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721）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1950年代，父親參加過一個組織，據知是中共領導的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在1949年中共為建立政權而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政協中，有9名代表參加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主席蔡廷鍇是1932年淞滬抗戰中擊退日軍的十九路軍軍長，成員中有其後任香港《文匯報》總編的李子誦，還有一個是共產黨員、被派到民促實際擔任領導的司馬文森。司馬1946年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員，領導和統戰當時的電影界。父親與司馬來往頗密切，大概也在這時參加民促。司馬1949年後回大陸，民促在1949年後合併到民革中。那時香港民革的名義領導人是李子誦，父親與他一直保持聯繫。父親也與一些電影人組成定期聚會的小組，參加的有李晨風、左几、秦劍、吳其敏等人，但有一個非影界的陌生人常來出席，不記得他姓什麼，相信是進行思想領導的共產黨員。

父親積極靠近中共，但中共旗下的電影公司，如鳳凰、長城、新聯，從來沒有找過他拍片，一直與他保持距離。父親組織藝文公司拍片，每年國慶節在家中設酒會慶祝，左派頭面人物也會來。1955年《戲劇報》事件發生後，中國新聞社社長不斷來找他傾談，後來又同他一起去印尼，通過他向當地僑領統戰。1957年父親被邀請去北京，那是他在中共建政8年後，首次去北京與他的弟妹和故舊會面。蔡廷鍇題了一幅字給他。文革開始，父親在大陸的親屬紛紛因他的關係而受到牽連、批鬥。六七暴動期間，他沒有被知會要一起參加「反英抗暴」鬥爭，事業和左派的朋友關係也完全隔絕。在孤寂中，1968年他就搬去澳門居住了。

我倒是在這期間漸漸在左派陣營中冒起。「反英抗暴」期間，我參與了出版界抗暴的文宣工作，可以說是被倚重的「健筆」。其後辦《七十年代》因為受到北京高層的關注，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人也開始跟我接觸。但講到我父親，他們都有保留。1975年父親病重，想到廣州檢查，我問香港的中共頭頭，若我同去是否可以介紹關係，有較好照顧。回答是：由他自己去吧，你不要同去了。

我相信這都同中共的檔案有關。中共最重視一個人的出身，背景，若有所謂「歷史污點」，就被列為「不被信任」戶。生活在大陸會經受一再批鬥。生活在香港或海外較幸運，但那怕你多麼向中共靠攏，也只是「被使用」的對象，不會充分信任。在「被使用」者中，也將人分成好幾等。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但在中共掌控之處，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

我那時候，大致上領會到中共對父親的「定性」，但我沒有能力為他辯解，也沒有去了解父親的感受。思之有愧，亦有憾。

妻子梁麗儀無論在香港讀中學還是到廣州讀大學，她都單純為了讀書，沒有要靠近黨組織的傾向，但因為她父親是1929年就在香港入黨的地下黨員，她哥哥也是黨員，根正苗紅，於是在大學時就被吸收進共青團，而其他極力想要入團的同學，無論多「進步」，也一直被懷疑。她在1970年因為我的關係被隔離審查，其後獲得「解放」，雖說可能與她的倔強有關，但也不排除中共組織在了解她的出身背景之後而讓她脫難。1974年她以「調幹」的方式來香港，雖說是對我工作的肯定和「照顧」，但相信也與她的出身有關。

文革時有紅衛兵提出「血統論」，在大字報貼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儘管受到文革中央領導人批評，說「這樣提不策略，不利於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但這是指「策略」，而不是指根本精神。對敵鬥爭是中共主要的思維模式，加上像影子一樣跟隨著每一個人的檔案制度，以歷史的純正清白去要求每一個人，以出身背景來決定對一個人的信任程度，可以說是中共百年不變的傳統。因此，滋生了紅二代，權貴獲家庭傳承，掌權者在這種政治「近親繁殖」中不可免地產生愚昧化趨向。

不過，隨著幾十年中共內鬥的曝光，「歷史背景」論和「出身血統論」實際上已宣告破產：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他的歷史背景都被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污名，連被黨章列為「接班人」的林彪，都被指為「陰謀家」，那麼對所有人講背景出身，講歷史污點，不是太滑稽了嗎？

由打江山而成為永續執政黨，就永續擺脫不掉對敵鬥爭的思維，在和平時期也如同置身戰爭狀態中，對內施政如此，對外關係也如此。今天自以為最被信任的人，事實上都只是「被使用」。因為政治的傳承就是近親繁殖。（39）

圖1，父親1960年組峨嵋公司拍金庸武俠小說電影，前坐左二為金庸，站立的中排左起：謝賢、上官筠慧、江雪、梁醒波、南紅。

圖2，1956年往廣州探訪在華南師範學院的梁麗儀和在華師的其他香島同班同學。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影史平行時空裡，最令人不寒而慄的結局之一，便在那幾秒鐘的驚鴻一瞥。昨日，7 月 4 日它正式滿一百週年，掛在全景飯店那處的舞會大合照，上面印著大大的「Overlook Hotel, July 4th, Ball, 1921」，以及，正中間傑克尼克遜那一張似曾相識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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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史丹利庫柏力克 1980 年改編自史蒂芬金同名小說的《#鬼店》，網路上可以找到千百種延伸與解讀，象徵美國夢破碎、父權社會崩解、影射印地安人大屠殺等等，但都與故事主線沒有太大的關聯性。不同於一般恐怖片，多看幾部之後驚嚇程度就像藥效一樣逐漸遞減，《鬼店》始終立於不墜之地的原因，正在於其無可取代的特殊性，撇開《安眠醫生》的延伸，嚴格說起來這是一部沒有鬼的恐怖故事，也隱隱散發著邏輯無法解釋的超自然力量，在緩慢沈著而冷靜的電影步調中，讓觀眾帶著逐漸強烈的不確定感在心底不停推翻心中推論，似乎可以從精神角度自圓其說，但看到結局的一抹刻意拉近鏡頭，又好像無法排除參雜超自然力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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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在心理與超自然力量之間達成一種特殊的平衡，讓你以為可以從心理層面解釋超自然：『這些東西一定是傑克想像的，因為他是瘋子』，讓你能將對超自然力量的懷疑放置一旁，直到完全進入故事中，然後不知不覺就接受了這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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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音效、運鏡與配樂所塑造出來的氣氛更是《鬼店》能夠從靈魂深處感到毛骨悚然的原因，大量採用跟隨在人物後方的視角，宛若這些人物無時無刻都受到監視，彷彿就是那股不知名卻異常壓迫的超自然力量，在瀰漫凶宅陰影的大型飯店與孤立無援的幽閉迷宮裡，無一不深入骨子誘發我們的心理恐懼。傑克尼克遜一步一步喪失理智的瘋狂樣態，著魔以猙獰臉孔追殺著妻兒，每一分每一秒都令人如坐針氈，拿著斧頭劈開浴室的門的恐怖指數，無論經過多少年都同等驚悚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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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近幾年讓《鬼店》持續被討論的電影有兩部，一是《#一級玩家》，二是續作《#安眠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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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玩家》是由原著作者 Ernest Cline 和編劇 Zak Penn 一起著手改編工作，本是希望添加一段關於「綠洲」創造者 James Halliday 的延伸故事 ，打算讓雷利史考特《銀翼殺手》裡的 Rutger Hauer 追殺這些青少年玩家，卻因為《銀翼殺手 2049》即將釋出所以被華納高層駁回提議。因此，兩位編劇轉而尋求其他八零年代華納發行的其他影史經典，最後選了史蒂芬史匹柏鍾愛的電影之一。原以為會有難度，但沒料到史蒂芬史匹柏欣然點頭，願意重新打造出全景飯店的指標性大廳、長廊、電梯和被漫天白雪覆蓋的迷宮，當然，還有令人敬而遠之的 237 號房，成為一段既困難又瘋狂的延伸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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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玩家》之所以安插這段更是導演對辭世好友的致敬，兩位名導史蒂芬史匹柏與史丹利庫柏力克交情甚篤，庫柏力克當年結束《鬼店》的拍攝後，史蒂芬史匹柏直接接手了電影中「全景飯店」的攝影棚，當作《法櫃奇兵》裡「靈魂之井」的蛇窩。而在 1995 年時，庫柏力克將自己前置作業長達多年，卻礙於科技限制無法拍攝的《A.I. 人工智慧》交給史蒂芬史匹柏付諸實行，接著便於 1999 年意外辭世，2001 年《A.I. 人工智慧》在史蒂芬史匹柏的巧手編導下獻給了這位來不及親眼觀賞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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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論及前年的《安眠醫生》，卻又呈現是兩極評價的狀況。因為史蒂芬金並不喜歡庫柏力克的改編方向，導向了心理疾病與超自然力量的發展，但作者本意其實是類似於變種人的設定，有閃靈族，有真結族，都在續集被循序介紹進來。三十五年的四季遞嬗，人都會忘記想留住的，留住想忘記的，童年陰影在丹尼身上始終如影隨形，遙想當年埋頭騎著車子在望不見盡頭卻鮮明依舊的橘色地毯上，小男孩長成了終日酗酒成性、夜夜寢食難安的頹廢中年男子，將過去鎖在內心一層一層的箱子裡，而今，他必須設法面對這些痛楚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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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安眠醫生》與《鬼店》在故事架構上的呼應銜接地相當理想，當初黑人廚師義無反顧千里迢迢前往陷入冰天雪地的全景飯店，也於三十五年後給予丹尼為萍水相逢的小女孩挺身而出的勇氣，牽起恐怖經典之中較受忽略又值得延伸的細節，保留多年下來世人仍津津樂道的元素，縱使難以相提並論，卻也不失為一趟融合娛樂價值、縈繞舊時情懷，並對原著和前作都展現一定誠意的續集回訪。

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Ｔ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ＯＫ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Ｅ。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Ｄ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ＸＸＫＯＬ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ＤＪ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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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