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來介紹podcast，這次我選擇的是呱吉(aka台北市議員邱威傑)的人生晚長第100集。
之所以特別介紹這一篇，主要是因為呱吉在這集內容介紹一位民國初年的特別文人─張競生。

張競生的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尤其跟同時代的胡適或是魯迅相比，在現代更是默默無聞。之所以如此，並非他的學問不好，而是他研究的領域跟觀念在當時中國都極為前衛，那就是......性。
詳情在呱吉的節目中其實會有介紹，我為免喧賓奪主所以簡單提一下，張競生曾經徵求讀者提供性經驗好集合成作品(也就是著名的《性史》)，並且不時提出一些「什麼樣的性姿勢可以帶來身心上的愉悅」。
上述內容在今天來看，想必不少人會覺得：「這很平常好不好？」但在當年可說是驚天動地，以至於通常觀念較開放的留洋人士都對張競生痛批，說他簡直是個妖孽敗類。

我查了一下，民國初年有所謂的「三大文妖」，分別是：文學的張競生、藝術的劉海粟、音樂的黎錦暉。
我以前曾經在「故事」刊登過一篇要收費的文章，正好就有整理劉海粟的事蹟，這位老兄為何會被藝術界痛罵？簡單來說，就是劉先生非常堅持要用「裸體模特兒」寫生。(這麼巧，當時的文章我其實也是用呱吉做開場，因為呱吉曾經在他的直播分享過他也做過裸體模特兒，還曾經被人說：「他那邊沒那麼大啦」)
裸體模特兒，今天我們了解那是一種藝術，但說實在話，真正能心無罣礙接受的人也不算多，我曾經跟學生講到文藝復興的米開郎基羅大衛像，從學生永遠都是用一種淫笑在聽我講解，我就能：直到今日，裸體跟色情還是強烈掛勾。(當然這可能跟島國愛情動作片的氾濫有關。)
事實上，劉海粟後來甚至被軍閥孫傳芳通緝，以至於有段時間被需逃入租界保命，可以看到當時人反應之激烈。

至於音樂的黎錦暉，現在維基百科會介紹他是「中國流行樂之父」，聽起來好像很高大上，但當時不少文人對黎錦暉是一陣痛罵，民初超級噴人能手─魯迅就評價黎錦暉的歌：「跟絞死貓發出的聲音差不多。」至於另一個當時評價甚高的音樂創作人聶耳(著名代表作有「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戰的流行歌，也是現在中共的國歌)，更是罵道：「歌詞內容平庸！曲子粗制濫造！唱腔嗲聲嗲氣！是極不健康的影響！」
到底黎錦暉的創作內容是什麼？我查了一下他創作的「毛毛雨」，此哥被稱為中國第一首流行樂，歌詞是：
「毛毛雨，下個不停，微微風，吹個不停，微風細雨柳青青，哎喲喲，柳青青。小親親，不要你的金，小親親，不要你的銀，奴奴只要你的心，哎喲喲，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盡為難，微微風，不要盡麻煩，雨打風吹行路難，哎喲喲，行路難。年輕的郎，太陽剛出山，年輕的姐，荷花剛展瓣，莫等花殘日落山，哎喲喲，日落山。」
嗯......好的，就我來看歌詞內容是挺肉麻的(但的確內容跟現在很多流行歌差不多)，然後如果大家去YT搜尋，可以找到當時人唱的毛毛雨，我聽了幾句立刻放下耳機，並感嘆道：「太TM難聽了，這都啥玩意？」

說到此處，我相信有些人會可惜張競生當年不得志的遭遇。我是也替他有點可惜，但轉念一想，其實每個時代都有理念或創意走在極特殊以至於主流未必接受的位置。
以電影為例，號稱現在科幻片中經典以及啟蒙之作的「2001太空漫遊」，當年出來也是讓一堆人發矇，前面30分鐘像動物星球頻道加上後面30分鐘像嗑藥般的迷幻場景，當時就引發不少負評。
又比如皇后樂團的代表曲：波西米亞狂想曲。當時也是負評居多，我自己第一次聽也是發矇，完全不覺得好聽(其實到現在我還是覺得皇后其他歌曲比波西米亞好多了)。
張競生如果活在現代，說不定他仍會是個讓大眾傻眼的前衛者，或是說，他用太過直接的方式說出事物的本質，以至於大眾無法接受吧？

也話說，呱吉講這個主題是非常適合的，畢竟他平常就在搞「風流韻事審查委員會」之類的私密投稿及朗讀，他為人也有自己前衛的癖好，像他曾經說過，他以前在劇團演出的作品，曾經讓龍應台看到後直接衝出場，然後飽受刺激的說道：「我到底看了什麼？」而其實我聽他劇裡面的內容，也跟龍應台有一樣的想法。(不過也話說回來，我有時候也會被呱吉的作風影響，比如我曾經對免洗筷做過實驗。)

不過聽的人會不會開心？大家就自行斟酌。我自己是覺得這一則當中的某些故事講得挺不錯的，至於最後一段呱吉朗讀他自己的創作......如果你是只對歷史感興趣，那其實跳過也沒差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YxCT7sPuY

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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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的左膠

在中大唸書的時候，最愛上逯耀東老師的課，他愛吃，也沒有架子，書院通識堂是每週到他辦公室談天，那個微不足道只有一學分的課程，令我感到大學教育同中學的分別。之後修讀中國史學史，當教授到由民國時期百家爭鳴到1949之後中共官方定於一尊時期，老師之憤慨，學生也能感受得到。自己有幸，八十年代是中文大學人才匯粹的時候，許冠三教授西方史學方法：影響民國學者的德國蘭克史學，而他本人更是中共研究的專家，逯耀東教授則接上中共史學，批判馬克思史觀先行，令中國歷史研究大倒退。

60年代，中共史學研究有所謂「五朵紅花」，即官方訂出研究五大範疇，而且給出了答案，學者就是將馬克思史觀硬套在中國史，例如馬克思歷史五階段論，是由奴隷、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最後去到共產社會，於是歷史學家就要論証中國在那個朝代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有人認為是宋，有人認為是明，以江南的手作坊類比倫敦十八世紀工廠，這些所謂研究根本就是結論先行，以意識形態去重塑中國歷史，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可言，只是政治操控學術的手段。今天大部分人已經忘記了。

最近回想起這段歷史，是來自一條法國學棍蘇哲安，發起聯署指袁國勇批評武肺源於中國人劣根性食野味，是一種殖民地種族主義歧視，要求港大校長調查。批評食野味播毒，扯上殖民地種族歧視，簡直荒謬絕倫，更荒謬是竟然有香港學者和應。沙士源於食果子狸，武肺源於食蝙蝠，禁絕食野味理所當然，中共及強國人冇吸取沙士血的教訓，理應全球口誅筆伐，袁國勇之所以猛烈抨擊此等飲食文化，就是因為「冥頑不靈，死不悔改，禍延世界」，讀者應該不難理解。偏偏蘇哲安硬將劣根性視之為種族優越產生的歧視，而袁國勇並非白人，那種殖民者視角理所當然來自殖民地港大。其實，在近代中國歷史，對民族劣根性之批判，不是什麼白人優越感，而是來自華人知識界，由晚清到民國，尤其五四運動到達高峰，魯迅棄醫從文，寫出經典作品《阿Q正傳》，胡適發表《差不多先生》，就是為了批判民族劣根性。用法國學棍的標準，特區政府應該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香港學校為何仍存在殖民地種族主義在中學傳播，也應連繫到九七主權移交多年，香港人眷戀殖民地人心未回歸及港獨猖獗抬頭之關係，調查之後由特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報告，查明之後，再重新考慮林鄭月娥、楊潤雄之聘任。多荒謬！

法國是近代帝國主義國家，有殖民非洲及印支半島的可恥歷史，乃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義種族歧視的產地來源之一，如果要深挖法國人過去的「仆街」歷史，進行自我批判，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蘇哲安悉隨尊便。但如果借學術理論之名，用上綱上線的紅衛兵手段，扭曲袁國勇文章的原意，斷章取義，來香港搞學術政治的鬥爭，做言論警察，香港人就要力斥其非。當然，此等學棍成功擦了存在感，做了攝石人，得到關注，目標已達。

那些支持蘇哲安的本地學者，應明白當某種理論及意識形態定於一尊，成為大學聘任教員的標準時，可以隨便要求校長調查，其影響就如中共歷史學「五朵紅花」時期那麼可恥可悲，從別人文章中挑出片言隻語，然後「篤灰」，向黨告發背後隱藏一條復辟資本主義之毒草，然後大家自我批判，坦白交代過去的黑歷史，放下研究不理，重新做個符合意識形態純潔性的新人。

對於文化研究、性別主義、後殖民理論，我沒有什麼看法，只是眾多學術理論、概念、甚或不過是學院內意識形態的一種，但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相信的「學術理論」，有道德優越性，可以用來量度其他學者，可以審視他們文章的修辭，進而判斷他們的學術道德及人格，這種行為同中共自1949年以來，折磨知識分子的手法，同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