不只加強防衛，還可以透過堡壘與堡壘間的聯繫，掌握敵人行蹤並且逐步壓縮敵人移動空間。
在德國顧問的建議下，國軍在第五次圍剿實施「戰略進攻、戰術防守」的原則，放緩進軍速度，但所經之處必用鋼筋、混凝土修築堡壘，此外還對當地民眾進行政治動員，為的就是切斷共產黨從民間獲得資源及情報。整場軍事行動，彷彿像一條巨蟒，纏住獵物後逐步收縮，最後把目標勒到氣絕斃命。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行動中，德式訓練的36、87、88師隸屬於東路軍的戰鬥序列。
其中36師在戰役初期，就遇到了由彭德懷率領的共軍強攻。彭德懷是日後中共的開國元帥之一，軍旅生涯中曾經指揮過抗日的百團大戰、抗美的韓戰，是一名善打硬戰的狠角色，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也常打的國軍丟盔棄甲並攻掠下不少縣市。可是彭德懷這次強攻卻直接撞在新修築的堡壘群上，最後只能狼狽撤退，絲毫討不了便宜。而此戰也代表堡壘群已經建構出強力的封鎖線，國軍的優勢已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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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當東路軍準備繼續加強攻勢，一個消息卻打亂了整場圍剿行動。
1933年11月20日，原本駐防福建省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號召各方勢力聯合對抗蔣介石主導的南京國民政府！

圖片為：
第五次圍剿時期，蔣介石親自擔任總司令一職，並聚集官兵進行訓話

哈佛中國民調結果：95.5%人民滿意中央政府

美國針對中國的行動又再升級，周二突然勒令中國在72小時內關閉在休斯敦的總領事館。首先，我僅代表在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決定，因為休斯敦和整個得州已成為Covid大流行的最熱點之一！得州人口不到3000萬，Covid確診宗數已多達35萬，且仍以近幾何級數增長，遠多於整個中國，死亡人數超過4300，恐怕亦將在短期內超越中國！相信整個領事館同人及家人，都極期望早日回到相對安全得多的祖國！

休斯敦總領事館有點特別意義。1979年鄧小平出訪美國，行程包括參觀在休斯敦的Johnson太空中心，和留給人更深刻印象的Rodeo（牛仔競賽）！同年11月，中國就在休斯敦開了在美國的第一間總領事館。現在美國命令休斯敦總領事館關閉，似乎暗示美中41年來關係正常化的完結。我想知道，下一步是否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然後重新再跟中華民國建交？

早前某雜誌訪問中，我提到傳統政治和經濟體制都已過時，需要冷靜、客觀和深入重新思考，加上考慮如何利用現代科學和科技，達到更佳、更有效率、人民更滿意的社會管治效果。政治和經濟體制是一個非常大、非常複雜，且非常敏感的議題。對很多人來說，政治體制已升至「信仰」層面，堅信某種體制代表正義、善良、美好、道德、完美（接近），甚至神聖！反之，不同或被視為「敵對」的體制，則當然被當為不公、兇殘、醜陋、不道德、 糜爛，甚至邪惡！

這是一個常見，但非常不幸和極度危險的現象。因為如把體制當為一種如宗教般的信仰，就即是拒絕以科學、邏輯、數據和理性來作討論和分析！一切都只倚賴盲目信仰（blind faith）！歷史上當然充滿以宗教信仰為名義的戰爭，包括中世紀持續數百年的多次Crusades（十字軍東征）； 從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起，歐洲人開始其數百年在美洲的掠奪和殺戮，尤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Conquistadors（征服者），都是左手拿着聖經，右口拿着劍，迫使原住民改信天主教，如不順從，他們當然毫不猶疑，以天父之名替天行道，消滅「邪惡異教徒」！近代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多次攻打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等，殺害超過100萬伊斯蘭教徒，又與Crusade有多大分別？Al-Qaeda和ISIS等恐怖組織發動襲擊，當然是非常殘忍和必須阻止，但這是因還是果？

政治和經濟體制，作為一種值得去打仗的信仰是一個較新的事物，到了20世紀才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說是法西斯主義與較傳統帝國主義加一點自由主義之爭。另外當然就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雖然幸而未有帶來世界大戰，但就出現過美蘇冷戰，和好幾次proxy wars（代理人戰），包括韓戰和越戰。現在似乎又逐漸出現美中冷戰（希望不加溫變熱）。

改變體制充滿不確定 交易成本無法承受

今天無暇詳細分析不同體制的好壞，和如何可以透過科學和科技作出改變和改良，未來數周如有空可討論。但我要指出非常重要一點，就是理論上政治和經濟體制只應是一種工具（means），絕不應該被當作一個神聖的最終目的（end）。任何政治和經濟體制最基本目的，必須包括社會穩定、和平、人民生命和健康得到保障，加上經濟平穩增長，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和愈來愈重要的環保目標等。同時，政治和經濟體制絕非一門理論性科學，它最多只可算是一門應用技術（加點藝術）。所以不可對任何體制太過理想化，更不要以為可隨便拉倒重來。任何改變都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交易成本可以是無法承受的高。法國大革命後，社會動盪歷時近一世紀，其中包含多場革命、戰爭、經濟災難和無數人命犧牲。中國過去200年的歷史更坎坷，即使不計晚清的衰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但絕未即時帶來社會穩定和人民溫飽，更似是多場新噩夢的開始。民國建立不久，即變成軍閥割據年代，未幾又到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後不久，又墮入國共內戰，即使新中國建立後，旋即又被拖入韓戰，內部大型政治運動亦不停。整個中國，可說要等到鄧小平1977年復出，1978年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才終穩定下來。大動盪歷時超過60年！

到了今天，中國人民已得到基本溫飽，但當然仍有不少人生活並不富庶，中國確仍在發展中，所以更需要穩定。但即使只是正常的願望，只想繼續改善生活、發展經濟和科技，已嚴重挑動美國神經，被只具狹隘眼光的帝國主義者視為挑戰美國霸權。
近日美國不斷攻擊中國，且企圖挑撥離間人民和政府的感情。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不忍見他們被政府欺壓，活在水深火熱中！好一個自欺欺人的天大笑話。

美國人對聯邦政府滿意度僅38%

一周前，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發表了一個有史以來最詳盡，歷時最久（2003至2016年，8次民調），覆蓋範圍最廣（沿岸城市和內地的32,000人受訪），針對人民對政府滿意度的深入民調。最主要發現是在2016年，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加非常滿意的比例，升至95.5%的超高水平！其實高的滿意度也不意外，完全符合過去其他由外國學者如George Washington大學Bruce Dickson教授進行的較短期和小規模的民調結果。哈佛的研究同時發現人民對最下級地方政府的滿意度遠低於中央，非常滿意的只佔11%。此情况與美國剛相反，美國人對聯邦政府的滿意度只有38%，但對本地政府的滿意度則反而高達70%。此分別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權力非常大，更控制財政，地方政府則權力小兼且窮，但又有責任提供大量福利和服務，結果吃力不討好。美國的聯邦制，中央對內政權力有限，每個州分和城市的權力較大，且人民參與度較高，所以亦較滿意。

不少人當然質疑這研究結果，不願相信中國人民如此滿意中央政府表現，拒絕相信任何來自中國，與他們既定偏見不同的客觀科學數據。首先此報告出自哈佛，當然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和可靠性，而哈佛亦當然並非一個討好取悅中國的機構，相反，哈佛曾培訓不少美國鷹派代表人物，包括Peter Navarro和Steve Bannon等。

有些人亦會認為中國人不敢講出真心話，所以數據不可信。當然這是有可能的，但領導這次民調的是具有豐富政治體制研究經驗的權威哈佛教授Anthony Saich，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主任。訪談是以保密面對面，不記名方式進行的，可信性頗高。如果大家有跟內地朋友傾談的經驗，就會知道私底下，他們都很樂意表達自己的政見，也非全為正面。
那麼為何滿意度如此高，且有愈來愈高的趨勢？我相信有5個主要原因：

1. 最重要當然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大部分中國人對過去貧窮的日子，記憶猶新，與現今相對豐足的生活有天淵之別，所以對中央政府的滿意是可以理解的。

2. 近年，除經濟進步外，其他方面，包括環保、醫療、教育和治安，以至文娛康樂等，亦有明顯改善和進步。即是已不止經濟上量的增長，人民的生活素質也在不斷進步。值得指出的是科技進步，包括高鐵、再生能源和尤其互聯網，智能手機和各種Apps的發展對此有極大貢獻。

3. 近年中國嚴厲執行反貪腐，頗有成效，最少地方層面的貪腐情况已大大減少。當然派系分歧和個別權金交易可能仍然存在，但對比20年前，已有所改善。雖然中國堅尼系數仍然過高（約0.47），貧富懸殊嚴重，但除差距外，亦要考慮全民生活水平不停上升。有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貧窮的定義已不再是絕對性的赤貧和飢餓，逐漸變成相對性的心理不爽，與西方類似。

4. 當然內地資訊有所限制，傳媒和教育都不停灌輸政治正確的文化和價值觀。人民未必照單全收，但潛移默化，必然有一定效果。我不完全認同此資訊策略，但眼見西方所謂自由傳媒，包括《紐約時報》、CNN、Fox，甚至彭博、CNBC和《金融時報》等金融媒體，全部都有既定立場，對中國的報道充滿偏見和錯誤！西方真的還有獨立、持平、客觀和理性，代表公義的媒體嗎？

5.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起，中國人開始對西方經濟體制產生懷疑。近年隨着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瘋狂領袖如特朗普和約翰遜的冒起，帶來充滿憤怒、仇恨、愚昧、反科學的國家和種族主義政策，且非常針對中國，當然反令到中國人更愛國，民粹亦變得高昂。加上香港的動亂，和中國處理疫情較成功，亦令中國人更加團結。如哈佛再做民調，現在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支持度，肯定比2016年的95.5%更高！

在雜誌訪問中，我提出一個觀點來解釋中國體制的穩定性。不少人認為如美國般的體制，有定期選舉，必然較穩定和具自我修復能力。即使特朗普太過瘋狂、無能和種族主義，下次選舉或將選上較溫和，較傳統路線的拜登。但問題沒這麼簡單，選舉人票制度漏洞仍然存在，隨時可選出另一個比特朗普更極端的人。况且西方政治兩極化情况非常嚴重，無論選出哪一邊，都只會極力討好支持他們的51%或更少的49%。請記得特朗普是輸了普選的，而他的政策更其實只對最富有的0.1%有利，他的base實在太蠢，懵然不知！這制度下的政策也不擔保具科學性和符合全人類和地球利益。過去半年美國採取漠視疫情政策，很可能符合民意，但完全反科學，更連累全球！政治兩極化亦令到很多包括氣候變化、醫療、教育和基建等政策，變得搖擺不定，結果一事無成。

政策不停修正 中國制度較穩定

中國制度看似較不穩定，如政策錯誤太大，可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崩潰。但可能正因如此，政府更需要密切觀察所有政策效果，和不停動態式修改政策和執行的方法，務求達到更佳效果。重大政策如基建，醫療，教育和巿場制度等，必須得到遠比只51%或49%的更大多數，最少七成至八成人民的支持，才會成功，才能確保社會穩定。

大家還記得物理和微積分嗎？一個物理系統可以有不同平衡狀態，穩定和不穩定（stable and unstable equilibrium），取決於Second derivative是正還是負數。一個圓球在山谷底處於穩定平衡狀態，如圓球是在山峰頂，就是不穩定的平衡。事實上所有政治體制都是某一程度上的unstable equilibrium。

但是否unstable equilibrium的系統就一定不能持久，很快就崩潰？當然不是，最新的隱形戰機，為了盡量減少雷達反射和增加靈活度，機身設計故意導致飛行不穩定，全靠電腦不斷微調引擎動力和機翼角度等，才可保持高速飛行時的平衡。

各大國須互相合作 才可維持平衡

另一個更好的例子是核武出現後，全球倚賴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阻嚇作用來維持世界和平。理論上這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平衡，世界末日，隨時一觸即發，對人類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但是反而MAD帶來了75年的大致和平，對比兩次世界大戰，相隔只有約20年，已大有進步。

如要繼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單純倚賴MAD是不足夠的。美、中和其他核武和經濟大國，必須不斷作出外交、軍事、貿易、科技、醫療和經濟政策的自身動態微調，和更重要的互相合作和配合，才可繼續維持世界和平所倚賴的unstable equilibrium！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沈旭暉隨緣家書】國際線新力軍：張崑陽，與HKIAD的前世今生

不少人認識張崑陽（Sunny），都是這幾個月的事。作為一個在何韻詩、黃之鋒身旁的香港學生，偶爾接受一下傳媒訪問，鎂光燈本來不會落在他身上。但國際線畢竟需要專業知識，慢慢下來，科班出身的Sunny找到自己的位置，傳媒也找到了他。說起來，我認識Sunny，卻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久遠：大概是他的中三時代，到他學校演講，然後一直保持聯絡，由他升讀浸大、到轉讀港大、到今天成了民間外交先鋒，他多少都有跟我談。原因很簡單：他真心從小到大，就對國際關係有興趣；雖然我們表面上有年齡和社會身份的鴻溝，但總算沒有太大代溝，一切也能清心之說。他笑說擔心外界知道我們的交往後，會連累我的前途，我都是說「大家咁話」。而Sunny的故事，正是無數個政府難以理解的新一代案例，無論是否認同他的理念、做法，上一代看過這訪問，起碼會得出一個結論：時代變了。

HKIAD：沒有大台，只有平台

「關於怎樣走這條路，是因為這是一場沒有大台的運動，需要在學界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早幾年有這個想法，是學界本身有資源人脈，外國政客見學生也會較容易，並很欣賞聽到一些學生年輕人的聲音，更容易說之以理及動之以情。香港的學生，有這個資源及本錢去做這個遊說工作。」Sunny說的「資源」，部份源自近來的眾籌；至於「本錢」，自然是我們一直忽略的Hong Kong Diasporic Community，這個想當寶貴的國際網絡：「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反送中一役，更加揭露了香港本身背後的政經網絡底下，都是有一個國際社會的支持才這麼蓬勃。無論是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還是80年代的中英聯合聲明，其實都確立了香港的自治，亦早於主權移交前已經有國際社會承認，那香港更早於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很有趣地曾經見過在香港的澳洲領事，他們會跟我說澳洲政府官方極看重與香港的關係，在澳洲政府的記載中，香港與澳洲已經結交了二百年，比中國建國和我們所說香港開埠百多年還要久，由此可見，香港跟其他地方的歷史淵源，的確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深。」

他一直修讀國際關係相關學科，也一直希望學以致用。「整件事是，香港要玩國際牌，其實不應只是面向某一個地區。那所以在這情況下，反送中是將香港推向一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高位，那我就覺得，學界可以嘗試做一個民間外交，國際遊說的工作。」然而在這個無大台大氣候之下，Sunny要「代表」香港學界到國際社會，這個「代表」機制，難免在網絡社會受到質疑。「我們代表團HKIAD，有全香港所有大學學生會及演藝學院的代表，總共12個學生會在這裡，有充足代表性。那當然也有一些問題，例如當每個學生會要選兩人時，如果學生會沒有莊的時候，像這屆學生會的情況，就會由該大學學生評議會去投票委任一些人去過，透過授權去代表；同一時間，我們也有公開招募，讓一班有興趣國際工作的大學生一齊加入我們團隊做研究。」

說到底，無大台、也要有統籌，HKIAD真正成名，除了海外工作，還有本地集會。「我們已經做了的是8月16日的晚會，有六萬人參與，與攬炒團隊合辦的『英美港盟，主權在民』的晚會，號召英美支持。和剛過去的感恩節晚會，也有10萬人參與，我們還邀請了一眾參議員拍片昨晚會播放，與港人同行慶祝。」

很多人幻想，他們可以周遊列國，應該是優差，北京文宣自然也會按這思路演繹。但Sunny說箇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我們在過去的90日拜訪了7個地方，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德國、歐盟、聯合國、台灣，當中英國美國澳洲德國，都已經先後去了兩次，保持遊說。其實每天要開六、七個會，只能麵包充飢，沒有任何私人時間，晚上還要做文宣，怎會是旅遊？見到為何我們可以擴展至這個規模，是因為你可以看到一些傳統的泛民前輩的遊說工作集中在英美，近年開拓了台灣日本，但其實整個自由世界體系，還有很多國家值得連繫，無論是澳洲、德國，過去也是比較少人做的。我們這次也有做歐盟及聯合國，未來會擴展其他國家如加拿大及南韓戰線。」

「天下圍中」：當大中華論述、本土主義和國際關係融合

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的國際潛能肯定會被急速釋放，特別是在新一代當中，沒有了以往的一切枷鎖和包袱，未來發展會是驚人的，但難免捲入更前線的中國外交，Sunny也直認不諱。「是的，我們長遠的目標，正是形成一個『天下圍中』包圍中國的策略，自由世界對抗威權中國。『天下圍中』，是我刻意用的概念。」為什麼他這樣想？說起來，他看過很多書，除了我們在國際關係的研究、本土派的文章，還有「大中華派」的陳冠中。

「早在10年前，陳冠中已經警告中國天朝主義復辟，天朝主義的的核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這種古代天下的思想，夾雜著現代帝國的想像，隨習近平在位已經愈變普及，加上近年官方意識形態中國夢的崛起，好多人擔憂中國崛起，會衝擊全球自由秩序。美國副總統彭斯曾經提及，中國天朝主義崛起，對世界帶來的危害。但我們相信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能夠讓中國壟斷對天下的想像。他們越是希望復辟屬於中華秩序的封建天下，我們更要努力讓中國感受自由秩序的天下是何樣。如果它的天下是叫人卑躬屈膝，我們就用文明自由的天下包圍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以上理論框架，對不少前輩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因為我們依然看到一絲大中華情懷，但出發點純然是香港本土的。然而關於國際形勢的分析，Sunny的觀點就主流得多：「由於地緣政治急劇變化，中美貿易戰底下，全球自由世界反威權中國包圍網逐漸形成，所以我們亦都是希望用我們學界自己的身份出一分力，去這些地方，首先喚起中國威脅日益龐大，長遠是會憾動，甚至推翻過去由二戰開始建立的一種自由世界體系。這對整個自由世界每一個地方的民主自由價值，都被中國模式衝擊和蠶食的時候，這不是一件好事。其實，近年許多國家都開始意識到是有問題，例如澳洲在2018年有反外國干預法。美國國防部在剛剛出版的印太戰略報告中，亦破天荒首次將香港納入其中，說明香港的長治久安，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維持利益的其中一項條件。很多人都開始意識到中國銳實力的問題在哪裡。那其實我們持續提出香港問題是，乘着國際大勢去做的，將香港問題國際化，我們就很有可能找到新出路。」

上一代經常假定，香港沒有了中國，就什麼都不是。對此我強烈不贊同，不用說他更不贊同：「我們最重要做的，是有關香港價值在於哪裡。我會和全世界說香港依然布其獨特性，共產黨很想取代香港，但其實在可預見的將來，仍難以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這就是香港獨特之處。香港現在是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的資本帳是自由流動，也沒有匯率控制，中國還是要依靠香港這個單一的窗口去換人民幣，或者國際貨幣兌換成人民幣也要透過香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做到這件事，也沒有一個地方能取代香港的角色。你有沒有一條《美國上海政策法》？現實主義上，為何中國的經濟及一些敏感科技仍要透過香港作為自由港等等，其實並非真的是每一個議員都知，也不要期待全世界每一個議員都知，很多人關心香港是由這個夏天才開始，那沒可能那麼快去理解那麼深，所以要有一股力量去闡述香港的獨特性及為何要幫香港，這是重要的。」

美國立法之後，策略篇

美國立法後，Sunny覺得只是開始，他的藍圖，想當宏大。「其他國家如英國，本身有樣東西叫《馬格尼茨法》，其實是制裁一些侵害人權的人，凍結資產不讓其入境。現在那條《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是在參考這條《馬格尼茨法》，美國和加拿大已經有了。那當我們去其他國家如英國、德國、歐盟、澳洲，我們不停建議他們立這一條《馬格尼茨法》。我們明白並不需要真的有一條例如名為《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澳洲版，因為不是每個國家都夠膽如美國那樣做，開宗明義叫做什麼什麼法案，對他們來說有點奇怪，不是所有國家傳統在外交政策上，會和美國一樣比較敢作敢為。另一方面是美國本身有條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所以他們順理成章有條關於香港的法是相對較易的，但其他國家不是，所以我們會建議鼓勵他們促進去推行《馬格尼茨法》，會比較有用。」

另一條戰線，自然是前宗主國英國，那裏的有心人也很多。「那英國方面，我們會爭取BNO平權，結果挺鼓舞，我們9月見了一次彭定康，彭定康用英國上議院議員的身份，問我們有什麼可以直接幫到忙，我們就說要BNO平權。平權不代表要直接成為英國公民BC，但可以爭取BNO持有人能否縮短取得工作簽證的年期，本來BNO持有人是不能的，現在見的那些議員都支持我們，但彭定康很好地在上議院提出聯署，有很多人簽了名支持BNO有更大權，是一件好事。同時我們問能否通過《馬格尼茨法》，我們留意到彭定康在上議院有特別去說在九月時見了一批學生，即是我們，提出應該支持我們，BNO應該有更多權，甚至呼籲英聯邦給予香港人第二國籍。英國外相早三四個星期前，都開始說脫歐後可以立《馬格尼茨法》，之前是沒有的。不是說直接與我們有關，但有了的話整件事就會好很多，因為純粹針對香港官員，有一條《馬格尼茨法》是可以凍結他們的資產，可能比美國針對香港官員，因為香港官員的資產通常都不是在美國、而是在英國。」

世界香港人網絡：何時才有自己的FAPA？

根據基本法，香港有外事權、沒有外交權，無數擁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苦無發揮機會，除非是加入共產黨。但到了Sunny一代，反正豁了出去，卻海闊天空，我即時想到的，就是台灣的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是的，我個人會比較參考FAPA的先例。台灣新一代在美國國會的遊說工作，早在1980年代便已開始，我們的起步算比較慢，長遠我們有這些組織平台，可以將香港人的聲音持之以恆帶去國際社會，並且最緊要的是影響當地的政治，令他們關心香港。比如FAPA 到今時今日，在美國很多不同州份都有分部，其實這已經很深刻地動搖了美國的一些政策，及對一些對台方針策略，這與他們持之以恆、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一些揼石仔工作去做，所以香港人外交可以玩這張牌。」

不少人認為，「攬炒後重生」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但放在國際線，卻是實實在在的夢。「反送中運動是抱着一個endgame的心態，一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態度去作戰，這是真的。但同時你知道反送中不會是這場戰爭的終點，只是揭示了未來十年會有更多更多類似的社會運動，只是一個起點。究竟國際社會在未來可否令香港人在談判桌上不再變是只有英國和中國談判，而是香港人也有一席位有話語權，也是需要有國際社會的長期對香港的監察，如一國兩制及《中英聯合聲明》，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也有支持香港人的分部，或者我們強大的離散族群，是相當重要，可以動搖到，甚至直接令香港未來會好點。」

這樣的歷史，香港人比較陌生，但國際先例其實不少：「參考台灣民主化歷史，台灣在美麗島事件後，在美國是有很多當地的遊說，試過收集二萬美國人的簽名到美國國會，希望他們關注美麗島事件，因為政府正在打壓政治犯如施明德，這也開啟了美國關心台灣的政治議程。加上，江南案也引致了美國朝野不滿，這也開啟了往後美國持之以恆對國民黨施以壓力，最終因這些外國因素，令國民黨的軍政府放棄戒嚴及令台灣走上民主化，這也是台灣人早在七八十年代便做國際工作，很成功地遊說美國的議員，是十分有用的。」

除了台灣，他的視野還有新疆、西藏：「我覺得香港現在正參考他們，所以接下來這條法案對香港是十分重要，但仍要想一些很全面的佈署，令香港人及商界遊說那些議員，做到由社會包圍民間，可以借助一些如NBA事件來令美國人支持香港。如果美國人支持香港，他們作為選民，可能是議員及參議員最關注的，由他們多說幾句，比由香港人自己孤軍作戰要有效。所以如何連結這個世界，連結更多受壓迫的人，例如連同維吾爾族、西藏人，去展現我們的聲音，我們的團結，是十分重要，也更能推動我們的政治議程，向世界證明香港值得他們注視，是一個對抗威權中國的前哨，是需要國際社會的幫助，這是我的想法。」

整場運動其中一個最大收穫，就是大大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而且在全球層面，這份認同只會更大。香港人還有沒有未來，就要看這identity能否成為猶太人那樣強大的力量了。「未來在全球建立屬於香港人的網絡是尤關重要的，例如我們可以用港人的資金在著名的大學設立香港研究所，定期讓他們出產關於香港的學術作品，引起香港在學術界的關注。例如學界，我們亦能夠設立基金，讓香港的大學生在華盛頓的頂級智庫實習或做議院助理，學習如何做國際游說，了解美國政治板塊丶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累積人脈。訓練我們第一代的外交官，假以時日，當我們再一次進入全球政治議程時，我們就能夠一口氣動用我們多年累積的人物和力量all in，令世界一起討論香港的前途。」

後記：犧牲，說沒有？

曾經聽Sunny說，游說過程中，有聲淚俱下的場面，他笑說不願多談，但對各國政客的內部角力，已經可以如數家珍。但鮮為人知的，其實是在平行時空，他會是政府官員：「本來暑假有政府經貿辦的暑期實習offer，整個港大得兩個名額，還要我不是讀商科出身，但他也取錄了我，而這是我讀國際關係求職的一大心願。但這場運動眾人的犧牲，令我們不得不多走前一步，否則就是對不起自己良心對不起其他的手足。所以我放棄了這份實習機會全力去愛做好國際游說工作。當時有過掙扎，知道我現在選擇的路有機會，令我整個人生截然不同，但既然已經有這麼多人犧牲了，自己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藉口站出來，況且我的犠牲跟其他人也沒法比，所以該做就做吧。該做的事，天打雷劈都要做。」

事實上，豁出去後，他的learning curve是幾何級數的提升，由當初他問我「怎樣游說美國出兵香港」的天真爛漫，到了現在產生了大量充滿長遠思考的策略建議，反過來，也令我不斷學習。月前美國法案還未通過，他很焦慮，讓我安排了一個座談會，重點不是座談會本身，而是他神秘兮兮的跟我說：「可唔可以帶多個人黎。」有人有真相，果然郎才女貌。我很好奇：前一陣子還說單身，然後一直在海外游說，怎樣開始？於是，Sunny回復中三時的一臉靦腆，相當可愛，回應就不分享了。

明報星期日，2019年12月8日

(主持：劉國興、何俊仁)
第3節:中共參與韓戰是否出於義憤反美帝？/ 1965年，中美聯合對抗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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