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適合當人嗎？》，俐落切入主題：五十五歲的家庭主婦美晴一日發現繭居族兒子優一變成了異形。優一不像葛雷戈是「唯一」，早在優一之前，類似的案例層出不窮。政府擬定相關配套：一旦被診斷出罹患「異形性突變症候群」的當下，即被認定「社會性死亡」，家屬甚至有義務到公所辦理「死亡登記」，至於後續如何處置「變成異形的個體」，就像政府不會過問國民如何照顧寵物或者使用家中桌椅，一切任憑家屬的意思。美晴陷入兩難，她到底該繼續照顧成為異形的兒子，還是聽從丈夫，也是優一的父親勳夫的意思，就此忽略異形（哪怕是由兒子所變成）的存在。美晴加入「水珠會」——也就是「家有異形兒」的家屬互助會，希望藉由與「有相同困擾的」成員對話，來釐清自己對優一、甚至是對勳夫的感受。過程中，美晴也不由得開始思索著優一是如何在自己的看守與照顧下，一步步陷入家庭，與社會長期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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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黑澤泉水表示，起初即擬定書寫主題為「社會上的弱勢變化為異形為怪物」，而在思考「被社會切割的存在究竟是什麼時」，率先映上腦海的是繭居族，「繭居族優一」此一角色於焉成型。而來，決定敘事者由誰擔任時，黑澤認為由異形本身做出發言的手法，卡夫卡於《變形記》已使用過，她個人也傾向「家有麻煩人物」的家族成員觀點來寫故事，經過一番拿捏，敘事者的重責大任落在優一的母親美晴身上。同時，為了不明確表現出這些變異者在變異後是否仍擁有相同的人類思考與感情，黑澤也說明自己「刻意以描寫動物的手法在寫這些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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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劇情推進，讀者也會發現「變異」的對象從繭居族、尼特族擴大，對此，黑澤暗示，「繭居」只是在「被社會切割」眾多面向的其中之一，《我適合當人嗎？》的世界觀也涵蓋了受虐兒、適應障礙、反應性依戀障礙等，許多角色因無法順利立足於社會，而成為異形。也就是說，她關注的即為書名，在怎樣的情境下，一個人會被宣告「人間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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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澤認為，「繭居族或尼特族的生活環境，多半有一位過度保護、干涉的家長，小孩從小承受過多的關注」，她進一步補充說明，「有時是某種情境，導致那位家長只能把心思放在小孩身上，比方說，太太是專職主婦，丈夫只顧著工作而忽略了家人」。在照顧責任不均的前提下，自然也會影響雙方對「孩子變成異形」的感受。美晴與勳夫對於如何面對「變成怪蟲一般的優一」，想法即存在著雲泥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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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珠會也是另一個讓讀者感受到「傳統性別分工隱約作祟」的場域，水珠會的成員裡，僅有寺田先生一人是以「父親」的身分出席，其他都是焦慮的母親們。黑澤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解釋，「水珠會的成員，或多或少有要想辦法改善目前狀況的念頭，而女性通常認為自己身為母親，得對小孩負責」，最後，黑澤稍微透露了光憑閱讀作品，也許無法確切掌握的脈動，「在這部小說中，如果是夫妻一起攜手面對問題的家庭，小孩或許不會發生異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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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不乏殘忍的描述，有些角色承受不了社會的眼光與長期累積的壓力，而對「變成異形的家屬」痛下殺手。黑澤認為，「變化為異形、喪失人權的變異者，基本上和寵物、或任何持有的物品是差不多的存在，甚至是得偷偷處理掉的一樣物品」，她也相信，這與日本社會默認「家庭問題由家庭自行處理，外界不能加以干涉」的風氣有關，「家成了一個密閉場所，眾人在這個密閉的空間互動，各方壓力於是累積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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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被」人間失格了──專訪《我適合當人嗎？》黑澤泉水 ▹▹ https://bit.ly/3uYFZwI

尋訪日劇中的「真相控」
　
以前胡適曾寫有一篇名為：「差不多先生」的文章，收錄在國文課本裏頭。他用「差不多」來形容中國人「將就」與「隨便」的習性。或許是隨著中國國民黨來台統治多年，讓台灣社會也普遍也感染著此種「差不多」的慣習思維，如同台語「準一下」的心態。
　
因此，在「差不多」的心態下，常令人會感嘆台灣社會欠缺「較真」與「求真」的態度；然後，為了替此種欠缺找到遁辭藉口，便常常把「要往前看，不要一直回頭望」掛在嘴邊，尤其在面對政治性或具爭議性議題的時候。同時，一旦有人反駁說，唯有集體往回望，才有走向共同未來的可能之時，則又會有人提出這會「撕裂」與「挑起XX衝突」。的確，這即是台式民主轉型過程中，每當有人提及「轉型正義」議題之時，必定會出現的口水循環。
　
然而，在不同的「日劇」中，卻常常會發現劇情的核心，總是對「真相」採取一種追根究柢的態度，好似日本編劇都是對真相有著莫名執著的「真相控」一般。例如，1968年12月10日，日本犯罪史上盜竊金額最大、犯罪手法最巧妙的「三億日元搶劫案」，在過了民事訴訟的20年時效年限，依舊追查不到犯人的蹤跡，而成為日本史上最懸疑的犯罪案。因此，許多懸疑的日劇、小說、電影，都會用各種循線推敲的方式嫁接至此一「三億日元」的歷史懸案。由此可知，面對未解之謎的懸案，日本人似乎總有一種不滿足的「焦慮感」。因此，日劇中對於「真相」的揭露與探索，可說是不遺餘力，甚至給予「王道」般的大義加冕，常常讓人懷疑「真相控」是否是日本社會內建的行為習癖呢。
　
相較於日本對1968年12月那場「三億日元搶劫」懸案的執著情結，並誕生出至少15本以上的相關的小說，以及15部以上的日劇跟電影，台灣若有日本那種「真相控」的精神，那麼近從桃園縣長劉邦友命案、尹清楓命案，甚至許多政治案件如林宅滅門血案、三一九槍擊案等等，不僅早可催生出許多文化創作的腳本，更能讓台灣戲劇或電影作為教育台灣社會對「真相」探索的重要，同時也能經由文化創作提點「健忘」的社會必須重視歷史的真相。
　
2012年3月，日本WOWOW播放由小說改編的《推定有罪》（すいていゆうざい），劇中描寫一件犯下兒童殺害事件，並已經關押12年的冤獄受害者平反之後，當初詳盡調查並深入報導的記者、錯抓犯人的警察與誤判的法官，以及恨錯對象的受害家屬，在面對此一難堪的「真相」之時的心情糾結與面對勇氣。尤其，劇中此些「促成冤獄」的各方推手，並不是極力掩過或將錯誤卸指他人，反倒直指自身，在自己的責任上找尋並與直視真正的「真相」，以避免重蹈覆轍的態度之時，實是令人動容與佩服。
　
至於，被錯誤的加害者一夕之間轉成受害者之時，此一天翻地覆的新真相，縱使令致所有事件相關當事人陷入不堪痛苦的境地，依舊指向一種唯有集體面對眼前的黑暗，才能找到「希望」的光亮出口。於是，加害者變身受害者的身份調轉，讓事件各方當事人陷入各種不堪與掙扎，也就順勢帶出了一種有別於傳統犯罪事件中單純的「以牙還牙、罪有應得」之「應報式正義觀」(retributive justice)，而朝向並側重在犯罪事件中，讓受損或變調的關係取得「調解與和解」可能之「修復式正義觀」(restorative justice)。換言之，社會關係「和解」之可能，是必須要建立在完整「真相」的透徹前提之下，方有可能。
　
由此可見，台灣社會想要在從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到威權肆虐而受傷的社會關係中取得真正的和解，朝向「和平重建」(peace-making)的路子上前進，那麼透徹真相則是最基本的前提。從此觀點，則可見前一陣子「婦聯會」的檔案銷毀、抑或政府對威權時期相關檔案的隱藏或加密，都是台灣社會歷史傷口無法取得癒合可能的元凶之一。
　
在《推定有罪》播出隔年，在2013年夏天放送的「刑警的目光」(刑事のまなざ)劇中，由椎名桔平飾演的刑警夏目信人，則以其洞穿人性的銳利目光，直視著躲藏在人性背後各種難以啟齒的不方便「真相」。於是，當主角夏目信人體貼地向罪犯說出：「你不認為直面自己的過去和罪孽，背負著一切而努力生存下去，這不是更重要嗎？」之時，在在傳達出所謂真正的「恥感」，並不是扛著那份因為掩蓋真相而來的沉重，反倒是在儘管真相是如此難堪，都應該努力背負著因揭露吐實各種不方便的真相，才是真正的謝罪。
　
然而，劇中夏目信人洞穿真相的目光，總是伴隨著是背負著一切努力生存下去的「活著才能贖罪」的心情，並以此來否定用「自我了結」的方式讓犯罪事件隨之落幕。是故，當閱聽者伴隨著劇中主角那銳利的眼神與洞穿人性幽微角落的目光，並尋訪到刑事案件的真相落腳處之後，便能體會到真正的贖罪，是讓罪犯努力地活著背負，反倒不再輕易落入那種動輒便以感官式的腦衝義憤高喊著「判死」啦。
　
如果日劇是日本社會心態某種程度的反映折射，那麼日劇中所展演的那種「真相控」態度，跟台灣社會對事實真相的敷衍了事的對比落差，或許就是仙島社會常讓人心生悲觀的緣由吧？真相或許不堪，但事情的變好與改善，唯有建立在如實的真相基礎上，不是嘛？！那天，當婦聯會銷毀一百多箱檔案資料，卻不引起社會大反彈之時，我想起了我曾在日劇中所閱讀到的那種「真相控」的態度啊！
　
《#薰風 vol.7 2018.07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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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戰友─謝忠霖設計師提供圖片設計
設計師IG: l2376353

尋訪日劇中的「真相控」
　
以前胡適曾寫有一篇名為：「差不多先生」的文章，收錄在國文課本裏頭。他用「差不多」來形容中國人「將就」與「隨便」的習性。或許是隨著中國國民黨來台統治多年，讓台灣社會也普遍也感染著此種「差不多」的慣習思維，如同台語「準一下」的心態。
　
因此，在「差不多」的心態下，常令人會感嘆台灣社會欠缺「較真」與「求真」的態度；然後，為了替此種欠缺找到遁辭藉口，便常常把「要往前看，不要一直回頭望」掛在嘴邊，尤其在面對政治性或具爭議性議題的時候。同時，一旦有人反駁說，唯有集體往回望，才有走向共同未來的可能之時，則又會有人提出這會「撕裂」與「挑起XX衝突」。的確，這即是台式民主轉型過程中，每當有人提及「轉型正義」議題之時，必定會出現的口水循環。
　
然而，在不同的「日劇」中，卻常常會發現劇情的核心，總是對「真相」採取一種追根究柢的態度，好似日本編劇都是對真相有著莫名執著的「真相控」一般。例如，1968年12月10日，日本犯罪史上盜竊金額最大、犯罪手法最巧妙的「三億日元搶劫案」，在過了民事訴訟的20年時效年限，依舊追查不到犯人的蹤跡，而成為日本史上最懸疑的犯罪案。因此，許多懸疑的日劇、小說、電影，都會用各種循線推敲的方式嫁接至此一「三億日元」的歷史懸案。由此可知，面對未解之謎的懸案，日本人似乎總有一種不滿足的「焦慮感」。因此，日劇中對於「真相」的揭露與探索，可說是不遺餘力，甚至給予「王道」般的大義加冕，常常讓人懷疑「真相控」是否是日本社會內建的行為習癖呢。
　
相較於日本對1968年12月那場「三億日元搶劫」懸案的執著情結，並誕生出至少15本以上的相關的小說，以及15部以上的日劇跟電影，台灣若有日本那種「真相控」的精神，那麼近從桃園縣長劉邦友命案、尹清楓命案，甚至許多政治案件如林宅滅門血案、三一九槍擊案等等，不僅早可催生出許多文化創作的腳本，更能讓台灣戲劇或電影作為教育台灣社會對「真相」探索的重要，同時也能經由文化創作提點「健忘」的社會必須重視歷史的真相。
　
2012年3月，日本WOWOW播放由小說改編的《推定有罪》（すいていゆうざい），劇中描寫一件犯下兒童殺害事件，並已經關押12年的冤獄受害者平反之後，當初詳盡調查並深入報導的記者、錯抓犯人的警察與誤判的法官，以及恨錯對象的受害家屬，在面對此一難堪的「真相」之時的心情糾結與面對勇氣。尤其，劇中此些「促成冤獄」的各方推手，並不是極力掩過或將錯誤卸指他人，反倒直指自身，在自己的責任上找尋並與直視真正的「真相」，以避免重蹈覆轍的態度之時，實是令人動容與佩服。
　
至於，被錯誤的加害者一夕之間轉成受害者之時，此一天翻地覆的新真相，縱使令致所有事件相關當事人陷入不堪痛苦的境地，依舊指向一種唯有集體面對眼前的黑暗，才能找到「希望」的光亮出口。於是，加害者變身受害者的身份調轉，讓事件各方當事人陷入各種不堪與掙扎，也就順勢帶出了一種有別於傳統犯罪事件中單純的「以牙還牙、罪有應得」之「應報式正義觀」(retributive justice)，而朝向並側重在犯罪事件中，讓受損或變調的關係取得「調解與和解」可能之「修復式正義觀」(restorative justice)。換言之，社會關係「和解」之可能，是必須要建立在完整「真相」的透徹前提之下，方有可能。
　
由此可見，台灣社會想要在從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到威權肆虐而受傷的社會關係中取得真正的和解，朝向「和平重建」(peace-making)的路子上前進，那麼透徹真相則是最基本的前提。從此觀點，則可見前一陣子「婦聯會」的檔案銷毀、抑或政府對威權時期相關檔案的隱藏或加密，都是台灣社會歷史傷口無法取得癒合可能的元凶之一。
　
在《推定有罪》播出隔年，在2013年夏天放送的「刑警的目光」(刑事のまなざ)劇中，由椎名桔平飾演的刑警夏目信人，則以其洞穿人性的銳利目光，直視著躲藏在人性背後各種難以啟齒的不方便「真相」。於是，當主角夏目信人體貼地向罪犯說出：「你不認為直面自己的過去和罪孽，背負著一切而努力生存下去，這不是更重要嗎？」之時，在在傳達出所謂真正的「恥感」，並不是扛著那份因為掩蓋真相而來的沉重，反倒是在儘管真相是如此難堪，都應該努力背負著因揭露吐實各種不方便的真相，才是真正的謝罪。
　
然而，劇中夏目信人洞穿真相的目光，總是伴隨著是背負著一切努力生存下去的「活著才能贖罪」的心情，並以此來否定用「自我了結」的方式讓犯罪事件隨之落幕。是故，當閱聽者伴隨著劇中主角那銳利的眼神與洞穿人性幽微角落的目光，並尋訪到刑事案件的真相落腳處之後，便能體會到真正的贖罪，是讓罪犯努力地活著背負，反倒不再輕易落入那種動輒便以感官式的腦衝義憤高喊著「判死」啦。
　
如果日劇是日本社會心態某種程度的反映折射，那麼日劇中所展演的那種「真相控」態度，跟台灣社會對事實真相的敷衍了事的對比落差，或許就是仙島社會常讓人心生悲觀的緣由吧？真相或許不堪，但事情的變好與改善，唯有建立在如實的真相基礎上，不是嘛？！那天，當婦聯會銷毀一百多箱檔案資料，卻不引起社會大反彈之時，我想起了我曾在日劇中所閱讀到的那種「真相控」的態度啊！
　
《#薰風 vol.7 2018.07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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