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很。裝。

在台南警局帶起的風氣－－ #中秋露出企劃 並在全國各地迅速醱酵爭相效仿之後，
身為我泱泱華國首都的天龍鴿公司豈可落於人後？

9月24日天龍警局某分公司的週報中明確的表明「#局長非常重視新聞發布」，
更厲害的是，要求發布內容不只刑事案件，還「要多元」，
還搞不清楚警察本業的「為民服務及特殊才能」，
甚至處理案件的過程還要「包裝鋪陳」……

請問你是警察局還是包裝公司？

松山之亂包裝得還不夠？

圖片來源：天龍警局某分公司今年9月24日週報紀錄。
警局的週報其實是我泱泱大華國笑話讀物，建議出版成冊，應該很好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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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伸：
就。很。作秀。 府城行銷公司－超越憲法男人的中秋露出企劃　https://bit.ly/2VWUNjt

就。很。露。苗栗國警察行銷公司也想露出：
https://bit.ly/3tXvQ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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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
- 吳忻穎，《#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 ，聯經出版：https://bit.ly/3q3vNjP
第152頁：
「司法與警察圈內多數人其實都知道『衝』出來的『愛與鐵血』，除了造成執法人員本身人身安全的危險與違法風險外，其實對社會治安未必有什麼幫助。短視近利的專案績效、公關單位大張旗鼓的新聞稿，講求的是數字而不是把案件精緻辦好，導致始終對真正的問題源頭束手無策。」
第190頁：
「警政高層關注的重點為什麼老是在這些『數字遊戲』中打轉，且往往和證據是否保全、程序是否合法、辦案是否精緻、起訴結果如何這些基本維護公理正義的事無關呢？也許是因為他們在意的，是讓自己任內『數字形式上』的犯罪率下降、破案率上升、可以提供給媒體作秀的戰績，好為下一步高升鋪路吧。」
第201頁：
「可是，我們真的值得為了升官發財，丟掉自己的靈魂嗎？」
第255-256頁：
「『這不就是在作秀嗎？』沒錯，而且正是做給各位看的。現下警察人員面對的情況，是大部分民眾法治教育、媒體識讀、審慎思辨的能力不足，在這樣欠缺評判事實真相與否的基礎上，又愛跟著執政者公布的數字、偵查影片、媒體渲染的英雄主義叫好，『速食式』的政績當然成為上位者最好的愚民手段。
對議題的專注與判斷能力不足，第一時間看到新聞標題，就拿著遙控器、敲著鍵盤開始跟風亂罵或讚嘆，不去追蹤後續的衡平報導，欠缺『媒體識讀』的能力，是很危險的。唯有基層與民眾都試著開闊眼界、思考、閱讀，逐步建立識別媒體新聞性質與正確性的能力，才能杜絕高層特意放出來營造形象，甚至愚民的新聞。而當所有執法人員皆以正確妥適的執法作為唯一的使命時，某些滿腦子只有權力欲望、想要充當媒體英雄的高層，自然就會愈來愈頭痛、愈來愈無法施展貪婪又扭曲的拳腳。」
- 吳忻穎，《#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 ，聯經出版：https://bit.ly/3q3v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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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分局之亂番外篇：警局社群操作，暴露公部門扭曲的「小編文化」〉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626/5449570
〔 無獨有偶，這種自我包裝、自我吹捧、公器私用拿來做為高階公務員「造神運動」的小編文化，不只存在警察機關，去年底爆發的「行政院網軍梗圖產業鏈曝光」事件，揭露了我國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帶頭透過小編製圖影響輿論的問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也難怪警政高官們長期以來沉迷在小編文化之中。「臺北波麗士」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淪為高階警官宣揚個人功績的官方粉專，事實上，這種「小編文化」，往上還可以追溯到警政署，並且迅速擴散到全國各地方警察機關。〕

▍思考框架是創造力背後的推手

我們心中，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思考框架，我們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此。這些思考框架有的簡單、有的複雜，有的精確、有的粗略，有的美麗、也有的邪惡。但不論如何，都會呈現現實的某些面向，協助我們提出解釋、抓住重點，做出決定。

例如，民主制度是一種思考框架，而君主制度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在商業產業上，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是一種思考框架，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標與關鍵結果」，因英特爾與谷歌的先後採用而聲名大噪）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宗教是一種思考框架，世俗人文主義（也就是不信神的道德觀）也是一種思考框架。法治是一種思考框架，「強權即公理」也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平等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主義也是一種思考框架。

在我們的種種推理上，思考框架不但是重要基礎，而且應用極為廣泛。近幾十年間，從哲學到神經科學，各式各樣的領域都曾研究人類的思考框架，只是用來描述的術語有所不同，包括：模板、抽象概念、再現（representation）、基模等等。

時至今日，不論是硬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多半都已經接受「人類透過心智模型來思考」的概念。只不過，這其實是相對晚近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多半還只有哲學家在思考「人類如何思考」的問題。佛洛伊德對大腦的奧祕深感興趣，但他是當時的例外，而非常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像是卡西勒和維根斯坦等哲學家，則是以心智所操縱的符號與語詞為基礎，以此來認識心智。這確實是邁出了一步，讓人以更理性的方式來瞭解「認知」，但一切仍然只是理論，沒有實證。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有實證科學家研究人類的心智—心理學家接手哲學家的研究，特別是開始思考大腦內部的認知過程。一開始，學者認為認知過程就像是嚴格的邏輯運算，但實證研究並無法支持這種論點。大約在1970 年代，「心智模型」的概念開始流行，眾人也開始認為人類的推理並非邏輯形式的運作，而更像是在模擬現實：我們評估各種選項的方式，是去想像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

如今，這種觀點已經由許多心理學家與認知科學家經過眾多實驗得到證明。近年來，由於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能夠即時視覺化呈現受試者的腦部活動，就連神經科學也踏入了這項研究領域。舉例來說，研究顯示，人類構思未來的時候，會啟動那些和空間認知與3D 思考相關的大腦區域。可以說，其實就是在有目的、刻意的做夢。

這項研究成果，讓我們對人類如何思考的理解，開始默默改變，瞭解了心智模型是人類認知的基本構件。不論我們任何的所見、所知、所感、所信，都始於我們對宇宙萬物的思考方式。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會受到我們「相信」世界如何運作所影響，包括：事情為何會發生、未來會如何發展，以及如果我們採取行動之後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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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帶來的好處

因果框架要求一切必須有說得通的解釋，這點除了讓我們得以歸納類推，也讓我們得以學習。這是一項重要特點，而且也是一項相對較新的發現。一般來說，學習是發生在得到資訊的時候—聽到老師講課、看到書上的描述、或是學徒動手修修補補的時候。但在做因果解釋的時候，那位提供資訊和解釋的人其實也在學習。這項觀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倫布羅佐（TaniaLombrozo）提出，她是這個學術領域的熠熠新星，引領著一套關於「解釋」機制的新科學。

倫布羅佐從大學時期開始，就發現不論在心理學、社會學、哲學，處處可見關於解釋的想法。雖然這似乎就明擺在眼前，但事實證明，關於「解釋」這件事本身，科學界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某些事值得解釋、又有某些事不值得解釋？解釋能讓我們如何有所成就，或者如何讓人誤入歧途？倫布羅佐的研究從心理學和哲學出發，填補了一些我們關於解釋的知識空白。

倫布羅佐對於「透過解釋而學習」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實驗中，倫布羅佐請成年受試者看看兩群來自外星的機器人，分別名為glorp 和drent。兩群機器人各有不同的顏色、體型、腳部形狀的特徵，但受試者並不知道真正的重要區別是哪一項。實驗人員請一半的受試者去描述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而另一半則是要解釋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兩群機器人都很可愛，但是真正區分的重點並不在於顏色或體型，而在於腳部的形狀。）

結果如何？比起那些只需要描述而不需要解釋的人，那些必須提出解釋的受試者，在找出真正區別之處的表現，明顯高出一截。倫布羅佐做了很多次實驗，結果都類似。她甚至也對小孩做了實驗，結果一樣：如果要小孩提出因果解釋，他們的表現就會更棒。

讓我們把這點再拉回來討論思考框架：我們用因果框架來解釋這個世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學習，因此我們會更瞭解這個世界，我們也能產生更深入、更準確的見解。而且，向別人解釋這個世界，也能讓自己更瞭解這個世界。這項發現對教育和育兒來說，具有直接的意義：記得要小孩解釋他們推論的過程，而不只是要他們給答案。（這或許也有演化上的意義：比起其他不去解釋這個世界的動物，人類透過解釋的機制，也就學得更快、學得更多。）

這件事能帶來的好處，絕不只是知道怎麼區分glorp 和drent而已。人類從最早的時候，就開始想像出各種秩序的概念，在群星當中勾勒眾神的身形，將各種物種加以分類。小孩會花上幾小時，分類排列著自己的小車車、小布偶、樂高積木，還有萬聖節糖果（直到爸媽半夜偷偷來吃掉）。這種分類和重新分類的動作，靠的就是我們取得抽象概念、進行歸納類推的能力。

要是少了取得抽象概念的能力，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碰到的一切都是完全陌生，沒有任何一般法則能夠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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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自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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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庫基耶, 麥爾荀伯格, 德菲爾利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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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昨天在贈書直播中，談到用過去經驗類比現在或未來未知的處境，是大腦很重要的工作。說真的，這項能力對我們活下來真的幫助很大。

然而，我們昨天也提到，這種思考慣性同時也造成了某些限制。尤其過去經驗本來就比較偏頗，這種慣性要調整，就必須經過有意識的自我教育。

「思考特定議題的時候，我腦海裡如果浮現越多人的立場，最後得到的結論就越讓人信服。」～漢娜鄂蘭

版面上的朋友們，因為常閱讀不同作者的智慧，所以特別能進行討論。這其實更有利於我們看到不同人的觀點，並且選擇適合我們的思考方式，而不只是因循故舊。

今天晚上沒有直播，明天晚上的直播，會再談談傳統教養跟自我傷害的關係。這實在是一種沉重的話題，錯用思考框架，讓我們代代相傳著創傷。

祝願您，能充實我們的思考框架庫，這是能有多元選擇的基礎之一！

珍珠奶茶已經不只是臺灣各地手搖店必備品項，而成為國際知名、儼然是代表臺灣文化的飲品。我們也不難注意到，在其他國家，珍珠奶茶成為日常消費文化一部分的在地化過程中，發展出許多反應當地社會文化特色的創意料理方式。珍珠奶茶全球化現象的視角，也提供我們從中進一步看見物與文化認同動態交織過程。讓我們藉由 端傳媒 記者 張妍 的這篇報導，了解珍珠奶茶在美國興起與普及的過程，以及這項飲品對於亞裔美國人思考認同的不同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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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研究珍珠奶茶全球化的學者張馨瑋對端傳媒說，珍珠奶茶在世界上遍地開花與台灣的資本和移民密不可分。「有一批台灣移民，最初跟著資本的走向，走到了香港和大陸，用加盟等形式開奶茶店，教育出第一批消費者，並為大陸後來誕生本土奶茶品牌提供靈感。這些消費者出國之後，依然將奶茶當作他們的日常消費選項，帶動了全球市場的興旺。」

「另外一批台灣移民，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更開放之後來到美國，從事餐飲謀生。珍珠奶茶曾經是台菜小吃店裏的『隱藏菜單』，只有熟客才會點——就是台灣移民二代小時候喝奶茶的樣子。」張馨瑋補充，「台二代介紹了自己的同學、朋友喝，越傳越廣。他們也開始借奶茶思考自己的身份，創造關於奶茶的歌、MV。這和2000年左右亞裔文化向北美流動一樣，包括Kpop、壽司、日本拉麵，都成為潮流文化。」

美國西海岸的珍珠奶茶被叫做「Boba Tea」，諧音台灣俗語「波霸」，因加州是台灣移民最初聚居的地方，恰印證了張馨瑋指出的路徑之一。在東海岸紐約、波士頓等地，由連鎖品牌做起來的珍珠奶茶叫做「Bubble Tea」，「bubble」源自手搖杯產生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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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奶茶沒有亞裔移民的苦痛形象，而是時髦的、中產式的消費品，吸引了不同背景的亞裔移民向它靠攏。「所謂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包括55個國家移民過來的人，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族群都有。有錢人家的華人小孩，和過來打工的紐約非法移民的小孩，他們的共鳴，變成珍珠奶茶，變成在臉書裏大家都按讚的東西。不牽扯任何政治，不牽扯社會階層。」周成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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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馨瑋在歐洲做調研時發現，歐洲消費者潛意識裏已將珍珠奶茶看作是「北美的」，「人們雖隱約知道這是亞裔飲料，但他們覺得這是美國的流行產品」。一方面因珍奶的形象通過Instagram、TikTok等社交軟件在英文世界傳播，被全球受眾看到；另一方面，它確實沒有在強調「東方吸引力」。

「如果珍珠奶茶沒有進入美國，沒有成為許多美國年輕人的記憶，我不覺得它能夠全球化的這麼快。」張馨瑋補充。

與此同時，人們製造了一個關於珍珠奶茶的新詞：波霸自由主義（Boba Liberalism）。這個詞是負面的，是對某一種喝著珍奶長大的亞裔年輕人的貶低。這些年輕人會用潮流文化符號來定義自己的身份，但在其他地方又尋求白人主流文化的接納，對於真正的亞裔議題，缺乏清晰的政治立場。
(引用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922-international-us-taiwan-milk-tea/）

香港昔日不同立場的組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一直是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有不少爭議性。雖然明光社對同性戀等議題的保守立場和本人完全不同，但大家是多年朋友，一直找到在公民社會合作的最大公因數，鮮為人知的是昔日反對國民教育等議題上，我們也有一起聯署；更鮮為人知的是原來蔡志森是港台《頭條新聞》編劇之一，一直支持以嬉笑怒罵方式諷刺時弊。《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蔡志森是少數沒有自我滅聲的社會領袖，除了繼續對所相信的價值觀的追求，也無懼表達對國安法的反對，認為北京以這種形式立法，明顯破壞香港核心價值和言論自由。對一些支持抗爭的牧者在反送中運動後離港，他也持不同意見，希望能有更多人留下來，並說不應因為畏懼而不再發聲。無論我們是否認同明光社的理念，也很懷念昔日香港擁有言論自由、能公開辯論的日子，現在才發現那種自由是何等可貴，可是已經太遲了。

#蔡志森 #明光社 #國安法

▶️王礽福傳道：成立「榮光教會」，聯繫海外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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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戰與認知戰是什麼？
首先，先說明混合戰和認知戰是什麼，這個名詞曾出現在 2019 年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育中心上校教官黃柏欽發表於《國防雜誌》的〈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一文中。文章中提到，混合戰呈現當前資訊、科技時代的戰爭模式，運用混合與創新、不對稱的戰術、戰法，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攻擊新聞及言論自由弱點，造成受攻擊目標的挑戰。」而霍夫曼（Frank G. Hoffman）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對混合戰的定義如下：未來的對手更加聰明，並且鮮少將自己限縮在他們工具箱裡的單一工具。傳統的、不規則的和災難性的恐怖主義挑戰將不會是明確、清楚的樣態；他們都將以許多形式呈現。戰爭模式的模糊，誰參戰的模糊，以及使用什麼技術，產生廣泛多樣性與複雜性，稱之為混合戰。

而在國防安全研究院所發布的 2020 中共年報則指出，未來在灰色地帶衝突中，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將扮演重要角色，共軍網絡系統部效法俄羅斯對波羅地海國家遂行的資訊作戰模式，進一步運用體系融合與軍民融合，網路作戰自身單位與外圍團隊，結合心戰基地，推展運用網路戰搭配認知戰的混合戰。

因此我們可清楚明白，面對認知戰、混合戰，台灣所要應對的壓力有多巨大。

面對中國對台的資訊作戰

自上任以來，我就很關心中國對台的假消息作戰問題，特別是國安局的應對方式。去年 7 月國安局增列了「協調整合、部署執行對境外敵對勢力爭議訊息應處有關事項」這項工作職掌；調查局也成立了資安工作站，針對防範中國透過假訊息擾亂台灣社會民心、讓台灣社會產生懷疑民主制度的意義這些認知作戰行為，便需要檢視有加強整合假訊息情蒐的執行效果。

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去年 11 月發表的研究，其中有一項研究發現是：代理人積極參與了中國的資訊作戰。即使其中一些攻擊是由中國發起，但仍有許多代理人放大了這些攻擊。這些代理人扮演聯繫台灣當地製造者或散佈者與中共的中間人角色，使得資訊攻擊的發動者與實際製造或散佈者產生了脫勾的狀況。

中國分別在 2020 的台灣總統大選以及武漢肺炎爆發期間，發動一連串線上與線下的資訊攻擊。此報告依據攻擊者的資本和動機，將中國的資訊作戰者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並根據其在模型中的位置，將其攻擊分為四個模式：外宣模式、粉紅模式、內容農場模式、與協力模式。其中，又以「內容農場模式」和「協力模式」所產生的傷害較前兩者來得大。

國安局對假訊息的工作成果

像是最近的鳳梨事件，中共說台灣出口給他們的鳳梨有蟲害，但台灣農委會請中共拿出證據來，他們也拿不出來，但他沒使用官方發聲、協同媒體、網路，四處抹黑栽贓，這就是一種很經典的認知戰，國安局長也相當認同這就是一種認知作戰。

而去年質詢國安局時，我也要求提供過去一整年的完整的報告，告訴我們已經查到了哪些？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未來又有哪些相關工作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哪些部會、單位主責處理？今天我們有可能面臨醫療衛生方面的假訊息、也有可能像是現在的農業假訊息，這顯然是跨部會的問題。

國安局長回應說，兩岸事務的主管單位，最主要是陸委會，但也可能和政戰、軍事有關，所以也涉及國防部。

我知道國安局在去年有關假訊息的情蒐和研究有一些初步的結果，掌握了重大假訊息事件、散佈嚴重性和重要節點。那是不是有可能，創造一個跨部會整合的平台，來討論看看這個應該如何處理，可能部會互相支援，且一定要有一個專責的部門！處理橫向的聯絡與垂直的澄清，不分藍綠、部會，一起處理中共的認知作戰問題，面對認知戰的抹黑，可給出客觀的事實、科學的數字，快速澄清，避免認知戰的假訊息滲透台灣。

國安局長回應我，會提供這些清楚的資訊給相關部門。

我也再次提醒認知戰的重要性，「認知作戰」就是改變人的想法，且是用假的資訊去改變大眾的想法，讓你聽、看，但所見到的是他們想引導的錯誤資訊。境外敵對勢力透過這樣的做法，來分化破壞台灣的民主社會，世界上其他國家也開始領略這樣的痛苦。

此外，「溯源分析」很重要，需要了解背後的指揮單位，比方是武警、共青團等等。如此一來才可以找到關鍵人、斷其行為節點。

比方說，民主實驗室研究報告提到的「粉紅模式」，不同於中央發動的攻擊，是由地方性愛國人士或小粉紅製造訊息。雖然和中央無關，但是粉紅模式可能會和地方的民兵和武警有關。有許多武警會加入群組，甚至有教戰守則，包括低級黑、高級紅、反串等教程，有時候會在微博試水溫，再將訊息加以改製、放入粉絲頁或社團散佈，甚至自己經營粉專。這也顯示了中國會使用的資訊戰特色，也就是主導者是會是不同系統、不同單位，便會需要國安局能夠進一步分析出主導者是誰？

提出中國對台灣假訊息的行為模式預判的重要性在於，在能掌握來源後，甚至可以進一步看在某些重大事件發生時，比方一月底、二月初美國軍機在我西南空域活動，或者最近兩會期間，中國對台假訊息的發動者和發動方式，而可以提前截斷這些假訊息的發動，或者截斷其節點。

中共勢力協同在地的認知作戰，我和台灣基進一直都在抵禦頑抗的第一線，但我們永遠以抵禦這類欺侮為優先！置我個人名譽於度外。

台灣加油

2021-03-18，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安局 陳明通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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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一個月，我為了想要嘗試衣著新風格，在搜尋了資料後，臉書開始大量推播服飾廣告給我，看著看著，腦波就漸漸變弱了。於是….我就被詐騙了😐。這個「#一頁式網站」的數位詐欺，其過程與後續處理，詳情請進下方聲音內容聽我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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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學系孫中興在2020年時，開了一堂「詐騙社會學」課程，探討了 #詐騙和信任（信賴）此息息相關的生活現象，詐騙與信任是一體的兩面。課程蠻有趣的，橫跨自我、愛情、家庭、教育、職業、政治、經濟、宗教等領域，以論述人類社會乃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而孫中興的論點是，反過來看，欺騙卻也是有功能啦，除了人際互動中的各種立場的策略實踐外，它似乎也是某種通往更好的真實與真相的試煉。或許下次我會換別間購物網站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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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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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
▶社群網站連結購物功能
▶我在一頁式廣告買了爆爛的燈芯絨褲
▶於是我被詐騙了
▶架設網站的便利性、變動性、跨國性
▶特徵一：沒有公司地址與電話
▶特徵二：售價明顯低於市場行情
▶特徵三：常用限時倒數方式吸引購買
▶特徵四：免運+7天鑑賞期
▶特徵五：只能貨到付款
▶下單前先求證R~~
▶信任的社會理論
▶欺騙的社會理論
▶探索真相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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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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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社會中的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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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oshana Zuboff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序文中，他從資本論的基礎提出，資本主義中的市場因素：勞力、原料、土地之外，數位時代中的商品與消費，以數據庫、物流、感官美學取代了傳統真實商品做為經濟的引擎，我們已經不是消費者（現在聽起來還蠻「公民」的），我們僅僅是被監控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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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9年的社群數聚報告來看，社群媒體Facebook、Instagram和LINE的改革，持續增加社群軟體功能，社群不再僅限於交流，還多了「電商」身份。無論是開放式或是封閉式的網站，更多的商品購物行為在社群媒體上發生，當然也會帶上社群媒體的媒介化色彩，例如及時、互動、視覺化、感官化，還有萬惡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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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上述的基礎上，網路購物蓬勃發展，其傳播性、便利性與隱蔽性，且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得交易量逐年顯著提升。然而，面對如此蓬勃的交易平臺，許多詐騙者開始混雜其中，謀取不法利益。詐騙的方式不但多樣化，且經常隨著數位技術的改變，令人防不勝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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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頁式廣告的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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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也是因為我自己想要購買一些新年新衣，在搜尋、在傳訊、在聊天（？）時，提到了些關鍵字，大量的服飾廣告就出現在我的臉書與IG上啦。腦波弱加上先前電商購物的經驗，我就入了「一頁式網站」的坑了。總之經歷了各種令人心寒的過程，退貨與退款終於進入流程（但還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成功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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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記住下面五個一頁式網站廣告的特徵：沒有公司地址與電話、售價明顯低於市場行情、常用限時倒數方式吸引購買、免運與7天鑑賞期、只能貨到付款。如果有問題，通常找不到賣家，所以請找「寄件者」、「物流業者」處理退貨與退款，如果遇到刁難，就盡量盧他吧~ 而購物前的自保查詢真的是非常重要。（數位時代做人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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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的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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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學來看看這種詐欺現象，但先談談信任。Georg Simmel認為社會的開始始於互動，最基本的互動形式就是「交換」，尤其是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這種交換離開信任就無法進行，這也就是他談《貨幣哲學》的問題意識：整個社會的運作離不開信任（Mölleri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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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文、黃光國等（2007）也提出了以華人的關係主義（relationism）為預設的 #五種本土信任原形（prototypes），其中兩種是屬於關係網絡內的社會信任，包括：基於血緣關係的血親信任及根植於情感與認同的滋生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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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種是屬於關係網絡外的社會信任，其一是：常民在文化實踐中累積的習俗，形成的習俗信任；其二是：奠基於專業知識與能力的專業信任；其三是：基於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計算，形成的制度信任。社群電商化的購物信任與詐欺，就是文化實踐累積不夠，專業知識與防範機制也不足的結果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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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騙的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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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又有什麼社會學呢？Barnes（1994）指出，詐騙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實際上是社會制度的建構與維持所必需的。沒有謊言的存在，就沒有「真話」的概念，真實是在與虛假的對比中產生的。在社會學家看來，說實話有著實用的原因，即維持社會的正常交往。同樣，撒謊也有著類似的實用意義，例如「#自我感覺良好」、「#善意的謊言」等等。所以說，謊言就要以言者的動機來評斷其道德上的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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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詐騙的動機是多元複雜的。Barnes舉例，在政治界中謊言如家常便飯，常被認為不需受譴責；而在一些模糊的領域，如法庭、廣告、官僚體系，人們既期待聽到實話，也期待聽到謊言。進一步的，在一些明白要求說真話的領域，如自然科學等知識領域，對撒謊則相當不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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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Barnes認為，誠實與信任固然是人際關係的基本構成要素，但現代文明的一些制度，正是在信任缺失之下而繁榮茂盛。例如「合同法律制度」，正是拜社會缺乏信賴所賜。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很贊成Barnes對詐騙的曖昧性、禍福參半的斷言。目前一頁式網站詐騙尚無完整的約束制度，這也反映出全球技術社會中的有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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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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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A. Barnes. 1994. A Pack of L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y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Barack Obama's books of 2019. Profile books.

3. Möllering, G. (2001). The nature of trust: From Georg Simmel to a theory of expec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suspension. Sociology, 35(2), 403-420.

4. 王怡文, 陳亮全, & 黃光國. (2006). 華人社會中的信任策略. 本土心理學研究, (25), 199-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