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
以下一文,是我2015年報讀中大哲學系MA時的自述。那年我四十歲。
冇錯,我今年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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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以為自己喜歡歷史,中七聯招選科,頭三甲都是歷史歷史歷史(分別是不同院校的歷史系)。
結果如願以償入讀中大歷史系。才發現,自己喜歡的根本不是歷史。
但書還是要讀。第一學年第...
【四十自述】
以下一文,是我2015年報讀中大哲學系MA時的自述。那年我四十歲。
冇錯,我今年四十五。
——————————
曾經以為自己喜歡歷史,中七聯招選科,頭三甲都是歷史歷史歷史(分別是不同院校的歷史系)。
結果如願以償入讀中大歷史系。才發現,自己喜歡的根本不是歷史。
但書還是要讀。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要選一科elective,偶然選了哲學系的「哲學概論(二)」——選的時候沒預期這一科會教甚麼,對「哲學」二字也沒有甚麼(或淺或深的)認識。
第一堂便「摑醒」了我。
即使事隔多年,依然記得陳特先生由「人不能踏進同一條河兩次」作引子,說到世界萬事萬物都不斷在變化,再說到古往今來哲學家都在思考有甚麼才是永恆不變,甚麼才是構成眼前這世界的終極真實……
突然發覺,這原來是我也曾想過的問題。當然,我只是想了一想,沒有任何可觀的結論,而因為過往就讀中學有基督教背景,曾幾何時也相信了上帝創造了世上萬事萬物,衪就是這個世界的第一因。
陳特先生的課,讓我知道了在遠古時代已經有不少人針對以上問題思考,其中一個,是柏拉圖。
今時今日自然沒有人會再高舉或相信「理型論」,但真正讓我驚訝和佩服的是:柏拉圖面對著眼前世界,為何他能夠思考到這麼一套理論?想到構成世界的一套形而上法則?(當哲學演變得愈細碎煩瑣,我愈佩服遠古的哲學家,能夠在沒有太多前人理論綑綁下,自行思考世界構成的理由。從中,我看到一種思考 / 思辨的勇氣。)
這是我讀大學後首次由衷愛上的一課。當上其他課難免走堂時,「哲學概論(二)」,我竟然沒有走過半堂。
形而上學以外,陳特先生還講授了知識論,我承認,過去真的沒想過這方面的問題,而一直以為自己對身外物的感知就是完全不容置疑的真實——或者這樣說吧:一直以來我都相信自己的感知就是唯一的真實,康德卻說,我們其實用了一大堆先驗的範疇去觀察事物——我們恍如一直戴著一幅(天生便被迫戴上的)眼鏡,去觀察事物,如果沒有了這幅眼鏡,事物的原本面貌究竟又是怎樣的?而當我們沒有觀察事物「A」的時候,「A」又是否依然存在?(當我返了工,在我家裡的貓又是否依然在我的家?原來我是無法證實的。)
以上種種,對其他人來說或許不是甚麼震撼想法,但對當年的我,我真的震撼到只能用一個「勁」字去形容。
因為這一科「哲學概論(二)」,我知道,我真正喜歡的似乎是哲學。
於是決定了之後的elective都選修哲學系的課,但有一些自己明明有興趣的,卻基於怕自己應付不來(而影響了GPA),不敢去選,當中無疑涉及到所謂理性的計算思考,但現在回想,是後悔的。
後來我分別選修了「倫理學(一)」、「原始佛家哲學」、「先秦儒家哲學」、「先秦道家哲學」(選以上兩科的原因是,自己過去讀歷史也讀過,應該應付得到吧),以及「明代儒學」。
讀「明代儒學」已經是Year 3下學期的事(我當時是三年制)。很記得考試前一晚,看牟宗三先生的《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看得極度投入,比起平日看小說還要投入,完全忘記了自己原本是為了預備明天考試而去看……
我在唸預科時首次看牟宗三先生和唐君毅先生的文章,他們令我選了新亞書院。
我的畢業論文,是從思想史角度、類比地去看唐君毅先生的新儒家,以及存在主義在二十世紀初醞釀、到後來成為西方主導思想的背後歷史因素(後來回想,這題目這類比都相當牽強),但這題目,至少令我有充分理由去看唐君毅先生以及牟宗三先生的書,看到知識分子置身一個不確定的大時代,如何用哲學去思考現世問題,如何把古往今來紛陳的中西哲學融會貫通,再從中找出、建立一套安身立命的思想體系。
就像「哲學概論(二)」陳特先生教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再由唯物史觀推演共產主義,原來也是基於馬克思本人如實地看到他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工人承受著資本家的剝削,才思考出一套原意是解救社會現實問題的思想體系,只是當由(有私心的)人去落實執行,再完美的思想,也只能淪為最不堪的現實。在資本主義下的被異化的人,在共產國家連人都不如。
任何一套思想,總是或多或少受到時代影響,而(最理想的)思想,也不一定在現實中管用。
但也有一些,不受現實影響,而只跟「人」有關。
倫理學,思考人類的道德行為,讓我明白了很重要的一點:「人應該去做的事」必然代表著「這是人有能力去做的事」。所謂道德,應該有普遍意義,任何界別、層級、組織的人都應該去行使,但有人總抱持一個論調:政治不需要講道德,因為回看現實,不少涉及政治的人都不講道德;逐漸地,政治圈外的人被感染,都相信了政治與道德無關——只看「實然」,忘記了「應然」。
我們都習慣了只看「實然」,把「實然」錯當成真實。我有時會想,這想法根本就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的病。
今日香港,這種病在蔓延(我自己也受感染)。
我希望自己未病入膏肓,希望再去接觸哲學。
我希望讓(腦袋已經被塞滿各種似是而非歪理的)自己,再次回到二十年前、上「哲學概論(二)」第一堂的時候——在一個我(自以為)感知得到的現實,看見現實的背後。
而這個背後,能夠反過來幫助我去重新認識現實。
#讀中大哲學系你唔會後悔
康德道德法則 在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納粹政權下的德國人堅稱自己是無知者,服從義務是「按照康德的規範行事」】#讀者投書
對經歷過二次大戰的德國人來說,多數人認為:作為公務員、軍人,或只是單純的公民,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對國家「義務」的服從。他們堅稱自己是「無知者」。
「義務,是康德倫理學裡一個核心概念,其所指的是對普遍道德法則的敬畏與服從,絕非對任何政權的無條件服從。」那麼,究竟什麼樣的行為和價值,才符合「普遍的道德法則」?
❙有話想說,你可以直接於文章之中提供更多想法: https://bit.ly/2VtklER
#獨裁 #政治 #哲學 #思想 #康德 #納粹 #德國
康德道德法則 在 明周文化 MP Weekly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至理明言】「世界上唯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的內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們頭頂浩瀚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則。」──康德《實踐理性批判》
#康德 #伊曼努爾康德 #297歲冥壽 #實踐理性批判 #哲學家 #ImmanuelKant #道德 #真相 #我就是我
康德道德法則 在 焦糖哥哥-陳嘉行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09:00-18:00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