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MIT 科技評論12/8

* 【亞馬遜 AWS 推出會編曲的 AI 鍵盤，讓所有人愛上音樂編曲】亞馬遜 AWS 最近宣佈了一款名為 DeepComposer 的產品，兼具軟件和硬件，其定位是全球首款機器學習編曲鍵盤，通過 AI 編曲學習和掌握如何開發機器學習技術，尤其是如何使用生成對抗網絡（GAN）。

只要使用鍵盤輸入一小段旋律，DeepComposer 就可以將其改編成搖滾、流行、爵士和經典等不同風格，生成一段韻律相似的原創音樂，並且支持分享到 SoundCloud 平台。如果再加上些個人創意和代碼，它還可以學習和實現用戶自己創造的曲風。

目前亞馬遜只是宣佈DeepComposer ，具體的技術細節和發售日期尚未公佈。

* 【IBM人機辯論第三場：AI利大於弊觀點險勝，機器人為自己正名】近日，一個 IBM 機器人參與了一場質疑自身的辯論，論題是「AI 是否會帶來更大的弊端」，最終認為「利大於弊」的觀點險勝。

這場辯論在劍橋聯合會（Cambridge Union）展開。劍橋聯合會的辯論禮堂有 150 年的歷史，迎接過柴契爾夫人、羅斯福總統、霍金等等，從首相到總統，從明星演員到學界泰斗各行各業的辯論人士。但怎麼也想不到，今天會有 300 名觀眾觀看這場人類與AI的辯論。

* 【逃離家族的「詛咒」：一位70歲婦人的基因突變，這或許是對抗阿爾茨海默病遺傳的制勝法寶】在哥倫比亞麥德林市（Medellín, Colombia），有一個家族世代被阿爾茨海默病折磨糾纏。家族中的患病成員攜帶特定的基因突變，平均發病年齡在 40 歲左右。

這些基因突變是家族的印記，也是家族的詛咒。多少年來，來自這些家族的成員約有五分之一的概率被詛咒「選中」，一旦入選，就無法幸免，只能滑入遺忘之路。

但事情似乎出現了轉機！

* 【麻省理工學者用電磁波計算：具有高效潛力，不散熱且耗電極少】近日，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提出了一種十分新穎的電路設計，該設計下的電路可以在不消耗電能的情況下，利用電磁波對計算機進行精確的控制。這一發現使基於磁的、實用性設備邁出了關鍵一步。使用此設計電路的設備將具有比傳統電子設備更為高效的運算潛力。同時，研究人員已經開始設計基於磁性的「自旋電子」設備，這種設備耗電相對較少，也幾乎不產生熱量。

未來成對的自旋波可以通過雙通道輸入到電路中，根據不同的特性進行調制，並結合起來以產生一些可測量的量子干擾——類似光子波干涉被用於量子計算。研究人員假設，這種基於干涉的自旋電子設備，比如量子計算機，可以執行常規計算機難以應對的高度複雜的任務。

* 【拆解戴森對小小吹風機的執著】科技在不斷地改變著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也無時無刻不在改善著人們的生活。

一切的改變，要追溯到 2016 年戴森 Supersonic 吹風機的推出。當其以快速乾發、氣流倍增和智能溫控不傷髪等科技大獲成功之後，整個市場也猶如發現新大陸般重新活躍起來。同時跟跑者與模仿者不斷湧現，市場上許多其他的吹風機產品為了與科技感掛鈎，提出了五花八門的模仿概念——「可以吹臉」「輔助吸收膠原蛋白」，甚至是「平價版戴森」的宣傳比比皆是。

* 【比肩二甲雙胍，這款「神藥」再添抗衰老新證： 塗抹4個月皮膚就改觀】衰老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恐懼，為了對抗它，人們不顧一切。美容養顏就是對抗衰老，是許多人共同且自然的願望。但古老吃豬蹄並不能讓膠原蛋白補在臉上，打肉毒素會讓面部僵硬，幹細胞美容更非現實。

這些或是缺少證據支持，或乃至帶來健康風險的美容方法，都沒有抓住美容的本質。要想美容，要從對抗衰老入手。

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醫學院（Drexe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的科學家就把目光鎖定在有望抗衰老的藥物雷帕霉素身上。

他們最新研究表明，在持續塗用雷帕霉素 8 個月後，受試者手部皮膚表面更光滑了，鬆弛減少，膚色也更均勻，色素沈著減少了。

* 【人類病患首次被置於假死狀態！生命暫停2小時，將必死之人搶救回來】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團隊近日首次成功讓一名患者進入「假死狀態」，按下「生命暫停鍵」的患者在完成急救手術後復蘇。

馬里蘭大學醫學院外科醫生 Samuel Tisherman 在接受科技媒體 New Scientist 採訪時表示，他的醫療團隊已經讓至少一名病人進入假死狀態，並聲稱他們自己在完成這一成果時也覺得「有點超現實」。

將人類進入「假死狀態」，這是 Tisherman 所領導的一項創傷急救臨床試驗的一部分，該試驗的目的是為治癒可能導致死亡的創傷爭取時間。臨床試驗中將人進入「假死狀態」的技術，由 Tisherman 開創，正式名稱為緊急保存和復蘇（emergency preservation and resuscitation，EPR）。

* 【AI發現莎士比亞經典劇作有代筆，幾乎一半場景由他人寫就】文學分析家們早就注意到，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八世》中有另一位作者的痕跡。現在，神經網絡已經識別出了這些特定場景，以及這些場景是誰寫的。

在威廉·莎士比亞的一生中，他大部分時間都是 King’s Men 劇團的劇作家，該劇團在倫敦泰晤士河岸邊演出莎士比亞戲劇。1616 年，莎士比亞去世後，劇團需要一個人來接替他的工作，於是他們請來了當時最多產、最著名的劇作家之一約翰·弗萊徹（John Fletcher）。

自此之後，弗萊徹銷聲匿跡。

但是在 1850 年，一位名叫 James Spedding 的文學分析家注意到，弗萊徹的劇本和莎士比亞的《亨利八世》中的段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Spedding 斷定弗萊徹和莎士比亞在劇本中一定有過合作。

※ 2017.09.09 書評—《旁觀者》雜誌 Robert Carver ※
迷信誤國：納綷戰敗的主因之一？

書名：《Hitler’s Monsters: A Supernatur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作者：Eric Kurlander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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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剛剛掌權的時候，他請了一位「道金術師」（即
dowsing，以Y/L型棍棒尋找水源、礦脈的占卜術）仔細地掃描第三帝國的總理辦公大廈，以尋求可能致癌的「死光」（death rays）。（希特勒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在飛往蘇格蘭之前，先請一位占星師繪製他的十二星座圖。希姆萊不但支持聖杯（Holy Grail）、拜魔教（Luciferism）的研究，還派謝弗博士（Dr. Ernst Schafer）領導一個親衛隊（SS）探險團在 1938 年前往圖伯特（Tibet，西藏）調查佛教的「雅利安」起源。不僅如此，希姆萊還成立了親衛女巫隊（SS Witches Division）在東歐搜集證據，證明條頓「聖女」（wise women）被猶太—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迫害、燒死，以消滅日耳曼民族文化與血脈的陰謀。1939 年，約瑟夫·戈培爾（Geobbles）讀諾斯差達姆斯（Nostradamus）的預言到深夜，並向熱衷此道的希特勒解說，作為英國必敗的證據。

這些故事聽起來都像好萊塢電影製作人或者喜劇作家在夜深人靜胡思亂想，但卻都是真實的故事，而且只是納綷政權迷信的各種汗牛充棟材料之中，被作者 Eric Kurlander 發掘出的一小部份而已。

英國人利用雷達技術發現德國潛水艇的蹤跡：德國海軍則必須委託柏林的「擺錘道金研究所」（Pendulum Dowsing Insititute）。擺錘道金專家，拿著一個以繩索綑綁的金屬占卜器，在一幅很大的大西洋海圖上搖動，助理根據搖動的結果，移動地圖上的模型船艦隊。德國海軍將領在一旁觀看。如果擺錘對於模型船作出「反應」，就代表著英國戰艦就在附近。

德國海軍也說服自己，英國人能夠找到他們的潛艇位置，也是靠擺錘道金術得知。墨索里尼遭推翻、逮捕後，德國馬上成立「火星行動」（Operation Mars）：四十位有經驗的占星師、塔羅牌師、魔術師、道金師從集中營被釋放，安置到柏林萬湖（Wannsee）的別墅，由頂尖魔術師威廉·沃夫（Wilheml Wulf）領導。他們得到的命令是：找出義大利領袖。「這些魔術師花了親衛隊不少銀兩。」親衛隊將領雪倫堡（Schellenberg）抱怨不已，他說：「他們要求、也獲得大量的珍饈美食、葡萄美酒、香菸，才願意開始工作。」他們攤開一幅大型的義大利地圖，開始在上面使用擺錘占卜，尋找義大利的獨裁者。到最後，發現並救出墨索里尼的是奧托·斯科爾茲內（Otto Skorzeny）的特種部隊，然而沃夫卻沒有因任務失敗被送回到薩克豪森集中營，反而以個人占星師的身份為希姆萊服務，並且聲稱他利用魔術發現了墨索里尼。

納綷政權的迷信，Kurlander 教授追本溯源，來自世紀末（fin-de-siècle，譯：十九世紀末）的奧國與威瑪德國流行的各種神秘理論與學說。比方說：海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的《圖博特密聖之大白人兄弟會》（Great White Brotherhood of hidden Mahatmas in Tibet），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透過內心的修練，可以體驗到客觀的靈性世界）、生物動力農法（bio-dynamic blood and soil agriculture）等等。

然而支撐納綷迷信的中心理論，是「宇宙冰成說」（Welteislehre，World Ice Theory，宇宙由冰組成說)，這由漢斯·俄比格（Hanns Hörbiger）1912 年在《冰天體演化論》（Glacial Cosmogony）一書裡提倡。他認為：跟其他低等的人種不同，「雅利安」的祖先並非猿猴，而是流星降落地球時帶來的「神明精子」（divine sperma）。這些精子發展成亞特蘭提斯—圖勒（Atlantis-Thule）超人古文明，此一神性的古文明運用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以及神秘的電力，「彷彿雷神索爾之錘（like Thor’s hammer）」。後來，冰月墜毀地球摧毀了亞特蘭提斯古文明，倖存的超人逃往圖伯特、日本建立佛教、印度教、神道教。耶穌基督也是亞特蘭提斯超人的白種雅利安後代，其他還包括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以及清潔派（Cathars），後兩者負責保護聖杯，因為聖杯裡面藏有圖勒的秘密。白種超人深陷於一場不停的鬥爭之中——與他們爭權的，是類猿猴的「羌達拉」（Tschandala），也就是「怪物人種」（monstous humanoids）：猶太人、斯拉夫人、黑人、「混血種」。

上述超級種族歧視的世界觀有不少信徒，包括希特勒、赫斯、希姆萊以及其他的納綷高層。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深信猶太人身體發出一種特別的臭味，他在幾公尺之外就可以聞出來，彷彿中世紀的嗅巫（witch-sniffers）。希姆萊則想讓德國大學停止教授達爾文的進化論，改教宇宙冰成說。這個學說解釋了希姆萊為何能夠聘任阿拉伯、印度、土耳其斯坦人擔任親衛隊員。它也合理化種族滅絕、醫學實驗、以及迫使百萬人流離失所的人口大移動。根據「宇宙冰成論」，希特勒深信「斯堪地那維亞種」比「斯拉夫種」更能忍受寒冷，此說法造成德軍兵潰史達林格勒的慘烈後果。希姆萊則砸下大筆金錢時間，希望能運用魔術光線在萊茵區發現石油與黃金。

Kurlander 教授認為：納綷對魔術太過倚賴，以致投下大筆金錢，企圖發展「神奇武器」如 V1、V2 火箭，但這些武器不但浪費公帑，又無用，雖然殺死很多平民百姓，卻對同盟國無損。當然，不是所有的納綷黨人都相信這些垃圾，史佩爾（Albert Speer）、鮑曼（Martin Bormann）、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都曾企圖整黨，掃除魔術師與占星師，特別是在赫斯逃到蘇格蘭以後的「赫斯行動」裡面（Hess Action），當時有幾千人被逮入集中營，但幾個月之內，絕大多數人都獲得釋放，許多人還替希姆萊工作。即使在 1943 年德國亟需勞力之際，單單在柏林，仍然有三千名塔羅牌解讀師在營業。

英國人很清楚納綷迷信魔術，常常空投假的占星術雜誌（Zenit）到德國，裡面畫著許多悲觀的希特勒星座圖。Kurlander 教授這本書經過八年的研究，列舉了納綷高層種種匪夷所思的迷信，肯定會使學者與一般讀者作出反思：假如沒有這些瘋狂的迷信，納綷搞不好能贏得戰爭。叛離納綷、逃到美國的勞希寧（Herman Rauschning）曾表示：「每個德國人都相信亞特蘭提斯，從那裡看見更好的祖國。」因為迷信而導致失敗，同盟國因此而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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