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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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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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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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控制與幼稚》陳哲藝

網路上還可以找到這樣的影片，2013年金馬獎頒獎典禮，節目最後一個環節，歷屆影帝、影后一個一個上台，林青霞、張艾嘉、張曼玉、梁朝偉、劉德華、郭富城…37名男神、女神齊聚一堂。那是金馬50週年最光輝燦爛的一刻，那一年，最佳影片入圍的有王家衛的《一代宗師》、蔡明亮的《郊遊》和杜琪峰的《盲探》等，最大獎卻頒給新加坡青年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評審團主席李安說：「它很清新、不做作、很純、很感人，是大師沒辦法比的。」

一個華人影展辦了50年是里程碑，將最佳影片頒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加坡青年，又是另外一個里程碑，陳哲藝上台感性地說：「台灣新電影是我的啟蒙，沒有楊德昌、沒有侯孝賢、沒有李安，就沒有《爸媽不在家》。」那個在典禮上說參賽唯一的心願，就是跟李安握手的29歲青年，如今坐在我面前，已經是個36歲的男人。

處女作即擒金馬，拿坎城金攝影機獎，更被美國好萊塢雜誌《VARIETY》列為「年度全球最值得關注的10位導演」，但他沒有乘勝追擊，而是7年後才在台上映第2部商業長片《熱帶雨》。陳哲藝說要有雨，就有了雨，《熱帶雨》預算新台幣4千500萬元，有1/4花在人造雨。他說當年繞著地球宣傳《爸媽不在家》，飛機上看完所有的電影，開始構思下一部影片，他在紙上寫下「熱帶雨」3個字，「片名叫『熱帶雨』，因為我把這部電影設定在新加坡的雨季，8成的戲都必須下雨，寫劇本是寫得很爽，想說好有詩意和畫面感，但開拍跟製片組和導演組開會，才發現拍雨好貴啊。」他說「好貴啊」3個字略帶哭腔，學生時代演慣了舞台劇，36歲的男人講話表情帶動作，鮮活得不得了。

他說，電影開場，楊雁雁開車進校園，雨水打在擋風玻璃，收音機呢喃播放著路況，一鏡到底的畫面看似平凡，但沿途都有灑水車跟著，馬路所有紅綠燈都架著雨架，綿延到校園，凡畫面上出現的車輛臨演都是劇組部署的，新加坡一半的水源來自馬來西亞，要用買的，非常貴，拍一個take（鏡次），可能500美元就潑出去了。

　

力求精準　超級控制狂

他是超級控制狂，開拍前要求每個演員減重5至10公斤；片中高中生參加武術社團，得訓練到可以拿金牌的水準。想到訪問楊雁雁，她說一場車上打盹戲NG了10來次，我們不免這樣問：「精準要求演員台詞一個字都不能改，是為了控制預算和拍攝的效率？」「我每個對白都會寫得很精準，不管是以前拍短片，或現在拍長片，我從不讓演員改任何一個字。我花很久的時間在寫劇本，每個對白是我自己感受得到，每個停頓、每個節拍、每個情緒，我是抓得很穩。」

被外界貼上「控制狂」標籤，他不以為忤，說2個劇本各花了2、3年時間去構思，每個角色始於一個模糊的影子，想清楚他從哪裡來，想清楚他生命發生的大小事，他想很慢，一旦想通了，3天3夜不睡覺就把劇本寫出來，每一場戲，角色該住什麼樣的房子，穿什麼衣服，清清楚楚，等於在腦海中把電影演過一遍：「我跟楊雁雁討論人物性格，她說：『我是女人，我已婚，但我就不會這樣想啊。』我說妳不要覺得妳比我還懂這個人物，因為我跟這些角色生活了3年，我沉浸在他們的世界，非常、非常清楚他們的過去、現在，和他們自己的期許。」

他不准演員改劇本，不准即興演出，這和楊德昌路數相近，我們訪問楊雁雁，她回憶《爸媽不在家》當初試戲，她唸台詞，陳哲藝要她「再少一點」，她拿掉一點情緒，再來一遍，陳哲藝說再少，反覆好幾次，最後她簡直是要放棄了，台詞唸得又疲倦又氣餒，陳哲藝說：「對，就是這樣，我不要你們刻意去演。」這完全又是侯孝賢的招式了。「一句話總結《熱帶雨》，它是用楊德昌的口氣去講一個李安的劇本，但主題是關於蔡明亮的寂寞，結尾是侯孝賢的《戀戀風塵》，這樣的解讀會不會對你太冒犯？」「不會喔，我左腦、右腦在做不同的事情，就是有一塊在控制，另外一塊就是在擦黑板，把自己的痕跡都擦掉了，寫劇本一定有它的符號，但我又希望可以不露痕跡，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過程，」講一講，乾脆把一切歸咎給星座，嘻嘻笑道：「因為我是白羊座，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固執，控制欲很強很強的白羊座喔。」

　

不悔早婚　全心拚事業

控制欲這麼強，莫非連現實生活中的旅行都拉Excel表格，按表操課？「對，」陳哲藝哈哈大笑：「就算自助旅行，我也會把地圖印好，路線畫出來。今天去哪裡吃飯、去哪裡，都清清楚楚。」老婆不會抗議嗎？「她說我不只是要控制自己，還要控制她。我25歲就結婚了，十多年了，她已經很清楚知道家裡不管要買家具，還是要換一個什麼東西，我們會溝通，但最後決定的是我，最後還是獨裁。」

他1984年出生於新加坡，23歲去英國念電影研究所，25歲和中國女子嚴揚結婚，他歡呼早婚萬歲：「我義無反顧，到現在還是義無反顧，早婚是好事，我覺得太好了，我真的是鼓勵所有的文化創作者都早點結婚。25歲結婚，生命有一大塊已經穩定下來，剩下的只有拚事業。」問他會恐懼過早進入家庭，進入婚姻，變成一個經驗匱乏者嗎？他說他對自己生活中敏銳的觀察力有把握，但會恐懼可能變成一個只會拍家庭的導演。

「如果婚姻是美好，何以要在電影討論疲倦的婚姻關係呢？」「婚姻不盡然都是美好的，它一定會出現摩擦，但我覺得結婚之後，人就長大了，真的。」25歲結婚，29歲得金馬獎，中間幾年不可能沒有現實壓力，老婆是博士生，在大學幫忙改卷子，一份可以拿英鎊20元，為了付房租，她拚命改卷子，他們至今生活節儉，他半開玩笑地說，甚至想過如果沒電影拍，就去法國廚藝學校學做菜。

2部電影長片，一部關於菲傭，一部關於從馬來西亞來到新加坡教中文的老師，不約而同探討到外人變成家人的關係，能同理邊緣人，他分析這跟長年居住海外有關：「我13年前去了英國念研究所，遇到我太太、結婚，也在那邊定居，我在英國就是outsider（局外人）。可能我現在回去看新加坡，我也感覺自己有一點點像outsider。」

　

一往情深　愛華語電影

這樣說來，熱愛台灣電影的他在金馬拿獎，也有那麼一點局外人被接納成自己人的意思了？他說當然。父親是業務員，母親是會計師，都受西方教育，在新加坡家裡跟他和弟弟講英文，父親帶兒子去醫院，連兒子中文名字都不大會寫。在這樣的環境長大，何以對華語電影一往情深？他也說不上來，只知道小學週末下午，大家都在外面玩，他會守在家裡，看電視台冷門時段播放的華語電影，「我真的是從張藝謀、李安，一直看到侯導和楊德昌。但台灣新電影對我來說有一種情懷，因為祖籍在福建，我爸跟我阿嬤都是講台語，我會聽，不會講，台灣新電影講的閩南話，都會讓我想到死掉的阿嬤。」

他出生那年，侯孝賢拍出《冬冬的假期》，往前是楊德昌《海灘的一天》，往後是《青梅竹馬》，他等於是和台灣新電影一起出生，15歲立志當導演，29歲拿金馬獎肯定是人生第一個巔峰，但成功來得太快，他還意會不過來是怎麼一回事，得獎當晚惜別酒會跟李安、蔡明亮吃火鍋，「那天我訪問到凌晨四點，大家都有吃火鍋的回憶，但我沒有。」李安恭喜他，說「起點那麼高，接下來的路會很困難」，7年下來媒體每見他一遍，就問他一遍何時要拍新片，擔心這個年輕人一開始就在巔峰，接下來是否就是下坡了？他說：「我覺得大家都比我緊張，壓力比我大。但我的壓力不來自我第2部電影的成就，而是對自己能不能更誠實。」

　

痛又滿足　拍片如毒癮

7年間，他生了一個兒子，監製了一部電影，零星拍了些廣告，但每拍一個廣告，發現不是自己要說的話，離自己的創作更遠，就不拍了，他任性到寧可在家洗衣煮飯帶小孩，跟發想故事。

控制狂折磨演員，也不放過自己，2011年幫某單位拍過年形象短片，求好心切，為了讓戲中的美術服裝道具更寫實，還倒貼2萬美元，那一年過年要發紅包給爸媽，發現戶頭只剩20美元，躲在棉被裡哭：「我覺得好苦，為什麼拍微電影，大家都是去賺錢，我卻要倒貼？」

他在訪問中提到另一次哭泣，《熱帶雨》最後一場戲，楊雁雁回鄉，下車一路走回家，推開家門喊一聲媽。他說有時候攝影動得太快，有時候動得太慢，有時候楊雁雁走得太快，有時候走得太慢，拍了十幾次，他就崩潰了。他在我們面前把臉掩起來，笑著演起當時的狀況，「我遮住眼睛開始哭，我的副導把所有人支開，我就說如果這個鏡頭可以拍到的話，它的情緒應該是很動人、很飽滿的，為什麼沒拍到，沒拍到，越講越流淚。」他的聲音帶著哭腔：「拍電影好苦啊，所以每次我看其他導演或演員的訪問，他們說這是天下最好的工作，很幸福，我都在懷疑拍片有這麼愉快嗎？我覺得它是讓人那麼焦慮、那麼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不確定拍電影是不是排毒，但它是一個排不了的毒，拍電影就是毒癮。很多時候，我拍完電影，我說我不想、說不要拍了，我去教書好了，但拍電影有難以形容的一種滿足感，如果那個鏡頭你拍到，它touch到你，有一種萬分滿足感。」

　

人生入戲　餵養成作品

控制狂講話時，無意識地咬著指甲，我們提醒他跟《爸媽不在家》的童星有一樣的舉動，他啊了一聲說有嗎？說不可否認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縮影，前幾年妻子為了受孕調理身體吃足苦頭，這樣的經歷移情到電影裡，「我在拍《熱帶雨》的時候不知道，後來反反覆覆去影展放片子，我才發現我跟楊雁雁講的氣質和味道，都是我太太，外面看起來溫柔，內心又有一種堅定和堅毅。我的作品都很個人，所以那幾年累積的一些東西都會跑進我的作品，一個故事或一個靈感找到我，我會抓著不放，一直到我完全理解、了解明白為什麼，放手的那一剎那，就是我完成作品的時刻。」

這才讚美太太，隨即又補充咬指甲很幼稚很好，「我覺得幼稚很好喔，我感覺楊德昌應該也挺幼稚的。」他似乎沒聽到我插嘴楊德昌的幼稚傷害了第一段婚姻，傷害蔡琴，10年婚姻一片空白，兀自說下去：「我太太說你電影這麼成熟，為什麼做人這麼幼稚呢？我說就是因為幼稚，才可以用那麼單純的方式，毫不批判地去看這個世界。她看影評寫說我很會拍女人，罵我既然這麼懂女人，怎麼不懂她呢？我說我就是太懂女人了，所以妳要的，我都不給妳。我覺得我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我跟我太太吵架，我都直接跟我太太講，就算是我的錯。It's OK ，妳來跟我道歉，我也會原諒妳的。」

《控制與幼稚》陳哲藝

網路上還可以找到這樣的影片，2013年金馬獎頒獎典禮，節目最後一個環節，歷屆影帝、影后一個一個上台，林青霞、張艾嘉、張曼玉、梁朝偉、劉德華、郭富城…37名男神、女神齊聚一堂。那是金馬50週年最光輝燦爛的一刻，那一年，最佳影片入圍的有王家衛的《一代宗師》、蔡明亮的《郊遊》和杜琪峰的《盲探》等，最大獎卻頒給新加坡青年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評審團主席李安說：「它很清新、不做作、很純、很感人，是大師沒辦法比的。」

一個華人影展辦了50年是里程碑，將最佳影片頒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加坡青年，又是另外一個里程碑，陳哲藝上台感性地說：「台灣新電影是我的啟蒙，沒有楊德昌、沒有侯孝賢、沒有李安，就沒有《爸媽不在家》。」那個在典禮上說參賽唯一的心願，就是跟李安握手的29歲青年，如今坐在我面前，已經是個36歲的男人。

處女作即擒金馬，拿坎城金攝影機獎，更被美國好萊塢雜誌《VARIETY》列為「年度全球最值得關注的10位導演」，但他沒有乘勝追擊，而是7年後才在台上映第2部商業長片《熱帶雨》。陳哲藝說要有雨，就有了雨，《熱帶雨》預算新台幣4千500萬元，有1/4花在人造雨。他說當年繞著地球宣傳《爸媽不在家》，飛機上看完所有的電影，開始構思下一部影片，他在紙上寫下「熱帶雨」3個字，「片名叫『熱帶雨』，因為我把這部電影設定在新加坡的雨季，8成的戲都必須下雨，寫劇本是寫得很爽，想說好有詩意和畫面感，但開拍跟製片組和導演組開會，才發現拍雨好貴啊。」他說「好貴啊」3個字略帶哭腔，學生時代演慣了舞台劇，36歲的男人講話表情帶動作，鮮活得不得了。

他說，電影開場，楊雁雁開車進校園，雨水打在擋風玻璃，收音機呢喃播放著路況，一鏡到底的畫面看似平凡，但沿途都有灑水車跟著，馬路所有紅綠燈都架著雨架，綿延到校園，凡畫面上出現的車輛臨演都是劇組部署的，新加坡一半的水源來自馬來西亞，要用買的，非常貴，拍一個take（鏡次），可能500美元就潑出去了。

　

力求精準　超級控制狂

他是超級控制狂，開拍前要求每個演員減重5至10公斤；片中高中生參加武術社團，得訓練到可以拿金牌的水準。想到訪問楊雁雁，她說一場車上打盹戲NG了10來次，我們不免這樣問：「精準要求演員台詞一個字都不能改，是為了控制預算和拍攝的效率？」「我每個對白都會寫得很精準，不管是以前拍短片，或現在拍長片，我從不讓演員改任何一個字。我花很久的時間在寫劇本，每個對白是我自己感受得到，每個停頓、每個節拍、每個情緒，我是抓得很穩。」

被外界貼上「控制狂」標籤，他不以為忤，說2個劇本各花了2、3年時間去構思，每個角色始於一個模糊的影子，想清楚他從哪裡來，想清楚他生命發生的大小事，他想很慢，一旦想通了，3天3夜不睡覺就把劇本寫出來，每一場戲，角色該住什麼樣的房子，穿什麼衣服，清清楚楚，等於在腦海中把電影演過一遍：「我跟楊雁雁討論人物性格，她說：『我是女人，我已婚，但我就不會這樣想啊。』我說妳不要覺得妳比我還懂這個人物，因為我跟這些角色生活了3年，我沉浸在他們的世界，非常、非常清楚他們的過去、現在，和他們自己的期許。」

他不准演員改劇本，不准即興演出，這和楊德昌路數相近，我們訪問楊雁雁，她回憶《爸媽不在家》當初試戲，她唸台詞，陳哲藝要她「再少一點」，她拿掉一點情緒，再來一遍，陳哲藝說再少，反覆好幾次，最後她簡直是要放棄了，台詞唸得又疲倦又氣餒，陳哲藝說：「對，就是這樣，我不要你們刻意去演。」這完全又是侯孝賢的招式了。「一句話總結《熱帶雨》，它是用楊德昌的口氣去講一個李安的劇本，但主題是關於蔡明亮的寂寞，結尾是侯孝賢的《戀戀風塵》，這樣的解讀會不會對你太冒犯？」「不會喔，我左腦、右腦在做不同的事情，就是有一塊在控制，另外一塊就是在擦黑板，把自己的痕跡都擦掉了，寫劇本一定有它的符號，但我又希望可以不露痕跡，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過程，」講一講，乾脆把一切歸咎給星座，嘻嘻笑道：「因為我是白羊座，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固執，控制欲很強很強的白羊座喔。」

　

不悔早婚　全心拚事業

控制欲這麼強，莫非連現實生活中的旅行都拉Excel表格，按表操課？「對，」陳哲藝哈哈大笑：「就算自助旅行，我也會把地圖印好，路線畫出來。今天去哪裡吃飯、去哪裡，都清清楚楚。」老婆不會抗議嗎？「她說我不只是要控制自己，還要控制她。我25歲就結婚了，十多年了，她已經很清楚知道家裡不管要買家具，還是要換一個什麼東西，我們會溝通，但最後決定的是我，最後還是獨裁。」

他1984年出生於新加坡，23歲去英國念電影研究所，25歲和中國女子嚴揚結婚，他歡呼早婚萬歲：「我義無反顧，到現在還是義無反顧，早婚是好事，我覺得太好了，我真的是鼓勵所有的文化創作者都早點結婚。25歲結婚，生命有一大塊已經穩定下來，剩下的只有拚事業。」問他會恐懼過早進入家庭，進入婚姻，變成一個經驗匱乏者嗎？他說他對自己生活中敏銳的觀察力有把握，但會恐懼可能變成一個只會拍家庭的導演。

「如果婚姻是美好，何以要在電影討論疲倦的婚姻關係呢？」「婚姻不盡然都是美好的，它一定會出現摩擦，但我覺得結婚之後，人就長大了，真的。」25歲結婚，29歲得金馬獎，中間幾年不可能沒有現實壓力，老婆是博士生，在大學幫忙改卷子，一份可以拿英鎊20元，為了付房租，她拚命改卷子，他們至今生活節儉，他半開玩笑地說，甚至想過如果沒電影拍，就去法國廚藝學校學做菜。

2部電影長片，一部關於菲傭，一部關於從馬來西亞來到新加坡教中文的老師，不約而同探討到外人變成家人的關係，能同理邊緣人，他分析這跟長年居住海外有關：「我13年前去了英國念研究所，遇到我太太、結婚，也在那邊定居，我在英國就是outsider（局外人）。可能我現在回去看新加坡，我也感覺自己有一點點像outsider。」

　

一往情深　愛華語電影

這樣說來，熱愛台灣電影的他在金馬拿獎，也有那麼一點局外人被接納成自己人的意思了？他說當然。父親是業務員，母親是會計師，都受西方教育，在新加坡家裡跟他和弟弟講英文，父親帶兒子去醫院，連兒子中文名字都不大會寫。在這樣的環境長大，何以對華語電影一往情深？他也說不上來，只知道小學週末下午，大家都在外面玩，他會守在家裡，看電視台冷門時段播放的華語電影，「我真的是從張藝謀、李安，一直看到侯導和楊德昌。但台灣新電影對我來說有一種情懷，因為祖籍在福建，我爸跟我阿嬤都是講台語，我會聽，不會講，台灣新電影講的閩南話，都會讓我想到死掉的阿嬤。」

他出生那年，侯孝賢拍出《冬冬的假期》，往前是楊德昌《海灘的一天》，往後是《青梅竹馬》，他等於是和台灣新電影一起出生，15歲立志當導演，29歲拿金馬獎肯定是人生第一個巔峰，但成功來得太快，他還意會不過來是怎麼一回事，得獎當晚惜別酒會跟李安、蔡明亮吃火鍋，「那天我訪問到凌晨四點，大家都有吃火鍋的回憶，但我沒有。」李安恭喜他，說「起點那麼高，接下來的路會很困難」，7年下來媒體每見他一遍，就問他一遍何時要拍新片，擔心這個年輕人一開始就在巔峰，接下來是否就是下坡了？他說：「我覺得大家都比我緊張，壓力比我大。但我的壓力不來自我第2部電影的成就，而是對自己能不能更誠實。」

　

痛又滿足　拍片如毒癮

7年間，他生了一個兒子，監製了一部電影，零星拍了些廣告，但每拍一個廣告，發現不是自己要說的話，離自己的創作更遠，就不拍了，他任性到寧可在家洗衣煮飯帶小孩，跟發想故事。

控制狂折磨演員，也不放過自己，2011年幫某單位拍過年形象短片，求好心切，為了讓戲中的美術服裝道具更寫實，還倒貼2萬美元，那一年過年要發紅包給爸媽，發現戶頭只剩20美元，躲在棉被裡哭：「我覺得好苦，為什麼拍微電影，大家都是去賺錢，我卻要倒貼？」

他在訪問中提到另一次哭泣，《熱帶雨》最後一場戲，楊雁雁回鄉，下車一路走回家，推開家門喊一聲媽。他說有時候攝影動得太快，有時候動得太慢，有時候楊雁雁走得太快，有時候走得太慢，拍了十幾次，他就崩潰了。他在我們面前把臉掩起來，笑著演起當時的狀況，「我遮住眼睛開始哭，我的副導把所有人支開，我就說如果這個鏡頭可以拍到的話，它的情緒應該是很動人、很飽滿的，為什麼沒拍到，沒拍到，越講越流淚。」他的聲音帶著哭腔：「拍電影好苦啊，所以每次我看其他導演或演員的訪問，他們說這是天下最好的工作，很幸福，我都在懷疑拍片有這麼愉快嗎？我覺得它是讓人那麼焦慮、那麼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不確定拍電影是不是排毒，但它是一個排不了的毒，拍電影就是毒癮。很多時候，我拍完電影，我說我不想、說不要拍了，我去教書好了，但拍電影有難以形容的一種滿足感，如果那個鏡頭你拍到，它touch到你，有一種萬分滿足感。」

　

人生入戲　餵養成作品

控制狂講話時，無意識地咬著指甲，我們提醒他跟《爸媽不在家》的童星有一樣的舉動，他啊了一聲說有嗎？說不可否認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縮影，前幾年妻子為了受孕調理身體吃足苦頭，這樣的經歷移情到電影裡，「我在拍《熱帶雨》的時候不知道，後來反反覆覆去影展放片子，我才發現我跟楊雁雁講的氣質和味道，都是我太太，外面看起來溫柔，內心又有一種堅定和堅毅。我的作品都很個人，所以那幾年累積的一些東西都會跑進我的作品，一個故事或一個靈感找到我，我會抓著不放，一直到我完全理解、了解明白為什麼，放手的那一剎那，就是我完成作品的時刻。」

這才讚美太太，隨即又補充咬指甲很幼稚很好，「我覺得幼稚很好喔，我感覺楊德昌應該也挺幼稚的。」他似乎沒聽到我插嘴楊德昌的幼稚傷害了第一段婚姻，傷害蔡琴，10年婚姻一片空白，兀自說下去：「我太太說你電影這麼成熟，為什麼做人這麼幼稚呢？我說就是因為幼稚，才可以用那麼單純的方式，毫不批判地去看這個世界。她看影評寫說我很會拍女人，罵我既然這麼懂女人，怎麼不懂她呢？我說我就是太懂女人了，所以妳要的，我都不給妳。我覺得我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我跟我太太吵架，我都直接跟我太太講，就算是我的錯。It's OK ，妳來跟我道歉，我也會原諒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