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反日的時代錯位 — 對郭紹傑事件的主流式沉默】

工黨郭紹傑到靖國神社外面焚燒「東條英機神主牌」，被日本人拘捕，釀成一件外交事件。民主黨的尹兆堅表示，郭紹傑一行人講的是民族大義，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應出面支援。尹兆堅又透過《明報》放風，謂日本方面若認為郭紹傑是縱火，最嚴重可能被判終身監禁。

靖國神社一向是各類反日人士的「聖地」，但說到終身監禁好像有點浮誇，2015 年一名南韓男子用土製炸藥，於神社內的廁所炸出一個洞，之後逃去無蹤；後來他食髓知味，又帶火藥入境，遭拘捕，最後只坐了四年監。當然我不了解日本司法，暫時就當他會終身監禁吧。

「終身監禁」聽來十分聳動，應該引來很多同情才是。但事實上沒有。即便是《蘋果》之類的傳統的黃絲網民，留言欄的說話也非常難聽。很多民主人士、開明派對郭紹傑事件，也有點三緘其口的意味。而事實上若果我是他們，大概也是不談好過談。雖然保釣和反日，好像符合中國人的民族大義，但畢竟愛國是要在英國殖民政府的管治之中，才有「含金量」。現在時移勢易，保釣和反日作為符號，變得非常尷尬。和應的人，搞不好會變成「自帶乾糧的五毛」，變成那些盲呼「中國一點也不能少」的愛國人士。

不管你怎麼自報家門，談再多「愛國不等於愛黨」的民主八股，也是沒用。2013 年，支聯會搞六四晚會，打出一個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很多人（包括在下）強烈反感，爭議沸沸揚揚。六四事件的死難者家屬丁子霖當年接受電台訪問，同意愛國已被中共曲解，因此也不同意使用口號。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即在電郵批評丁子霖不了解香港，批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事情鬧得更火。最後的結果是：李卓人打電話向丁子霖道歉，徐漢光辭任常委，當年的晚會不再使用「愛國」口號。

當時支聯會方面的人說，「愛國愛民」一說，當年也用過而且沒有引起爭議，但想不到在當代卻引起大辯論。這事證明任何事情都是處於脈絡之中，不是永恆不變。保釣和反日也是，這種路徑依循的中國民族主義活動，舉的是五星旗、唱的是中國國歌。在當年，只是這樣，便有一種向英國佬示威和不屈的意味：我們有另一個身份，你們只是暫時統治著我們，英殖政府的統治永遠不是名正言順。

當年的保釣和反日，固然是一種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但同時是本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政治。

但主權移交之後，保釣和反日便被拋入完全不同的政治脈絡之中。經多年的民間交流、文化輸出，日本是一個令外人如沐春風的文明世界；而中國卻不斷上升成一個軍武和帝國主義強權，對內的人權侵害，對外的影響力輸出無日無之。中國的威脅顯然易見，更直接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直接否決香港的人權和政治改革，拿香港身份去做國際白手套……這些事，當然比起幾十年前南京大屠殺要埋身得多。

一些人認同郭紹傑事件雖然很膠，但畢竟是為了反法西斯、為聲討當年的「人道災難」，所以也不好批評。問題是世上的人道災難很多，這件事的距離感，就和盧旺達大屠殺一樣。但聲討盧旺達大屠殺，不用付出太多。但現在香港人保釣反日，首先是越俎代庖，之後是犧牲港日關係，再有幫助中共擴張領土（釣魚台）之嫌，之後落得被香港同胞恥笑的下場。

其實在今日的格局下，保釣是不能保的，因為那裡的資源落在中共手中，只會成為壓迫他人（和我們自己）的資源，這道理一字咁淺。至於反日也是可以在香港反的，香港也有三年零八個月，也有很多香港居民被殺；當年在某些離島或校園，都有日本人的刑場。雖然也不見得今日的香港人會很在乎，但好過遙距處理南京大屠殺。

雖然富有國際主義情調的人，會想像自己是參加希臘內戰的英國詩人拜倫、或者西來鼓動辛亥革命的日本志士，因此遙距「援助」除了是民族大義，又加上一層高級的世界主義舶來感。但是，現在真正的法西斯帝國畢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人還反日、反「愛國」、還保釣，說到底紅利都是中國接收。這世上沒有一個虛擬的中國，只有一個實際存在的黨國。

這世上斷沒有愛國不愛黨的。就算是中國有天災，香港人好心捐錢，也就是幫助地方政府貪污，以及幫他們解決問題。所以 08 年之後，民間對於捐錢給中國，也漸漸冷感。這種冷感和他們對郭紹傑事件是一樣的，都在一個「愛國」已經無法成為本地的身份政治（抗英），而逐漸淪為「自乾五」的脈絡之中。所以很多人離隊了，寧願壓抑了自己的愛國心，也不想實然與黨國為伍。至於本來沒有愛國心的就省事。

況且，郭紹傑事件的火，又是全然偏離本地民主人士所主張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畢竟佔領的時候，立法會被打爆玻璃，很多人覺得運動被沾污了，要帶著警察去拉人認人。人類總要重覆相同的錯誤。89 民運的時候，來自湖南的三個學生，在天安門城樓掛上橫額，寫著「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並且用雞蛋和顏料損污毛澤東的城門神像。後來潔身自愛，一心要與政府交心的學生，拿著人來拉走他們。但他們的順從並沒有回報，之後同樣是關燈、開槍、坦克車。

退一萬步，郭紹傑去反對東條英機，也不必燒神主牌。純粹叫口號、拉橫額，被拉罪也不會重，不會「落人口實」。但為甚麼在香港發生的抗爭，他們如履薄冰、顧全大局、瞄著白人怎麼評價，但一旦到了日本、有了「民族大義」，抗爭手段就突然大解放？難道是燒了香港，股票和樓價會下跌，而燒了靖國神社，最多是中日交惡，所以就能快意恩仇？

其實和平理性非暴力只是策略，在某些時候根本不必嚴守？當然，我是一向同意策略主義的，現在對他們身體很誠實，更是喜聞樂見。在這方面，我不覺得郭紹傑「只許州官放火」，作為一個現場抗爭者，他只是做回自己；不許百姓點燈者，是那個私利重重的本地輿論世界。

有時能夠大言炎炎者，只是因為當時在現場的不是他們，所以說話特別風涼罷了。等於民主黨的兩個議員竟然也因為在議會裡「抗爭」，而遭警察拘捕。其實他們只是重演了兩年前青年新政被控「在議會中非法集結」。昨日譴責同行，今日不也為自己自己呼冤了嗎？所以當日話說得那麼狠，但天道好還，還是有點他朝君體的報應。

（順帶一提，徐漢光在狠毒批評天安門母親之後辭職，但幾個月後就重回支聯會領導層。支聯會第三十屆常務委員會，徐漢光仍然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