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日前發表評論文章，作者是曾長期為路透社工作、居於新加坡的Clara Ferreira Marques，她以「failed state」形容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成為國際熱議。 「failed state」一般譯作「失敗國家」，自然令個別人士懷疑她有意推銷「港獨」。其實我們說過很多次，英文的「state」、「nation」、「country」各有不同定義，而且各自和「主權」的關聯都非必然，但在一切動輒上綱上線、不重視社會科學訓練的華文世界，自然「不會分那麼細」，才不斷庸人自擾。 在國際關係學界，「失敗國家」經常和「流氓國家」交替出現，英國戰略家Robert Cooper的分類是源頭之一。 根據Cooper分析，世上最先進的政體是「後現代國家」，他們把主權昇華到超國層次，容許普世價值凌駕主權，提倡國際合作，反對單純利益最大化的國家行為，典型例子是歐盟，還有加拿大、日本等。 然後是「傳統現代國家」，也就是現實主義主導的強權，例如中國、印度等。 至於連國家基本功能也未能提供的，就是「前現代國家」、「失敗國家」或「脆弱國家」，典型例子是索馬里；不少裙帶資本主義國家，或過度開發天然資源的政權，也在一輪虛火後落入此列，典型例子是太平洋島國瑙魯。 而在美國眼中，那些打壓人權、刻意製造區域混亂、輸出大殺傷武器的現代國家，屬於應被取締的「流氓國家」類比，例如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卡達菲時代的利比亞、塔里班時代的阿富汗等。這些國家之間「被聯盟」，就是所謂「邪惡軸心」。 根據上述定義，香港自然未成為教科書的「failed state」，但正如彭博那位作者所言，卻有了苗頭。就像超市搶購行為，除了作者提及或暗示的委內瑞拉、津巴布韋、前蘇聯，即使是新加坡，近日也不遑多樣，這方面並非香港獨有。但「failed state」也有非物質定義：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提供基本服務的能力、政府保護市民的能力等，要是統統失去，也是「失敗」。 在過去八個月，香港特區政府的公信力跌至歷史新低，特首民望徘徊在20%，市民普遍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這次疫情，政府堅拒對來自疫區的非本地人封關，滿意政府表現的只有10-15%，市民對一切物資的歇斯底里，反映他們不相信政府會在政治正確和人民生命之間，作出理性選擇。至於最被公眾詬病的警暴，令港人不斷嘗試訴諸國際援助，擔心官方武裝的過度武力已失去一切制衡。 由是觀之，香港逐步失敗化，卻是現實，只是以自己的特色出現。借用Cooper的四級世界觀，我理解的香港現狀，齊集了不同種類的元素，大概是這樣的： 1. 60%以上的民眾追求成為「後現代國家」，現實卻得不到民主制度的保障； 2. 香港的母體中國，屬於對主權最敏感、最講求現實主義的「傳統現代國家」，然而普通中國城市出了劣質領導還會被撤換，在香港卻不能； 3. 中國在香港的少數派代言人控制不了局面，只能依靠「7.21模式」和「群眾鬥群眾」苟延殘喘，這些極左份子被主流社會視為流氓，有了自己的平行「流氓國度」； 4. 這樣的社會，有另一個學術名詞：提出「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教授形容為「torn state」（撕裂國度）； 5. 香港長此「torn」下去，集以上不同模式劣根性之大成，如短期內不能撥亂反正，就算未淪為failed state，政府也會失效，繼而民間的平行體制就會成形。現在誰能為大家提供口罩，不是很清楚麼？ 明報，2020年2月19日 #failedstate #hk #carrielam #bloomberg

2007年紐約回來後不久，開始在《GQ》上面寫音樂文字，對一個菜鳥作者，那是很大的機會。 「哇！GQ耶。」每個月都期待收到那本印刷漂亮的雜誌，聞聞紙的味道，嚮往著其中幾頁的生活感。 一陣子沒在《GQ》上寫東西了，而我也一陣子無法再寫這個過去很熟悉的題目。十月號回到久違的版面，重訪一個熟悉的主題，就像重回前女友懷抱似的（咦），竟沒有每個月寫其他專欄前那種拖拖拉拉將自己逼到絕境的痛苦感。一個下午輕快地、舒服地把文章寫完了，而且自己還滿喜歡。 貼在這裡。 〈關於現場演出的二三事〉 紐約市寒冷、朦朧而神秘。這裡是世界的首都。這城市像一塊沒有雕刻任何名字或形狀的板子，它不偏寵任何人。一切永遠是新的，永遠在改變。街上永遠是不一樣的人群。— 巴布・狄倫 曾經，我也是那些在街上晃蕩的人群，寒夜裡我縮著脖子、裹著大衣，在東村的搖滾俱樂部或下東城的地下倉庫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或者，什麼隊伍都不用排，等著看一場現場。我有一個看團戰友，是研究所班上的台灣同學，人在異鄉，朋友不太好交，最終都是和自己人混在一起。 大多時候，我是自己去看現場的，大概我那張看團Schedule太瘋狂了，沒有一定的熱誠和體能，很難那樣去追星，雖然我不太確定自己一天到晚跑Live House是為了「追星」，那時看的多半是名不見經傳的樂團—The National、Animal Collective、Black Keys，當然，這些後來都成為大團了，但當時看的絕大多數，特別是不小心瞄到幾眼的暖場團，就一直名不見經傳下去。 有時我會想，那些走不下去的樂手，後來去做了什麼工作？他們是如何「轉職」的？對於創作者，世間沒有比發現自己不如自己想的有才華更殘酷的事。 我很早（大學二年級，應該還算早吧）就體認自己沒有玩音樂的天份。大三那年，我到墾丁去看春天吶喊音樂祭，是公元2000年的事，即Pulp那首〈Disco 2000〉裡歌頌著的：Let's all meet up in the year 2000 果然，所有人都在那裡！玩團的、聽歌的、想搞事的、想體驗一下所謂嬉皮生活的、想吹噓自己被島嶼邊緣的DIY美學洗禮過的，各色人等在一處偏僻的草原上群聚，有一搭沒一搭聽著破爛舞台上地下樂團的演出，一邊討論著半個月前剛結束的總統大選—台灣之子要進入總統府了，音樂圈也會跟著改朝換代（當年金曲獎換了一批新的評審），轟！轟！轟！台上傳來的破音電吉他和台下交換的耳語一樣熱鬧，可比中華職棒黃金時期。 及早認清自己上不了演出舞台（雖然在春天吶喊，我看著台上也常心想：齁！這樣也可以哦？）便能將更多時間心力放在成為一個稱職的看團人（Concert-Goer）這件事情上。誠如狄倫所言，紐約是世界的首都，2000年初期的美國也尚未「川普化」（另一位紐約搖滾ICON路・瑞德早在他的歌曲〈Sick Of You〉中預言過了：They ordained the Trumps, and then he got the mumps），我在紐約求學的那幾年間，成了名符其實的看團公務員。 一週兩場是基本的，最高紀錄七天內看了五場，且有三場發生在同一個地方—迪蘭西大街上的Bowery Ballroom，到後來我都覺得自己好像是要去上班，門口的黑人保鑣還會和我打招呼：「嘿！你又來啦？」然後伸手探探我的書包，確認裡面沒有奇怪的貨。 很花錢吧？常有人問。就像前面說過的，看的多是剛起步的新團，門票10—15美元可以搞定，偶爾夾帶一場New Order、Sigur Rós、White Stripes那種比較貴的，順便見識一下豪華的劇院。我是個超認真的看團人，有機會一定站在第一排最中間，相機拿出來從頭拍到尾加動態影像錄製回家上傳YouTube，重點是，幾天內就要在自己的部落格貼出一篇文情並茂配圖又配影像的現場心得文。 就這樣寫了上百篇、幾十萬字的Live Reviews，寫到造成職業傷害（現場都站太前面，耳朵受損了，幸好目前已經恢復），寫到被報章雜誌找去當樂評人被出版社簽下出書變作家後來繞了一圈超想擺脫那個「在紐約看過很多現場演出的人」的標籤。如今回頭望去，二十多歲的我隻身在世界首都看了上百場演唱會，除了因為真的很熱愛音樂，排解留學時的寂寞，以及尋找同好這些較外顯的因素外，也是因為那時的我，真心相信搖滾碰撞出來的可能性。 一如龐克教母佩蒂・史密斯說過的：「我們擔心曾經養育我們的音樂會陷入精神危機。害怕它丟失宗旨，害怕它被商業化，害怕它在壯觀的場面、鉅額資金和乏味複雜的技術泥沼中掙扎、陷落。我們會拿起這一代人的武器：電吉他和麥克風。」 從紐約的寒街搬回台灣的熱巷後，前幾年我依然常跑現場，三十歲後，每年看現場的次數卻直線下降，一年的場次，幾乎等於紐約生活的一週而已。也許，太早在一個領域裡破關不見得是好事，也許，在2012年夏天那場Radiohead台北演出後，我已經沒有更高的現場經驗可以追求了。 傑克・凱魯亞克在《在路上》裡這麼形容1949年紐約Birdland裡一場爵士鋼琴的演出，當鋼琴家起身後，凱魯亞克形容：「那是上帝坐過的空椅，而上帝已走；這是上帝走後的寂靜之聲。那個晚上下起了雨，這是雨夜的神話。」 Radiohead演出那天，台北出了彩虹，隔日，上帝已走，我從此不再問神。 #GQ

#波妞聊演員 凱特·布蘭琪 1969年5月14日出生於澳洲墨爾本 - 凱特·布蘭琪出生於澳洲，父親是一位退休美國士官，母親則是一位老師，凱特有一個擔任電腦工程師的哥哥與一個劇場設計師的妹妹，凱特和爸爸的感情極為親密，但他在凱特10歲時因心臟病離世，由奶奶和母親帶大。 - 高中時期，凱特開始發現自己對戲劇的熱愛，還擔任學校戲劇社團的負責人，自編自演的喜劇題材話劇獲得熱烈的反應。她平常穿著十分有個性，她喜歡打領帶、穿西裝，甚至常常剃光頭髮。高中畢業後，就讀於墨爾本大學，主修美術史和經濟學，之後因為著迷於戲劇，轉學至澳洲國家戲劇藝術學院，並自戲劇學院畢業。 - 18歲時，她曾當背包客前往英國旅遊，但因簽證過期，因緣際會下到了埃及開羅，在旅館遇見一位恰好正在徵臨時演員的工作人員，旅費已透支的她，接下了這分酬勞，在電影《Kaboria》扮演觀看拳擊賽的觀眾。對，這是她第一次在大銀幕演出的經驗，十分的特別。 - 畢業後，經濟拮据的情況下，她有一段時間都住十分簡陋的房子裡，每天只捨得喝一杯咖啡，因此她也曾經給自己設定五年的時間，如果五年之內沒有在劇場界闖出成績便轉行。所幸她的努力及天賦有被看到，不久後，就擔綱主演的第一部舞臺劇《Top Girls》，獲得極大好評。其後還以《Kafka Dances》獲得雪梨劇評獎最佳新人獎。同年，和後來成為奧斯卡影帝的傑佛瑞·羅許搭檔演出大衛馬密的舞臺劇《奧利安娜》，並以此劇獲得最佳女主角獎。這也讓她成為第一位在同年囊括雪梨劇評獎最佳新人及最佳女主角的雙料得主。 - 1997年，二次大戰題材的《火線浮生錄》，是她拍攝的第一部商業電影，在片中飾演女俘虜，她也以此片入圍澳洲影評人協會獎和澳洲電影學院獎的最佳女主角獎。同年，電影《奧斯卡和露辛達》、《幸福是一尾皺頸蜥蜴》接連上映。凱特也以《幸福是一尾皺頸蜥蜴》奪得澳洲電影學院最佳女配角獎，這也讓她開始引起電影圈注目。 - 其中1998年上映的《伊莉莎白》則是因為凱特在《奧斯卡和露辛達》片中的表現而邀請她擔任片中英國女王一角，使她獲得第56屆金球獎最佳女主角獎，也以此部片首度提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在影壇上奠定知名度與人氣。導演錫哈·加培說：「雖然凱特是新人，但多變的素質可以勝任任何複雜的角色。或許外表平凡，但當需要時，她能一瞬間變得異常美麗」。 - 2001年，開始演出《魔戒》系列電影中的精靈女王凱蘭崔爾，接連的女王角色中，獨特的氣場與脫俗氣質令人印象深刻，讓凱特享有「女王專業戶」之稱。2003年上映的電影《鍥而不捨》，飾演不畏險惡揭發真相促使政府立法的知名北愛爾蘭記者薇若妮卡·格琳，凱特也以此部入圍金球獎最佳戲劇類電影女主角。 - 2004年，凱特主演由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所執導的《神鬼玩家》，飾演好萊塢知名女星凱瑟琳·赫本，其唯妙唯肖的語氣及姿態，讓她贏得第77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及各大影評人協會獎的肯定，連當時已96歲高齡的本人都十分在程凱特飾演自己。2005年，她又回澳洲接演本土獨立製作的電影《為愛重生》，她以此片獲第二座澳洲電影學院獎最佳女主角獎。2006年《醜聞筆記》，凱特飾演一個與15歲中學生發生不倫戀情的已婚美術教師，在片中和知名英國影后茱蒂·丹契極富張力又精彩的對手戲引起話題，她入圍該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並獲得多項電影獎項。 - 2008年，凱特憑2007年上映的《伊莉莎白：輝煌年代》和《搖滾啟示錄》雙料提名第80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及最佳女配角獎。她在《搖滾啟示錄》片中反串知名搖滾巨星巴布·狄倫，這也讓她成為第64屆威尼斯影展影后及金球獎最佳女配角得主。 - 隨後，凱特並沒有因獲得了奧斯卡獎而積極往好萊塢邁進，反而接演許多拍攝期不長的配角，減少了在澳洲以外的工作比重，並將個人的戲份集中拍攝，為了把時間留給舞臺劇和家庭，並獲得至少七座最佳舞臺劇女演員獎。 - 相隔數年，2013年，凱特以伍迪·艾倫編導的《藍色茉莉》重回電影圈，其精湛演出獲得各方好評，影評人還表示，「若角逐奧斯卡影后，很難有人可以打敗她。」最後她奪得近30個影評人協會獎的最佳女主角獎，也獲得第86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第20屆美國演員工會獎及第67屆英國電影學院獎影后，這也是她個人生涯第六次提名奧斯卡獎。 - 雖然她在拍攝過程中與導演伍迪艾倫傳過爭執，但殺青後伍迪在訪談中表示：「能邀到凱特主演就像手中握有核子武器般強大，她是我心中《藍色茉莉》女主角的不二人選。與這樣的演員合作，我還有什麼好教的。她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優秀演員，但絕對是世界上那幾位最優秀的演員之一。」 - 2015年，凱特以《因為愛你》再度入圍奧斯卡及金球獎最佳女主角，這也是第一次飾演同志電影，其精湛演出又再度獲得各界肯定。同年，她也在《凱特布蘭琪：宣言13》飾演13個十分不一樣的角色，讓人再度看到她精采的演技，如果要問：「誰能打敗凱特·布蘭琪？」我的答案是：「只有她自己。」 . #全文請上臉書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