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一篇是目的論中最常被引用的效益主義，那麼在這一篇中，就要來討論康德式的義務論。康德的主張是義務論，但義務論者不只有康德，在應用倫理學中也有多種義務論說法被學者拿來當作主要方法論，或是與效益主義做某種程度的整合運用，像是普里查德和洛斯的主張。但這些理論通常沒有康德理論來得好用或「耐用」。

康德的主張相對當代義務論要來得「古樸」，但因為其捍衛者很多，詮釋者與流派也多，因此其理論對於各種批判或特殊狀況的因應能力（也就是辯證能力）也比較強。洛斯等當代義務論者常運用概念上的模糊性（就是用定義很模糊的詞）來規避一些可能的批判，但這也讓他們的理論在應用時比較難產生普遍的說服力，因為講者有時都搞不太清楚自己所說的詞是什麼意思。

相對來說，康德雖然「愛恨分明」，也有點主觀意識過重，但因為他是最具代表性的義務論者，如果你要採用義務論方法來處理議題或個案，不如先採用康德提示的幾個原則，碰到質疑者挑戰之後再看狀況來調整。

不過，康德的理論的確有點難度，若記不住他的推論結構，那至少也要把他的道德三原則記清楚。

網友常很熱心私訊一些新聞給我希望我能分享，這次香港反送中因為黑警行徑越來越惡劣，就出現了更多新聞與影片。

但這類新聞我分享的動機較弱，我反而較喜歡分享香港人面對獨裁政權時的勇氣、果斷、智慧及可愛的人性光輝。

衝突的畫面及批判性強烈的文章可以得到更多的注意力，但我擔心只能獲得同溫層迴響，極化的立場很難打動觀望中的中間選民。

我自己的成長經驗是常因為提出不同看法，就會引來一些人認為我愛批評、抱怨，甚至破壞團結的人——我成了負能量象徵。

不曉得是否與華人教育與儒家思想有關，批判性思考當然伴隨著指出哪邊不合理，但對很多人來說這就是「抱怨」；當然批判除了發現問題，同時也得提出改善的見解。

可是當我們批判的對像是權威時，很容易就引發反彈力道，在權威本身發聲之前，崇拜權威的人早已先發制人，而台灣人特有的歷史經驗的權威就是威權。

所以我認為反送中的分享上，過多的批判性貼文會引來反效果，因為我們批判的對象是林鄭月蛾但其實劍指背後的中共，這會讓深埋白色恐佈記憶的台灣人反射性地略過這類新聞——畢竟什麼都不知道對這些人來說最安全，最能明哲保身。

不過分享香港人民正面的新聞，就是在挑戰威權的權威，下場都一樣就是了。
但就社群媒體的操作上，港人正面的形象較能突破同溫層。（這是我的推論，我沒有統計分析數據。）

最近幾個社群媒體的公關事件很有趣，先從石虎與花豹的插圖事件，設計師買了圖庫卻說是自己設計的、一開始她的處理方式就是硬拗，這鐵定引爆公關危機。

韓国瑜說自己選上市長後就沒打麻將，結果有人爆料給媒體韓市長在峇里島打麻將的照片，韓国瑜的處理方式同樣是硬拗說是沒在高雄打（誰知道？）
其實政治人物打麻將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問題同樣在『說謊』造成誠信上的質疑。

但後續發財局長潘恆旭的處理方式造成更大的公關危機——舉辦麻將大賽。
其實潘恆旭的危機處理很差，按照邏輯他應該辦的是『吹牛比賽』，而非『麻將大賽』。

剛好有個公關危機處理蠻好的例子，美國的新聞主播帶著嘲笑的語氣評論英國小王子學芭蕾舞結果引發眾怒，一群男性舞者在電視台門口一起跳芭蕾舞抗議。
主播的危機處理方式是『立刻誠心誠意道歉』，並邀請男性舞者上節目談愛上舞蹈的心路歷程，讓更多人認識性別的刻板印象如何扼傷喜愛舞蹈的男性，當然也化解了自己失言所造成的麻煩。

#公關危機處理得先認錯
#是要真的認知錯在哪

批判韓市長說謊不是要打擊他，雖然我是韓黑，但我比韓国瑜本人更怕他不能代表中国国民党選總統。

我也常告誡自己在社群媒體上享有聲量時，發言也特別留意別傷害到無辜的人，尤其是順風時。

以前在演藝圈的訓練要我多講場面話，這樣既安全又討喜，但我常感覺到自己很虛偽不實，最後寧願選擇沈默，因為說違心之論太痛苦了，譬如在momo親子台時要說謝謝陳景怡台長很照顧我這種場面話。

後來我認識了陳沂，我對於『焦糖哥哥』在社群媒體上有了新的認識。
陳沂一直強調『不要說謊』，不說謊不等同得把自己的隱私鉅細彌遺地都跟網友報告，而是當牽涉到利害與利益時，不能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及傷害別人而說謊——包函金錢、名聲、形象等。

這個原則在陳沂業配上表現耀眼，即便讓她賺錢的廠商只要踰越這條紅線，她同樣火力全開。

而我則是表現在媒體訪問我及我的餐廳時，媒體為了求好心切也為了節目精彩度，偏向浮誇的效果。
美食節目希望我強調食材多了不起時，我很誠實地跟製作人說就是每天去菜市場買的，新鮮而已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我們常會看到美食節目介紹食材，不少店家很愛強調食材有多高級，如果真的是這樣倒還好，如果是為了騙消費者去而故意誇飾美化，其實這就是說謊了。

節目播出後一定會有觀眾特地來店消費，但如果與預期心理有嚴重落差，結果慕名而來客人的生意只能做一次，最後損失的還是店家，這也是透過媒體說謊的代價。

有媒體問我經營之道是不是把員工當家人？
這簡直嚇壞我了，我們是僱傭關係永遠存在權利的不對等，絕對不可能像家人一樣。
我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少管他們。

雖然家人之間同樣有階級及權利不對等的關係，但我懂媒體指涉的是『幸福家庭』的那種樣板。

『不說謊』也同樣影響我在演藝圈的表現，談話性節目的主題聊來聊去就是那些，為了通告就不得不生出故事來，如果是個人真實經驗為了節目效果，我覺得可以修飾美化過。
但很多主題是我沒有經驗的事，我後來就跟世豪哥說算了啦，我不想掰故事了。

之前有個心理醫師要交出一篇論文，對方在研究公眾人物在這樣的媒體生態的心理狀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經驗。
我跟對方提到「我一直覺得我的形象太好了，那不是我的本質，我不喜歡有一天被這樣的形象傷害到，我知道我再不做自己，我一定會傷害到我自己。」
醫師說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跟他原本的理論正好相反。

於是我跟他細數為什麼媒體問我成長過程的事，我幾乎毫無保留地都說了，當然我一直強調那是我的人生經驗，我是靠這些養分長大的，不要聚焦在多悲慘可憐，而是我如何吸收轉化，當然同一件事情各家媒體有不同詮釋方式，閱聽眾產生的觀感就會不同。（不過一開始把我家人嚇壞就是了）

#因為我知道我會紅
#只是紅的定義和原先設定不同

如果我一直維持好哥哥形象，不能有一絲一毫批判性的言行出現，那我就不可能上街頭支持洪仲丘、反核四、太陽花學運、婚姻平權釋憲、簽署東奧正名、平權公投及近期支持辣台妹與撐香港反送中。

批判是透過辯證才有能量推動社會的發展，而我參與其中也因這股發展的動能超過原本自身的範疇，而變得和以往不同。
這樣的改變是好或壞我無從定義，我也不曉得該如何先定義「好」與「壞」。

我腦袋轉著這些事情寫出來不是要傳遞什麼人生哲理給大家，你們也不要輕易地學習『不說謊』，因為謊言有時有必要性，那個分界與使用時機會因人事時地物改變，如果一個謊言能挽救一個人的生命或讓一個人好過，我還是樂意說出口。（康德sorry啦）

但什麼事情一定不能說謊，大家心理一定有個普遍的標準，就看什麼事情被發現是說謊然後群眾的反應就知道了。

陳沂

人人都高舉理性，總是批評他人講話太過主觀，很多人就把主觀歸類為不理性，陳述客觀事實不加入個人意見就是理性，但你有讀過康德就會明白這是一個謬誤。理性一定是主觀和直觀的，它是一個人統整客觀資訊的能力。而所謂不理性，是思考者沒有有效地運用他先驗的認知能力分析客體，無視矛盾，作出無效和混亂的武斷。

康德認為人構成知識雖然基於客觀事實，但必須有認知心的參與，才可整理雜亂的客體得出井然秩序。人未經驗世界之前，我們已具備一些思維原則去理解世界，被稱為先驗條件。

最基本的先驗條件是時空概念和因果律。如果客體不放入時空的維度中，世界就不能被思考；如果我們的思維不被因果律支配，我們就不能理解太陽日日在東邊升起並不是一個重覆的巧合，而是有理可循。

康德最厲害之處，是他不過是區區的一個人，卻能綜合出人類理性思維包括的所有範疇，沒錯，不是部分，而是所有。我這樣說好像有點不理性，因為人怎能知道他沒有未知的事呢？但康德不是循經驗知識去獲得答案，而是純粹的綜合分析。認識論就是一門非經驗的純粹知識，用悟性找出構成悟性的基本條件。

為甚麼康德要找出理性思維的所有範疇呢？因為他清楚，範疇的出現能讓人知道甚麼東西在範疇之內，可以被理性思考，又有甚麼東西超出了理性的領域，是人類不可知道的，例如上帝和靈魂。阿里斯多德也有羅列知識的範疇，但他走的是經驗歸納之路，康德需要的是一把先驗的尺。

康德的範疇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

1. 純粹而非經驗。
2. 悟性而非感性。
3. 原型而非引伸。
4. 完整而放諸四海皆準，有普遍性。

悟性有多少種判斷，就會產生多少種範疇，康德共分了四個大類，每個大類又分三種：

分量：全稱的、單稱的、特稱的
性質：肯定的、否定的、不定的
關係：定言的、假言的、選言的
狀態：或然的、實言的、必然的

全稱的（統一性）：「所有人」是動物。
單稱的（多樣性）：「有些人」是女人。
特稱的（全體性）：「我」是作者。
肯定的（實在性）：所有人「是」動物。
否定的（虛無性）：有些人「不是」女人。
不定的（限制性）：我是「非大陸人」。
定言的（實體性）：我「是」男人。
假言的（因果性）：「如果」我變性則是女人。
選言的（共存性）：胎兒「或」男「或」女。
或然的（可能性）：我明天「可能」會活著。
實然的（存在性）：尖沙咀「有鐘樓」。
必然的（必然性）：人思考「不能不」用腦。

你在日常作出的所有理性判斷，都離不開這十二條法則，但你即使未曾聽過這些法則，仍可如常作出理性判斷，換言之，先驗就是毋須後天學習就擁有的思維條件，它一直都在你我的心靈當中，讓我們得以主觀且理性地認識這個世界。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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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本小說《地球另一端》序言書室有售，亦已接受網購，每本連郵費港幣$75，歡迎inbox洽訂。亦請期待下一本小說《捉姦》面世。

73.人性中的異與同：人類如何平衡二者？
政治理論建基於政治學家的人性論。一般來說，人性當然受Nature 與Nurture兩方面塑造。Nature指與生俱有的部份，而Nurture則指後天文化塑造一面。在《自私的基因》的第11章裡，Richard Dawkins強調人類的文明承傳已經是不同層次的「覓母，（meme）」，或稱為文化基因。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出人類其實是於文化與本能之間，人性有雙重性：自然的一面是服從穩定性原則，生物都是求滿足，求安全，受到基因所驅使；文化傳承一面則比較複雜，康德（I.Kant）說：人的性情傾向（inclinations）千差萬別，但其中只有道德是人性中最普遍的。我們試用數學中的最小公倍數（LCM）作類比，人的理想取向定是分歧的，所以是多元的；有喜歡藝術創造，有重視事功，有求名求利，有愛情至上‥‥但一位重視信諾，富有同情心，有責任感，尊重他人，愛情專一的人，無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我們都會接受他，甚至敬重他，所以這些德性是人類共存的LCM。一位道德的人不會以為自已的想法是唯一的真理，因為懂得反思自己，一位道德的人不會以為犧牲他人的權益、自由，為了建造自己的不朽功業是合理，因為這是本能權力欲的投射‥‥。政治理論雖然星羅棋布，但孟子的話：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仍然合理的。

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周保松（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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