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誰讓「80後」家長內卷？

楊楊：中國年輕一代父母希望孩子具備數學思維的期望，在很短時間內變得迫切起來。更要緊的是，期望已經轉化為購買力，火花思維們的爆發來勢洶洶。

中國年輕一代父母希望孩子具備數學思維的期望，在很短的時間內變得迫切起來。

從「數學思維要不要從小抓起」、「數學思維怎麼提升」到「數學思維培訓哪家好」，相關的討論與訊息分享已經不局限於家長們的朋友圈，也成為一些公開訊息平台上的熱門話題。

更要緊的是，期望已經轉化為購買力，而且來勢洶洶。2018年3月12日，火花思維第一節課時只有四名學員，而他們近期公布已經擁有超過25萬學員，每天在線就有8.5萬人，人均花費在5000元以上。

掏錢的主力就是「80後」。2019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為29.13歲。也就是說，「80後」的下一代集中出生在2010年後，而3-10歲的兒童恰恰是火花思維們的目標群體。

可在2017年末，在線數學思維培訓還是個空白領域，2018年5月前它的百度指數還幾乎是零。短短兩年半內，為何一個百億規模的市場能橫空出世？這很難用「重視素質教育」來解釋。「快樂學好數學」或許是一個遠期目標，但家長們更為現實的壓力，恐怕還是怎麼能讓孩子「跑贏同齡人」，跑進好學校。

在數學思維賽道里，火花思維只是個縮影。而在學前和K12的課外培訓市場中，數學思維也只是一個映照。

「沒想到」的風口

數學思維就像一座火山，市場在短期內爆發了。

這個賽道中的企業因此坐上了火箭。豌豆思維的創始人於大川曾多次公開表示，2018年7月他們的單月營收還只有5萬元，到了2019年9月這個數字就已經突破5000萬元。

「超預期」的發展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2018年火花思維融資時，它的創始人羅劍被投資人反覆問到的一個問題是「當年會有多少學員」。他當時的答案是「6000個」，但到了2018年年底，火花思維的學員數量已經超過1萬名，超出目標近七成。

資本也沒能預測到這一點。最早投資火花思維的一家VC機構說，「（它）後來的增速，超過了商業計劃書的預測。」不到三年，火花思維已經躋身「獨角獸」公司之列。

如果火花思維是顆水珠，它折射出來的現實，是整個數學思維在線培訓市場的突然暴漲。2019年底，券商和第三方市場機構就認為，這個市場的規模已經超過100億元，而且未來還有10倍以上的增長空間。此時，距離「數學思維」在百度指數上發出聲量才一年半。

無論是眼下的高增長，還是未來的大市場，哪一條都是吸引淘金者的利器，各路玩家於是紛紛入局。專門做數學思維的培訓機構中除了火花思維、豌豆思維，還有你拍一、愛因思維、麥斯數學等十多家。有流量資源的在線培訓品牌們也來插上一腳，網易有道、掌門一對一、猿輔導都推出了相關子品牌。好未來在自有的摩比思維館之外，還全資收購了熊貓博士，佈局思維培訓賽道，甚至以英語培訓起家的VIPKID，也已經著手來分一杯羹。

蜂擁而來的還有資本。火花思維還是個典型案例，兩年半內它從各家投資方獲得的融資已經超過4億美元。在國內投融資市場一片蕭瑟之中，數學思維在線培訓市場顯得尤為喧騰。騰訊、軟銀願景基金等資本方近期領投下注算是個標誌，移動互聯網的大風口雖然已經到了尾聲，數學思維卻乘風起舞了。

政策吹起「龍捲風」

但投資人也在納悶：為何沒能預見到這個市場的爆發？一家VC基金透露，他們的投資人曾問過，「你們低估了什麼因素？」他們的答案是，「也許低估了『80後』對互聯網教育的需求。」這一代父母普遍看重子女教育，也更願意為此花錢。「80後」是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快速普及的親歷者和受益者，也是普遍高學歷的一代家長。

可這仍沒法解釋數學思維市場的突然爆發，儘管它在線下的發展也不算太慢。2009年精銳教育創辦「至慧學堂」，2011年好未來也開設了摩比思維館。截止到2019年5月31日，至慧學堂在全國有93家線下學習中心，2019年前三季度的凈收入也有3.52億元。

催化劑很可能是一系列政策的變化。從2018年2月開始，國務院、教育部在內的多部門密集動作，學科類的課外培訓機構迎來一波整治浪潮，其中的關鍵詞是「減負」、「叫停與考試掛鉤的各類考試和競賽」，一個重點是幼兒園的「去小學化」。政策出台與「數學思維」作為搜索關鍵詞的熱度提高之間，有時間上的同步性。

長遠地看，這確實是引導家長、培訓結構轉向「能力培養」的指揮棒。除了能快樂地學習數學之外，還要重視「邏輯推理、空間認知、數學辨識」等能力的培養。可體系內的教育人士也承認，靠現行的學校教育是實現不了的。

而它給家長們造成的更大現實困境是，幼兒園升小學的競爭壓力還在，他們理想中的學校挑選學生的規則沒有變，奧數競賽或者底層的邏輯思維能力仍然是考察重點之一。僅北京一個城市，2020年入學的小學生人數就有21.7萬人。

雙重壓力之下，家長們被趕到了數學思維培訓這一邊。他們大把花著錢，而市場上的服務和產品還都是「1.0版本」。哪家思維培訓機構更好？還沒有公認的答案。甚至連數學思維該教什麼、該怎麼教也還都有爭論。家長們對此的迷茫，甚至催生出了測評培訓機構的生意。然而一堆指標之外，家長們最終掏錢的因素很可能仍是「孩子能聽得下去」。

「80後」：還是得內卷

畢竟，這是數學。很多人即使當了父母，還在被學不好數學的恐懼支配著，另外一部分人的焦慮則是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這也讓培訓機構覺得大有可為。他們經常引用的一組數據是：2017年100個中小學生中有47人在參加數學課外培訓，在語數英三個基礎學科中提升速度最高，從8%躍升到46.9%。不過與英語相比還有很大空間，英語課後輔導在中小學生中的滲透率高達81%。數據來自騰訊數據實驗室和艾瑞諮詢聯合發布的《2017年中國教育培訓行業白皮書》。

然而現在，這已經不是全部了。去年體育納入中考必考科目，體能培訓班隨之火了，短期內學員人數暴漲。這種效應也傳導到了小學甚至幼兒園，成為家長們的新煩惱。跳繩已經不僅是幼兒園、小學的必考項目，還和期末總評掛鉤。市場上已經有專門的跳繩培訓班，一節課收費200元。

家長們不敢放棄任何一門課。因為很難預料下一輪政策調整中，哪一門課會受到「重視」。果然在體育之後，教育部今年10月中旬表示，「到2022年力爭全覆蓋，全面實行美育中考。」可以預見，這次的新政又會帶火美術和音樂的課外培訓市場。

一邊是要學的東西越來越多，另一邊還得學得夠好。素質教育雖然是大趨勢，升學制度卻越發精英化。從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上大學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大家都是大學生」，但如果「985」、「211」才作數的話，那仍然是很少的一部分人。

而競爭已經大大前置了，誰能上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才有更大可能上好的大學。於是，傳說中的天才兒童們越來越低齡。「80後」父母已經加入「內卷」進程。其他人也不介意再推上一把，比如培訓機構們。即使打著「慢成長」旗號的公司們，也要對著家長們喊話：要抓住機會，贏在起跑線上。

#家庭 #社會 #教育

自上星期芬蘭學校停課，還在適應在家全職工作+全職媽媽的作息，同時照顧工作和安安，其實比平時更忙，完全沒有時間再追蹤新聞或是做任何反思或寫作。

但是看到也是在芬蘭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母親寫的文章，每字每句說到重點，講到心裡。我也心疼現在芬蘭的女性領導層，她們能做的都盡了最大的力了吧！

徵求了原作者同意轉發

【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Original 錢文丹 芬蘭吧

作者錢文丹，現居芬蘭赫爾辛基。從上海教師到留學芬蘭雙碩士，從華人媽媽到芬蘭教育出口者，自帶多重身份看芬蘭教育。目前在芬蘭做中國教師來芬培訓工作。

文丹寫在前面 這兩三個星期，一直有國內朋友問我芬蘭疫情怎麼樣？我在赫爾辛基還好嗎？用不用給我寄口罩？

還有人問我要芬蘭人宅家帶娃的活動，甚至有人希望我分享一下芬蘭停課不停學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還真有，下一篇文章我會講。

這篇先來看大局。截至3月25日，芬蘭已經有880人確診。其中有561在首都赫爾辛基。若芬蘭YLE和HS權威媒體所言屬實：過去一周，從國外回到芬蘭的人，有20萬。

這個數字著實讓當局驚呆。我看到這個數據，感覺真正的「戰爭」還沒開始。

這週五，芬蘭就會揭曉赫爾辛基大區到底封不封城。

如果你要跟進芬蘭疫情，又想避免不必要的信息負擔。下面這一個網址就夠了：https://korona.kans.io/?language=en&from=groupmessage。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這段時間，我一邊跟進官方過去三周應對COVID-19的舉措，在動態中看疫情發展。可能好些人跟我一樣，看新冠信息看到頭疼，閱讀量急增。

一邊又要參與FB群組芬蘭人討論，微信群組在芬華人討論。在碰撞中，找到這個公共健康危機的「機」。這樣的大型公共事件，是我們理解芬蘭政治體制、社會文化、教育特色的有利窗口。越是不同，越要學習，越要討論。才能更好理解芬蘭、生活在芬蘭。

內心感觸良多。我用這篇長文，盡量客觀，不吹不黑地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在芬蘭，對於抗疫的一些想法。

3月24號，芬蘭前總統（Martti Ahtisaari）確診，82歲的老人家。他於1994-2000年期間擔任芬蘭總統，2008年他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他的妻子在21號被確診，是因為3月8號參加婦女節音樂會，那時重大集會仍然舉辦。

他真的是芬蘭國寶。

加上前期確診病例都是跑意大利度假回來（一周滑雪假，有錢出去玩）。

新冠在芬蘭，怎麼走的都是高端人才路線？！！

真不是這樣。假期出國度假在北歐太正常了，這不是高端人才的專利，普通芬蘭人也能說走就走。

至於3月8號，還能參加大型集會活動，完全是政府當時沒有實施強硬措施帶來的惡果。

不幸，這惡果掉在了芬蘭前總統夫人身上，緊接著波及前總統。

這麼大年紀了，真心希望二老挺住。

國寶確診，這又引起芬蘭社會一大波討論：

芬蘭中央政府的抗疫措施到底給不給力？

怎麼政府的措施看似在跟著疫情走，沒走在疫情前面？畢竟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升級措施，是在病例一天一天急速遞增之後。

還有人質疑：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行不行？她們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就先來說說，這屆女領導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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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女性領導層權有多大？

目前看，帶領芬蘭抗疫的至少有下面三方：

一方是這屆女性領導層。為首的是芬蘭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一位34歲女性。去年12月份剛出任芬蘭國家總理，年輕、貌美、初為人母、還是一位網紅。她成為芬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年輕國家領導人。

正在執政的另外四個政黨的黨魁，也全都是女性，他們分別是經濟部長、司法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這5位女性，有4位是35以下。而內閣19位部長中，女性就有12位。

另一方是芬蘭負責COVID19的傳染病專家組。這不必多說。

還有第三方，是隱形的一方：立法流程。我假如說，芬蘭傳染病專家組給政府提出了關閉赫爾辛基的建議，從建議到生效至少有兩關要闖：

第一關：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要開會討論這個建議。中央政府也不是一條心：芬蘭是多黨聯合執政，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內閣。

只有內閣確定了提案，才能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將提案交給芬蘭200位國會議員審批。200個人要討論、投票。通過了，這個提案才生效、才成為法規。

相對有權的其實是芬蘭國會。

所以，大家不要看女性領導層在鏡頭前的風光。說白了，他們主要是負責公共溝通的。真正的權利已經被分散出去，這個就是北歐人引起為豪的分布式領導力。

分布式領導力看似每個人都參與決策，實則是沒有一個人有決定權。什麼都要群策群議。這是民主的光芒，也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

在芬蘭生活這麼多年，我對芬蘭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有信心。

我們要相信芬蘭政府已經站在人民的角度來抗疫。至少芬蘭/北歐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已經是人類目前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了。

如果連北歐這樣的政府我們都不相信，雖然它也不完美，那這世界上真的沒有可信賴的政府了。

但是，好人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

好人應對重大疫病的能力、方式和效果受很多因素制約。可以從下面這些角度綜合來看芬蘭防疫背後的無奈：

比如，醫療規模和資源。

在芬蘭，平時去看個小病都要排隊幾小時，或是要預約到幾周以後。可想而知，重大疫情真的來了，人均能有資源非常少。醫護人員數目，床位數目、醫療設備、藥品等等都是問題。

比如，像芬蘭這樣的小國家是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應對機制。通常而言，沒有重大疫病經歷的國家也就缺乏相應機制。中國乃至WHO的應對體系都是在SARS之後建立起來的。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應對機制肯定落後。

比如，芬蘭政府可以用財政補貼關閉公立機構。

但要讓私營企業關閉，比如餐廳、酒吧關閉，那就需要更多的財政補貼。芬蘭政府輕易下不了這個決定。

比如，制定限令的立法流程。就算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有關閉餐廳、酒吧這個提案，還得交給200名國會議員討論、投票、通過。

這個流程走完，新的法案才能生效。

民主、依法治國真的需要時間成本。

同時，時間的流失也消磨盡了芬蘭原有的天然抗疫優勢：

比如人口居住和聚集方式。

中國人口密集，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有145個人。芬蘭是多少呢？是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才16個人，人口密度極低。在北歐，人與人之間真的是「天然隔離」。

中國家庭喜歡幾代同堂，春節前後喜歡家庭聚集，很容易造成家庭型傳染病。但是北歐人，不僅年輕夫妻不跟父輩同住，孩子到18歲後也是搬出去自己租房住。

至於居住的房子，要麼是別墅，天然隔離。要麼是公寓樓，是沒有中國小區那樣的封閉式管理的，更沒有小區大門，最多每棟樓下的門是需要住戶鑰匙才可以打開。

比如衛生習慣和公共衛生意識。

芬蘭公共場所相對衛生、乾淨，幾乎每處都會放洗手液。所以在疫病出現後，芬蘭官方就新冠肺炎的通知：不是戴口罩，是要勤洗手。因為對本地人而言，戴口罩是得病的象徵，是防止飛沫傳染給他人。

幾乎每個芬蘭人都知道，打噴嚏和咳嗽時，正確的做法不是用手捂住嘴巴，因為手會碰觸很多東西，傳染給他人。而是要用手肘處的衣服捂著口鼻，以免飛沫亂飛。

平時能夠做到這樣的公共衛生意識，得益於芬蘭國民的高素質。畢竟25-64歲的芬蘭人，有44%受過高等教育（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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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盤芬蘭疫情

3月1號可以說是芬蘭疫情爆發的起點，當時我家附近有學生確診，有130名師生被要求在家隔離。

小區群組內立即在討論：

為什麼確診患者不被收入醫院治療，反而在家養病？

為什麼密切接觸的130位師生也是在家隔離，還允許他們的家人自由出動？

為什麼學校還正常上課？

可以說，這一事件初步倒出了芬蘭政府的抗議措施和醫療專家的水準態度：

政府無非是兩點。第一，我們尊重患者及其家屬的隱私和自由。即使有家庭成員被要求在家隔離，其他成員還是可以自由活動。

第二，我們不能停課。一旦孩子停課，這麼多家長必須請假在家，而工資是要麼雇主要麼社保機構補貼，全拿。作為首都，赫爾辛基不能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其他城市的學校出現患者也會跟著做。赫爾辛基的市長，在講話中說了：中央政府沒決定停課，赫爾辛基不會停課。不然這是對中央決策的不信任。

而芬蘭專家的態度是：這個病毒在門把手和公共場所的表面上存活時間，僅是幾個小時到24小時，且兒童感染的機率非常小。所以學校可以正常上課。

芬蘭專家很快被打臉。

僅僅2周多時間，疫情發展到整個國家都不能幸免於難。

3月16日，是芬蘭抗疫路上的一個重大拐點：

一方面，芬蘭官宣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頒布《限制條例》：關閉小學以上所有學校，關閉公共設施，即將關閉邊境，絕不實施「群體免疫」等。當天官宣全芬蘭確診病例是277位患者。

另一方面，芬蘭負責COVID-19檢測的衛生和福利局（THL）執行主管Markku Tervahauta突然跳出來在官媒（YLE）宣佈：芬蘭真實的新冠患者數據可能是官宣的20-30倍。

3月25日THL繼續宣佈：芬蘭需要住院治療的新冠患者，將超過11000人。

市民們對芬蘭政府終於進入全力抗疫狀態上升的好感，瞬間又被這可能上萬的病例拉低到了零點以下。

很顯眼，確診患者和真實患者之間存在鴻溝。

這個鴻溝哪來的？

有主觀原因，即官方規定的檢測標準。3月13號之前，必須同時滿足下面兩個要素，芬蘭官方才同意被檢測：1）出現症狀；2）從疫區回來（疫區包括中國、意大利、韓國、伊朗、日本），或跟確診人員有密集接觸。

這等於說：如果你從意大利回來，沒出現症狀，則不讓檢測；如果你出現症狀，不是從疫區回來，或沒有跟確診人員接觸，也不讓檢測。

就這樣任由病毒在芬蘭四處遊蕩，足足兩周。

自3月13號起，芬蘭已不再對輕症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不管你從哪來的症狀。當時芬蘭官方直接說，我們已經阻擋不了病毒在芬蘭傳播，接下來只能把有限的資源用於醫護人員、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身上。

病毒，繼續遊蕩。

也有客觀原因。

芬蘭真實的檢測能力、重症能力、醫療資源到底如何。這些決定了握在領導手裡的牌，究竟是好是壞。

3
芬蘭檢測能力和醫療資源

今天我看到一份報告。是2019年10月發佈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報告（GHSI）。研究機構是「核威脅倡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它能幫助我們有理有據地看芬蘭抗疫能力究竟如何。於是我下載了這份報告。

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發現這是一個耗費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與13個國家21名專家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共同準備了一個包括六大領域、34個主要指標、85個次要指標的140個問題，用全面框架評估了195個國家防控傳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這六大領域包括：

1、預防；
2、檢測與報告；
3、快速反應；
4、衛生體系；
5、遵循國際標準；
6、風險環境。

應該說十分全面。

我們來看芬蘭。總分佔排行榜第10，其他幾項指標基本都前10，但是檢測和報告能力淪落到你在圖中找不到，竟然是第45名。

所以，不要再怪責芬蘭官方不檢測輕症，真的是檢測能力不行！

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再進一步，萬一生病，芬蘭醫院的床位、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醫生數量、護士數量夠用嗎？經合組織（OECD）2017年發佈的《芬蘭國家醫療資源》幫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

下載地址：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1/355979/Health-Profile-Finland-Eng.pdf?ua=1http://www.hc3i.cn/php/marticle.php?id=43882https://yle.fi/uutiset/3-11229831http://rs.yiigle.com/resource_static.jspx?contentId=1017703

1. 芬蘭醫院的床位：3張/千人。處於歐盟最低行列。

這是因為從2000年起， 芬蘭為了控制經濟成本，進行醫療改革：床位被急劇減少，住院天數也被急劇減少。

2. 芬蘭有歐洲人均最少的醫生，卻有人均最多的護士。

醫生數量：3.2名/千人。低於歐洲平均值3.6，高於中國2.6名。

護士數量：14.6名/千人。是歐洲第二高的人均護士數，也高於中國3.14名/千人。

這張圖完全符合我在芬蘭的生活經驗。看急診的話，我可能已經見了三四個護士，等待了三四個小時，才能看見醫生的廬山真面目。

3. 芬蘭看病難最大的問題是：等得久

在芬蘭，低收入家庭報告自己的看病需求未被滿足，是中高家庭收入的兩倍。這背後有多重原因：經濟原因、地理障礙或等待時間。

看下圖，居住在不同地方，享有的醫生資源和等待時間有很大差異。比如你住在Kuopio地區，你能享受到每千人5.1名醫生，這意味著可以快速就醫，減少等待時間。

醫生沒見到，小病已經好了。這在芬蘭很正常。

4. 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

芬蘭醫生資源最好的Kuopio地區，ICU床位數量是2個/十萬人。這已經是全芬蘭最好水準了，其他城市可想而知。遠遠低於中國華東地區的4個/十萬人。

一句話：檢測弱、床位少、醫生少、等待時間還長。

這就是芬蘭的現狀。可以說，這幅牌不好打。

在當下資源下，政府把檢測和醫療資源放在重症患者和醫護人員身上，真的已經是最優解了。保護醫護，才能搶救更多生命。

同時，政府也得去增加檢測資源和醫療資源。不然怎麼應對過去一周，剛剛回到芬蘭的20萬人（數據來源芬蘭權威媒體Helsinki Sanomat）。

4
政府統一大動作之下，
地方/群體還有自己的小動作

3月16號，芬蘭總理宣佈關閉小學及以上所有學校時，有些地方城市不聽話。

比如萬塔市。萬塔市政府讓老師來學校遠程上課。隨即，萬塔市教師集體出來發聲，聲稱自己的安全健康沒有受到保護，也指責當地市政對教師不信任。

官方忙出來解釋：學校關閉了，沒人了，相對安全。而且學校的教具和環境更適合教師開展教育。

教師不聽，繼續抗議。

3月20號，芬蘭總理又追加宣佈：芬蘭1-3年的孩子和特殊教育的孩子不遠程教育，可以來學校上課。加上3月16號宣佈的芬蘭幼兒園正常開放。

這樣全芬蘭只有最小的孩子來幼兒園/學校。

當天，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國家教育委員會將盡快向政府指明其政策將帶來的後果》表示不服中央政府的決策。

這裡不得不說芬蘭教育圈的三方力量：

一方是芬蘭教育部：負責教育政治、教育政策。

另一方是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教學、教育改革、教育出口。

第三方是芬蘭教師工會：負責教師權利。

這三方力量可以說是平行獨立的部門。雖然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的一切教學工作都離不開教育政治和教育政策，但從行政領導關係上看，他們並不是上下級關係。這不同於中國教育部全覽一切。

同時，芬蘭教師工會是芬蘭教育界一股強大勢力，獨立於政府之外。他們一直站在教師角度，幫教師從政府那裡爭取權利和利益。比如為了提高教師工資，工會可以組織全國教師罷工，跟政府談判。

芬蘭政府讓1-3年級教師來學校上課這事就惹惱了教師。我所在的芬蘭教師群組，有1.5萬教師，在社交媒體上一波又一波指責自己的安全健康權利沒有受到保護，代表教師權益的教師工會向芬蘭教育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分別施壓。

先是教育部表示，學校沒有義務上學，強烈建議1-3年級的學生也參加遠程學習。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其指出：「根據《緊急狀態法》發佈的法規，會提交給國會等待國會審核。我們希望國會取消該法規。」

地方和中央要做到協同一致，芬蘭也得下功夫!!

說到這，你們不難看出，芬蘭人真的不是不關心疫情。

如果你有一種錯覺是芬蘭人好平靜，那我建議你加入芬蘭人群組去看看他們的爭論。至少我所在的一個赫爾辛基群組，一個芬蘭教師群組，裡面的芬蘭人天天在那討論疫情對芬蘭生活、經濟和教育的影響。

遇到言辭激烈的，掌管教育的副市長還要經常出來安撫一下。

此時再回頭看我們的問題：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我想，你已有答案。

最後，上一張芬蘭總理馬林的照片，是週六早上她站在芬蘭湖邊，看著這片國土和湖光。

我想她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不禁有些心疼她。

祝福她、芬蘭和我們！

『Grit (堅毅) 比IQ、EQ更重要』的教育理念

#無論任何事情
#失敗艱困不氣餒
#向著長遠的目標努力堅持下去
#為自己學習
#提拔愛分享

【比智商和情商更重要的品質——Grit】
本文整理自TED演講：Angela Lee Duckworth: The key to success? Grit

安吉拉·李·杜克沃斯辭去企業管理諮詢行業的工作後，到紐約的一所公立學校教七年級學生數學。她很快意識到IQ並不是將成功的學生和那些掙扎過但失敗的學生區分開來的唯一標準。在這裏，她解釋了她自己的理論——成功的先兆是”毅力”。

近幾年來，整個美國教育學界被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所席捲，那就是Grit（堅毅）。

Grit一詞在古英語中的原義是沙礫，即沙堆中堅硬耐磨的顆粒。

2010年，科恩兄弟翻拍了約翰·韋因的老片《True Grit》，獲奧斯卡獎提名，其中演副執法官Rooster Cogburn的傑夫·布里傑斯憑此片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這部影片講的是一個14歲女孩終其一生爲父報仇的故事，片名原意爲《真正的勇氣》，在中國被廣泛譯爲《大地驚雷》。

這部電影也啓發了教育界。美籍亞裔心理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副教授AngelaLee Duckworth將其發表於2005年、原名爲“Self-disciplineoutdoes IQ in predi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自制力完勝智商，預示青少年未來學業表現）”的研究成果，更名爲Grit Research。

Grit可譯爲“堅毅”，但其涵義遠比毅力、勤勉、堅強都要豐富得多。Grit是對長期目標的持續激情及持久耐力，是不忘初衷、專注投入、堅持不懈，是一種包涵了自我激勵、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的性格特徵。

如果你見一個孩子“能很投入地一直做一件事很久”，這就是Grit。“向着長期的目標，堅持自己的激情，即便歷經失敗，依然能夠堅持不懈地努力下去，這種品質就叫做堅毅，”Angela Duckworth在2013年TED演講時，給予Grit如是定義。

從2005年開始，Angela Duckworth一直致力於研究性格對於成功起到的作用。她對數以千計的高中生進行了調研，並跟隨西點軍校、全國拼字比賽冠軍、國內一流大學等進行觀察和分析，她發現：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比起智力、學習成績或者長相，堅毅是最爲可靠的預示成功的指標。

在這種社會思潮下，美國很多學校已經在引進新的課程，比如加利福尼亞州長灘中學，創建了新型的課堂文化-讓孩子在學習中面對更多掙扎和冒險，而不只是獲得了正確答案。在他們看來，智商是與生俱來的，而堅毅是每個人都可以開發的。父母和學校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幫助孩子塑造堅毅的品格，這將有助於他將來在任何領域獲得成功。

1. 美國教育的現狀與反思
認知技能培養 VS 性格特質素質

與中國家長一樣，美國的家長們如今也處於一個分外焦慮的狀態中。在美國各大城市，生活富足的家長之間爭搶心儀幼兒園的入學機會，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每一年，這種競爭似乎開始得更早，程度也更激烈。席捲美國的Grit教育正在給美國家長重新洗腦。跟中國家長望子成龍一樣，美國家長也爲孩子未來面臨的競爭感到焦慮。

家長的這種焦慮從根本上說源自一個假設，那就是：如今要在美國獲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取決於以智商爲代表的認知技能，而培養這些技能的最佳方式就是儘可能多、儘可能早地開始練習。爲什麼很多家長害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究其原因，家長的焦慮都來源於一個假設：未來的競爭是以智商爲代表的認知技能的競爭。 這種認知假設顯然有一些勉強。它所描述的世界讓人信以爲是“線型”的，並因此幫孩子學習知識、增添技能、獲得學歷、考取證書……所有這些，都是在給孩子在這條線性的跑道上增加成功的籌碼，即有投入就必定會有產出，比如：三歲孩子做過的數學題越多，讀小學時的數學成績就越好。

近幾年來，經濟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等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都對這種認知假設提出了質疑。他們普遍認爲，決定孩子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並不是我們給幼年的孩子灌輸了多少知識，而在於能否幫助孩子培養一系列的重要性格特質，如毅力、自我控制、好奇心、責任心、勇氣以及自信心，這些都將影響其一生。

2. Grit開啓性格教育時代
什麼商都不如性格重要

什麼是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怎麼培養，才能幫孩子取得成功？

過去，人們將注意力主要放在智力開發上，認爲掌握知識的多寡，直接決定了孩子的學業、事業表現及其能否在未來的社會競爭中取得勝利。由美國心理學家Daniel Goldman完善的情商概念則指出，兒童未來的學業表現、事業成就、生活的幸福程度，只有不足20%取決於智商，其餘絕大部分是由情商決定的。 正向心理學（PositivePsychology）則提出了七項指標，認爲它們是預示孩子未來成功的“七大祕密武器”。這七項指標分別是：Grit堅毅、zest激情、self-control自制力、optimism樂觀態度、gratitude感恩精神、social intelligence社交智力、curiosity 好奇心。

情商，只是社交智力的一部分，而智商，壓根被排除在了這“七大祕密武器”之外。 以正向心理學爲基礎的性格教育不相信“智商決定論”及“人的命、天註定”的遺傳出身論，認爲兒童是後天教育可塑的。家長、教師等如能給兒童做出表率和示範，則兒童完全可以被培養成在未來成功的人。

性格教育的追隨者、美國KIPP學校的創辦人David Levin將Grit作爲教育的核心理念。KIPP在全美20個州擁有162家連鎖學校，會對學生一一進行包括Grit在內的七項教育指標的評估。Grit研究的創始人——Angela Lee Duckworth是這所學校的合作人之一，她將Grit看作所有七項指標中最重要的一個。 Grit教育警示我們：決定孩子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在於我們給孩子灌輸了多少知識，而在於我們是否幫助孩子獲得了以Grit爲首的七項重要的性格特質。具體說來，一個六歲的孩子是否知道3+2=5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學習的過程中，TA是否願意在第一遍回答成3+2=4之後重新嘗試，直到得出正確答案爲止。我們應教會孩子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在摔倒之後站起來繼續跑，哪怕TA是最後一名。

3. 美國社會爲何如此關注堅毅
如今的孩子更少面對失敗

如今的美國兒童，特別是那些在優越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少面對失敗。當然，他們同樣也學習刻苦，常常承受壓力。但是，實際上他們接受教育的過程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容易、順利，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不用面臨重大挑戰，就順利從大學畢業。學生們在家中和學校受到過度保護，很少遭遇困境，因此他們鮮有機會培養出克服挫折的關鍵能力。

其實，早在2012年，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Carol Dweck和《紐約時代週刊》編輯保羅·圖赫的著作-《性格的力量：勇氣、好奇心、樂觀精神與孩子的未來》，已經將“培養堅毅性格”的教育理念帶入大家的視野，而2013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Angela Duckworth在TED的演講則引起教育界對“堅毅”的空前關注，Angela Duckworth教授和她的團隊甚至制定了測量“堅毅指數”的工具。許多標榜美國教育的人並沒有意識到，美國兒童其實面臨着與中國兒童同樣的問題，就是在生活水平更高、獲得教育更容易的今天，孩子比過去更少面對失敗，而在步入社會以後，面對網絡時代的全球競爭，孩子們卻比過去更不懂得如何面對失敗。如今，誰再講“失敗乃成功之母”似乎是老掉牙，但其實今天的美國教育家恰恰是“老調新彈”，又把這些“老祖宗的傳統”拿了出來。

目前，受Grit教育觀的影響，美國很多學校都在修改課程。比如，加利福尼亞州長灘中學就鼓勵孩子在學習中更多冒險，而不只是獲取正確答案。

4. 父母應該做什麼？
幾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父母應該怎樣塑造孩子堅毅的性格，Angela Duckworth教授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 把挑戰擺在孩子的面前

真正的成功往往發生在人們突破邊界和障礙的時候。如果你的孩子一直沒有機會戰勝一些困難，他可能永遠不會具備面對挑戰的自信。體驗冒險和障礙是孩子學習的一個重要途徑。

讓孩子有機會去追求至少一個很難的事情。最好是一件有嚴格紀律和規則，需要長期練習的事。比如鋼琴、芭蕾。做得怎樣並不重要，儘可能去努力纔是重點。在這個過程中，孩子也許會很焦慮，但是當她克服障礙時，她就會真正愛上這件事，並且找到發自內心的堅持下去的動力和自信。

● 不要在感覺糟糕的時刻結束

許多人認爲，才能是與生俱來的，我們擅長什麼或不擅長什麼，皆是因天賦所致。這可能會導致孩子養成輕易放棄的習慣。其實，即便是天才也需要通過不懈的努力來磨練自己的天賦。

Angela Duckworth家規之一：不要在感覺糟糕的時刻結束。在遭遇挫折的那一刻就立即放棄，可能意味着你將錯過最棒的時刻——比如最終打進了制勝一球或在演出結束後聽到雷鳴般的掌聲。

所以Duckworth教授堅持要求她的兩個女兒(9歲和11歲)每做一件事都要堅持到底，這樣的鍛鍊使她們認識到，學習過程中需要克服一些不適感和障礙，這是很自然的事。

● 適時必需的推動

沒有人想成爲那種總是督促孩子進步的爸媽，但這樣的確有助於讓孩子知道你的期望，並且可以幫助他做到最好。

當孩子學習任何新技能時，適時地推動孩子：制定時間表，然後鼓勵孩子堅持，反覆練習。

“我還沒有聽說過哪一個孩子是完全自動‘上鍊’的。”Duckworth教授說，每天規定一定的練習時間沒什麼錯，雖然你的孩子可能會抱怨，但如果你很堅定，他的抱怨會日漸減少，練習的樂趣反而會與日俱增。

● 擁抱無聊和沮喪

成功很少發生於第一次嘗試。事實上，這通常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並且佈滿艱難險阻。困惑、沮喪、甚至覺得無聊透頂，這些都是旅程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孩子明白，學習遇到困難並不意味着他們很笨，他們就會更有毅力堅持下去。

與其在孩子遇到困難時直接給他一個解決方案，不如看看他自己能否想出辦法解決。抑制住想要幫他的衝動。如果很明顯他正處於迷茫狀態，可以這樣和他談談：“看起來你真的遇到困難了，你覺得有什麼辦法能解決嗎?”啓發他自己思考解決方案，而不是直接告訴他怎麼辦。這樣的鍛鍊讓孩子養成一種自信——“嘿，我自己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