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無聲》在台灣上映後造成轟動，許多人比喻為台版的《熔爐》——這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韓國電影，甚至促成相關法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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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劉飾演美術老師姜仁浩，為了維持家計而來到霧津的一所聾啞學校任職，新來乍到的他發現學校處處瀰漫著詭異的氛圍，孩童們的眼中充滿了悲傷與恐懼，絲毫不見笑容。

覺得困惑的他開始接近班上的一些學生，試圖了解他們的情況，卻發現校長與其他老師居然會使用暴力虐待、性侵學生。震驚之下的他聯絡在人權組織工作的社工，決心揭發一切。

然而，聲張正義的過程卻不如想像中順遂。沒有單位願意受理姜仁浩的舉發，就連警察面對他的控訴，都只用雲淡風輕的態度帶過，像是早就知道有這些事情的發生。最終，他決定讓學生們錄下影片，用手語訴說自己在學校中經歷的事情，透過第四權媒體的力量，才真正引起社會對這個事件的關注。

儘管輿論促使相關單位展開調查，幾人在法庭中還是必須面對各種挑戰。被告找來的律師是法官出身，依據韓國法律界的潛規則「前官禮遇」，這類律師在打第一次的訴訟時，法官會因尊重前輩而判其勝訴。面對校方的金錢與人脈攻勢，儘管姜仁浩握有證據，仍然節節敗退，同時必須面對社會上質疑的聲浪，龐大的壓力籠罩著幾人。

最終，連檢察官都為了對方提供的利誘，而選擇不出示最關鍵的證據。法官宣告校長等人雖然有罪，但念及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得以緩刑並當庭釋放。正義在這部電影中缺席了，而這卻是在真實事件中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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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者的困境與反抗

弱勢者因為其資源的匱乏，而無法獲得正當的救濟。權勢者不僅能用重金與人脈聘請享有前官禮遇的律師，還能用各種方法脅迫、誘使受害者和解，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弱勢的一方永遠只能處在被動的角色，任由自身權利遭到侵害。

這就回到了一直以來人們所問的，法律真的能夠保護弱勢者嗎？或者只是淪為制度暴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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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熔爐」

電影中最令人難受的是幾名孩童坐在法庭上，面對昔日傷害自己的人，鼓起勇氣描述當時的情景，卻還必須被律師質疑是否為合意性行為，這些對他們都是二次傷害。

更令人唏噓的是，過程中他們始終相信正義，相信自己只要說出來，壞人便會得到懲罰，而這樣的信念卻在最後被司法無情地背判。宣告判決的那一刻，坐在旁聽席的眾人因憤怒而起身抗議，接著，畫面中的喧嘩聲消失了，長達一分鐘的無聲慢鏡頭，正如幾名孩子不能透過話語訴說自己的想法，真相也在這一刻被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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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韓國法律的電影力量

光州聾啞學校性侵事件發生於 2005 年，當時事件的加害者雖然因性侵被判入獄，卻獲得緩刑，甚至在服刑滿一年後獲撤銷罪名，另名加害者則只有繳納罰金便回校任職。儘管人權團體在這幾年間不斷抗爭，希望政府能正視法律漏洞，但一直到《熔爐》電影於 2011 年上映，這件事才真正廣為人知。

觀看過電影的民眾質疑判決的合理性，警方也成立專案小組重新調查，卻發現法律的追訴期 7 年已過，為了平息憤怒的民意，韓國國會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份修訂法律案》，也就是俗稱的《熔爐法》。

該法廢除了性侵案件類的追訴期，提高了量刑刑度，若加害者任職於社會福利機構或特殊教育單位，可加重處罰。幾個月後，國會又通過了《社會福祉法事業法修訂案》，一旦觸犯《熔爐法》和《兒童青少年性保護法》，十年內不得從事相關業務。

可以說，是電影的力量喚醒了人們對議題的關注，而這類的電影不只有《熔爐》，《殺人回憶》、《希望：為愛重生》、《未生》也都推動了法制改革，可見影視產業也可為社會帶來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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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裡的小情侶］

21歲的女生，像時下年青人一樣，說話時有懶音。她作供時，坐在法官席上的梁嘉琪裁判官，也忍不住請女生再宣誓多一次，說聽不清楚她的話。少女姓氏為「曾」，在她口中讀成「真」；「講」字說成「趕」；「光」讀成「乾」，但語氣稚嫩又有一種可愛。

但這一次，她要面對的不是學校的口語考試，而是控辯雙方大狀的詰問，年少的她是被告，在兩個月前的5月12日下午，選擇坐上證人欄。

她把自己，和男朋友的前途，都押在這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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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用黑色橡皮圈束了長長的馬尾，她身穿白恤衫，配黑短裙和西裝褸，西裝褸過大，手袖掩蓋了她半只手掌，左手食指和中指戴了幼身閃爍銀色戒指。她的腿沒穿絲袜，踏着一對款式有點笨拙的圓頭黑色矮跟皮鞋。明顯，女孩平日不穿慣正式西服。

證人椅子是一張帶輪的辦公室座椅，她一邊回答律師提問，一邊忍不住左右扭動椅子，激動時用腳踢坐椅的輪，沒法子坐定。

案情本來甚簡單。在2019年10月4日蒙面法推行的晚上，警員在黃大仙截查了一對小情侶，從女生的背包搜到一支雷射筆。

然而，被提堂到法庭受審，被控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的人不只她一個，還有和她同行的男友。

原來當晚兩人曾交換背囊揹。在法庭上，女生稱包裡的雷射筆，是男友擁有的。她說，是她提議交換背囊，因為男友曾表示自己帶着雷射筆在身，「有點擔心」，她主動建議這樣做。

一支小小雷射筆（此案還有一支電筒），把一對小情侶變成了同案被告。

「赴湯蹈火」暴動案主角，被拘捕後更由情侶變成夫妻；但亦有情侶在運動後感情生變。但在法庭上，把私密關係放在公眾眼底下被檢視，再由法官決定誰有罪的案情，則較為罕見。

女孩不住說：「想保護男朋友，所以……」。她把不是自己的雷射筆袋子揹着，也情急地在警署裡簽了和事實不相符的口供。

大部份反修例運動相關案件，被告都選擇不自辯。自辯把自己曝露在法庭之上，任由控方及法官提問，有時未必為被告帶來好處，弊處亦不少，有律師形容被告自辯猶如「走鋼線」，是一場輸贏未知，卻心理負荷極大的賭博。

代表女孩的辯方大律師梁浩朗，先向女孩提問。女孩解釋，當晚約了男友（亦即第一被告）去行街，從慈雲山走到紅磡，回程時經黃大仙準備坐小巴回家。她曾把自己的口罩及帽子交給男友，男友把女友的物件放在自己背包裡或扣在肩帶上。

中途，男友表示自己背囊有雷射筆，「覺得擔心」。女孩說，當時心裡覺得「沒有做虧心事，覺得（帶雷射筆）沒有甚麼」，於是建議和男友交換背囊揹。之後在黃大仙被警員截查而被捕。

女孩說，男友揹着的背囊是她的，裡面有她的住處鎖匙。大狀請她形容一下：「鎖匙鎖係哈利波特金探子造型；銀包係粉紅色Salad品牌，還有一支唇膏。」

辯方梁大狀請她說出，被帶到觀塘警署後發生的事。

女孩說：「在警署裡，經過一條需要警察拍卡才能進入的通道時，一名警員跟我說：『妳睇吓妳，而家做雞都唔掂啦』」辯方大狀示意女孩停頓，讓大家有時間抄寫。

女孩一頓，再說「『搞咁多嘢做咩？冇哂前途，等坐監啦。』」女孩說，覺得難受和害怕。審訊的是女裁判官梁嘉琪，她一直低頭抄寫筆記，沒有特別回應。但控方則否認警員有說過這番話。

辯方提及女孩在警署曾經簽署口供紙。然而，女孩在法庭所說的話，跟口供紙有差異。特別是口供紙上她表示，該雷射筆和電筒是來自一名不認識的男示威者，而不是其男友。女孩解釋，當時自己一心想保護男友，加上雷射筆不是自己的，所以才說了不是完全的事實。

女孩稚嫰的聲音，帶有懶音的聲線在法庭說道：「仲有，我唔想屋企人知道這件事，只想快點離開落口供的警署，想快點回家。」坐在家屬席的中年女士，不住用紙巾抹眼淚，旁邊一位年輕女士安慰着。

女孩又指，早在2017年已從男友手機的相簿看過他一些照片，男友有吸食電子煙習慣，當時生起玩意的念頭，曾用雷射筆射向煙霧射出光線，拍下了照片，故此知道男友擁有雷射筆，但不肯定是不是當日帶出外被搜到那一支。

然而，到控方大律師熊健民，盤問女孩時，卻向女孩口供紙，和與男友交換背囊的說法作反覆的挑戰。熊健民身型有點胖，肚腩微凸，一頭灰白髮，戴着灰白色粗框膠眼鏡，領呔是藍色四方型圖案。

控方熊大狀用右手食指指着女孩問：「妳話你冇做過虧心事，咁點解要交換背囊揹？」

女孩答：「我聽到佢（男友）提出擔心，為咗撇除佢擔心，我主動提出交換。」

熊續問：「咁有無諗過差人拉你地既時候點樣做。」

女孩答：「因為支筆不是我的，我都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追問：「妳和男友感情點樣。」

女孩說：「正常，普通情侶囉。」

熊續問，特別帶出她男友的責任：「妳男友驚身上有雷射筆畀差人拉，呢件招惹嫌疑既物件，畀你攞上身？」「點解妳唔直接將支筆放入你個袋？要成個袋交換？」

女孩有時聽不明白：「我唔明你意思，唔該你重覆問題。我無諗過。」

此時，坐在被告席的男友，也是一名21歲穿白恤衫的少年，向天望了一望，嘆了一口氣。男友選擇不作供。

熊問到：「點解妳脫下了口罩和帽是交給男友，不是放在自己的袋裡？」

女孩回答：「我成日將我既物品叫佢幫我攞。」

熊指，口供紙上，寫了她承認雷射筆是來自「一名男示威者」，但現在女孩否認，而女孩曾口供紙上簽名確認。

女孩反駁：「我一時諗到咁既嘢，我想保護男友，支筆又唔係我既。」

熊大狀：「妳又話唔知當晚有示威，又在口供紙寫男示威者？」
女孩：「因為我年輕，咁講比較合理。」

熊進逼：「妳不是想置身事外嗎？點解又在口供紙中話自己同示威者同一立場呀？」

女孩回答：「我當時以為咁講無問題。」

熊說：「因為妳為咗達到目的，不用尊重事實，為咗達到目的，你可以隨便亂講，唔洗尊重事實，唔理真相，任你講！」

女孩嘗試回應：「當日我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說：「咁妳現在法庭作供都可以係講大話啦？」

女孩回答：「當日落口供唔知咁大件事，我當時唔知要上庭。」

熊指出：「妳當時係被懷疑藏有非法武器（雷射筆），妳係知道架。當時係警誡下，會變為呈當証據，你知道嚴重性。」

女孩指：「我當時唔知有機會上庭。只想落完口供番屋企。」

熊用食指指着女孩：「事實係，妳隨意任意扭曲真相。」

熊：「我向妳指出，雷射筆係你同男友共同擁有，意圖傷害他人。妳係不誠實證人。」

女孩：「唔同意。」

熊：「為咗雷射筆，妳惹咗今次官非，變成被告，點解妳無問過男友，點解身上有支雷射筆。」

女孩：「我冇追問原因，事件發生咗了，是以前的事，我無再問。」

熊追問：「雷射筆不是以往的事，事發之後兩年以來，妳都無問到被告點解有支筆？」

女孩：「我信佢，我無問。」

終於完成了作供，女孩回到法庭較後位置，坐在律師和旁聽市民中間的桌子之後。在裁判法院，不用還押的被告，都不用坐入犯人欄，而是坐在普通的坐椅。女孩回到男朋友身旁，低聲細語了一會。

一支雷射筆，讓全個法庭檢驗一對小情侶的關係；一支雷射筆，改寫了兩個年輕人的未來。

誰入罪誰脫罪，誰把誰的東西揹在身上，成為了法庭用放大鏡檢驗的公共討論內容。

兩個月多月後，男孩判罪名成立，女孩則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梁嘉琪指，女被告證據不合情理，但認為女被告為保護男友才提出不合理證供，亦接納兩人交換背包說法。

梁官質疑男被告沒涉及示威但卻憂慮雷射筆是危險物品，又指不會和女友外出隨便帶着一支最高級別的雷射筆，故裁定男被告罪名成立。梁官認為，女被告自辯不真實不準確，惟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推論女被告有傷人意圖，故裁定女被告罪名不成立。

宣佈裁決結果時，女孩開始流淚，至得悉男友須立即還柙，女孩放聲痛哭。案件押後至8月5日判刑。

(圖為蒙面法推出後，香港街道一景。政府用膠水黏起行人道上的地磚，以防示威者挖起。街燈照射下，磚與磚之間的膠水礙固成淚水的樣子）

【法普】關於「司法相驗 vs 行政相驗」的區別

前陣子因為一些事件讓大眾對於司法相驗（包含解剖）有一些不正確的理解與誤會，也讓大家又注意到地檢署檢察官與法醫的重要工作之一——相驗。

關於相驗的知識，請見本文末延伸閱讀的四篇文章。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雲林地檢施家榮檢察官在雲科大授課的PPT其中幾頁，並補充說明 #司法相驗 和 #行政相驗 的區別。
（＊下文除參考自施家榮檢察官的PPT外，並佐以本粉專作者補充說明——都是法規分析與檢察官相驗實務經驗的分享）

關於死亡之認定：
醫院、診所（醫師）—死亡證明書
衛生所（醫師）－行政相驗—死亡證明書
地檢署（檢察官、法醫師/檢驗員）- 司法相驗—相驗屍體證明書
少年及家事法院、地方法院家事法庭—民事裁定（死亡宣告）

關於醫院與衛生所開死亡證明（行政相驗）vs.司法相驗的區分，在醫療法第76條可見明確的規範：
👩‍🔬醫院診所開死亡證明👉Ⅰ醫院、診所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對其診治之病人，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診斷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開給各項診斷書時，應力求慎重，尤其是有關死亡之原因。
👩‍🔬所在地衛生所或指定醫療機構檢驗屍體（行政相驗）👉醫療法施行細則第53第3項
⚖️司法相驗（檢察官和法醫的工作）👉Ⅲ醫院、診所對於 #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報請檢察機關依法相驗。

司法相驗程序的主要人員有：
－承辦之司法警察(拍照、聯絡家屬、製作警詢筆錄、初步蒐證)
－地檢署人員
檢察官(程序主導)、地檢之法醫師(檢驗屍體)、書記官(紀錄、錄音)、司機(移動)、法警(受理司法警察報驗)
－其他人員
葬儀社人員(翻屍體)、鑑識人員(採證) 、法醫研究所之法醫師、特約法醫師(死因鑑定及解剖) 、其他鑑定人

司法相驗程序的流程：
– 初步相驗（包含 #檢查屍體外觀、#抽取體液化驗 等）
– #必要時解剖
– 發給 #相驗屍體證明書（效力上就是死亡證明，可以辦理除戶等程序）
– 如有發現犯罪嫌疑則由檢察官簽分偵案調查
補充：如警方調查階段就發現犯罪嫌疑，例如車禍等，警方也會製作移送書報告檢察官，相驗案件則併入偵案處理－－這部分是各地檢與警局的分工聯繫細節，外勤檢察官會與警方討論後指示處理方式。

補充：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驗是檢察官的職權，該法第218條第1項明文規定：「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也就是在發現非自然死，或懷疑不是自然死的屍體時，就應該由該管司法警察單位製作報驗卷宗，報請該轄地檢署檢察官督同法醫相驗。

如果死亡原因與死亡方式無法透過屍體外觀以及現場跡證來判斷，就必須進一步透過解剖程序來釐清疑點。至於有沒有解剖的必要，會由檢察官本於刑事偵查的專業、法醫本於法醫學的專業，共同討論後決定。事實上，檢察官與法醫決定解剖，反而是增加工作負擔，之所以決定解剖，純粹是基於專業以及探求真相的使命。因此，每件解剖的決定，都是基於高度專業與審慎討論後的判斷。
（參見：〈知道他怎麼死的，我才能放心——關於「要不要解剖」的真實案件〉：https://bit.ly/32NNT0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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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相驗的法普知識－
延伸閱讀：
🔍〈載浮載沉的一世空白——淺談檢察官的「相驗」工作〉：http://bit.ly/37OD79L
🔍〈最難的是人情世故——從相驗案件反思「靠關係」的臺式特色〉：http://bit.ly/30Rjo6k
🔍〈司法如何獨立？一件檢察官「不知變通」的相驗案件〉：http://bit.ly/2D6gzV2
🔍〈知道他怎麼死的，我才能放心——關於「要不要解剖」的真實案件〉：https://bit.ly/32NNT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