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街非正規部隊——威力汪卡的間諜生涯】#葉郎電影徵信社 #舊文重貼

都快忘記我多年前寫過這個。這個月《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巧克力冒險工廠》、《The BFG 吹夢巨人》和《Fantastic Mr. Fox 超級狐狸先生》正好是作者Roald Dahl的105歲生日，而串流巨人 Netflix 昨天送上的祝壽大禮是以未公開的價格買下大師的所有作品版權。

在現代的讀者/影迷心目中，Roald Dahl 是那個偉大的童書作家。但在慢慢被遺忘的歷史中，他卻和英國情報員James Bond本人有過錯綜複雜的牽扯。

這是Roald Dahl不為人知的間諜生涯故事：


▇ 龐德電影的寫手

除了童書之外，很少人知道Roald Dahl也寫過很多其他的玩意兒。

比如電影劇本。他親自改寫1971年版的《巧克力冒險工廠》電影劇本（雖然因為電影太偏重Willy Wonka角色，他最後怒而宣布和電影劃清界線）。除此之外，1967年大為成功的007電影《You Only Live Twice 雷霆谷》的劇本也是出自他之手。

找上童書作者Roald Dahl來為007寫劇本可謂製作人Albert R. Broccoli的神來之筆。因為Roald Dahl不僅和當時剛剛過世的龐德小說之父Ian Fleming熟識，甚至曾在同一間諜組織中共事，更離奇的是他們兩位甚至為了間諜活動和私人情慾的不同理由在同一時間睡了同一個美國富豪。

“You Only Live Twice”用在這些戰前戰後都活得精彩漂亮的英國紳士身上，或許是最切題的人生總結。


▇ 貝克街的間諜

Roald Dahl和Ian Fleming參與的這個間諜組織是二戰期間邱吉爾下令成立的英國特別行動處（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

因為倫敦總部設在知名的貝克街上，這些間諜們有個來自名偵探小說中的封號——「The Baker Street Irregulars貝克街非正規部隊」（小說中原指福爾摩斯的街頭情報來源：街頭行乞的孤兒們）。

珍珠港事變前，美國政府和美國民意一直偏向拒絕介入戰事的孤立主義。這個政治傾向對身陷歐洲戰場無從脫身的大英帝國非常不利，所以MI6和SOE在美國佈建了情報網，試圖扭轉美國人的這種孤立主義，並在美國參戰後持續監視美國的民心動向。

依據不同專長，這些不一定受過軍事和間諜訓練的非正規部隊情報員各自在美國從事各種秘密行動——


▇ 貴婦情報網

英國海軍情報處出身的Ian Fleming負責和美國進行情報交流，並扶持美國建立自己的情報組織：中央情報局CIA。

後來創立奧美廣告的David Ogilvy負責帶領寫手們在美國媒體上發動宣傳戰鼓吹參戰。日後成為專職作家的Roald Dahl和Ian Fleming都在Ogilvy指揮下順便練筆。

Roald Dahl負責的情報工作比較離奇。身為英國大使館僱員的他，利用遊走華盛頓外交圈的社交機會，和各種官夫人、富家女以及有影響力的寡婦們上床，藉以換取美國政治情報和並透過她們發揮政治影響力。

Roald Dahl的線人之一是時尚名流Millicent Rogers，她是超級富豪標準石油創辦人孫女。據說Ian Fleming在他的牙買加豪宅「黃金眼山莊」也和Millicent Rogers「相好」過，後來發現此事的Dahl怒而和Flemig決裂、好幾年不講話，一直到Fleming結婚後才重修舊好。


▇ You Only Live Once

最後，他們在美國的情報工作仰賴另外一名成員Ivar Bryce的大膽計畫取得了空前的進展：

為了讓美國覺得納粹的威脅已經到了家門口，Bryce偽造了假的德文地圖，展示德國人對於重新劃分南美洲國境的征服構想。這份假情報一路上呈到小羅斯福總統，最終間接促成了貝克街男孩們的終極目標實現——美國投入歐洲戰場。

Roald Dahl向來都稱Ivar Bryce是James Bond真正的原型。「龐德身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元素，包含奢華和氣質都是直接來自Bryce本人」他說。

Ian Fleming從小就認識Ivar Bryce，後來定居牙買加也是受到Ivar Bryce的影響（Fleming的黃金眼山莊還是Bryce幫忙仲介的土地）。1953年Fleming出版第一本007小說《Casino Royale 皇家夜總會》時，就用Ivar Bryce的Middle Name——“Felix”來為故事中的CIA情報員命名，也很可能是為了紀念貝克街男孩們的美國生涯。

最後的禮尚往來：

Ivar Bryce晚年出版自傳回顧他精彩一生時，也順帶用書名向Ian Fleming原著、Roald Dahl改寫劇本的那部龐德電影致敬。那本書就叫做《You Only Live Once》。

Reinventing Workers for the Post-COVID Economy

The nation’s economic recovery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will hinge ( ) to some extent ( ) on how quickly show managers can become electricians ( ), whether taxi drivers can become plumbers ( ), and how many cooks can manage software for a bank.

This is likely to prove especially problematic for millions of low-paid workers in service industries like retailing ( ), hospitality ( ), building maintenance and transportation, which may be permanently impaired ( ) or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What will janitors ( ) do if fewer people work in offices? What will waiters do if the urban restaurant ecosystem never recovers its density ( )?

Their prognosis ( ) is bleak ( ). Marcela Escobari, an economist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rns that even if the economy adds jobs as the coronavirus risk fades ( ), “the rebound won’t help the people that have been hurt the most.”

Looking back over 16 years of data, Escobari finds that workers in the occupations ( ) most heavily hit since the spring will have a difficult time reinventing themselves. Taxi drivers, dancers and front-desk clerks have poor track records moving to jobs as, say, registered nurses, pipe layers or instrumentation technicians.

COVID is abruptly ( ) taking out a swath ( ) of jobs that were thought to be comparatively ( ) resilient ( ), in services that require personal contact with customers. And the jolt ( ) has landed squarely on workers with little or no education beyond high school, toiling ( ) in the low-wage service economy.

“The damage to the economy and particularly to workers will probably be longer lasting than we think it is going to be,” said Peter Beard,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up.

What’s more, he said, COVID will intensify underlying ( ) dynamics ( ) that were already transforming ( ) the workplace. Automation ( ), for one, will most likely accelerate ( ) as employers seek to protect their businesses from future pandemics

The challenge is not insurmountable ( ). Yet despite scattered ( ) success stories, moving millions of workers into new occupations remains an enormous ( ) challenge.

“We need a New Deal ( ) for skills,” said Amit Sevak, president of Revature, a company that hires workers, trains them to use digital tools and helps place them in jobs. “President Roosevelt deployed ( ) the massive number of workers unemployed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on projects that created many of the dams ( ) and roads and bridges we have. We need something like that.”

勞工轉型以因應後疫情時代經濟

美國經濟能否從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下復甦，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表演經理們要多久才能變成電工，計程車司機能否化身為水管工，以及有多少廚師能替銀行管理軟體。

這對零售業、餐旅業、建築維修和運輸業等服務業數百萬低薪工人來說，問題恐怕特別大。這些行業可能受到永久性損害或發生根本性改變。若辦公室裡人變少了，工友要做什麼呢？若都市餐廳生態系統繁盛不再，服務生又該如何？

他們的前景是黯淡的。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學家Marcela Escobari警告說，即使就業機會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風險消退而增加，「經濟反彈也幫不了那些受創最重的人」。

Escobari檢視16年來的數據發現，今春以來受衝擊最大的一些職業，勞工將很難自我改造。計程車司機、舞者和櫃檯人員轉行從事護理師、舖管工或儀器技工等工作者十分有限。

新型冠狀病毒突然帶走了一大批原本被認為較不容易永久消失的工作，即需與客戶面對面接觸的服務工作。這一衝擊直接打擊到那些僅受過高中教育、在低薪服務經濟區塊中掙扎的勞工。

經濟發展組織大休士頓商會資深副總裁Peter Beard表示：「經濟、尤其是勞工們受害的時間，可能比我們預期的還要更長。」

他說，更重要的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將強化已經在改變職場的潛在動力，自動化即為一例，由於雇主力求讓自己的企業未來不受大疫情影響，自動化極可能加速。

這項挑戰並非不能克服。然而，儘管有少數成功的例子，讓數百萬勞工轉業仍是巨大的挑戰。

雇用勞工後培訓他們使用數位工具，並幫他們找到工作的Revature公司總裁Amit Sevak說：「我們需要一項針對職業技能的新政。小羅斯福總統大蕭條時期把大量失業勞工投入工程計畫，興建了我們現在使用的水壩、道路與橋樑。我們需要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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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美國新總統拜登上台，除了紓困案之外，更是提出了超越過去小羅斯福總統，對於美國最大的基礎建設方案！在這個方案中，又影含了美元的過度寬鬆，是否會太來惡性通膨的疑慮。美國，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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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新總統拜登的規劃，要通過2.3兆美元的超大型基礎建設，意圖再創小羅斯福總統以後，最大的美國再成長基礎，這個拜登的野望，是否能成真？美國的通澎，真的是這麼美好的計畫？
台美關係的新改善，是真的要達到了可以改國號與獨立建國的願景？還是被中美利益博奕之下，下一個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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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講美國大選的最新形勢，因為美國有兩個大州，一個是紐約州，一個是加州，印象中加州好像要再比紐約州多一點。
紐約初選，民主黨的票站開了96%票的結果，希拉里得57.7%，而桑德斯只有42.3%，基本上民主黨的提名戰已經完結，因為希拉里只要餘州得到28%左右的得票，她已經可以當選。而桑德斯要得72%票才可以出選，但這幾乎是無可能做到。因為他沒有一個州可以拿到那麼多支持。希拉里拿到提名，幾乎是無可置疑。桑德斯是一個憤怒的老人。最近八個州中贏了七個州，顯示出左派的勢力，也顯示了對貧富懸殊憤怒的反應。但他比希拉里還要老，所以我覺得非常難選得贏。在全國民望，他只是落後希拉里2-3點，但是他發力太遲。早幾個月有如此聲勢是有可以擊敗希拉里的。希拉里已得千多張選舉人票。只要多三數百票，那他就一定會贏的。

至於共和黨方面，特朗普是一個代表紐約的人。他的建築物都在紐約，所以紐約人相當喜歡他的。而在紐約的共和黨人也不太多，大約八十萬人投票中，他得票六成多。於是他贏的機會也大增，得票過半的機會也增至六成多。如果他過不到五成，就會出現open convention。大家可以看看house of cards。簡單來講，如果法律規定該州提名勝出候選人，第一次提名投了那候選人，已盡了責任。之後大家要談判，可以轉變支持。一旦勝出者不夠一半，那即是其他人過半，有些人是退出了。那幾百票可以轉向支持一個人，對抗特朗普。Open convention要令選情增加變數。其實上一次用open convention的是小羅斯福總統，但那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這七十年間沒有人拿不到過半支持票。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不睜開眼，馬逢國話美國人能否攻擊奧巴馬，那他要看看house of cards。那是美國民主黨總統，有個很厲害的老婆，影射了希拉里。而他壞到謀殺了2個人，做盡壞事，玩弄權術來做成總統。有些人就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美國電影最壞的人多是來自美國政府。他們宣揚的大美國精神是自由民主法治，但不會讚揚政府和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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