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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美國總統大選已經進入最後倒數100日衝刺階段了，雖然我人在台灣，但是一定會郵寄投票，投票是公民的義務，其實不是，是因為我很賭爛。好啦，這裡還是強調一下好了，投賭爛票是不好的行為，我們要選賢與能，OK？這不過，這個川貴人一定是知道我有這種想法，先前已經好幾次批評郵寄投票，說這樣會造成選舉舞弊啦、選票會被搞丟啦，真的嗎?

美國時間7月30日晚間，川普乾脆直接在推特上呼籲，延後總統大選！他推文說：「在全國實施郵寄投票，將使2020總統選舉，成為史上最不精確且最多弊端的一場選舉，將給美國帶來極大尷尬，不如延後總統大選，直到民眾可以正常、安全的投票？」，哇聽起來好貼心，擔心選民因為疫情而無法好好投票，你當我們是白痴啊?你現在民調落後那麼多，是擔心自己選不上吧?還是擔心選輸了，要賴皮不承認選舉結果鋪路啊?消息一出當然是幾億人都驚呆了，哇靠!還有這一招？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直接搬出憲法打臉川普，說只有美國國會有權決定大選日期，甚至連共和黨自家人都與這個不知道哪邊冒出來的創意保持社交距離，朝野兩黨異口同聲反對，逼得川貴人沒多久就改口。隨便川普怎麼說，反正美國總統的權力沒有大到可以延後選舉。根據現有制度，就算川普祭出他最愛用的行政命令，也沒辦法取消或延後選舉。美國《憲法第二條》說得很清楚，美國大選的時間日期，由國會決定；而1845年制定的聯邦法律，確定了大選每4年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二舉行，例如今年就是11月3日，如果要更改大選日期，就等於要修改聯邦法律，整個過程曠日費時！目前不論由民主黨佔優勢的眾議院，或是共和黨多數的參議院，兩黨都沒打算給自己找這種等級的麻煩。

就算真的大家都願意配合川普，按照規矩延後大選，但延到哪一天其實也沒多少彈性，因為美國憲法規定新國會必須在1月3日宣誓就職，新總統的任期必須在1月20日開始，這些也都不是能透過常規立法就輕易更改的。也就是說，就算要延也得在11月3日後的兩個月內挑一天，美國疫情被你搞得那麼嚴重，難道再給兩個月，病毒就會自動消失嗎？這個提議雖然馬上被制度擋了下來，但還是引發輿論抨擊，痛批川普「法西斯」！

過去「白人至上」的川普，從四年前初次參選時，就有一堆專家在分析他的言行，根本就是法西斯代表墨索里尼的化身，川普甚至引述過墨索里尼的名言，這一次延後大選事件，也讓法西斯再度成為熱門關鍵字。其實不是只有川普被罵是法西斯，網路上動不動就能看到網友拿法西斯來罵人，連小英總統都曾經被罵過搞獨裁，根本是法西斯、希特勒，但法西斯到底是什麼呢？有這麼萬用嗎?我們今天就來看看什麼是法西斯。

法西斯是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在1919年發明的概念。我們可以引述紐約大學歷史學家（Ruth Ben-Ghiat）的定義：法西斯政府只有一個政黨，由獨裁者領導，該獨裁者透過暴力消除所有反對派，包括司法、新聞界和「國家的敵人」。很多國家其實都有法西斯的影子，我們可以從法西斯的特徵，看看川普到底是不是個法西斯主義者。

法西斯第一個特徵就是「種族主義」，以民族團結、復興、強大和擴張為目標，重返昔日榮耀，看看川普一直掛在嘴邊的競選口號。這根本是跟中國外交部比賽複製貼上吧？口號喊了四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具體做法不知道，但真的一堆選民買帳。

第二法西斯領袖通常自命不凡，會幫自己塑造一個父權強人形象，強調自己就是超人，這世界沒有他的話，整個系統整個體制會崩潰瓦解。

第三：法西斯主義者永遠需要一個敵人，非常擅長製造對立，很喜歡說「我們」怎樣怎樣，跟他們怎樣怎樣。「我們」最正統，他們都是邪門歪道。「我們」的所有問題和苦難，統統都是「他們」造成的，人民一旦被分化，就比較容易受到操控。例如納粹vs.猶太人，印度人vs.穆斯林，羅興亞人被緬甸視為強暴犯和罪犯，這個描述墨西哥人應該聽到想吐了。川普四年前的主要政見就是蓋長城「抵禦」墨西哥偷渡客，上任後又頒布行政命令，把來自七個穆斯林國家的人擋在門外，甚至連國內的非洲裔美國人都被他批評為愚笨。當然他現在的眼中釘中國人也有事，聽過功夫病毒吧?

第四:法西斯主義者反對民主自由，所以特別愛攻擊真相，因為「真相」是自由民主的核心，川普一天到晚抨擊反對他的媒體，說那些都是假新聞，只有他說的才是真的。這幾年在川普支持者中，還會看到「Q」標語，這是個在網路上走紅的陰謀論標誌，代表deep state深層政府（暗勢力）正努力要把川普拉下台，還會衍生出懷疑知識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欸，不要笑，看看美國一堆人認為戴口罩會害死人就知道。最後在真相被攻擊，謊言、陰謀論滿天飛的情況下，就沒有人敢肯定什麼是真相了。

第五:法西斯主義者熱衷控制社會、鎮壓異己、剝奪人民的自由，對暴力和流血手段無比尊崇，經常赤裸裸地宣揚暴力行為。美國5月底爆發「佛洛伊德事件」引發各地爭平權示威潮，但川普頻頻放話要鎮壓群眾，甚至直接在推特上說：「當搶劫開始，槍擊就會開始。」（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arts.）後來又發生「白宮暴力清場聖經擺拍事件」，而最近在波特蘭「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演變成警民衝突，結果川普竟然擅自派遣「美國國土安全部」（DHS），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混合特遣隊，在未經地方政府的邀請下進駐波特蘭市，波特蘭的地方首長當然氣炸，譴責川普侵犯自治權，而且這群重裝上陣的「川普聯邦特工」，不但沒有配帶識別證，還以無牌警車抓捕示威者，跟黑警沒兩樣！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法西斯政府的定義：美國目前兩黨互相制衡，不只一個政黨；川普是獨裁者嗎？他想得美!美國的國父們早就想到，會有這種人出現，所以在制度裡就設計了很多制衡機制，像我們剛剛講的延後選舉就一定要國會同意才行。但川普正在全力消除與他為敵的人民、媒體和政敵。雖然距離真正的法西斯還有一段距離，但是專家仍警告，民眾必須對這些訊號有所警覺，萬一法西斯的意識形態蔓延，人民恐怕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不知不覺掉入法西斯陷阱中。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川普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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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迄今，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與論文的「真實性」卻屢遭各方質疑。8月29日，台大法律系榮譽教授賀德芬舉行記者會，公布另一位旅美學者林環牆的調查報告，再度指稱蔡總統並沒有在1984年通過論文口試，並沒有取得LSE的博士學位。而且LSE與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有人企圖掩飾真相、掩護蔡總統。
2019年9月4日，「總統府發言人」臉書專頁公布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簡稱倫敦政經學院，LSE）提供的蔡英文總統的學生紀錄表、論文考試通過通知書、1984年3月製發的畢業證書影本，以及國立政治大學1984年蔡總統申請教職的人事資料。
林環牆認為這本「傳說中的」學位論文，無論紙本、數位電子檔，或圖書收藏資料，35年來（1984年迄今）都不存在。經他引用英國《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Information Act）要求，LSE資訊與紀錄處（Information and Records）以電子郵件告知，蔡總統直到今年(2019)6月28日才將這份「傳說中的論文」提繳給LSE圖書館；約兩個星期的7月13日，這本論文也才進入LSE圖書館的數位檢索系統。

今年(2019)8月5日，林環牆飛抵倫敦，檢視與閱讀蔡總統送到LSE圖書館的論文，發現它應是由另一本論文影印下每一頁，經電子傳真送到LSE，然後在當地新裝訂成冊，每一頁的邊緣或角落有非常明顯的黑色陰影。此外，論文封面與背面是黑色硬紙板，與當年藍色硬紙板論文的顏色不同。

林環牆還發現，論文「致謝」（Acknowledge）那一頁很可能是重新打字。因為論文每一頁的邊緣或角落有非常明顯的黑色陰影，但只有最前面兩頁完全看不到黑影；第一頁是論文的題目（Title），第二頁就是致謝。

他並舉出幾點博士學位論文不應存在的疏漏：論文有不少英文打印錯誤，雖然書寫更正，但沒有重新打字；論文的附註都以星號（*）加上阿拉伯數字表示，而且附註打字時都未上提，是很簡陋、不專業的處理方式；論文有些章節段落名稱與目錄並不一致，最離譜的是，第一章竟連續遺漏6頁，第5至10頁都不見蹤影。

因此林環牆研判，這本論文應該只是「口試用初稿」，不是為完成博士學位而送交校方圖書館典藏的最後定稿論文。蔡總統當年在LSE的身分頂多是「已完成論文，但未通過論文口試」的博士侯選人。
LSE博士侯選人在通過論文口試之後，必須提繳最後定稿的論文至倫敦大學的Senate House Library。林環牆指出，LSE在1983年至1984年有107位畢業生，其中1位柯麗希（Pauline Francis Creasey）的博士學位後來被註銷，其他106位畢業生在Senate House Library的圖書搜索系統都有完整論文收藏紀錄，只有1位例外──蔡總統。(資料來源風傳媒)
最近接連有兩名博士親赴倫敦政經學院查閱蔡英文當年的論文，一位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台裔經濟系教授林環牆，一位是旅居牛津的經濟史博士徐永泰。兩人均發現，蔡英文留存該校的論文有裝釘太新、缺頁、留有許多手改痕跡等不尋常情況，且借閱規定極為嚴苛，迥異於一般論文的公開透明。儘管蔡英文已對質疑此事的林環牆教授和台大教授賀德芬提出告訴，但論文疑雲越捲越大，已讓倫敦政經學院窮於解釋。蔡英文若無法一一澄清，將使民眾對其誠信留下問號。

綜括外界所提出的種種質疑，蔡英文的博士論文至少有五大疑點亟待釐清。第一，取得博士的期程奇短：根據蔡英文提供的學生紀錄，她於1980到82年間在倫敦政經學院修習法學碩士；然後，自1982年到84年短短兩年即取得該校博士學位，這較一般文法科系的博士修習年限短了許多，除非她念的不是正規學程。以馬英九為例，其哈佛博士學位花了五年時間取得，比較像正常的修習年限。

第二，這本一度遍尋不獲的論文為何直至近期才補交：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目前存有的蔡英文博士論文，是今年6月28日提交，因此裝訂極新；且直到7月13日，論文才進入該圖書館的數位檢索系統。可能的原因是，蔡英文博士論文「失蹤」的問題在今年6月遭獨派名嘴質疑，她因而緊急委人向校方提送論文；由於並非原件，才會每頁均殘留明顯的傳真或攝影之陰影，甚至第一章的五到十頁均告缺頁。為什麼35年後，出現一本不是35年前原版的論文？

第三，何以指導教授的名字諱莫如深：蔡英文的指導教授之一為Micheal Elliott，另兩名指導者則因不明原因不准公開，這是極令人難以理解的事。Micheal Elliott畢業於牛津大學，有無博士學位不詳，但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期間也只是一名年僅卅多歲的講師，為何能在短短期間指導蔡英文寫完論文？尤其，在蔡英文畢業之同年，他即離開教職，到《經濟學人》雜誌去擔任新聞記者。遺憾的是，他已於2016年因病去世，無法再為蔡英文的博士學位作證。

第四，蔡英文的論文為何充滿手改痕跡並缺頁：博士論文通常有嚴格的內容及格式規範，且需呈交數份正式版本供校方及教授留存，否則不會被校方接受。但是，蔡英文新近提交給倫敦政經學院的論文，卻充滿手改痕跡、錯誤拼字及頁數缺損。難道說，當年通過口試後遲未交出的論文，在畢業35年後，仍未完成正式版本的校訂？

第五，蔡英文回國後先後在政大及東吳任教，兩校難道都未留存其論文和畢業證書影本：蔡英文返國後進入政大法律系任教6年，後轉任東吳大學，依理都應該要提交論文及畢業證書供校系審查。這兩校只要翻閱一下檔案庫，即不難找出其博士論文，供各界釋疑；但為何各方要千里迢迢赴英國尋找真相？此外，根據本報聯合知識庫的資料，蔡英文在1983年10月20日刊在聯合報二版的《從我彩視機輸美談反傾銷稅》文章，署名為「倫敦政經學院國際經濟法博士」，這比她正式取得博士又早了近半年。(聯合報社論)
總統府兩位發言人黃重諺及張惇涵2019.9.23與三位律師舉行記者會，府方也搬出35年前的論文，說明目前在倫敦政經學院（LSE）存放的論文有缺六頁是因為翻印有疏漏，相關查找可以看到完整頁次，今天也提供給媒體參考。
口試委員是否需要簽名，張惇涵說，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系所有不同作法，LSE的做法是不需要口委簽名，查證過同期許多論文也沒有口委簽名。他也說，蔡總統的論文是當場通過，教授沒有要求修改，當年沒有word，手改很正常。
黃重諺先說明三點結論，第一，為鼓勵學術相關研究，蔡總統決定授權國家圖書館，將她的論文公開閱覽。第二，向校方取得當年學生資料，可以證明嚴謹過程取得博士學位。第三，蔡總統取得學位證書相關過程，包括政大、教育部、中選會，這麼長的時間以來都經過各階段嚴謹驗證，所以沒有問題。
黃重諺也說明兩個基本觀念，他表示，確認一個人是否從某個學校取得學歷，方法就是向授與學歷的學校查詢，校方官網有相關資訊，大部分學校規定都一樣，每一位博士生都必須繳交論文，前述這些也證明這些過程。
黃重諺也說，畢業生論文保存是校方事務，至於蔡總統的1984年倫敦大學學位證書影本，政大、教育部、倫敦大學都有保存。
黃也解釋，現場提供的原稿為什麼沒有裝訂，因為只能用影印的，至於寄給LSE的論文還缺六頁，是因為翻印有疏漏，相關查找可以看到完整頁次，今天也提供。

本集主題：「懶得教，這麼辦：培養獨立自主的全自動孩子，百善惜為先的教育筆記」介紹
　　　　　
訪問作者： 盧駿逸
　　
內容簡介：
不是教錯了，而是教太多
懶得教，但盡量勤勞惜（sioh）
別太用力「教小孩」，也許就有更多力氣愛小孩、惜（sioh）小孩
　　
★擺脫「做太多」的惡性教養循環
★整理近十年來非典型教育現場的故事
★以「思考」代替教條式的教養原則，破解專家迷思
★同理父母及教育者們的困境，全年齡適用的「惜惜」想像
　　
是不是我們做得不夠好？
是不是我們做得不夠多？
這些煩惱，在教育現場屢見不鮮。
但對教育者來說，這些焦慮是必要的嗎？
　　
　　某些專家們總在誇談「怎麼教」，或傳達「你教錯了，照我的來」，甚至散佈「這樣教得不夠，像我這樣教才夠」的教養焦慮。教養對家長來說，既是一種不能輸的軍備競賽，也是一種時時被他人凝視的、不能犯錯的道德考驗。
　　
難道只有通過考驗的人，才是夠好的父母？
　　這本書想要反對這樣的價值，也反對那些便宜行事、過度簡化的教育想像。因為大多數時候，我們不是做錯了，而是做得太多。
　　
　　懶得教，但盡量勤勞惜（sioh）。這樣的惜（sioh）不代表緊迫盯人、訓練有素的專家姿態，更不代表「為你好」就能無限上綱，成為管教的藉口。本書從教育工作者、父親的身分出發，記錄了駿逸與孩子相處的故事。包括身處教育現場的反思，談教養迷思、權力關係、自主學習等常見的教育議題。彷彿可以聽見他透過文字，溫柔並堅定的提出「學習不是訓練」「談教育也要談戀愛」「坦率的強迫，好過虛假的溝通」等主張。
　　
　　為人父母者，究竟願意投入多少時間與代價，交換孩子的發展機會與空間？駿逸認為這些代價包括對孩子的愛、對人性的信任、對孩子發展的瞭解、對人我權利分際的思索與認識，以及身為人、教育者、身為父親的自我期許。全書穿插各種常見的教養難題、故事，以及駿逸與兒子阿果互動的日記。並以「惜惜」的概念出發，對孩子、教育者們傳遞人性中最寶貴的價值。
　　
　　這不是一本傳統教養書，也不是扮演教育專家，指著父母的鼻子說你應該怎麼做的教育指南。它更像是一個以家庭為田野的人類學家，同時扮演爸爸、老師、朋友等角色，與孩子建立關係並持續進行的教育實驗。更重要的，不論對待大人或小孩，都應該從「惜惜」做起，以同理心相處、相惜，期望能激發同為父母、教育者的同理心，建立相互尊重及成長的良性循環，不光為了孩子，也讓我們自己成為足夠聰明、堅強並獨立的人。
　　　　
作者簡介：盧駿逸
　　自2008年開始，持續待在光合人文/教育工作室的合作式教育場域裡，陪伴小孩一起從事社會議題、科學、歷史、創作、自助旅行等工作。除了陪小孩，也和父母一起面對教育上的各種難題，像是自主學習、親子關係、兒童發展困境。現於方格子VOCUS網站經營《教育現場的生存遊戲：好孩子權力故事》專欄，持續為兒童教育、親子關係經營等領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