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 #台鐵太魯閣號 發生出軌事件，當時我正在南榮公墓協勤消防局每年固定的供水服務，適巧總隊長帶領許多義消弟兄們來探班，他們告訴我們太魯閣號發生意外，局長及許多打火兄弟臨時趕回局裡整裝準備出發到花蓮協助救災工作，這就是我一直以來認識的消防弟兄，有災難發生的時候，一定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趕赴救災現場。

幾天後從新聞媒體上看到法院讓包商 #義祥工業社 負責人 #李義祥 交保，當時我心中碎念著讓這個人交保後，是不是就正好讓他去脫產呢?隔天從媒體上得知檢察官抗告成功，順利讓李義祥收押，當時我還在想著地檢署能夠以這樣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補強證據，維護正義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至於花檢的檢察長 #俞秀端 雖說在我20多年的執業生涯中，不時會聽聞到他的名字，但老實講印象也僅止於認真辦案，勿枉勿縱而已。

這幾天看到作家 #須文蔚 撰文對她的描述，著實讓我打從心底佩服她，我想這樣勵志的故事是值得讓我們大家多多認識這位 #霹靂女檢座，因為我深信相較於政治口水我們的社會會更愛這樣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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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用作家須文蔚的文章

▍焦炭能熔融黑金──霹靂女檢座俞秀端
須文蔚 撰寫

[前言]這幾日看見花蓮地檢署檢察長俞秀端堅毅的身影，拖著傷痛的腳處理太魯閣列車事故。特別是堅持抗告，讓花蓮高分院撤銷交保裁定發回重裁，花蓮地方法院裁定李義祥羈押禁見。這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請傳閱分享俞秀端的故事。

我們要真相！請大家支持俞秀端檢察長！

▎崩塌的青春礦坑

一九九二年冬天，俞秀端在台大醫院十二樓的病房看著窗外，夜色像散戲時舞台大幕匆匆遮蔽一切，不遠處的汽車、路樹、建築一瞬間都塌陷在黑暗中。才二十六歲的她，罹患紅斑性狼瘡已經十六年，數不清的急診、住院、化療，別人的青春是充盈著戀愛、事業與歡笑的礦藏，而她的青春礦坑裡不但空空如也，更不斷發生災變，把她埋進了暗無天日的地層深處。

她剛剛做完關節固定術，把關節裡損壞的組織切除。骨科醫生安慰她：「手術後，走路會較不方便，以後能站就不要走，能坐就不要站，能躺就不要坐。」她完全不知道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化療讓她掉光了頭髮，長期服用類固醇，使得一張臉臃腫不堪。動過手術後可以拄著柺杖走路，但是免疫力過低，無法癒合的傷口，彷彿呲裂的大嘴，嘲笑著她。

十歲發病後，生活裡總是充斥著血色。她因為血小板過低，經常流鼻血，鮮紅的鼻血繼續淌著，一、兩個小時都停不下來。好幾次，老師只能匆匆忙忙去叫媽媽，要媽媽趕快送她到大醫院。

病房從此成為看守所。她沒有犯錯，循規蹈矩過日子，但每隔一陣子總是會「再犯」。有位醫生看過驗血報告後，憂心忡忡地告誡：「要小心，如果自發性出血在腦部，那就是中風。」在沒有全民健保的年代，要維護她懸絲般的性命，父母只能舉債來付醫藥費。雪上加霜的是，一九七八年礦場倒閉了，十三歲就當礦工的父親讓老闆倒了好幾個月薪水，母親為了生活只得去找親戚借錢，父親覺得沒面子，於是經常爭吵。國一的她決定休學，早上跟父親去市場賣菜，下午到工廠做工，裁縫、平車、高周波……什麼工作都不拒絕。到國中補校復學，考上北一女夜補校，從中興法商法律系前五名畢業，卻完全沒有體力考高考。她咀嚼苦澀到二十六歲，從樂天知命，到全然絕望。

俞秀端望著已經黑暗下來的街景，窗戶上、病房裡，慘白的燈光映照出她憎恨的自己──乾枯的假髮，浮腫的臉龐，沒有表情的面孔。她問影中人：「如果是這種毫無品質、看不見未來的生活周而復始，那麼生命該不該繼續？」無助的她，接連好幾天都想著：「該不該打開窗，往下跳？」

▎溫情打開心內的門窗

妹妹俞秀美調皮的笑容突然出現在鏡子一樣的窗上，這個也想當律師的妹妹，始終陪伴在身邊，在她不良於行的時候，當她的雙腳。
俞秀端望著妹妹北一女的制服，想起自己也穿過一樣的綠衣黑裙，只是學號不是金黃色，而是白色的。日間部早上八點上課，下午四點下課。她則是準時結束工讀，下午五點上課，晚上九點半下課。就在北一女夜補校，她遇見了簡易老師。

高三的三民主義，本以為是一門八股的課程，沒想到簡易卻火力四射，又有深刻的內涵。不管是民主、憲政制度的講解，或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差異，簡易把政治哲學的精要條陳縷析；舉的例子，多半都是時事的、批判的政治衝突事件，尤其是民主戰車朱高正。

對乖乖牌俞秀端而言，實在很難忍受有人可以搶麥克風，拉扯其他的民意代表，但是簡易總愛質問她們：「如果有一個人，他打了你一巴掌，又踹了你好幾下；結果盛怒之下的你回了一巴掌。可是媒體偏偏只報導你打人，你們覺得公平嗎？」

「公平嗎？」這句話好像一巴掌，敲在她不經世事的心靈，讓她隱隱作疼的覺得：正義不是那麼單純，事情不能夠只看片面。簡易更經常鼓勵選擇社會組的學生讀法律和政治，因為台灣要民主，要多一些青年去投身新秩序的建立，本來就想當律師的她，自然更認同了這條道路。

秀美要離開病房前，從帆布書包裡，拿出一張卡片，晃啊晃在她眼前：「誰寄來的？是情書嗎？」

她一把搶過來，從方正而陽剛的字跡上，判斷應當是簡易老師。其實同學們並不知道，簡老師和她同病相憐，私底下總不斷為她打氣。知道她住院，特別叮嚀：「秀端，你一定要讓自己覺得，你會跟別人不一樣。不要覺得別人生病了會衰弱、癱瘓或死亡，你就一定也會步上同樣的路。記得，你、我都是獨一無二的。」

俞秀端望著妹妹離開病房的背影，突然好想和她一起闖進司法界。父母、家人和老師們的關愛，就是治癒她絕望的藥方。

她決定從坍塌的礦坑中打開一個出口，讓陽光照進來。

▎窮人也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

二○○一年冬天，俞秀端在台北地檢署的辦公室裡，斟酌一個竊盜案件，究竟還要不要調查下去，還是乾脆起訴算了呢？

案情很簡單，一個有竊盜前科的嫌疑人，偷了一台速利車的車牌，遭到逮捕後，辯稱是車主要他去拆解的，可是車主卻向警方表示，並不認識嫌疑犯。像這樣的案子，對任何一個檢察官來說，不過是一個月上百件新收案件中的其中一件，辦大案讓人亢奮，小案件總難獲得關注。這個案子已經開很多次庭，嫌疑犯沒有錢和解，沒有錢繳交罰金，但又找不到他口中的車主「阿雪」。或許是嫌疑犯很誠懇，讓她覺得事有蹊蹺，讓案件淹沒的心告訴她：「應該趕快起訴結案，這樣的證據一定會判有罪！」但她不打算聽話。

她也沒有聽爸爸、媽媽的話去當律師，賺大錢，改善家計，而是選擇了累人的司法官。一九九五年她切除了脾臟，從此讓脾臟不再去破壞血球。病情穩定後，定下心準備考試，先後通過土地專業代理人、公務員高等考試、律師高考及司法人員特考，隨後接受第三十五期司法官訓練；一九九七年底分發到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究竟一個竊盜前科犯偷了一張車牌的小案子，為什麼會讓她斟酌這麼久？

辦公室裡同事走動著，成堆的卷宗上面傳來彷彿市集的喧囂聲。她想起國中休學後和爸爸在板橋賣菜，有一個地痞流氓經過攤子，順手拿起一把菠菜問道：「一把多少錢？」
「一斤三十塊。」
「拜託，怎麼會這麼貴！」
「你看！」秀端爸爸得意拿起新鮮的菠菜：「尚青的！一點也不貴。」
「幹，你賣菜為什麼要幹譙人？」他拿起攤位上用來切冬瓜用的長刀，作勢要砍父親。
「冤枉啊！我沒講啊……」父親忙著解釋，旁邊的鄰居也趕緊過來阻止這個挑釁者。俞秀端躲在父親的身後，用手貼著他的背，由於緊張，可以感受到平日堅毅的父親在刀光下，還是忍不住顫抖著。
流氓看到父女倆蒼白著臉，看看四周趕來助陣的攤販，冷笑一下，放下刀，就揚長而去。俞秀端心裡感覺莫名的屈辱，她吶喊著：「為什麼善良的人，竟然要無端接受挑釁與欺負？難道只能束手無策，就因為我們只是個小老百姓？窮人也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啊！」

回過神，她重新分析速利車牌失竊的案子。

速利是裕隆汽車在一九七四年推出的國民車，到了九○年代末早就在道路上絕跡了。嫌疑人一再強調，是一位快搬家的女性車主阿雪，要報廢汽車，於是交給他一把起子，要他在三重市的某個街角取下車牌。當他拔起車牌，卻讓一個男性車主扭送警局，警察完全不採信嫌犯的供詞。開了很多次偵查庭，就是沒有定論。俞秀端靈機一動，從嫌犯的供詞中整理出幾條線索：那個區域有沒有一位叫阿雪的中年婦人剛搬走？阿雪的名下有沒有一台速利轎車？

三重管區的警察並沒有因為這件案子小，就怠忽職守。經過挨家挨戶的訪查，真的找到阿雪，也證明嫌犯所說的都是真的，一切都是誤會。在偵查庭上，俞秀端看著阿雪，心裡想著：「好險，檢察官真的是人，不是神。」隨即做成不起訴處分書，避免了一場冤獄。

她把速利車牌竊盜案的不起訴處分書寫好，蓋了章，掩起卷宗。走出地檢署時，打算快步回家，抱抱孩子，講一個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給他聽。

▎焦炭也能熔融黑金

三十五歲的俞秀端並沒有料到，還有更多的重大案件與風暴等著她。在司法改革的風潮下，她成為最先實踐交互詰問制度的檢察官，幫司法院拍過交互詰問的示範影片。她在北投纜車案，成為第一個偵訊馬英九的檢察官。她也沒有想到，日後會起訴內政部次長，甚至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備受媒體注目。

二○○七年初爆發震撼社會的力霸案，當時在台北地檢署忠組的俞秀端專辦黑金貪瀆。她很快就發現王又曾的兒子王令麟不但是力霸案共犯，同時也有掏空東森集團的嫌疑，於是積極展開偵辦。
一個女子擔任檢察官，除了要有福爾摩斯的精明，更需要有不畏強權的勇氣。六月十四日，俞秀端和其他幾位檢察官合作，一共發出二十九張搜索票，上午八點帶領檢察事務官、調查員兩百人同時分頭進擊，在東森集團的關係企業辦公室、王令麟的住家等地進行搜索。

俞秀端很快從複雜的企業會計資料中抽絲剝繭，認定這位擔任過立委的富商確實涉嫌掏空企業，於是連夜向法院聲請羈押。經歷一個晚上的辯論，王令麟幾度落淚，爭取法官的同情，沒想到在十六號的清晨八點，地院做出准許王令麟以新台幣一億元保釋金交保的裁定。既失望又憤怒的俞秀端回家簡單梳洗一下，急忙又進了辦公室，在不知裁定書內容的狀況下，寫抗告書。

抗告書在十六日中午前就寫好，送進高等法院，她繼續找證據、傳證人。沒多久，收到地方法院的裁定書，於是繼續寫抗告補充理由。寫到一半，已經擔任法官的俞秀美很貼心地送晚餐來，給姊姊打氣。一路加班到晚上十點鐘，疲倦不堪的俞秀端在卷堆中接到先生打來的電話：「弟弟發燒，快要三十九度了。」

忙著手邊案件的她無神地問：「那怎麼辦？」

先生淡淡說：「我已經帶他去看醫生了，你去忙吧。」

掛下電話，俞秀端的眼淚止不住掉下來。

十七日一早傳來好消息，台灣高等法院撤銷地院准予交保的裁定。俞秀端創下司法史上「即時抗告」的紀錄，在二十四小時內逆轉了法院的裁定，讓台北地院必須再開庭審理，把已經步出看守所的王令麟，以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證及湮滅證據之虞，諭令羈押禁見。
由於能夠順利收押王令麟，東森案的偵辦就勢如破竹，最後證實王令麟、王又曾、其親屬與集團幹部涉嫌重大，共同掏空力霸集團與東森國際資產新台幣四一二億元。

在八月十三日下午台北地檢署的記者會上，台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林錦村面對閃個不停的照相機，和十幾台即時轉播的攝影機，向全國關心本案的民眾朗朗宣讀起訴書的重點，痛批王又曾父子是一丘之貉，視國家法律如敝屣，對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具體求刑二十八年，併科罰金十億元。

林錦村對記者說，承辦這個案子的俞秀端檢察官嫉惡如仇、辦案嚴謹，聲押被告的獲准率很高。他指了指堆滿記者會現場卷宗的資料，提醒大家，別忘了俞檢座是一個孩子的母親，從一月到八月，從力霸案到東森案，她帶領的團隊一直沒有休息過。為了趕辦東森案，俞秀端曾經五天睡不到二十個小時，三歲的兒子有次凌晨醒來，看見突然回家的媽媽就撒嬌說：「媽媽都不陪我，是不是不疼我了？」

坐在一旁的俞秀端彎下腰，不想讓攝影機和照相機拍到她的眼淚。現場的記者受到感動，紛紛放下手中的筆和相機，報以熱烈的掌聲，向這位從沒落的煤礦山區走向台北的「霹靂女檢座」致敬。
在掌聲中低調躲開鏡頭，這位貌似研究生、清秀與溫婉的女檢座，其實像煤炭一樣，給地熱煎熬了漫長時光，雖然貌不驚人，但燃燒起來，卻能夠熔融鋼鐵。面對黑金，她更有著無比的堅毅與細緻，讓世人見識到：正義有著無堅不摧的力量。

▍人物小傳
俞秀端（一九六六年～），出生在台北縣雙溪鄉的礦工家庭。一九七五年罹患紅斑性狼瘡，國一就因健康因素休學，陪父親賣菜，到工廠做工。積穗國中補校、北一女中補校、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沒有因為病痛而放棄她的理想，一九九五年先後通過土地專業代理人、公務員高等考試、律師高考及司法人員特考。通過第三十五期司法官訓練後，一九九七年底分發到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先後擔任過婦幼專組、檢肅黑金及重大經濟犯罪專組檢察官、基隆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法務部長辦公室主任檢察官，現擔任花蓮地檢署檢察長。曾偵辦信義區電梯之狼案、國華人壽違法貸款案、中興銀行王玉雲父子違法放貸案、力霸弊案、台北市道路維護工程官商勾結弊案、北投纜車弊案，都以無比魄力，深獲社會矚目，二○○五年榮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返校完整解析 - 暴政下的背叛與救贖
#終究會等到自由的那一天

《返校》上映至今票房已經破億，將躍居今年國片票房冠軍，也再次引起社會對於中國國民黨恐怖統治時期的回憶。也因為《返校》的高人氣，在政壇上甚至出現了國家暴力的被害者與不曾反省的加害者都一致好評的古怪現象。小編上映之初便進場觀影，花了一點時間，這邊把把片中的象徵元素與影片結構整理出來和大家分享。

《返校》並不是一個單純控訴國家暴力的故事，而是一個探討人心在國家暴力下變化的故事，這是這部電影的「普世性」，世界上，無數的國家與民族都曾經歷過類似的創傷，也都能在這部電影中得到共鳴。然而，返校作為本土電影，另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喚醒那些「害怕想起來」的人，要治療我們的社會，便需要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而不是嘗試掩蓋或輕易遺忘。過了這麼久，台灣終於有了一部對過去發起正面挑戰的主流電影，這則是這部電影連結彼時此刻的「本土性」。

為了了解《返校》的世界，我們將以時間、空間象徵，以及登場人物的心理機轉三個部分，來介紹電影的結構。當然，以下會有大量爆雷，請小心！

第一部：#時間

在電影一開始，明確地告訴觀眾，時代背景為民國51（1962）年，然而，從一些細膩的暗示，和整個劇情的氛圍來講，時間卻可能更早。譬如說，方芮欣的學號為493856，代表1949年起的戒嚴，持續38年56天；魏仲庭的學號501014，則是「光明報事件」中，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槍決的日期1950年10月14日。49和50，依台灣學校常見慣例，當然是指民國49年與50年入學，然而，就其象徵而言，指的卻是1949年與1950年，也就是說，暗示著本片的「政治年代」為1951年。

1950年代時由於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仍未穩固，在擔心共黨滲透同時，也是大量濫殺無辜，破獲炮製眾多「讀書會」冤案，並用誇張理由查禁書刊的年代。例如片中被禁的泰戈爾《漂鳥集》、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只是因為譯者附匪或有親共嫌疑，就被連累；屠格涅夫《父與子》，則因作者是俄國人，又描繪反抗舊有規則的年輕人，而被查禁。相形之下，1960年代的政治氣氛隨著中國國民黨政權根基站穩，而略有放鬆，部分禁書也只要換掉作者譯者名字，就可出「海盜版」，警總轉而更注意查緝仍寫作中的當代作家與政治運動。

但本作並非「歷史劇」，重點不在年代的考究，而在描繪「白色恐佈年代」的速寫。因此，片中也反映了1960年代查禁台語歌曲，1970年代打壓布袋戲等「文化殖民迫害」。民國51年/1962年，更像是增加現實感的定錨，同時也呼應當時柏林圍牆建立，古巴飛彈危機美蘇對峙下的「冷戰高峰期」氛圍，便於從「世界史」的認識去切入這部作品。

電影背景中時代的模糊，更進一步對應到戲中大量運用的交叉倒敘。

電影分為三段，「惡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在「惡夢」之前還有一小段片頭，告訴我們在這個肅殺年代中，學校讀書會的存在，並預示觀眾，讀書會之後被查獲，魏仲廷被捕刑求。之後進入「惡夢」此章的起頭，方芮欣就在深夜無人的教室中醒來，帶著觀眾嘗試填補這兩個時間點中的空白。

在現實世界中，大部分回憶的完整劇情都發生在同一天（以下稱 X-Day），其他的只是後續支離破碎的片段。

在這天中發生的事大概是這樣的：

一早，天氣晴。方家酗酒的父親對懷疑他有外遇的母親家暴，方芮欣發現母親沈浸於求神問卜中，放棄安慰母親而出門上學。上學時，阿聖攜帶的禁書差點在門口被白教官發現，魏仲廷為其掩護成功。 升旗典禮時，憲兵闖入，同樣收藏禁書的黃老師被抓走，升旗後，白教官為了塗鴉的惡作劇叫住方芮欣，張老師幫她解圍，把方芮欣帶到辦公室用筆談心。放學後，讀書會在儲藏室秘密集會讀泰戈爾，成員擔心黃老師被捕的後續效應，提出由學生輪流傳遞禁書的方案。

晚上，方芮欣和張老師在半山腰的佛寺外相會，老師重複畫著水仙，方芮欣教老師彈「雨夜花」。方芮欣回家時發現方父因涉嫌貪污被憲兵逮捕，並驚見方母就是找出帳本的告密者。受到打擊後，方芮欣在雨中跑到張老師家，張老師面對女學生顯得窘迫，給她自己的衣物，幫她燙衣晾乾，方芮欣不想離開，老師為她戴上白鹿項鍊，方喃喃唸著「不要跟他們一樣離開我」，就趴在桌上睡著。

X-Day為何重要呢？

在這天中，讀書會險遭破獲，埋下伏筆；我們見到了「國家機器」除了單純的恐怖外，更可透過「密告」被庶民利用來對付仇人；同時，儘管是處在恐怖統治中，人仍有追求心靈自由、追求愛情的渴望，因此這天中也有方芮欣與魏仲庭在肅殺氣氛中，最後的快樂回憶，這樣的人性，在陰暗的「惡夢」中，再也無處可覓。也讓我們看到獨裁政權的可怕。

那麼，為什麼方芮欣與魏仲庭的「惡夢」會是「返校」呢？ 接著，我們就要來探究《返校》中的校園世界。

第二部：#空間

進入「惡夢」章節後，方芮欣在教室中醒來，不久後遇到魏仲庭，很快的，觀眾便意會到，這個世界中，似乎只有這兩個「活人」，而其他人都消失了......或已都不是完整的「人」。

一開始，兩人直覺地要離開學校回家，然而，在暴雨中，學校聯外道路被洪水沖毀，兩人只好回到教室。在洪流之中，小小的學校，猶如當時這個島國一樣孤立無援（片中多次重複暗示：學校=國家），可怕的不是走不出去，而是潛藏在學校中的黑暗。

《返校》的場景選擇在校園中，原因之一自然是校園呈現出的權力規訓，在這個學校中，沒有什麼校長、主任登場，只有「白教官」象徵著統治校園的權力者。從學生每日的行軍列隊、升旗典禮，讓校園和軍隊幾無差別。

原因之二呢，則是學校必須如此嚴格控制的起因：在白色恐怖年代初期，有許多大案，都是以學校師生為整肅對象，例如1940年代末以師大和台大學生為主要受害者的「四六事件」、基隆中學「光明報案」、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的「澎湖七一三事件」，標誌了白色恐怖年代的開始。「七一三」事件中，估計有300多人遇害，數千學生被強逼充軍，更有外省人的228之稱。

為何中國國民黨政權需要這樣強力鎮壓校園？ 那是因為，包含蔣介石、陳誠等人，均把中國內戰失利的原因，怪罪在「共產黨滲透校園」、「宣傳失利」，把「學運」當作洪水猛獸，因此，管他是不是共產黨，只要讀左派書籍、甚至連左派思想都算不上的文學禁書，都要嚴加查辦；「民主自由」只能掛在口中，若要求實踐，或是比照美國等「盟邦」的標準，也都是該死。

在害怕「思想會顛覆國家」之下，教育體制被嚴加看管，教員要做身家調查，檔案列管；教官直接進駐校園，由軍事管理取代教育體系的行為輔導。現代化國家的教育體系，是要把人培養成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生產大軍」，而中國國民黨的教育體系，除了產能，更要負擔對外作戰、對內糾察的雙效合一功用，讓這個「失去祖國」的殖民政權得以用少數殖民者，壓制多數被殖民者。莫怪乎，魏仲庭認為：「返校」的惡夢，比遭受刑求還要難受，在這邊，學校這個場所，就是監獄與國家的延伸。

有人說，《返校》「美化」白色恐怖，許多案件中，人是在一夜間人間蒸發，連大喊「國家殺人」的機會都沒有。與之對比，《返校》中師生的逮捕，均發生在白天的操場；而夜晚的禮堂，則是「國家」譴責叛徒的場景。將恐怖赤裸裸地放在檯面上，或許減弱了懸疑感，但在這裡強調的卻是「被迫觀看」。

給誰看呢，在片中，逮捕是表演給所有的學生看，因為這是「教育」的一環，在這座學校，即使在回憶中我們也沒有看見任何正式上課的場景，公開處刑的「行為教育」，和私下流傳的「自由知識」形成對比。另一方面，學生的「被迫觀看」，也呼應在自身的「被監看」，這是個秘密有罪的世界。凡是秘密被發現，就要被拿出來「公審」，在這個世界中，終究無處可躲，結局從一開始已被預先告知。

於是，學校成為了學生的惡夢，自由與生命，在這座學校中被吞噬。但有個問題是：這是誰的「惡夢」？ 是誰建構出來的空間？

第三部：#人心

《返校》的英文片名叫做Detention（留校查看），後者更接近影片的「被迫」意義。

從魏仲庭被刑求時的獨白，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他的夢；然而，在電影中，更多的是以方芮欣為視角的敘事過程。在校園中出現墓碑的鏡頭中，我們則發現了魏仲庭與方芮欣雖然出現在同一個世界中，但兩人看到的事物並不完全相同。

在不同心理學派中，對「夢」的理解有微妙的差異，例如佛洛伊德認為夢是潛意識的動機或需要，透過偽裝的形式而以夢呈現。然而，《返校》中對這場「夢」的了解，較偏向完形治療學派，例如該派大師Perls便認為，夢中的每個部分都是代表著當事人部分自我的投射，代表做夢者未完成的情境，而夢是通往整合的捷徑。

完形學派主張，要把夢境帶到現實生活中重現，夢和現實中不同的部分，就是自己矛盾和不一致的層面，需要讓夢境表現出來，透過這些矛盾間的對話，做夢者才能體認的自己情感表現出的世界。

魏仲庭與方芮欣雖然恰巧有著共同潛意識投射出的夢，但兩人有著不同的自我矛盾，有著不同的未竟事宜，因此，在兩人共同逃離「國家暴力」的攻擊後，兩人在校園中分道揚鑣，各自尋找夢境的解答。

在大魔王白教官出現後，他直接說出：「這是負罪的死者的世界」，又對魏仲庭說，你很快會加入他們。

因為這解釋實在太白話了，對於白教官神來一筆的提醒，自然讓觀眾也不用再去推理。但看完全片後，可以理解魏仲庭的罪在因為暗戀學姊而違背原則，害讀書會被查獲。而方芮欣的罪當然是因為嫉妒而陷害他人，進而也害死了自己的愛人。

問題是，其他那些有夠衰的人有什麼罪呢？ 而真正犯罪的國家，怎麼還是維持大魔王狀態，繼續懲罰負罪的死者呢？

合理的解釋是，這世界其實就是這群衰人的潛意識集合，長期的恐怖統治，除了對個人的外在壓迫外，也造成「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外在的肉體禁不住嚴刑銬打，內在的心靈也難以維持正常，而活在恐懼的重現中，自己嚇死自己。

方芮欣的情況則是，她長於一個屬於當權階級，但卻是父親酗酒家暴，母親逃避現實的家庭。缺乏愛，讓她渴望愛，無法處理家中的狀況，讓她學習母親（用國家的恐怖對抗丈夫的恐怖），引進國家的力量（用國家打擊情敵，順便幫忙父親早日釋放）來干涉私人領域。

在「惡夢」世界中，有三個角色曾經殺人，一個是鬼差、一個是白教官，而另一個就是方芮欣。

白教官將手槍交給方芮欣這段，其象徵明顯的幾近刻意，就像是黑幫電影中也常見大哥把槍交給新入行的小弟或外人，吩咐他殺人，表示「從此以後我們就是一夥的了」。國家利用人性的種種弱點，讓人出於愛而互相殘殺，讓每個人都成為國家的耳目，這是極權政權最可怕的「借刀殺人」控制手段。

當她因害怕「被拋棄」而費盡心思做出種種操作時，她卻發現自己傷害了更多人，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這是方芮欣的重大「創傷」，就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中常見的解離症狀，這也是她「失憶」的合理原因。

和魏仲庭與方芮欣相反，有個角色，沒有真的出現在惡夢中，那就是只有方芮欣看得見背影的張明暉老師。

在一開始，張老師的背影是方芮欣四處探索的動機，一通來自張老師的模糊神秘電話，只聽得到「快離開」，意思是：快離開這個你們建構出來的世界。

在方芮欣終於想起來之後，在回憶的場景中，張老師告訴身邊的方芮欣，她雖然犯了錯，但「不是妳殺人，是國家殺人」。張老師是「讀書會案」八名受害者中，唯一在片中寬恕「抓耙子」的，也因此他不被這個世界所限制。

在張老師的啟發下，方芮欣解決了自己的矛盾，毀滅這個由自身罪責構成的世界，幫助魏仲廷有勇氣活下去講述事實。而魏仲廷也「想起來」老師的遺言，決定要不計代價活下去。

當魏仲廷把自己的夢境帶回現實中，有點諷刺的是，他也「克服」了自尊，表示「我什麼都招」，換取活下去的機會，完成老師沒能完成的事。

大家會好奇的另一個點是，在現實中，方芮欣死了沒有？ 從影片中的墓碑，鬼影這些符號，似乎暗示著方芮欣已經成為無法離開學校的幽靈，然而，方芮欣又是在惡夢中具有自主意識，能夠結束這場惡夢，卻選擇與這個世界共同毀滅的人。筆者姑且如此解釋，方芮欣就算活著，但她靈魂的某一部份，已經隨著愛人的消逝永遠埋葬。她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肉體是生或死已經不那麼重要。

結語：#當自由來臨的那刻。

隨著《返校》的觀影人數日益上升，從各種角度分析的影評也越來越多，確實，在電影藝術上《返校》仍存在許多不成熟之處，主要角色魏仲廷刻畫太過單薄，白教官的邪惡僅流露在表面上（還好把演員的造型也弄得很像邪惡的某人），不少劇情表達缺乏懸疑太過直接。然而，《返校》仍會影史留名的原因，在於填補了社會長久的期待，德國有無數描述納粹罪行的電影、韓國近年也拍出多部以軍政府極權統治時期為題材的賣座大片，但台灣對於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歷史，鮮少有電影作為題材，就算有，也是當作「背景」為多。

《返校》以懸疑片的方式，呈現了極權政府的恐怖統治特徵，僅管沒有明確的說出「誰是兇手」，但時間背景與採納的符號，和過去已經有了突破。片中幾句反覆被引述的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好嗎？」 更有著對台灣電影界陳述的畫外之音。我們期待，更多以台灣本土史為背景的電影，能持續超越，進軍國際。

《返校》也提醒了我們，就算在「自由來臨」以後，還存在著只強調政府鼓勵拍片，卻絕口不提影片內容的市長；還存在著把殺人當作保衛政權的必要之惡，甚至就像年金一樣理所當然的「白教官們」。有了自由，卻有人不想要，寧可擁抱沒有自由的外國政權。

許許多多，沒能等到自由來臨，但相信那一刻總會到來的人，如果他們地下有知會如何是想？

這應該是這部沒有很恐怖的恐怖片，最恐怖的地方了。

我是1997年世新社發所第一屆，學號860001號入學的學生。六年後我才拿到社發所的畢業證書。乍看之下似乎就是這位吳校長老闆口中所謂「三低一高」的潛在風險對象吧？

但這位老闆可能不知道，我們在社發所學到東西，可遠超過你腦袋對「教育」這兩個字可想像的內容。97年我入學，我們在課堂下的討論超出了課堂上的時間。成露茜所長與老師們跟我們的討論，也沒在分什麼上課下課的。他們不是那種敲鐘、打卡、走人、打分數、發證書的教育機器，真要說教師超時工作，還跟社發所為勞工爭取的勞動人權有點違背咧。

97年入學的我很專注在知識的學習，隨之98年我跟台北和平服務團、夏曉鵑老師去波布政權下的柬埔寨，我們在金邊協助戰場孤兒、寡婦安置工作，偶爾還會遇到炮襲，然後也跟UN到偏遠農村幫內戰中的人們建置基礎水利工作。後來我回去鹿港蹲點，遭遇到史上第一次「裝置藝術」論爭，組織「鹿港發展苦力群」用社發所理論重新省視現實生活裡的歷史老屋與古蹟裡的社會政經關係。99年九二一大地震，我逕自大膽的用「世新大學」代表名義，到行政院災後重建委員會開會，並幫社發所主動認養了南投縣信義鄉與台中縣石岡鄉的災後駐點工作團隊。回來後我跟成露茜報告，而她只是微微笑著說：「那就來做事吧！」這露茜所長帶領下的社發所教育風範，想必也是吳校長老闆無法了解的吧？

往後幾年夏曉鵑老師帶著學生進到南投信義鄉，從事原住民組織培訓。而我則呼朋引伴找了一群學、弟妹來到台中石岡蹲點。世新社發所後來在這兩處基地的社會成績，我就不多說了，而這也是吳校長老闆您對「教育」不懂且無法想像的內容啦！

2000年我進到台中縣政府工作，從對客家庄的災後重建，重心移轉到公寓大樓裡的重建議題。這段時間，我們在工作中互相摸索、相互學習，社發所在這幾年幾乎都把課堂搬到九二一災區裡來，那時我才充分體會成露茜所長揭櫫的「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再造社會、回歸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在災區每天面對基礎的現實問題尋找解答，雖是基礎但我們總會將之「回歸理論」的充分辯證、甚至推翻書本的論述。若要說我在社發所最大的所學，那就是培養田調能力充分「實踐基層」，並對書本上的理論「保持懷疑」！

喔，忘了告訴吳校長老闆，從1997年到2002年這段時間，我也辦了兩次休學。但我並不是因為論文寫不出來，或考試不及格，而是此刻台灣社會正處多事之秋，對我來說社發所師生實踐基層，將比一張學術證書來得更重要！

畢業後2004年我從社運行列投身電影工作，剛開始跟鄭文堂導演拍攝「寒夜序曲」。戲裡很多關於日劇時期台灣左翼運動的橋段與對白，也是靠我在社發所對歷史、文學、社會學的學習才能充分體會、寫出來的劇本。2007年拍攝電影「不能沒有你」裡頭的經典台詞「社會不公平啦！」不就是我們在社發所長期來的理念訓練，才能堆壘出來的嗎？

所以吳校長老闆，我不認識您！之所以稱呼您「校長老闆」因為我覺得您好像把世新這所學校辦得像「學店」一樣，講求「來客率」跟「翻桌率」，至於這家店的菜色好不好、顧客跟店裡員工情感、甚至空間精神、品牌、口碑建立與否，都不是您這位「校長老闆」在意的事。是不是這年頭連辦學都要向韓總學習：「把證書頒出去，把人拉進來，大家發大財！」啊？

其實我對社發所很抱歉，可能因為我天字第一屆第一號創下讀社發所很久不畢業的傳統，在吳校長老闆眼中我們就像個奧客，總是坐在麥當勞吹一整天冷氣，然後只點一杯可樂佔了您的桌子般。其實世新應該以社發所為傲才對，因為有我們坐在櫥窗前一整天，還搞東搞西幹了那麼多事，讓路過的小朋友們覺得這家店好像也蠻有趣的。所以他們因為我們選擇來世新，有人點了新聞系、有人點了資訊系、有人點薯條、漢堡，總之因為社發所堅持的進步價值觀，讓世新守住了開放、多元、進步的口碑！

退一萬步講，如果吳校長老闆，您嫌我們只點一杯可樂讓您降低「翻桌率」的話，那我現在不是窮學生了，借問我可以重新再來點餐嗎？我還可以帶朋友們來點大麥克全餐喔，保證讓您很有面子！如果辦學校跟開店一樣講求經濟效益，那我也是可以技術性來創造「經濟效益」給您看！只是以後我會把您寫到我的電影劇本裡去，劇中所有對教育荒謬、淺薄、虛偽、唯利試圖的角色對話，我都會向您學習！

世新社發所不是一張畢業證書，它代表的是台灣社會的進步價值與多元開放的教育理念！我能在今天險惡江湖裡始終如一，莫忘初衷的活到今天，全都拜在成露茜所長創辦的世新社發所功力所賜。我要告訴這位吳校長老闆：「我以世新社發所為榮，誰要毀了他，我這輩子跟你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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