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　◎周倫佑
　
皮膚在臆想中被利刃割破
血流了一地。很濃的血
使你的呼吸充滿腥味
冷冷的玩味傷口的經過
手指在刀鋒上拭了又拭
終於沒有勇氣讓自己更深刻一些
　
現在還不是談論死的時候
死很簡單，活著需要更多的糧食
空氣和水，女人的性感部位
肉慾的精神把你攪得更渾
但活得耿直是另一回事
以生命做抵押，使暴力失去耐心
　
讓刀更深一些。從看他人流血
到自己流血，體驗轉換的過程
施暴的手並不比受難的手輕鬆
在尖銳的意念中打開你的皮膚
看刀鋒契入，一點紅色從肉裡滲出
激發眾多的感想
　
這是你的第一滴血
遵循句法轉換的原則
不再有觀眾。用主觀的肉體
與鋼鐵對抗，或被鋼鐵推倒
一片天空壓過頭頂
廣大的傷痛消失
世界在你之後繼續冷得乾淨
　
刀鋒在滴血。從左手到右手
你體會犧牲時嘗試了屠殺
臆想的死使你的兩眼充滿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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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周倫佑，1952年出生於四川西昌，1970年開始現代漢語詩歌寫作，1986年與藍馬，楊黎等人創辦《非非詩刊》，發起了非非主義詩歌運動，為大陸第三代詩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其作品被翻譯成英、德、日多種語言。作為詩學理論家，亦著述了多本書籍如《變構：當代藝術啟示錄》、《反價值》、《拒絕的姿態》、《紅色寫作》等等。主持編選《打開肉體之門》、《褻瀆中的第三朵語言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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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淵智賞析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在先前曾經賞析過周倫佑的另一首詩〈鄰宅之火中想我們自己〉，寫到周倫佑寫詩之核心意旨，是為了替所有被結構所框限的道德，進行一場烈焰式的革命，尤其戟指由國家對於整個社會體制進行的掌控，而今天我們要讀的這首詩〈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也具有類似的命題。
　　
這首詩完成於1991年1月四川峨邊沙坪茶場勞改所，當時的周倫佑因為被認定為思想犯而接受了中共的勞動教育改造，勞改所賦予他的空間與處遇，使他開始深刻地思索國家／個人暴力之間的邊界，同時也對自己的詩學進行了更深的叩問。也因為如此，他認為九零年代的「白色寫作」（以缺乏血性、喪失創造力的平庸、附庸風雅的風月文章、飄忽無藉的詞語來作詩）風氣缺乏了一個寫作者所應具有的鋒芒，因而大力提倡對立的概念「紅色寫作」，認為詩質的檢驗應由血色的濃度來進行考證。他的作品因此出現了大量的傷痕、暴力、流血的場景。而這首〈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也不例外。
　　
首句便直接以刀子自戕的想像場景開始，「皮膚在臆想中被利刃割破／血流了一地。很濃的血／使你的呼吸充滿腥味」，然而這種血腥僅僅只是一種臆想，對詩中的「你」而言，卻也僅僅只敢讓手指在刀鋒上來回拂動，「終究沒有勇氣讓自己深刻一些」，楊牧曾經寫過：「悲觀的人有思維深刻的權利」，而在歷經了種種體制壓迫後，對周倫佑而言，深刻不僅僅是用來雙關刀鋒所割出的傷痕，更使得他思維的向度得以向著更深的意志前進。
　
敘述至此，周倫佑便開始轉向心靈的思考，「現在還不是談論死的時候／死很簡單，活著需要更多的糧食」，死亡固然可以解決許多個人所面對的不公不義，但正因這些暴力，活著才有其必要性，也才需要去尋求更多的「糧食」去維持生命，無論是基礎的生理需求、肉慾需求，然而對周倫佑而言，生存是基礎，「但活得耿直是另一回事」，也正因如此，他才需要抵押上他的生命，來去抵抗他所面對的一切暴力。
　　
接著，周倫佑延續首段的場景，卻轉換了一個視角，從受傷的人轉換成施暴的人，認為施暴者所需要親眼所見的一切場景激發了諸多感想，因此「施暴的手並不比受難的手輕鬆」，這種轉換正正顯示了他對於暴力的看法，認為暴力並不應當單單歸咎於施暴者或受害者，而應該譴責暴力本身。這種觀點在最末便可窺見一二：「你體會犧牲時嘗試了屠殺／臆想的死使你的兩眼充滿殺機」，我們得以感知到受害者／施暴者的二元對立在這種同時發生於一個人的情境發生時所形成的矛盾，鮮血所誕生的生和死，在刀鋒開始滴血的時候才開始割開了暴力情境的表層，揭示了暴力本身所帶有的主體意識。然而，即使面對了如此劇痛，「世界在你之後繼續冷得乾淨」。暴力之後所帶有的一切傷痛便成為了一種荒謬，就此被隱藏於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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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吳浩瑋
美術編輯：吳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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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中國當代詩 #大學生詩派 #周倫佑 #非非主義 #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紅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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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宅之火中想我們自己　　◎周倫佑
　　
鄰宅起火。很和平的火焰

刺痛眼睛，驚動寐中的老人與水

距離是不存在的，在牆的兩邊

麵包被等分的切開，成為真實的虛構

火的原因在麵包之上，在住房

與通貨膨脹之上，一個純美學問題

普遍展開，獲得更高的形式

很遠的火在感覺中燒得很近

那是我們的火與他們的城堡

在眾多目光關注中熊熊燃燒

沒有無動於衷的觀眾，每個人

都在火中，每個人有不同的心情

這不再是玩火者以革命的意義

點燃的那種火，自上而下的煎烤

這是人類的火，從手臂到手臂

從口腔到口腔，跨皮膚的傳染

嗜血者禁止的詞彙反複出現

世紀末最大的景觀雷霆萬鈞

那是我們的火在燒他們的城堡

七十年的結構，用有形無形的

石頭，用刺刀、謊言和教條

精心構築的城堡，在火中搖搖欲墜

這是最後一次機會。看別人流血

而自己感動，然後流淚，然後傷感

然後在悲愴交響樂裡默哀三分鐘

這還不夠。容忍暴行是一個民族的恥辱

我們無恥地太久了，幾代人的頭髮

在等待中脫落，不只是缺鐵

需要一次火獄。這裡那裡的建築

都是相同的結構，只能自上而下的摧毀

好大的火喲！舌頭和手一起燃燒

在呼吸中奔跑，遠水近水都不管用了

火燃上屋頂，火燒著了他們的眉毛

最高一座鐘樓在遠處轟然倒塌

那是我們的火燒毀了他們的城堡

永垂不朽的基礎頃刻間蕩然無存

他們的災難是我們的節日。用酒

用眼神表示。蘸死者的血畫一隻鳥

鋪天蓋地的翅膀朝火光飛去

我們高潮或低潮，曾經撲滅的熱情

尚未冷漠成灰。火在遠處燃著

火在我們身上理想著。老人與水

固守在城內。領袖玩具們忙著

一座環形城堡冷冷地圍著我們

知道鋼鐵強暴，並且慎重地

對待自己的生命，這不是懦弱

隨莊子而逍遙，作為所謂的火種

內在的燃著，這便是我們真實的處境

低度著，直到緊要關頭方才說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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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周倫佑，1952年出生於四川西昌，1970年開始現代漢語詩歌寫作，1986年與藍馬，楊黎等人創辦《非非詩刊》，發起了非非主義詩歌運動，為大陸第三代詩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其作品被翻譯成英、德、日多種語言。作為詩學理論家，亦著述了多本書籍如《變構：當代藝術啟示錄》、《反價值》、《拒絕的姿態》、《紅色寫作》等等。主持編選《打開肉體之門》、《褻瀆中的第三朵語言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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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淵智賞析

　　周倫佑作為非非主義詩歌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其寫作風格帶有強烈「反文化」色彩。而這得從他所提倡的「非非主義」開始介紹起，「非非」二字並非僅僅只是對於「否定」的否定，更意味著從根本上對於一切文化、藝術的否定，透過不斷地變構來進行詩歌的轉型和解構，不難發現其思想與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有頗多共通之處，主要論述皆是對於對於結構的質疑，因此透過不斷剝解結構所累積俾以達到探索最核心的目的。但周倫佑其實對於後現代主義多有批判，認為解構的目的是在於探尋核心，而非完全破壞，因此就文學的建立，他就曾明確地提出了要「創造中國現代文學」的主張。

　　而在具體的詩歌語言表現形式上，周倫佑則曾在其創作札記中寫「透明」為其寫作中心理念：「詩歌語言有兩種透明，一種是語義的透明，為語言的意義之明確性，另一種則為語境的透明，與詩人的感覺和自由聯想相關，在語境中獲得的一種無遮蔽性。如埃利蒂斯所描述的：在某個具體事物後面能夠透出其他事物，在這個透出的事物之後又透出其他事物......如此延伸，以至無窮。我所追求的正是這種透明。」對周倫佑而言，詩歌的意義在於重現意識，而意識有兩層，分別為集體意識與個體意識，每次的集體意識變構都是由個體意識的變構所誕生，因此人類的文明、藝術、文化等等集合體，都是由思想上的反動所重新塑造。而個體意識的變構，便成了周倫佑詩歌的核心。因此他透過詩歌作為與現實的疏離，創造出另一個隱喻性的空間，從而導向權力和個人意志的辯證。

　　至於具體如何解讀呢？從〈鄰宅之火中想我們自己〉這首詩來看，題目塑造出了一個情境，亦即「鄰宅失火」，而與之互動的關係者則為「我們自己」。鄰宅的真實性我們無須考證，而這正是詩歌方便之處，容許在虛構裡透露出真實的影子，正如其中的詩句「麵包被等分的切開，成為真實的虛構」。詩中亦有著許多詞彙暗示著所謂的「真實」，如「城堡」、「七十年的結構」、「世紀末最大的景觀」、「領袖」，我們不難猜出其所謂的「鄰宅」，所指涉之事物與政府和社會生活的型態休戚相關，加上周倫佑出生於1952年，在其二十歲左右，正屬熱心時局之年紀，便遇上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此一社會浩劫，使得當代的年輕人對於制度本身開始進行了更深的反思，而周倫佑更深有所感，因而在地下秘密寫作，試圖透過思想上的反動進行對於政治式框架的突圍，因此創作了許多詩作如〈被迫的英雄〉〈談談革命〉〈讀書人的手〉等，都在將批判的劍直指中國人的民族性之惡，認為這些屈就妥協、助紂為虐的上層階級，形塑出了一個極惡的共犯結構，與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頗有相通之處。

　　回到詩本身，一個既定結構的所存，便須以另一個方式去摧毀，而周倫佑在此詩中則是放了一把火，從「那是我們的火與他們的城堡」、「那是我們的火在燒他們的城堡」到「那是我們的火燒毀了他們的城堡」，以此三句作為敘事的節點，並在變動的進程中過渡許多細微的概念。火在此詩中，也並非只是單純的破壞或是娛樂，「這不再是玩火者以革命的意義／點燃的那種火，自上而下的煎烤／這是人類的火......火在遠處燃著／火在我們身上理想著」，周倫佑認為這種火應該是理想性的，導回前面其詩歌的核心所說，可以知道對他而言，這種火應該是來自思想上的焚燒，認為革命不應是推翻資產階級的那種，而是由精神上的革命，透過鍛鍊每個個別人民完整的人格，來重整社會的亂象。

　　而這種火雖然爆烈，對周倫佑而言，卻又應該是和平的。因為看過太多暴力事件，周倫佑的詩歌中便帶有極其強烈的反暴力色彩，「很和平的火焰／刺痛眼睛」，即使自己是革命的領頭人，他也希望以反暴力的方式進行抗爭。周倫佑曾在另一首詩〈柏林圍牆倒塌後記〉中，寫下了「只要磚在，牆就隨時可能再次豎起／每一塊失意的磚都懷有牆的意圖／只需要一位偉大領袖登高一呼／磚集合起來，又是一支鋼鐵的隊伍／百倍的仇恨，比昨日的傷口更深」。所有的暴力都是相互的，因此對於暴力的報復永無止境，只不過會隨著當權者的更易成了合法的暴力與非法的暴力關係而已，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停止仇恨性的暴力，而將暴力的能量引至思想上的改革。

甚至，他批判的觸角不僅僅只是所謂的「領袖玩具」、甚至伸至了更看似無關的人，「這不是懦弱／隨莊子而逍遙，作為所謂的火種／內在的燃著」譴責了中國的隱士傳統，將自我的意識放於物外，便以為是個人意識的成功；「沒有無動於衷的觀眾，每個人都／在火中」，將革命視為是每個個體的責任，沒有人得以對於該責任有所逃離，誠如其中一句最為直白的詩句：「容忍暴行是一個民族的恥辱／我們無恥地太久了」。

　　在一個性格、語言、思維、記憶都被極權無所不用其極的扭曲的時代，道德勇氣的存在就便有了其必要，對周倫佑而言，時代的壓迫便導向了他精神上的反作用力，由於社會參與與行動不被當代允許，因此詩歌便成了這種反作用力的具體展現，而正如詩歌如此後設地成為一種革命，周倫佑企圖保存的火種，便是詩中所埋下的思想種子，期待有天後人終於知道極權之惡，從而終將「那是我們的火燒毀了他們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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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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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周倫佑　＃鄰宅之火中想我們自己　＃非非主義　＃反文化

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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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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