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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屆 #電視金鐘獎 甫公布入圍名單,恭喜《#天橋上的魔術師》入圍 11 個項目大獎(不重複),包含戲劇節目類最佳戲劇、導演、編劇、燈光、攝影、美術設計、男主角(李奕樵)、女主角(孫淑媚)、男配角(朱軒洋)、女配角(黃舒湄、盧以恩)、最具潛力新人獎(李奕樵、羅謙紹、林潔宜),成為入圍階段領跑大贏家之一。
近幾年台劇的成績有目共度,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掀起極大關注,雖然我觀看台劇的數量遠不及電影,但這兩年間的話題台劇也都有所觀察,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近年我最喜歡的台劇,我認為這部作品大膽、不媚俗,且非常相信觀眾並勇於挑戰市場。藉著金鐘獎入圍,重新聊聊這部片和當時專訪導演 #楊雅喆 的過程,提供讀者參考。
題旨:【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中略)
然而,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紀實」與「虛構」則是《天橋上的魔術師》重要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中略)
訪談最後,我問楊雅喆:「從你十年前看過小說,而後標案、拍攝最終成品上線,整趟旅程,你覺得是一場魔幻的奇蹟之旅嗎?」
「是啊。」楊雅喆篤定的這樣說。「很多時候你回望人生,任何動作都會是奇蹟,但你要努力,才有奇蹟。碰上疫情,只能改戲,但大家還是想到方法改,這就是奇蹟。像方才提到第七集的孫淑媚,她在臨時調動後,依然演得真好,就是演員帶給我的奇蹟。我只能盡全力控制作品不要長歪,最後沒有歪掉,反而更好,這就是奇蹟。」
楊雅喆近半世紀的人生,求學階段就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從未想過踏進編導之路,但前後拿了金鐘獎、金馬獎、台北電影獎等各大影視獎項,這些就是散落於人生中的意外奇蹟,套句爛俗的台詞:「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遠也不知道拿到什麼。」或許對楊雅喆而言,每顆巧克力都醞釀了奇蹟,苦澀中帶著甘甜,整顆嚐完之後仍要輕舔沾滿巧克力粉的手指,永遠充滿樂趣,也唯有如此,奇蹟與魔術師才會出現。
2021 年,楊雅喆和劇組化身「魔術師」,試圖變出奇蹟,讓台灣、讓全世界觀眾重返慾望高漲的 1980 年代,在戒嚴時期、經濟起飛等背景氛圍中,感受消失的魔法,抓住天橋上曾有的吉光片羽。在那之中,有地攤商家、有地痞流氓、有打機少年、有長舌婦人等等,然後你會知道,這些人、事、物經過 40 年仍舊沒變,同樣為情所困、同樣八卦調皮、同樣不屈體制,這些小人物就像你的隔壁鄰居、像你的小學老師、像你在街上擦肩的路人,注定要相遇。
王家衛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楊雅喆和中華商場久別重逢的相遇,而這次的久別重逢,楊雅喆誠摯地遞出邀請函,請你也置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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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無從得知內情,但人人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這就是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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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無從得知內情,但人人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這就是白色恐怖。
血的預感 by 胡淑雯
「人就像淺灘上的魚,口裡不斷吐出膠質,來黏補分離親人,有時膠質稀薄,再也黏不上了。」父親說。
父親成了數學教員是光復以後的事。歷史教了兩年以後,因為國語實在太差,經常詞不達意,或則心中的一番話無法如意吐出來感到焦慮而痛恨自己,於是改教起代數和三角來,一身的熱情漸漸被架空的幾何圖形和方程式的符號緊緊鎖住。他戴上了冷峻蕭瑟的表情。起先以為那是一個面具,母親說,可到後來脫下來後面的臉也是一樣的嚴冷。人要變成另一個人是多麼容易的啊……
-\-\-\-\郭松棻〈驚婚〉,二○一二
《讓過去成為此刻》第一卷收錄的,並非郭松棻這部未完成的遺作,而是解嚴前,於一九八四年發表的〈月印〉。一九八四,喬治歐威爾的發明,一個飽含象徵意義,時而意義超載,於是不斷更新靈魂的數字。在一九八四之前的一九八一,臺灣發生了「陳文成命案」,再前一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林宅血案」。將近四十年過去了,懸案依舊是懸案,亡者的血早已乾了,謀殺依舊是「無解釋」的謀殺。
人人都無從得知內情,但人人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這就是白色恐怖。
在一九五○年代大殺大捕的高峰期,槍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至今依舊是一個模糊不定,彷彿有數,卻無法蓋棺論定的謎題。我們只知道,被槍決者,至少有一○六一人,在獄中死亡者,大概是五十四名。至於戒嚴時期的政治犯總數,國防部在二○○五年呈給總統府的一萬六一三二人,可能是比較接近,然而保守的數字,但其中只有九千多人有刑度,另外六千多人簽結或不起訴,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經審判程序」,被送往「反共先鋒營」進行思想與勞動改造的,數百名海軍受害者。(注一)
威權政體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它所欲防止的危險。為了「反攻」,「反共」,為了一場即將發生但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人民首當其衝,成為國家的戰犯。本書裡收錄的五篇作品,為我們寄存了二戰之後,國民黨政府來臺接收至五○年代,白色恐怖高峰期,傷殘與抵抗的精神面貌。
〈月印〉銘記的是「罪」,一個少女由初戀的至貞至純,走向告密與背叛的罪。不同於陳映真筆下俊朗的革命少女,〈月印〉中的少女文惠,是一個被革命事業排除,孤寂而心生黑暗的少妻。陳映真的少女千惠,其形象,封存於當年「那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終究失敗卻不忘初衷,呼喚著「請硬朗地戰鬥去罷」。而郭松棻的少女文惠,其形象,則失落在「她逐漸感到,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心事裡。付出的青春無法兌換成世俗的幸褔,她也曾經想要趕上大家,趕上她的摯愛,趕上那吸納了丈夫身心的新人物,新思想,與新時代,「把病中那段空白的日子補回來」,但猜疑的心讓她不由自主提早做了行動,她告發了丈夫的祕密,本以為可以把生活要回來,卻無法預料,這小小的個體行動,引致了一連串的死亡。在那危險的關頭,被歷史選中的人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在那大逮捕剛要啟動的歷史時刻,革命的參與者與旁觀者,還來不及覺察國家暴力的殘酷,就硬生生撞上了它。直到九○年代,各種口述歷史出土以後,身為後人的我們,在受難者的陳述中恍然驚覺,怎麼,被特務帶走的許多人竟然以為,自己「去一趟問話就會回來」。
〈月印〉中另有一個女性角色,楊大姐,是一位從事地下工作的外省女性。她總是穿著旗袍。那一身旗袍,標誌了革命女性動盪中依舊雅致的女性魅力,她高尚的人品,也召喚著文惠學習「漢民族」的認同,是文惠曾經嚮往,繼而嫉妒的女性形象。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則帶領我們回到戰後接收的歷史時空,以「學穿旗袍」這樣的「光復姿態」,描寫了臺灣人對新政權的困惑。這篇小說,在緊接著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九四八年,以日語發表,在當時造成極大的轟動,身為讀者的我們,可以在這份中文的譯本中,讀到日語句法輾轉新鮮的趣味。這是一個外省籍特工,改換了名字與身分,來臺從事接收工作,搜刮圖利的故事。也是一個本省女性心向「祖國」,努力學習國語,婚嫁於外省官僚的風采與氣勢,進而瞭解「劫收」之內情,於日常中緩緩頓悟的過程。借女主角玉蘭的話說,那是一種獲得國家,獲得婚姻之後,發覺「所得者並非所求」的徬徨。小說在批判省籍情結的同時,試圖理解並超越省籍情結,為臺灣社會至今未解的政治矛盾,提供了第一手的觀察。
接續著〈波茨坦科長〉的心理與物質寫真,迎來了葉石濤的四個短篇,取自《臺灣男子簡阿淘》這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這是政治犯書寫的白色恐怖小說。在鐵窗中度過一千多個日子的小說家,以素描般輕快的質地,描繪了獄中的生活,一幕接著一幕,簡直目不暇給:囚禁的歲月中,一方可以得到日照的角落(可以免除皮膚病)。觀看女犯從牢房前走過,所得的撫慰與快樂。「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傳說。「鹿窟案」爆發的一夕之間,單一囚室湧入的三十幾個新囚,那一張張農民與礦工的,文盲的臉。發霉的美援奶粉,也算是一種新奇的食物。獄中種種,葉石濤寫來輕盈幽默,那是一種歷劫歸來,倖存者獨有的豁達。除了出獄後謀生的艱辛,他還為我們記錄了一間,偽藏於妓女戶的特務訊問所。最後,在〈邂逅〉這則短篇中,他偶遇了過去的戀人,「他向來連她的手也沒摸過」,然而他記得,「他曾經傷過她的心」。幾年後重遇的女人,已然成為一個「老公被槍決,大哥被抓的『不吉祥』的女人」,即將再嫁某個喪偶的男子,當兩個孩子的後媽。而小說是這樣走入尾聲的,「在她堅毅的告別裡,藏著挽救不了的脆弱與某些躊躇。」是的,就算心有渴望,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了。
而那些逃出去的人呢?他們逃到了香港。
一九五五年,邱永漢以日語發表了〈香港〉這部中篇,並獲得同年的「直木賞」。這本小說在臺灣的視野中一度閃現,又消失,如今,這部作品在長期的沉默之後,重新呼吸,並且加入了此刻,當前,全世界目光爍爍凝視且深情關注的,香港的抵抗運動。以虛構逼近真實,豐富了此時此刻,「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之中」(借用班雅明的句子)。為了保有原作剛出爐的光澤與氣息,也為了讓讀者跟隨角色的命運,一路陪著他們走到最後,親臨政治的創傷與生命的頹敗與韌性,我們決定遵從藝術的「任性」,全文收錄。這可是一九五○初期的,逃犯的香港啊。然而,這並不是一部關於「成功」的小說,它關心的是挫敗。挫敗是現實所能給予的,無可迴避的真實。這說明了自由的艱困。自由從來都不是飛翔般天馬行空的「天賦」,自由的艱困,展現在生存的艱困之中,而生存的痛苦,體現在尊嚴的失敗裡。優秀的小說無意成為革命文宣,那不是藝術的責任。流亡者之精神潰敗,本身,就是「野蠻與欺騙的實錄」。
至於那留下來的人呢?他們「戴上冷峻蕭瑟的表情」,如郭松棻筆下的父親,再也無法黏補分離的親人。女人則無名無姓無面孔,流落在市井間,在李渝的〈夜琴〉中永恆地勞動著,也許在麵店擦桌子,問你,「要不要來盤小菜?」也或許,在某個公寓打掃,在附近的教堂裡打雜。你只當她是個沒讀過什麼書的婦人,無從發現她的身世:「父親沒有再回來,丈夫又是不見了的。」此後僅剩餘生。女人在宗教的寬慰中,「第一次明白了安定感是什麼。」在下工後的課禱中,學習,「不離棄自己的終向,不失落超性的生命,不隱瞞自己的存在,不背棄自己的過去。」這是一篇不容易解讀的小說,角色通過意識滲流至字句的回憶,有的像夢,有的像幻,男人回來過嗎?怎麼好像又不在她身邊?創傷記憶本就帶著如此曖昧的「不穩定感」。這篇小說發表於一九八六年,下一年,臺灣解嚴了。然而直到今天,許多人依舊並不知道,小說家告訴我們的事,「黑暗的水源路,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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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跟童偉格一起,花了很多時間,選編了一套「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以上是我為第一卷寫的導讀。
全書四冊,名為《讓過去成為此刻》。第一冊叫做「血的預感」。
注一:參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一清理威權遺緒,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著(新北市:衛城出版,二○一五),第一二四頁。另,根據周婉窈所著的《轉型正義之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二○一九),一九八八年時任法務部檢察官陳守煌,曾在立法院答詢時指出,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高達兩萬九千多件,魏廷朝據此預估受難人數約達十四萬。但這個數字至今無法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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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的氣度與人格高度]:
~當年流氓真君子,如今君子真流氓!
01.
在30年代的上海街上,杜月笙穿著藍色長衫。
身材很瘦,像個教書先生。
真實身份是當時中國最大黑幫的教父。
他身后跟著幾個小乞丐,吹著口哨,對著他喊:
“水果月笙,給點錢!”
杜月笙並不生氣,吩咐手下多給點。
杜月笙14歲闖蕩上海,一開始在水果店做事。
練就了單手削梨的本領,削掉的梨皮不僅薄而且不斷。
江湖上稱他為“水果月笙”。
在杜府裡,熟悉的朋友坐一起侃大山。
也會打趣遞上一隻梨說道:“削一個!”
杜月笙不生氣,削好梨和大家一起分享。
他常說一句話:頭等人,有本事,沒脾氣﹔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氣﹔末等人,沒本事,脾氣大。
當年上海灘的黃包車夫、短衫階層,也曾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號。
02.
做事看能力,做人看格局。
19歲時,杜月笙便在黃金榮家做事。
剛開始是做黃金榮夫人林桂生的小跟班。
1910年,黃金榮家的鴉片被偷了 。
大佬黃金榮也沒辦法。
杜月笙說“老板娘,我去跑一趟吧!”,林桂生也不在意。
以為是這個青年人想快速出人頭地。
杜月笙找到偷煙土的人,只說了三句話。
煙土就回來了。
“放心,沒人要你命,黃公館裡什麼時候做過人(把人給砍了)啊!”
“但是你要和我走一趟!”
“桂生姐刀子嘴豆腐心,菩薩心腸!”
事情做成了,杜月笙並不居功自傲。
好像剛剛立的大功和自己無關一樣。
黃金榮,想試探他。
帶他去賭場賭博,一下子贏了2000大洋。
黃金榮心想:拿去吃喝嫖賭,那這個青年人就是小混混的料。
如果拿去買房娶妻納妾,那此人貪財,日后必起異心。
可是這個年輕人拿著錢就跑了。
黃金榮也很好奇,讓手下人盯著這個年輕人去干啥。
黃金榮沒有想到。這個年輕人拿著錢,坐著擺渡過了陸家嘴。
到了一個叫金橋的地方,把兩千大洋,
全部分給了一起闖江湖的弟兄們。
黃金榮驚嘆:恐怕我死后,黃埔灘就是杜月笙的了。
黃金榮錯了,短短十年后,黃埔灘就是杜月笙的了。
03.
傷什麼,都別傷女人心,女人是用來疼的。
孟小冬,京劇伶人,上海灘最大的美人,人稱“冬皇”。
杜月笙一直喜歡孟小冬,如果他願意用強。
全上海灘的沒有他得不到的女人。
杜月笙整整愛慕了孟小冬十年。
1927年,孟小冬嫁給梅蘭芳。
之前,心高氣傲的孟小冬不願意給人做妾。
梅蘭芳承諾:“妳過來后,和福芝芳平起平坐。”
孟小冬這才嫁給梅蘭芳,進入梅家之后,
追求孟小冬的人很多,甚至還鬧出了人命案。
加上孟小冬多次被福芝芳欺辱,四年后與梅蘭芳離婚。
杜月笙不但沒有用強,而且放低身段。
用真誠打動了孟小冬,孟小冬從北京到上海跟了他。
而從中做媒的人竟然是杜月笙的二太太姚玉蘭。
這個男人該是多麼有魅力,才能讓妻子如此包容。
孟小冬到上海后,杜月笙寵愛得不得了。
請京劇大師余叔岩到府上手把手地給孟小冬教課。
最后,孟小冬成為余派京劇名角,執牛耳者。
1950年,杜月笙打算全家移民美國。
他數著全家需要辦27張護照。
孟小冬在旁邊輕輕說了一句:
“我跟著去,算丫頭還是算女朋友呀?”
其他人沒聽懂,杜月笙卻聽懂了:
“辦護照的事情暫停,趕快把我跟阿冬的婚事辦了。”
當時,杜月笙常年多病,由於和孟小冬辦婚事,全家錯過了移民機會。
當時的香港缺醫少藥。
杜月笙也錯過了去美國的治療,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但他不虧待女人,直到最后都給心愛的人一個交代。
杜月笙五房姨太太,四位是名旦名角。
名角為什麼都願意跟她?
因為他不冷落女人,五房姨太太都是他的手心肉。
他和段正淳不同,他不讓任何一個女人傷心。
他常說:“打什麼,都不能打女人,女人是用來疼的。”
“女人很傻的,從他愛上你的那一刻,便身心俱付。”
抗戰期間,梅蘭芳寓居上海,拒絕為日本人唱戲。
蓄 鬚 明志,靠賣字畫為生,生活捉襟見肘。
杜月笙派人偷偷去買畫,幫梅蘭芳渡過難關。
做男人做到這份上,大概也只有杜月笙了吧!
杜月笙常說一句話:
“別人存錢,我存交情!”
如此做人,杜月笙被稱為“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
當時上海灘有一句話叫: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
05.
人可以不識字,但不能不識人。
杜月笙不識字,卻對讀書人很尊重敬畏。
國學大師章太炎晚年住在蘇州。
對杜月笙這樣的地痞流氓非常看不起。
他的侄子在英租界發生了糾紛。
不得不拉下臉請杜月笙幫忙。
杜月笙擺平之后,自己親自去蘇州拜訪老先生。
臨走的時候,偷偷將一張2000塊大洋的票子,疊成小方塊,放在茶碗下面,顧全讀書人面子。
表達他對文化人的敬仰和尊重。
章太炎是民國的狂人,外號章瘋子。
瘋起來連袁世凱、蔣介石都罵,可是到了杜月笙這裡。
卻從此訂交,亦師亦友。
杜月笙請章太炎當老師,杜月笙之前的名字是月生。
章太炎覺得不夠文雅,讓他叫月笙。
教他讀書,把杜月笙從大字不識的粗人,
成功打造成能寫一手漂亮小楷,穿長衫,滿口儒雅的中國教父。
戴笠早年是流落上海的小癟三,
到杜月笙的賭場賭博,杜月笙一看此人不簡單。
“我給蔣先生寫封信,推薦你去報考黃埔軍校!”
戴笠命運從此巨變,幾年后,戴笠重返上海。
立即和杜月笙定為結拜兄弟,后來戴笠成為通天的人物。
杜月笙一生都讓孩子讀書學習,不沾鴉片和賭博,
大兒子杜維藩不好好學習,杜月笙就狠狠揍他。
杜美如回憶父親,
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問孩子功課。
后代在海外都能靠本事安家立業。
杜月笙一生沒有多少文化,也沒有什麼文憑。
但他知道識文斷字是本領,他喜歡讓別人叫自己杜先生,而不是杜老板,或者杜大帥。
06.
做事要做到刀切豆腐兩面光。
杜月笙常說:“我的處世之道,盡在一個誠字!”
淞滬會戰時,為了阻擋日本進攻。
杜月笙把公司所有船沉沒,阻擋日本軍。
上海淪陷后,日本人想拉攏杜月笙。
杜月笙說:“我是一個中國老百姓,礙於國家民族主義,未敢從命!”
同樣是青幫老大的張嘯林,后來當了漢奸。
杜月笙就讓手下親自把他幹掉。
1931年,杜家祠堂建成。
京劇名家荀慧生、程硯秋、梅蘭芳、尚小雲、小翠花、徐碧雲。
楊小樓、龔雲甫、李吉瑞、馬連良、言菊朋等57位三代同堂的演員,齊聚上海,這是唯一一次京劇名家同時登台。
連最愛京劇的清宮慈禧老佛爺都沒有享受過這種待遇。
這在歷史上號稱“天下第一堂會”!
07.
錢財用的完,交情吃不光。
做人有三碗麵最難吃:人面、場面、情面。
1930年,上海法租界工人大罷工。
剛開始是水電工人罷工,后來連環衛工人也跟著罷工。
整個法租界是無水無電,臭氣熏天。
法國人托市長找杜月笙出面調解,杜月笙覺得時機不對。
就推辭“我不行啊,聲望不夠!”
罷工形勢越來越激烈,又來找杜月笙出面。
“好吧,我試試!”
杜月笙給法國人打電話:
“工人要求工資上漲一倍,你看著辦,不然我也解決不了。”
“不行,只能上漲75%!”
“那就75%,就這麼定吧!”
杜月笙在府上召集罷工領袖,問他們希望上漲多少?
杜月笙揮著扇子:“你們要求太低了,我幫你們要到了75%!”
大家歡呼:“謝謝杜先生!”
杜月笙說:“法國人不答應罷工期間付工資,你們看行嗎?”
大家一看工資上漲了75%,都說算了,算了。
杜月笙又搖著扇子:“不過,我決定罷工期間工資我來貼!”
大家驚呆了,那是一筆不少的錢。
這一貼,杜月笙就貼了30萬大洋。
“不要怕被別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說明你還有用。”
他還常說: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別人。
杜月笙一生仗義疏財,幾乎買了整個上海灘的交情!
08.
大陸解放之後,
1951年的香港,潮濕而炎熱。
他的哮喘越來越嚴重,這一年照全家福,他臥病不起,無法參加,他知道自己快要撒手人寰。
這位曾經上海灘上的中國版教父,一生仗義疏財。
到了香港常常傾囊散財幫助難民。
臨終前僅剩11萬大洋。立下遺囑,如此分配:
“每個太太拿1萬,長子拿1萬,沒出嫁的女兒拿6000,出嫁的拿4000。”
這年8月16日,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天。
他讓大女兒杜美如去銀行拿來一個保險櫃。
杜月笙自己打開,保險櫃裡滿滿都是借條。
最少的一張5000美元,最多的一張500根金條。
有商界大亨,有政界大員。
他自己親自一一銷毀,銷毀的全是錢啊!
兒女們非常不解,都很詫異。他說了句:
“借出去的看上去是錢,實際上是交情。”
“感恩的,會永遠記住杜家的好!”
“不感恩的,你們去要,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我不希望,我死后,家裡還碰刀斧!”
他撕掉借條,別人欠的賬也就在塵世一筆勾銷了。
死前,杜月笙對兒女們說的最后一句話:
“我沒希望了,你們有希望,中國還有希望!”
他是個一生帶刀的人,卻把刀子隱藏在長衫裡,無影無蹤。
做人做到杜月笙這樣,也是絕了!
*從杜月笙一生的傳奇看來,
臺灣近三十年的政壇人物大概只能算是鼠輩了!
尤其是近三年檯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