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再無少林隊：習近平如何殺死達叔的時代】

「球證、旁證、加上主辦、協辦所有的單位全都是我的人。怎麼和我鬥？」

你應該記得，這是港片《少林足球》的經典台詞之一。說出這話的是謝賢飾演的反派角色，在20年前，陷害同隊的「黃金右腳」吳孟達，兩人際遇從此不同，吳孟達落魄流落街頭，偶遇少林五師兄周星馳，於是組成雜牌軍少林隊，要挑戰勾結政商勢力，注射禁藥、買通裁判的魔鬼隊。

而大家也應該記得，這是吳孟達和周星馳合作的最後一部電影。

恰好也是20年過去，世間卻已無少林隊。2019年，香港人奮起挑戰「魔鬼隊」，像是少林足球中的劇情前半，球員一個個被魔鬼隊打成重傷，球證（法官）、旁證（警察）都是魔鬼隊（習近平）的人，雖然靠著少林功夫反擊（區議會選舉大勝），但最後連場上球員（議員）都相繼被抬出場（DQ），面臨被取消資格直接判輸。

然後呢？

沒有上一部電影中的天降奇蹟，平凡人大發神威等情節，魔鬼隊竟然繼續開外掛，不僅更改足球規則，禁止少林隊射門（國安法），還修改場上人數，讓魔鬼隊可以派14人上場和11人踢球（修改選制），然後少林隊教練和隊長都加入魔鬼隊（說：我是中國人），觀眾起立鼓掌，為魔鬼隊老闆強雄喝采，全劇終。

等等，你說哪有這麼爛的劇本。但還真的發生了。

1980-90年代港片崛起成為經典，其實有著其時代背景。1970年代，香港人意識開始浮出，電視台與電影的粵語大幅增加，扭轉北京話電影的優勢。當時的香港，有蓬勃發展的經濟、東方明珠的自信、也有快速都市化下的社會問題，97大限的焦慮，這些都在影視作品中表達出來，透過口說粵語的草根特性，讓小人物也能透過無厘頭的風格，挑戰各種財大氣粗的強權。

然而，在97年中國兼併香港後，受到金融風暴的衝擊，加上中國插手香港經濟，簽訂CEPA，讓香港影界投向中國資金懷抱，大量的合拍片限制了港片的題材，也讓香港演員的競爭空間更縮小。雖然2000年初期，仍有《無間道》這樣的佳作出現，但20年後，電影圈已經截然不同。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日前接受專訪，就坦言合拍片把香港電影的創作自由都抹滅，他說：「我相信若今天再拿出《無間道》劇本，洽商合拍片不會成功，警隊內怎可能有臥底呀？那樣中傷他們，電影需要有矛盾元素，內地（註：香港用語中指中國，並非我們習慣的南投）觀眾為什麼喜歡看香港電影，就因為在內地（中國）看不到，不能暢所欲言，你現在拍內地（中國）拍的電影，我為什麼要看你呢？」

現在的香港，拍不出《無間道》、拍不出「周星馳電影」，而那個在死前幾年轉發「我是護旗手」寫上「我是中國人」的吳孟達，也早已不是記憶中的達叔了。當政治自由死去，藝術創作的創意，也將窒息而死。中華帝國終結了一國兩制，毀滅了香港的自由，也讓曾經是亞洲最生猛文化圈的香港，慢慢的走向有娛樂卻無靈魂的鐵幕之中。

那是個只能歌頌魔鬼隊，不能污辱球證，不能毀謗足協的香港。

90分鐘比賽結束，主裁判吹響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這場魔鬼隊對少林隊的較量，最終比數停留在2895:0。

【盧斯達：認錯和不認錯的力量 — 中國想要怎麼樣的香港？】

如果說無日無之的法律刑獄是「地戰」，那麼意識形態戰爭就是「空戰」。所謂空戰就是不只要肉身解除香港動亂的可能，更要「牢牢掌握觀念的話語權」。中國認為武漢肺炎使西方大亂，趕超美國的日程可以提前完成。中國自身則相對穩定，感染率低，則呈現了數字極權的體制優越性。不管真實是否如此，這是中國對自我的印象，就會成為政策制訂的依據。因此中國對自身的硬實力應該極有自信，但對於軟實力應該還是有力有不逮的自覺。

當外界指責香港有人權災難，外交官的反駁通常是前英殖民主也是殖民、也沒給民主，所以沒資格批判中國。反唇相譏不只是風格，而是具體上中國的確沒有比「民主自由人權」更高段更原創的觀念武器，批判外國「雙重標準」也就成了現階段唯一出路。

改造人權觀念

所謂「軟實力」即是主體紋風不動，但還是會對外產生吸引力，令對方自動跟自己合作。例如華盛頓體系、日本文化，都是對外產生極強吸引力的例子。中國明白自己對外吸引力不足，於是有了「大外宣」，付錢給西方媒體和學者做「中國觀察」：但這些都是要從國庫編預算的，不算是「軟實力」。

中國建立國際軟實力的方法，是「批判性使用」西方觀念。例如中國是聯合國的積極參與者，但並不代表中國人就那麼認同「大台」的講法，而是透過參與去改變國際觀念，使自己追趕吸引力標準的時候可以輕鬆一點。

例如中國在聯合國主導了「人權概念的擴大」，「人權」從經典的人權宣言概念，再加進了生存權、發展權等概念。於是中國的脫貧工程，在此概念下就可以成為促進數以億計人類人權向前大踏步的豐功偉積。上世紀有核子俱樂部，本世紀有人權俱樂部。後發展帝國們說，西方歐美國家壟斷了人權俱樂部幾十年，現在是時候東風壓倒西風。發展中國家現在可以憑著對外貿易，一一大有發展，數以百萬計人口脫貧，亦算是促進普世人權，因此可以跟西方的「經典人權理念」分庭抗禮。你們有人權，我們也有我們發展中國家的促進人權。

這種策略是期望以後在國際舞台，後發展帝國能夠在有效防禦「人權外交」，將「人權」的「民主」意味，延異為東亞古代的「民本」標準。就如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這樣評論明朝君主腦中的治國標準：

……這一帝國既無崇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

命令悔過的文化

然而在過程之中，出現了香港這個變數。香港在反送中過程中成為警暴現場，阻礙了「新人權對策」的推廣。香港出現很多逃亡海外的政治難民，而香港人又因為受過英國殖民，「政治時間」較快，不滿足於溫飽就是人權的低標準，不斷向外「發聲」。這不只是令中國尷尬，而是客觀打亂了「中國式人權」的面目美好。

所以香港官員對外國說的話，在這個高度下觀看才能 make sense。他們說逃離香港的是罪犯、他們說逃犯應該相信法庭為自己自辯，這都是在嘗試爭奪「對錯」的道德高地。他們要界定去年出現的事情是「錯」。他們要說明香港是錯，中國才是對。多判人入獄是地戰；在論述上能夠自圓其說，則是空戰。於是香港現在無疑是西方和中國觀念戰爭中的重點觀察案例。一方說香港做錯了，一方說香港沒有做錯。潛台詞是在問「中國模式是否行得通」、或者「非國族民主模式的實驗 (中國透過一國兩制管治已成為異質體系的香港) 是否已經失敗」。

所以現在香港人的確已成了一場道德戰爭中的人質。林鄭在施政報告突然放話，要 18 歲以下的犯事者「認錯」，認錯就萬事有商量，有出路。這是文化統識 (追求安定繁榮的混合式專制) 維護權威的本能，也關係中國對外的國際敘事。比起肉身消滅，中國更奇怪而偏執地追求觀念上的泯滅和齊一。也就是你可以「犯錯」、也可以曾跟他對抗，但最後你要承認自己是迷途、失喪，最後認回了祖宗和道理之所在。

整件事就像《發條橙》中被矯正的暴力犯。從遠古世代，香港的中國民運關注者被抓，要簽悔過書認錯；有些人要上電視悔過；最近的 12 港人，也有回信勸導其他人不要再搞事，自己已經深刻反省。有沒有人想過為甚麼中國那麼執著呢？這是公開的行刑，也是「教育」，也是深刻的關於對和錯的位置之爭。確定我對你錯，然後統治秩序、尊卑、擬父子的關係由此而展開。用中國國師強世功的話來說，香港政治問題不是實際政治問題，而是英美觀念和中國觀念的對決，是一個「文化政治」的問題。要贏得世界，必先贏得香港，要贏得香港，路徑便是「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到那時就證明了中國模式優於西方，洗脫了 1841 年以來天朝崩潰的失落世紀。

孔子的理想

「移風易俗」是孔子的理想，這個理想也異型地隔代傳承於今日的中國人。改變異族的觀念，是精神領域的「入關學」，可能被不少中國人視為自己的「世界使命」。在中國網絡，有「加速學」和「入關學」兩種視角。前者認為中國正在加速毀滅，後者則認為中國在加速征服世界，尤如當日滿洲人跨入山海關征服漢人。

然而有識之士都會認同，任何強權都不能只靠武裝和金錢統治，它還需要製造一個巨大的意識形態力場，讓人「傾心服化」。美國有州自治、三權分立、美元霸權和巨大武力，中國則有第三世界的反美弱者道德光環和巨大經濟利益，然而當中國經濟不斷強大起來，弱者光環就受到挑戰。

美國認為中國已不是發展中國家、對中規格不斷升級，便是斷其光環，自我修正的行動。弱者光環失去之後，見龍在野，利見大人，但同樣也進入了被世界注視的險境，這個時候他們就需要「說好中國故事」，向世界表示能夠分享中國比西方更好的「治理經驗」，作為更強的對外吸引力；

但「香港故事」無疑是這主旋律歌曲中的大雜音，所以「空戰」上演了，但那是沒有煙硝的戰爭。包括教育、傳媒、司法，都將被改造成發射炮彈的飛機，不是求肉身消滅，而是求精神認錯。就像鐵打的襄陽城，要承認對抗蒙古是愚昧的、被南宋民族主義者煽動的、更是阻礙君主「一天下」的站在歷史進步對立面的大逆不道。

香港認不認錯？

小小的香港，雖然沒有兵沒有炮，但似乎是世界靈魂於 21 世紀何去何從的風向標。一些發生於過去的事情是對還是錯，僅一個觀念，不涉及客觀金錢和權力，卻可量度不可量化的體制吸引力，具有獨特戰略價值，也是幾大強權之間爭持的重點。一個「故事」能否說得完整、是否獲得接受，可以牽動一個國家的興亡。日本德國的血統文化優越論、世界戰爭的故事被大洋的另一邊有效否定之後，就鋪好了開戰乃至戰敗的收場；共產主義被否定之後，蘇聯最終自我崩潰。

中國故事當然是進化、複合得多，但最終還是要上演故事之間的對決。是個人先於集體的故事、還是集體保護個人的故事會被傳頌下去，這是一個所有人都有份決定的事情，香港人在那場靈魂的大戰有自己的位置。

【盧斯達：認錯和不認錯的力量 — 中國想要怎麼樣的香港？】

如果說無日無之的法律刑獄是「地戰」，那麼意識形態戰爭就是「空戰」。所謂空戰就是不只要肉身解除香港動亂的可能，更要「牢牢掌握觀念的話語權」。中國認為武漢肺炎使西方大亂，趕超美國的日程可以提前完成。中國自身則相對穩定，感染率低，則呈現了數字極權的體制優越性。不管真實是否如此，這是中國對自我的印象，就會成為政策制訂的依據。因此中國對自身的硬實力應該極有自信，但對於軟實力應該還是有力有不逮的自覺。

當外界指責香港有人權災難，外交官的反駁通常是前英殖民主也是殖民、也沒給民主，所以沒資格批判中國。反唇相譏不只是風格，而是具體上中國的確沒有比「民主自由人權」更高段更原創的觀念武器，批判外國「雙重標準」也就成了現階段唯一出路。

改造人權觀念

所謂「軟實力」即是主體紋風不動，但還是會對外產生吸引力，令對方自動跟自己合作。例如華盛頓體系、日本文化，都是對外產生極強吸引力的例子。中國明白自己對外吸引力不足，於是有了「大外宣」，付錢給西方媒體和學者做「中國觀察」：但這些都是要從國庫編預算的，不算是「軟實力」。

中國建立國際軟實力的方法，是「批判性使用」西方觀念。例如中國是聯合國的積極參與者，但並不代表中國人就那麼認同「大台」的講法，而是透過參與去改變國際觀念，使自己追趕吸引力標準的時候可以輕鬆一點。

例如中國在聯合國主導了「人權概念的擴大」，「人權」從經典的人權宣言概念，再加進了生存權、發展權等概念。於是中國的脫貧工程，在此概念下就可以成為促進數以億計人類人權向前大踏步的豐功偉積。上世紀有核子俱樂部，本世紀有人權俱樂部。後發展帝國們說，西方歐美國家壟斷了人權俱樂部幾十年，現在是時候東風壓倒西風。發展中國家現在可以憑著對外貿易，一一大有發展，數以百萬計人口脫貧，亦算是促進普世人權，因此可以跟西方的「經典人權理念」分庭抗禮。你們有人權，我們也有我們發展中國家的促進人權。

這種策略是期望以後在國際舞台，後發展帝國能夠在有效防禦「人權外交」，將「人權」的「民主」意味，延異為東亞古代的「民本」標準。就如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這樣評論明朝君主腦中的治國標準：

……這一帝國既無崇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

命令悔過的文化

然而在過程之中，出現了香港這個變數。香港在反送中過程中成為警暴現場，阻礙了「新人權對策」的推廣。香港出現很多逃亡海外的政治難民，而香港人又因為受過英國殖民，「政治時間」較快，不滿足於溫飽就是人權的低標準，不斷向外「發聲」。這不只是令中國尷尬，而是客觀打亂了「中國式人權」的面目美好。

所以香港官員對外國說的話，在這個高度下觀看才能 make sense。他們說逃離香港的是罪犯、他們說逃犯應該相信法庭為自己自辯，這都是在嘗試爭奪「對錯」的道德高地。他們要界定去年出現的事情是「錯」。他們要說明香港是錯，中國才是對。多判人入獄是地戰；在論述上能夠自圓其說，則是空戰。於是香港現在無疑是西方和中國觀念戰爭中的重點觀察案例。一方說香港做錯了，一方說香港沒有做錯。潛台詞是在問「中國模式是否行得通」、或者「非國族民主模式的實驗 (中國透過一國兩制管治已成為異質體系的香港) 是否已經失敗」。

所以現在香港人的確已成了一場道德戰爭中的人質。林鄭在施政報告突然放話，要 18 歲以下的犯事者「認錯」，認錯就萬事有商量，有出路。這是文化統識 (追求安定繁榮的混合式專制) 維護權威的本能，也關係中國對外的國際敘事。比起肉身消滅，中國更奇怪而偏執地追求觀念上的泯滅和齊一。也就是你可以「犯錯」、也可以曾跟他對抗，但最後你要承認自己是迷途、失喪，最後認回了祖宗和道理之所在。

整件事就像《發條橙》中被矯正的暴力犯。從遠古世代，香港的中國民運關注者被抓，要簽悔過書認錯；有些人要上電視悔過；最近的 12 港人，也有回信勸導其他人不要再搞事，自己已經深刻反省。有沒有人想過為甚麼中國那麼執著呢？這是公開的行刑，也是「教育」，也是深刻的關於對和錯的位置之爭。確定我對你錯，然後統治秩序、尊卑、擬父子的關係由此而展開。用中國國師強世功的話來說，香港政治問題不是實際政治問題，而是英美觀念和中國觀念的對決，是一個「文化政治」的問題。要贏得世界，必先贏得香港，要贏得香港，路徑便是「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到那時就證明了中國模式優於西方，洗脫了 1841 年以來天朝崩潰的失落世紀。

孔子的理想

「移風易俗」是孔子的理想，這個理想也異型地隔代傳承於今日的中國人。改變異族的觀念，是精神領域的「入關學」，可能被不少中國人視為自己的「世界使命」。在中國網絡，有「加速學」和「入關學」兩種視角。前者認為中國正在加速毀滅，後者則認為中國在加速征服世界，尤如當日滿洲人跨入山海關征服漢人。

然而有識之士都會認同，任何強權都不能只靠武裝和金錢統治，它還需要製造一個巨大的意識形態力場，讓人「傾心服化」。美國有州自治、三權分立、美元霸權和巨大武力，中國則有第三世界的反美弱者道德光環和巨大經濟利益，然而當中國經濟不斷強大起來，弱者光環就受到挑戰。

美國認為中國已不是發展中國家、對中規格不斷升級，便是斷其光環，自我修正的行動。弱者光環失去之後，見龍在野，利見大人，但同樣也進入了被世界注視的險境，這個時候他們就需要「說好中國故事」，向世界表示能夠分享中國比西方更好的「治理經驗」，作為更強的對外吸引力；

但「香港故事」無疑是這主旋律歌曲中的大雜音，所以「空戰」上演了，但那是沒有煙硝的戰爭。包括教育、傳媒、司法，都將被改造成發射炮彈的飛機，不是求肉身消滅，而是求精神認錯。就像鐵打的襄陽城，要承認對抗蒙古是愚昧的、被南宋民族主義者煽動的、更是阻礙君主「一天下」的站在歷史進步對立面的大逆不道。

香港認不認錯？

小小的香港，雖然沒有兵沒有炮，但似乎是世界靈魂於 21 世紀何去何從的風向標。一些發生於過去的事情是對還是錯，僅一個觀念，不涉及客觀金錢和權力，卻可量度不可量化的體制吸引力，具有獨特戰略價值，也是幾大強權之間爭持的重點。一個「故事」能否說得完整、是否獲得接受，可以牽動一個國家的興亡。日本德國的血統文化優越論、世界戰爭的故事被大洋的另一邊有效否定之後，就鋪好了開戰乃至戰敗的收場；共產主義被否定之後，蘇聯最終自我崩潰。

中國故事當然是進化、複合得多，但最終還是要上演故事之間的對決。是個人先於集體的故事、還是集體保護個人的故事會被傳頌下去，這是一個所有人都有份決定的事情，香港人在那場靈魂的大戰有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