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7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譴責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鴉片貿易造成的後果阻礙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而為數不多的英美商人反對這一貿易則主要是從道德的角度出發的。堅持不從事鴉片貿易的美國奧立芬商行，其主要成員是大衛·奧立芬(DavidW.C.Olyphant)和查理斯·經(CharlesW.King)。他們都是懷有強烈道德感的商人，也是基督教新教對華傳教活動的積極贊助人。該行在1836年捐出100英鎊，徵求研究鴉片問題的優秀論文，引起了輿論界的矚目。查理斯·經在為徵文寫給《中國叢報》的長信中指出，發起此一活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容忍因義士將鴉片粉飾成「無害的奢侈品」。他認為對於基督徒來說，在鴉片貿易問題上「洗手不幹」是不夠的，還應該「通過正當手段阻止這一邪惡」。因此，他們希望有人能對鴉片貿易的政治、經濟和道德後果作出透徹的研究。[7](PP413-418)

對於《中國叢報》和奧立芬商行等的批評，鴉片販子及其喉舌盡可能地予以反擊。《廣州紀事報》編者辯解說:「我們認為，中國的鴉片貿易，無論好壞，在印度商人群體的利益方面，和在中國人的品味方面，都具有強大基礎。」即使是「具有高超知識和純潔的宗教」、不斷取得「觀念的進步」的西方世界，也是「陷溺於暴力和淫欲」的，因此，「我們真的應該停止指責這種中國人惟一的奢侈」愛好。他露骨地說，「只要中國人的這種品味繼續存在，只要印度的(鴉片)生產還在準備滿足這種品味，就不會缺少販賣這種藥物的手段」;即使廣州外商停止「服務」，還會有「其他更無良心的人」取而代之。(1)與此同時，《廣州週報》的編者則認為奧立芬商行的孤軍奮戰是不會有結果的，即使當時廣州的外商放棄鴉片生意，也會有其他人來接手。他認為「中國吸食者才是(鴉片問題的)直接原因」，只要他們的這種「品味」還存在，「恐怕任何制止這一貿易的外部措施都無法奏效」，因為商業法則是，「只要存在需求，就不會缺少滿足這一需求的企業」。(2)這兩份報紙都回避了鴉片貿易與基督教道德相衝突的問題。《廣州紀事報》在1840年2月發表了將近4個版面的文章，對查理斯·經的一封抨擊鴉片貿易的公開信進行反批評，嘲笑他懷著「基督徒的貞潔」將鴉片問題作為「困難的道德問題」，還說查理斯·經「並不像鴿子一樣純潔」。[8]
為了使鴉片貿易在道德譴責面前顯得具有歷史的合理性，鴉片販子及其喉舌的一種辯護策略，是聲稱這種貿易符合用西方文明戰勝中國排外政策的進程。他們強調，由於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他們無法在正常貿易中獲益，「英國貿易商和製造商都不可能從中取得利潤，他們在廣州的代理人也無法取得任何令人滿意的結果，故這個貿易是不可能維持的」，這樣，鴉片貿易就「成為讓自由貿易商承擔合法貿易的負擔的主要途徑」。[9]他們還認為，鴉片問題誠然造成了許多罪惡，但「這是中國人為其排外的與世隔絕的政策所遭受的懲罰之一，因為如果他們不對貿易橫加措施眾多的限制，那麼這個國家的合法貿易就會更為穩定，人們就會轉而避開變化莫測的鴉片市場的風險。」[10]他們宣稱，「所有受惠於鴉片貿易的政府和群體」，應向中國政府正式遞交一份宣言書，告訴道光帝，「鴉片吸食惟一可行的治療方法是將所有的中國港口開放，使整個國家成為國際大道:新的觀念，新的需求，在大眾之中潛藏的未知活力的激發，將最終糾正這種惡癖。」[11]這種奇特的「觀念」，意在用「中國的開放」這樣一個西方長期的憧憬來掩蓋鴉片貿易的邪惡本質。鴉片販子首先要面對道德譴責，是因為鴉片作為一種毒品，給吸食者帶來精神上和身體上的雙重毀滅。清政府早在1799年就將其確定為害人的毒品加以禁止，中國民間也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於這種毒品的抗議與憎恨，這都是人們熟知的事實。在英國，將鴉片作為毒品看待，也是一種普遍的認識。[12](PP1-23)曾任東印度公司廣州特選委員會主席的馬治平也說過，「除了少量當作藥物使用的情況外，鴉片只能被看作一種致命的毒品」。[13](P22)英國人湯瑪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y)的《一個英國癮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於1821年在英國發表，《中國叢報》在1840年7月將其重新發表。該文通過作者的切身經歷，詳細描述了他成為一個鴉片癮者的過程，證明了鴉片對人身心的摧殘，是一篇具有廣泛影響的文章。《中國叢報》還發表了其他一些文章證明鴉片的毒品特徵。當時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說明了鴉片的性質。1834年，一位叫派勒梯耳(M.Pelletier)的化學家報告，在鴉片中發現了一種新的晶體成分，他稱為「類嗎啡」，儘管結構與嗎啡相似，但化學性質則不同;它在人體組織中具有「顯著的活性，只要很小的劑量就能殺死一條狗」。(1)

這些都說明，在鴉片販子們大肆向中國販運鴉片時，中外公眾已經證明、或者說相信它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毒品。但鴉片利益集團卻試圖在輿論上消除這種「瑕疵」。要洗脫自己的惡名，最好的方法就是證明鴉片並非毒品，或者至少不是應該受到特別譴責的毒品。鴉片販子們常常提出的一個理由，就是鴉片問題在中國就像嗜酒問題在西方國家一樣。1840年，一位匿名鴉片販子在《廣州週報》上發表了一封幾乎整整兩版的公開信，為鴉片貿易進行系統的辯護。其中一個主要論點，就是將吸食鴉片說成是一種「嗜好」。按他的這種說法，對中國社會來說，吸食鴉片的後果甚至好於嗜酒，中國吸鴉片者「就像我們具有紳士風度的飲葡萄酒的人」;「通過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和他們的貿易體系的瞭解，我長期以來得到的結論是，我們進行的鴉片貿易是無罪的，就像對其他國家販賣烈酒一樣。」[14]還有人辯解說，「幾乎所有運到中國的鴉片都是當作奢侈品來使用的……它也是中國藥方中的一味，就像在歐洲一樣，被中國醫生稱為藥材。同樣眾所周知的是，歐洲的演說家、佈道人、教師，偶爾也會求助於鴉片酒。因此鴉片並非『十足的髒物』，它的效果也並非總是有毒的，如果說它有時毀滅生命的話，它有時也拯救生命」，(2)因此不應加以批評。

同時，在印度，也有一些學者試圖證明鴉片不僅無害，而且有用。名字也叫斯圖爾特(Dr.Stewart)的孟買免疫總監于1838年在加爾各答發表了他的研究報告，宣稱鴉片的藥物作用已經得到證明，它在治療瘧疾方面「很成功」，甚至比奎寧還要好;鴉片中含有的嗎啡，具有鎮靜和催眠作用;鴉片中的另一種成分鴉片寧「即使有毒也是極輕微的」，用來治療英國瘧疾，「顯示出非常好的療效」。(3)1840年，斯圖爾特的另一份研究報告再次證明了這些論點，認為只要劑量適當，鴉片寧能改善所有的分泌機能，而且對於「毛細血管具有同樣的作用」，能「支撐生命力」，故「對人類事業有巨大的好處」。[15]

斯圖爾特證明鴉片的藥物作用，也許具有科學根據。但他的報告卻完全忽略了鴉片對人體的毒害作用，而是著重強調鴉片甯的有益無害。沒有證據表明他的這些試驗和結論是否鴉片利益在科學領域的反映，但他的結論及其明顯的傾向性，卻被鴉片販子及其媒體所利用。他的報告都在支持鴉片貿易的《廣州紀事報》上轉載。

然而，似乎公眾並不接受這種「科學成果」，在英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議鴉片貿易的行列。鴉片販子的媒體於是注意到另一個對他們有利的「研究成果」———茶葉是毒品。如果能證明茶葉是毒品，那麼歐美很多人的飲茶習慣就與中國癮君子吸食鴉片沒有什麼區別，因此鴉片貿易就不是特別道德敗壞;如果鴉片貿易仍然被認為不道德，則大量中國茶葉出口到歐美的事實，就構成一種惡的平衡。這種「成果」也刊登在《廣州紀事報》上。據稱，波士頓的一個營養學家阿爾考特醫生(Dr.Alcott)證明茶葉「本質上是毒品」，其毒性可以「毀壞人體的活力屬性和活力機制」。[16]更為聳人聽聞的實驗結果是由紐約的波德爾醫生(Dr.Burdell)得出的。他報告，茶葉熬出的汁能很快殺死鳥、貓和兔子。《廣州紀事報》根據這些「研究成果」告誡說，英國婦女大約每3個月要喝一磅茶葉，其中所含的毒素，可以殺死17280只兔子或10860只貓。[16]

除了以英國和印度的「學術成果」證明鴉片無害外，鴉片販子的另一種辯護途徑，是指出英國社會也存在鴉片問題，但人們卻採取了寬容態度，因此，並非只有來華英商才是應該被指責的物件。1840年，由匿名廣州英商所寫的一本《英國對華事務管理評論》在倫敦出版。作者為了說明中國的鴉片問題並非值得特別關注，進行了一系列的計算。據他提供的數位，按中國人的吸食方式，則1836-1837年度，中國約有鴉片吸食者1426113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245;而在1839年的英國，將41671磅的進口數量減去正常藥用的數量，尚餘20835磅，是用來吸食的，再按照英國式吸食者的標準，計算出大約有399575人吸鴉片，相當於當時英國人口的1/62。結果是:英國吸食鴉片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是中國的4倍!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比中國人的情況更嚴重」。[17](PP46-48)既然大家都看到，在英國，鴉片並沒有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那麼，所謂「鴉片毒害中國人」的說法，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中國人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這就是作者希望讀者得到的印象。他希望用這種隨意計算出來的數字，來掩蓋中英鴉片問題的不同性質，以減輕對華鴉片輸出的罪孽。」

註解：
[7]CharlesKing，PremiumforanEssayontheOpiumTrade[J].TheChineseRepository，vol.5.
[8]Mr.King’sLettertotheBritishChiefSuperintendent[N].SupplementtoTheCantonRegister，February18th，March10th&17th，1840.
[9]EnglandandChina[N].TheCantonRegister，June2nd，1840.
[10]Formosa[N].ChineseCourierandCantonGazette，March22nd，1832.
[11]Opium[N].TheCantonRegister，August14th，1838.
[12]A.S.Thelwall，TheIni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M].London:Wm.H.Allen&Co.，1839.
[13]AnthonyAshleyCooperShaftesbury，SuppressionoftheOpiumTrade，theSpeechoftheRightHon.LordAshley，M.P.，intheHouseofCommons，onTuesday，April4，1843[M].London，HoulstonandStoneman，1843.
[14]TheOpiumTrade，ToJohnHorsleyPalmer[N].TheCantonPress，January18th，1840.
[15]Dr.Stewart’sReport，Calcutta[N].TheCantonRegister，May26th，1840.
[16]Tea，aPoison[N].TheCantonRegister，July14th，1840.
[17]Anonymous，ReviewoftheManagementofOurAffairsinChina，sincetheOpeningoftheTradein1834[M].London:Smith，ElderandCo.，1840.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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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松錦大戰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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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曲
　　
明朝天啟六年（1626年，後金天命十一年）2月，努爾哈赤在甯遠大戰中敗於袁崇煥，不久逝去。後金由皇太極、代善、莽古爾泰、阿敏四大貝勒（阿敏為努爾哈赤侄）共同執政。

當時，連年的戰爭使得後金內部困難重重：民族矛盾、制度不全、經濟蕭條、物價上漲，同時皇太極想要形成中央集權，而四貝勒制決定了彼此間勢必要爭權。鑒於此等情況，皇太極執行了「借小心以圖大事，假退步以求進步」的策略，先穩定內部、增強實力，而後求入主中原。

對外向明朝發動和談攻勢，不用後金國號、年號，表示願奉明朝為正朔（評語：對此金庸在袁崇煥評傳中的評論十分中肯，後金雖為權宜之計，但明亦可假此緩解一下，先求解決內部矛盾，袁崇煥亦持此議，可惜明臣多囿於南宋故事，惟恐主張和談即被套上「秦檜」之駡名，錯失良機，一味增加遼餉，至陝北事起，明已無藥可救）。

同時，對內部，皇太極實行了一系列保護和發展農業、手工業的措施，以增強經濟實力；在軍事上為擴大兵源，加強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的建設。既然和談不成，戰事又起，但是皇太極並不直接進攻袁崇煥的關遼防線，他先是徹底征服了朝鮮，既粉碎了明的右翼，又使自己得到了一個資源豐富的補給基地；然後征撫並用，使蒙古察哈爾部投靠了自己，解除了明從左翼進攻的威脅，也獲得了一條迂回攻明的捷徑。最後，便是在攻明中，以反間計除掉了袁崇煥（評語：此一冤案知者甚多，不再詳述，只是崇禎說「吾非亡國之君，爾等乃亡國之臣」之語，雖有其道理，卻也不進然，至少其即位之初，明國事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開局
　　
經過10年的努力，後金國力大增，皇太極遂於1636年5月在盛京正式稱帝，改國號為「清」，年號為「崇德」，改女真族為滿族（評語：以軍略論皇太極或許不如其父，但以政略而論，有過之而無不及之）。

隨後皇太極公開致信崇禎，向明朝挑戰。但如何攻明仍是難題。由察哈爾迂回攻明，乃奇兵而非正兵，且明有關遼大軍掖其腹背，稍有不慎，便會全軍覆沒。為此，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給皇太極上了奏摺，提出了先取錦、寧門戶，打通遼西走廊，也即「剪重枝而伐大樹」的建議。這一切更堅定了皇太極攻打遼西的決心。

戰略已定，接下來的便是戰術問題了。袁崇煥雖死，但關遼明軍仍執行他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以及「憑堅城、用重炮、守為正、出為奇」的戰術，迫使清軍捨長用短，每次均是捨野戰而取城戰、以速戰（清）對持久（明），進攻難以奏效。有鑑於此，皇太極提出了以持久對持久的方略：1640年3月皇太極派其弟濟爾哈朗、多鐸二人率軍前往義州（今遼寧義縣）築城屯田（評語：反客為主之計）。
　　
義州處於廣寧與錦州之間的大淩河畔，地勢開闊、土地肥沃，在此築城屯田，實際上是建立了攻錦的前哨陣地，同時一旦攻錦，此地又是一個絕佳的後勤補給基地。同年6月，皇太極指揮清軍兵臨錦州開始了圍城的持久戰。皇太極將圍城清軍分為兩班，以三個月為一期，輪番更換。同時清軍將錦州城外的莊稼收割完畢（評語：以戰養戰），並掃蕩清除明軍在錦州週邊的據點，徹底切斷駐錦明軍與外部的聯繫。

翌年3月，皇太極進一步採取措施，在錦州城外築起8座營壘，環城相列，在營壘外深挖壕溝，樹起柵木，而各營間又有深壕相連，將錦州圍得「水泄不通」、「人影斷絕」。明軍守城主將為夕日袁崇煥帳下大將、征遼先鋒大將軍祖大壽，其所率軍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蒙古人，城既被圍，遂起叛心，秘密與濟爾哈朗聯繫。此事為祖大壽偵知，欲計擒叛軍首領，無奈行事不密，反被叛軍窺破，搶先與明軍交戰，濟爾哈朗聞訊後，趁勢攻城，內外夾攻，祖大壽難以支援，只能退入內城堅守。

當清軍在義州築城屯田之時，明廷即有人看破了皇太極的用意，決心加強遼西防務，遂急調正在西線與農民起義軍激戰的洪承疇入京，任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軍務（評語：此為袁崇煥的舊職，可惜凡任此職者，無有善終）。洪承疇曾任陝西三邊總督，俘殺過「闖王」高迎祥，也幾次擊敗過李自成，算是知兵的大臣，被明廷倚為長城。
　　
洪承疇就職後，看出了清軍將圍錦州的企圖，急調大批明軍加強遼西防務。及至錦州告急，洪承疇已感覺出松山、錦州將有大戰，決定親赴遼西指揮。他將指揮部移至寧遠，並沿錦州、松山、寧遠一線佈置了8個總兵13萬大軍。明、清雙方兵力大致相等。在具體策略上洪承疇採取了且守且戰的方針：不時從松山、杏山等據點出發，以小部隊偷襲攻錦清軍，以此法消耗、疲憊清軍，然後相機決戰（評語：敵駐我擾，敵疲我打之計）。

應當說洪承疇之計有偏穩之嫌，但考慮到雖然「遼東兵精甲於天下」，但野戰畢竟是清軍之強項，且洪承疇對軍隊之掌控和熟悉度亦不如夕日的袁崇煥，所以此仍為可行之計。可未料到皇太極尚未有對策，洪承疇卻後院起火，以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為代表的一批官僚以「兵多餉艱」為由，攻擊洪承疇這樣做是「曠日持久、耗費錢糧」，主張速戰（評語：典型的外行指揮內行，好比是財政部指揮總參謀部）。

但偏偏崇禎聽進去了（評語：當時戶部的外庫雖是囊中羞澀，但皇上的內庫卻是殷實得很，可笑的是既然是家天下了，內外庫又有何區別，可從嘉靖起，明朝的皇帝們都象貪財的商人一般吝嗇，不捨得用自己的私房錢，一味加遼餉，而加得又不得法，不問各地豐歉與否、土地肥瘠與否、百姓貧富與否，均按統一的數字增加，則貧瘠之地、歉收之處必起民變）。

崇禎派兵部職方郎中張若琪到寧遠監軍（評語：這好比是讓總政治部的幹部部部長去監察總參謀長），有遣兵部主事馬紹愉到前線「贊畫軍務」，嚴令洪承疇率全部明軍急速前抵錦州決戰。
　　
三、高潮
　　
迫於壓力，洪承疇將輜重大部留在寧遠，率8總兵13萬人馬向錦州進發，到達距錦州僅20裡的松山。鑒於明軍在薩爾滸一戰中兵力分散被各個擊破的教訓，他決定儘量集中兵力，親率主力6萬集中在松山城外，僅在兩側佈置少量兵力牽制清軍，並在松山、杏山之間佈置了接應部隊。準備集中全力正面進攻清軍，實施中央突破。

同一時間裡，清軍也在緊張地調動著，皇太極急令各地清軍向松、錦一帶集中，並徵集盛京瀋陽城中的15歲以上的滿蒙壯丁悉數上陣，並親率3千精銳騎兵先行，赴松山前線指揮。

此戰，明可說是「傾遼西之兵」，而清是「空國而來」，存亡在此一戰。皇太極在戚家堡召開軍事會議，指出此次決戰，松山是關鍵之地，其地處錦、寧之間，為「寧錦之咽喉」，若松山一破，明軍將「全軍動搖」（評語：洪承疇顯然也看出了這點，將主力集中在此，顯然亦非泛泛之輩）。

皇太極進一步分析：明軍在松山城高度集中，有利於清軍圍而殲之。遂做出決定：令清軍在8月20日起，在松山明軍周邊挖起三道大壕，各深8尺、寬1丈有餘，欲將明軍團團圍住，並將通往松山的一切道路挖斷，旨在切斷明軍的糧道和退路。
洪承疇看破此計，21日起，明軍搶先發起攻擊，欲在清軍形成包圍前轉移出去。但清軍拚死守住陣地，雙方死傷相當，勝負難分，但明軍始終未能突破清軍的包圍。

是日晚，洪承疇召集將領商議，要求諸將「拚死一戰」、「解圍在此一舉」。但各總兵對突圍、固守意見不一，爭執不下。孰料，總兵王樸貪生怯陣，竟趁天黑之機率所部擅自逃遁。吳三桂、馬科等總兵見此也紛紛效法，各自引兵向杏山後退。但清軍已在往杏山的途中設伏，明軍本已成驚弓之鳥，再遭伏擊，潰不成軍。

吳三桂、馬科、王樸等人率殘部退到杏山後，又覺得杏山亦危險，不可久留，即匆匆出逃寧遠。但皇太極早有準備，已遣多鐸設伏於杏山往寧遠的路上。吳三桂等人再遭伏擊，損失慘重，短短幾天，明軍死傷5萬4千人，損失馬匹7千餘匹。（評語：不服將令，兵家大忌，敗因所在，洪承疇之統禦能力確實不如袁崇煥，但也不能求全責備，他到職不久，人地不熟，難以服眾；況且欲號令如一，必賞罰分明，袁崇煥功莫大焉，卻被冤殺，且死狀甚慘，關遼將士又如何能服，又如何肯為明廷死命效力，而吳三桂擅自逃遁，雖非首犯，亦是主犯，可事後未受懲戒，反一路升遷，雖然可用關遼已無人能用來推搪，但崇禎賞罰不明其責難咎，設想若是袁崇煥仍在，此戰由他指揮當是如何，故前文說「吾非亡國之君，爾等乃亡國之臣」之語並不盡然！）

當是時，松山洪承疇所率8總兵中有6人逃跑，只有曹變蛟、王廷臣二人未走。且曹變蛟乘清軍主力前往截擊逃遁明軍之機，率部猛攻皇太極大營，幾乎得手，無奈兵力不足，後繼無援，而曹變蛟又在激戰中受傷，遂功敗垂成。松山殘餘明軍只能退入城中固守。
　　
四、結局
　　
松山被圍之初，洪承疇尚幻想明廷能發援兵，然始終無一兵一卒來援，幾次突圍均未果。而城中軍糧日絀，最後到了「人相食」的境地。堅持到1642年2月，明松山副將叛明降清，18日夜接應清軍入城，洪承疇與曹變蛟、王廷臣均被生擒。洪承疇被送至盛京後，先是絕食不降，後經多方軟化，降清。

松山既破，錦州已是解圍無望，且被圍兩年，城內已然糧盡彈絕。皇太極遂決定勸降，祖大壽之弟祖大樂也在松山被擒，皇太極讓其入城勸降，3月10日祖大壽率所部出錦州內城降清。清軍挾松錦大捷之餘威沿遼西走廊而下，勢如破竹：4月8日清軍炮轟塔山，次日城破，7千明軍被殲；4月21日清軍兵圍杏山，明守軍6千餘人出降。至此，清軍取得徹底勝利。

此後，皇太極仍本著「剪重枝」的原則，前後5次突入關內，襲擾明朝。如果不是皇太極早死，先入北京城的恐怕就不是李自成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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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工場陶寧：創業是件嚴肅的事情，不要當成業餘愛好或單憑一股熱情

本文來自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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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它不僅關乎體育競技，也是規模宏大的綜合文化展示盛會。多方評論認為，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和地位由此提升。

之後，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擔任的角色愈加重要，而很多事情也都在 2008 年轉變，對互聯網而言，當年 6 月底，中國線民數量達到 2.53 億，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同時，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大潮即將興起，一批有想法和勇氣的人，不再甘於為人打工，將創業作為人生首選。

個人命運潛伏於時代浪潮之中，把握先機者，即是弄潮兒。2009 年 9 月初，時任Google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總裁的李開復宣佈將要離職，自主創業。隨即，創新工場亮相。一年後，陶甯受李開復邀請，加盟其中。

李開復曾在約伯斯、蓋茨、施密特等身邊學習成長，在 PC 時代歷經蘋果、微軟，在互聯網時代歷經Google。掌握科技領域的知識，也瞭解到企業成功的經驗，創辦創新工場，他想用自己的主動性做一個掌控全域的工作，「和中國青年人一起打造新奇的技術奇跡」。

對陶甯而言，加盟創新工場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此前 20 多年，她也在微軟、IBM、Google等最領先的科技巨頭工作，而創新工場給了她一個更廣闊的視角。

以前跟著別人做事情，現在領著別人做事情。以前在框架之中做事，此後則是打破框架去做事。陶甯感慨，「原來有點井底之蛙」，現在「從井底裡爬出來」。不過以珠穆朗瑪峰來類比，她覺得自己終於爬到了 3000 米或 5000 米。

沒到頂，自然還要向更高的地方去。

近期，創新工場總裁陶甯接受新浪科技專訪，講述了她的故事、經歷與思考。

▌加盟創新工場：天時、地利、人和

接受採訪前，陶寧剛從國外回來，時差還沒倒過來。據工作人員介紹，陶甯和李開復的日曆全是滿的。陶寧總覺得時間不夠用，不過關於在創新工場的工作，她覺得並非「辛苦」。

她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清楚其中的意義，也清楚自身的收穫。2010 年回國加盟創新工場，對她而言，是天時地利人和。「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段。不僅僅是包括中國人，實際全世界的人都覺得不能錯過中國的經濟奇跡。」

在陶寧看來，過去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發展已經是非常快速。但如果從技術的角度來講，可能最近過去的十年又是一個急劇提速的階段。因為其中有技術變革，而每一次的技術變革都會重新來書寫行業，並創造很多機會給新的入門者，或是敏感的機會發現者。

陶寧分析，當時美國是一個 IT 技術發展非常完善的一個國度，也有很多人才。但是從國家體量，從經濟基礎變革可以帶來的變數來講，中國可能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機會都更多。恰好，李開復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能夠加入到創新工場，把服務創業者這件事情做得更好，而這一理想，也符合陶甯自己的意願。

「第一，我希望回到中國這樣一個大環境裡，第二，我也希望自己已經工作了 20 多年的經驗能夠找到一個新的發揮平臺。」

此前，陶甯曾在微軟、IBM、Google等公司的中國和美國總部工作，其間也曾與李開復共事。20 年的工作生涯裡，她積累了一定的管理經驗、市場經驗、運營經驗等，自我評估後覺得，可以去向外輸出一些管理經驗或觀點。創新工場正好提供了一個適當的新平臺。

回溯起來，在 2010 年，移動互聯網正要興起，創新工場看到了其中機會。他們預測，當智慧手機在運營商補貼下，達到千元左右價位，移動互聯網就會發生，而安卓系統也將成為主流。不過他們當時以為這些事還要再等兩三年，然而僅過去一年多，預測便成為現實。

移動互聯網的爆發，迅速催生了圍繞於此的各種各樣的創業企業，變革了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創新工場做的，正是服務創業者。工場的成立，和陶寧個人的職業選擇，都站在了一個大趨勢前。

根據官方網站披露資訊，目前創新工場投項目超過 350 個，其中估值超過 1 億美元的項目有 70 多個，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專案達到 16 家。

談及現在的工作，陶甯稱創新工場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也讓她的視野更為開闊和更加全面：她現在的關注點包含從宏觀經濟到微觀經濟，直到某一個行業、某一個企業的發展，甚至包括團隊的一些心理建設，都要瞭解。這些事會消耗大量時間和精力，不過她樂在其中。

「我覺得一個人平均工作時間，如果把吃飯時間也算上的話（因為幾乎都是工作餐），一天 11、12 個小時應該是比較正常的。一周不能說工作五天或者六天，只能說你想工作、工作需要你的時候，你隨時都能工作。」

▌談科技：相信技術，相信於人
在加盟創新工場之前，陶寧工作職責涉及產品市場、戰略規劃、行銷運營等。雖然如此，她一直對技術有關注和思考。早先回國前，她看到了技術變革的機遇。在創新工場的經歷，更加深了她對科技的認識。

創新工場的發展壯大，與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密不可分，而分析中國互聯網躍遷式的發展，陶寧認為可以歸之於幾個因素，其中第一大功臣是技術。「如果沒有技術的變革，很多的創新想法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很多技術原創，幾十年前已產生雛形，但有些沒有手段去實施。而今天的技術給予了把想法變成現實的可能性。

實際陶寧正是技術出身，整個創新工場的主要團隊也都是如此。在她看來，這些人都是技術的相信者，非常篤定技術可以改變世界，改變人類，讓生活變更好。她表示，如果有一種新的技術誕生，「我們真的從心底裡希望，能夠用各種各樣的資源，把這個新的技術快速推給社會，快速提供給人類。」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慧受到關注，有關於人工智慧可能威脅人類的討論興起。對此，陶寧認為是杞人憂天。她提到，歷史上每一場大的變革都跟技術的進步相關，而人總能都把機器和技術變成為其謀取福祉的工具。

「我認為技術都是中性的，取決於人怎麼用它。」陶寧表示，要相信人的智慧。細究起來，「我們不是相信機器，也不是崇拜技術，技術只是工具。我們是對人類有信心，人類最終會讓技術向善，造福社會」。

此外，陶甯談到人才、市場、資本和文化。

在人才方面，陶寧指出，中國的理科教育非常好，在全球都首屈一指。這培養了大量的工程師，為今天中國做技術方面的創業創新奠定了一個基礎。所以中國的「工程師文化」「非常好」。陶寧特別強調了理科教育的重要性，「我們一定不能丟掉這個傳統。理科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本」。

第三點，陶寧談到市場。「我們有 14 億人口，中國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對創業也好，開發產品也好，這是一個重大利好。陶甯表示，我們的創業者有自己的自留地去銷售產品，「中國的就是全球」的這句話, 今天已經成為一個真理，「如果能服務好這 14 億人口，我們中國的公司就是一個偉大的公司」。

此外，是資本的助力。創業者一般是年輕人，而他們的原始積累很少，早先沒有資本扶持，創業非常困難。陶甯認為，天使基金，VC 基金，以及政府方面的引導基金，對中國過去十年的快速發展，也起到至關重要的助力作用。

最後，是文化。十年前創新工場創立的時候，創業還不被大眾認同，優秀畢業生們首選是去大企業。創新工場即使有資金也不知道該投給誰。而此後社會關於創業的認識逐漸變化，尤其近五、六年來，創業逐漸變成人們一個很正常甚至很驕傲的選擇。

▌談創業：企業家可能是千萬裡挑一

現在的陶寧，是服務于創業者的角色。不過很少為外界所知的是，她自己也曾短暫創業。

2008 年，陶甯辭去Google中國的工作，去耶魯大學攻讀 MBA。2010 年畢業，她想著要做自己喜歡的事。雖然現在又回到科技賽道，而在彼時，陶寧嚮往另一種生活。「我相信幾乎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有一個開一家咖啡館，喝一杯紅酒的夢想。所以當時，我覺得我應該把這個夢想實踐一下，從 IT 行業換到消費賽道，看我是不是也可以改變一次人生。」

當時，陶寧第一個想法是到做紅酒、咖啡館的企業裡去找一份工作，所以她去了星巴克的總部面試，也去過美國加州幾個葡萄園面試，不過對方因沒有相關行業經驗，將她拒之門外。

陶寧不死心。「你知道人有夢想的時候，是睡不著覺的」，陶甯向新浪科技講述這段故事，「既然你們不要我，那能不能我自己從頭做？我自己雇自己，我用自己的錢，去實現我的理想。」於是，陶寧自己開了一家咖啡館，也註冊了一家紅酒公司。可惜現實很骨感，都沒能成功。

創業維艱，失敗者眾。對追求夢想的人來說，失敗未必遺憾。在陶甯眼中，創業是一門必修課。「即使這個夢想只實現了幾個月、幾年，但那是你的思想在世界上留下的一個痕跡，讓你看看你的構思能否變成一個實體的東西。」

總結自己的創業經歷，陶甯談到，創業是件嚴肅的事情，它不僅僅是一個愛好，不能僅當成業餘的事情去做，也不能單憑一股熱情。

在創新工場這些年裡，很多人曾沖到陶寧面前，說自己有一個很好的 idea，能不能去實現。而陶甯首先會問對方一句話，「你原來做什麼？」很多人所做的事，跟其理想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沒有經驗，盲目創業很難。

但沒有經驗並不是說真的不能創業，那就通過組團隊，彙聚經驗。創新工場常常對外表示，不投一個人的團隊，因為他們認為，創業沒有單槍匹馬，一定是一個團隊在做的事情。即使一個人去做本行業的創業，他也不是萬能的。創業，需要具備 360 度的知識，需要一個團隊的力量互相配合才能持續前進。

創新工場的經歷，改變了陶甯對創業的認識。由此，她開始認認真真地接觸到創業者群體，也開始理解什麼叫作企業家精神，什麼叫作創業者的精神。並且，在今天的陶寧看來，所有的人才都很重要，但創業者和企業家對社會發展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我不能抹殺科學家、技術工作者的作用，但是要把一個真正的產品呈現出來，一個服務能夠提供給社會，真的要感謝這些創業者」。

關於創業，陶寧的認識變得更深刻。除了天時地利人和之外，陶寧認為，更重要的是有「領頭羊」。「創新工場的成功離不開李開復博士的理想、韌性、堅持，創新工場所投的企業，也離不開每家自身的『領頭羊』。」

「我覺得企業家可能是千萬裡挑一。」在陶甯看來，企業家不僅僅有技術才能、管理才能，同時還有非常高的創新力和擔當力。他今天解決的事情，不僅是實現其個人理想，還以產品服務人們的衣食住行，提供就業機會，產生稅收，創造財富，進而去支持新的創業者。

▌談過往與理想：歸於「幸運」更知敬畏

回顧起來，以人生職場履歷而言，陶寧無疑處在極優秀的一批。

在此前的人生裡，陶甯於北京大學讀書，拿到資訊管理系學士與碩士學位。之後去到國外，進入 IT 行業，而 IT 也是國內大力發展的行業。之後國內引進外資，陶寧進入到國外最好的公司。當國內企業發展的時機到來，陶寧回國。國內支持創新創業的時候，她又進入到創新工場這樣一座橋頭堡。

有報導提及她的人生經歷，以「精彩」二字概括，不過問到陶寧本人，她選擇的詞是「幸運」。「你不覺得，回頭看我的經歷，每次都踩准了中國的大潮嗎？我把中國過去這些年的每一個進步，都在自己的身上有了淋漓盡致的一個體驗」，陶寧笑言。

的確，在每一次人生的重要轉折，陶寧似乎都踏出了恰當的一步。這當然是幸運，但也離不開個人的判斷和選擇。而判斷和選擇背後，還有個人的思考與性情。

早先申請國外讀書，陶寧會到一家網站上跟人討論，怎麼去做申請，怎樣準備材料。當時大家各有網名，陶寧取的名字正是「追夢人」。去國外頂級學校讀書是她曾經的一個夢想，同時她認為，隨著國家的發展，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落實到個人，也需要有世界的眼光、格局以及知識。

此前的理想，陶寧已經實現，展望未來，陶寧提到三件事：第一，希望創新工場這樣能幫助創業者的機構越來越好。她表示，創新工場嵌入在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之中，並發揮正向作用，也希望有更多像創新工場的機構，去幫助中國的創業者。

第二，陶寧希望技術真的能夠造福人類，並且人們能更快地使用這些技術。第三，從更廣的角度出發，陶寧表示希望國家越來越好。她坦言自己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今日所得是由時代給予。「我媽媽就曾經跟我說，我跟你的區別就是我們兩個時代不一樣，你遇到了中國最好的幾十年。如果我是你這個時代，我一定會做得比你還好。」

至今，陶寧工作將近三十年，創新工場將是她的最後一站。在這一平臺上，陶寧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從早先的職業經理人，變成了企業領導者。從在框架中工作，到開始依靠打破框架來工作。她更注重到開拓精神與創新精神，同時也因創新工場，開始關心社會的方方面面，看到整個社會各個元素，融合前行。

「我關心的事情，一下擴大了一百倍」，陶寧毫不猶豫地講道，覺得自己原來有點井底之蛙，而現在可以說從井底裡爬出來，「如果以珠穆朗瑪峰作比喻，我終於爬到了可能 3000 米、5000 米的地方」。

創新工場的工作，讓陶寧更知敬畏與感恩，她感受到創業創新的不易，也感恩于有好的創業者與科學家。她對社會更有信心。

談及工場的發展，陶寧認為也要歸功於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地利，是身處中國，受益於大環境的技術變革和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可以有錢有人才；人和，是創新工場的合夥人們都很有韌性；而天時如前所述，創新工場成立之初，看到了中國移動互聯網爆發的機會，前五年的投資專案皆圍繞於此。最近三年，創新工場重點佈局人工智慧，投資 40 餘家企業。

歸結起來，個人命運與企業命運，都潛伏於時代大浪潮中，遇到合適的人，選擇合適的地，把握住一時的機遇，就有機會乘風破浪，有所作為。

在採訪前，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中央意見出臺，談及于此，陶寧表示，敏感的企業大概都不會錯過這件事。三年前，因為看好南方的經濟發展與人才，創新工場設立了深圳辦公室。去年，創新工場又在廣州設立大灣區總部。今年，創新工場大灣區總部已經完成 25 億元募資，並正式運營。

技術浪潮改變了很多人很多企業的命運，而洞察時代變革中的機遇，可預見還會有很多好故事，可以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