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精神疾病 #思覺失調症 #屏東 #超商 #社區治療 #司法 ＃報導者

#追逐怪物的人 #信號 #追擊者
#犯罪側寫師 #犯罪者側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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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五月十日春天，日間最高氣溫二十一度，直至晚上六點，首爾城東區中浪川河堤遊樂場仍舊是個好天。中浪川上流是低窪地帶，從以前就洪水災害頻發，一九九○年代末期，夏季水患災民甚至向國家提出集體訴訟，要求國賠，儘管如此，中浪川下游君子橋附近是有名的賞花地點，而二○○一年的春天正值花朵盛放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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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四歲的智妍（假名）和中浪川附近的居民一樣，跟著爸爸和哥哥出門散步。那天雖說是星期四下午，但賞花人潮絡繹不絕。智妍爸爸暫時移開在智妍身上的視線，看向和同齡小孩玩耍的六歲大的智妍哥哥的時候，智妍遠離了爸爸和哥哥獨自玩耍，就在這時，一個男人悄悄地靠近智妍道：「叔叔買冰淇淋給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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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少了兩根指頭的男人帶智妍到了距離中浪川散步步道五十公尺遠的君子橋社區超市，買了冰淇淋，然後把智妍帶回離超市五十公尺遠的自家住宅。那是一個窄小到隔不出玄關的房子。另一頭，智妍的爸爸和哥哥失去了智妍的行蹤，徹夜尋找智妍無果，最後到了派出所報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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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周六早上八點許，一名回收舊物的六十多歲老人走在君子橋住宅區巷弄，那裡離智妍失蹤地點約五分鐘步行距離。老人如往常般尋找能回收的舊物，他在巷子裡發現一個登山背包，背包裡裝的不是要被回收的舊物，而是被分屍的小孩的頭、雙臂和被切除了腳趾頭的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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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驚的老人急忙報案，東部警局局長和刑事科科長等人上午趕赴拉起了黃色封鎖線的現場，投入初次現場調查。「初次現場調查」指的是警方出動至犯罪現場進行的緊急措施。不久之後，警方便確認了背包內的屍塊是一個禮拜前的失蹤女童智妍。通常不明來歷且有他殺嫌疑的屍體需透過屍檢和DNA分析方能確認死者身分，但是智妍案無需透過DNA分析，而是由智妍爸爸親自確認屍體頭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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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妍案立刻受到輿論媒體關注。五月二十日星期一，東部警局記者室擠滿了記者。自一九九○年代中半之後，韓國民眾時有聽聞隨機殺人案與連續殺人案，犯罪的恐怖陰影已陷社會於不安。聽說智妍案之後，各家記者都已作好要在和平週末上班的心理準備，聚在東部警局裡滿頭大汗地揮寫新聞。同一天晚上，韓國KBS電視台報導，「首爾東部警局指出女童分屍案的兇嫌極可能有精神疾病的問題，警方正全力調查」，隔天另一家日報報導，「女童家屬沒接過要求交付贖金的電話，研判是精神病患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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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搜查犯罪分析組辦公室坐落在首爾鐘路區首爾地方警察廳本館三樓。在智妍案相關新聞報導出來的三天後，權日勇警司就被叫去參加會議。警方在東部警局成立了智妍案搜查本部，上級機構收到指令，須全力協助首爾地方警察廳的搜查，在那時，東部警局還不曉得什麼才是正確的搜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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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地方警察廳會議室，幾名男子圍坐在桌邊，桌子一側坐著首爾地方警察廳刑事科科長及重案科科長，另一側是現場鑑識班班長和權日勇，還有幾名負責現場搜查的東部警局刑警。他們要合力拼湊「犯罪者的身分及犯案動機」的高難度罪案拼圖，會議室裡流淌著緊張感，不單單因為智妍案兇嫌的殘暴犯罪手法，還有傳統搜查方式和新的搜查方式之間的角力。這一點其他與會者不曾察覺，但權日勇已經感知到了。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要員權日勇象徵著新的搜查方式，不過當天會議與會者多為年長刑警和警察，對他們來說，「科學搜查」是個陌生的字眼。一般的命案犯案動機有二，不是積怨就是涉及利害關係，因此通常被列入調查的犯罪嫌疑人與這兩種動機脫不了關係，通常會從受害者的熟人先調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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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首爾地方警察廳麾下各管區共有兩萬四千多名警官，其中權日勇的職位是絕無僅有的，不，縱使是韓國全國九萬六百多名警官中，權日勇的職位依舊是獨一無二的。二○○一年一月，權日勇等四名警官被分派到首爾地方警察廳犯罪搜查系犯罪分析組，另外三名警官過去是犯罪統計要員，唯有「一號側寫師」權日勇是現今大眾認知中的「犯罪側寫師」，專司「犯罪者側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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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犯罪側寫，
◼️是以訴訟法理的科學證據為基礎，
◼️推定犯罪者的性格、心理、智力、職業、特徵等，
◼️有助縮小嫌犯範圍，幫助搜查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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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警察體制自一九九九年才導入科學搜查方式，歷時不過兩年，所以一線警察對於科學搜查的用語相當陌生，更不要提「分析犯罪者性格和特徵有助搜查」的概念。權日勇和當時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室室長李東桓（音譯，이동환）必須證明此一新概念與新技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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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天的會議結束後，權日勇必須搶先現場搜查組更快解開拼圖才行。這就像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權日勇要先一步於圍棋棋盤上落子。他通過現場搜查組和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屍檢結果獲得的拼圖碎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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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經冷凍後才遭分屍。
◽️屍塊斷面粗糙。
◽️裝有屍塊的黑色塑膠袋。
◽️失蹤地點與失蹤時段。
◽️棄屍的推定時間。
◽️屍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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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日勇在辦公室裡反覆思索，試圖拼湊事實碎片。當他思緒卡關時，他會在卡關的部分畫底線，重新翻看國外犯罪側寫師們的著作。傳說的犯罪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的搜查回憶錄《破案神探》和他所著的《犯罪分級手冊：暴力犯罪分級調查標準系統》（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 A Standard System for Investigating and Classifying Violent Crimes）、美國學者布倫特・特維的《犯罪側寫：行為證據分析入門》是權日勇的案頭常備書。「一定要抓住殺死智妍的兇嫌」的念頭盤旋在權日勇的腦海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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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側寫師如同沒有獵犬，獨自追逐動物的獵人，僅憑現場留下的微小跡證推測動物的行蹤。權日勇每天看著發現智妍屍體的現場照不下數十遍。寬約三公尺的小巷，矮於成年男性胸口的低牆、紅磚、黑色鐵門、貼有搬家公司等各式各樣宣傳單的鐵門，還有放在鐵門前的黑色背包，權日勇每天就像看著立體圖般，凝視著那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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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綁架她？」
「為什麼要分屍？」
「犯罪者有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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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生的目標是治療，犯罪側寫師的目標是搜查。和電影裡的犯罪側寫師的一貫形象是，不用看犯罪現場也能揭露兇嫌的身分，就像個天才心理學家或靈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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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犯罪側寫師最早誕生於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幫助搜查是此一職務的目的。犯罪側寫師的本質就是推論犯罪者私底下及心理的「側繪（特徵）」，幫助縮小罪犯嫌疑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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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日勇心急證明犯罪側寫師的價值與效用。為了智妍父母得快點抓住犯罪者的責任感，以及要向一線刑警們證明犯罪側寫的價值，權日勇背負著這兩種壓力，把「我身為犯罪側寫師，必須向搜查組提出搜查方向才行」不時掛在嘴邊，「犯罪者是誰」，一年來，權日勇幾乎背得滾瓜爛熟的犯罪側寫教科書內容深印在他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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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別於權日勇，現場搜查組另有壓力來源—韓國全國媒體密切報導智妍案，該案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各家新聞媒體社會部的「老大」都聚到首爾地方警察廳記者室，天天追問警方搜查成果和案件調查進展，並且競相直播搜查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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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組從多個搜查方向同時著手，像是智妍父母的潛在仇家、智妍失蹤與被棄屍地點一帶確診的精神病患、擁有電鋸設備的肉店等商家、性侵犯與兒童犯罪前科犯。警方馬不停蹄地查尋智妍失蹤地點附近住宅，一一造訪可疑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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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時，東部警局和首爾地方警察廳鑑識班雙雙找到了重要線索。豐富經驗的首爾地方警察廳現場鑑識班長朴尚善（音譯，박상선）專司鑑識程序。他在被冷凍的智妍屍體背部發現了約十多個被久壓的壓痕，且壓痕間隔相近，是冰箱冷凍庫底部壓出的痕跡。朴尚善建議警方帶著「壓痕間距」資料，查尋了該地區的冰箱製造商及舊物買賣商店，試圖找出有著相同間距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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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查找之後，警方找出了和壓痕間距幾乎一致的冰箱型號和製造年份。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半期生產的型號。這對權日勇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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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白天，權日勇接到來自京畿道地方警察廳的緊急聯絡，有人舉報水原市某家旅館裡發現「部分孩童屍塊」⋯⋯（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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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追逐怪物的人：#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的連續殺人案追蹤紀實》，作者權日勇（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暨犯罪學博士）、高納穆（傳記、紀實類文學作家）。本書由高寶書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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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描繪權日勇如何成為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並打造了屬於他的犯罪側寫組、活躍於案發現場，克服既有慣性及刻板偏見，找出搜查關鍵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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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大眾還對「犯罪側寫」感到陌生的時代，他已日夜奔波現場，燒腦鬥智，只為深入連續殺人犯心裡的黑暗房間。2001年四歲小女孩智妍的分屍案；2003年的柳永哲殺人案（後被改編為電影《追擊者》；2006年殺害13名女性的鄭南奎殺人案，韓國也因此正式成立犯罪側寫小組；2009年震撼韓國社會的反社會人格的連續殺人犯姜浩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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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樣的人會犯下這等行為？透過本書，讀者能踏入犯罪者毫無出口的黑暗心靈，一窺犯罪側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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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Ground Z(ero)：殭屍和他們的產地】#葉郎電影徵信社 #舊文重貼

1932年的好萊塢電影《White Zombie 蒼白殭屍》開啟了接下來80年橫跨電影、電視、電玩、小說等等媒介的大眾文化殭屍熱，並賦予Zombie這個字眼百年難以磨滅的恐怖想像。

雖然殭屍和殭屍病毒的故事是虛構的（希望啦），但這個字眼和其背後的信仰並不是無中生有。它們根源自更早的原始宗教、都市傳說和以訛傳訛（希望啦）的見證報告。

下文將追溯殭屍電影的源頭，尋找這個感染力甚強的文化病毒最一開始的Ground Zero：


▇ 深夜畫室的鬼靈

1838年Zombi這個新單字（拼寫方式要多年後才會加上字母e）首度出現在美國媒體上，是伊利諾州地方報紙The Telegraph轉載自英國雜誌Chambers's Edinburgh Journal的一篇恐怖短文，名為「不明畫家」。

文中描繪巴洛克時期的西班牙畫家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所僱用的年輕黑奴因為晚上睡在畫室裡，親眼目擊了非洲傳說中的“zombi”出現，並隨手拿起畫筆在畫室學徒的畫作上塗塗改改的驚悚畫面。

但沒有人把黑奴的說詞當一回事，認為只是他根深蒂固的迷信作祟。
（圖說：殭屍本人Sebastián Gómez的畫作）

Zombi的字源眾說紛紜，但多半不脫西非週邊的各民族語言。剛果的Kikongo語中，有類似的字如zumbi（意指軀體）和nzami（意指靈魂），被認為最可能是zombi的字源。

西非國家正是16~19世紀歐洲人實施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最大受害者。這些字眼和它們背後的非洲原始信仰巫毒教稍後隨著運奴船流轉向世界各地。以法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海地島（法國人稱之為聖多明尼克）為例，最高峰時島上總計有3萬名白人指揮70萬名黑奴在甘蔗田和糖廠裡頭不眠不休地工作。

必須注意的是，就像zombi這個字的多重起源一樣，海地的黑人使用zombi這個字來指稱多種廣泛的靈異現象：比如失去身體的靈魂、失去靈魂的身體（比較接近我們今日對於zombie的想像）以及被巫師施法變成動物的人或是其他各種超自然現象。

所以回到1938年的「不明畫家」鬼故事中，黑奴使用這個字眼可能廣泛指超自然鬼靈，而非明確意指死而復生的那種殭屍。否則《The Walking Dead 陰屍路》中笨拙緩慢的殭屍群裡就會多出好幾隻以畫筆為武器的繪畫天才。

「不明畫家」的故事其實改編自史實。不僅巴洛克畫家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真有其人，連他家黑奴的名字Sebastián Gómez 都有明確史料記載。

隱藏在撞鬼事件背後的真相是：Murillo的學徒們早就懷疑畫室有鬼，因為他們下課時留在畫室裡的習作經常半夜被不知道什麼人增添好幾筆。最讓他們惱怒的是這個鬼還把他們的習作改得更漂亮。身為師長的Murillo最終只能親自扛起起抓鬼特攻隊的任務，半夜偷偷躲在畫室裡準備真的「抓鬼」......

如果這個故事裡的zombi確實是恐怖的殭屍，接下來想必會是腥風血雨、鬼哭神嚎的高潮場景。可惜劇情隨即急轉直下，變調成了一場溫馨喜劇——

被畫室主人活逮的Zombi根本是黑奴Gómez本人，而且Murillo還發現這位超會編故事的年輕人在繪畫上同樣也天賦過人。於是Murillo果斷還他自由身，並當場收他為徒，甚至還贊助了他的婚禮。

真正令人頭皮發麻的殭屍故事還要再等百年左右才會出現......


▇ 魔島和甘蔗田裡的活死人

1932年的恐怖電影《蒼白殭屍》非常不尋常地引用了18海地刑法249條印在海報上，甚至還特別囑咐電影院老闆一定要把該條文張貼在電影院大廳明顯處藉以攬客。片商的邏輯是如果海地刑法裡真的特別寫明了不准把人變殭屍，那不就代表殭屍的情節不是電影虛構，根本真有其事？

《蒼白殭屍》實際上是從早兩三年出版的一本書《The Magic Island 魔島》中抄來的條文。海地刑法還真的有這個條文，只是《魔島》作者把246條誤植為249條，以至於《蒼白殭屍》的宣傳素材也跟著抄錯了條號。

原本僅規範禁止對人下毒的海地刑法246條，在1864年增訂了第二款、第三款，把禁止的範圍擴及到用藥物把別人毒害致接近死亡狀態，此外如果被害人因此被當成死人埋葬則其加害行為視同謀殺。主導修法的是美國扶持的傀儡政權Fabre Nicolas Geffrard總統。篤信基督教的他原本打算亂槍打鳥，不管殭屍的傳說是真是假，都先用這個修法讓被他認為有失國家顏面的迷信徹底消失。總統大人有點弄巧成拙，因為《魔島》和《蒼白殭屍》引用條文到處敲鑼打鼓宣傳，海地島自此再也沒能擺脫大眾文化中巫毒污名。

史上第一部殭屍電影《蒼白殭屍》其實不只抄了人家一個條文。它的整個故事根本就是從《魔島》這本書中片段拆解出來的。而最詭異的是《魔島》這個現代殭屍文化的源頭甚至不是一本小說，而是一本海地島的旅遊書。

《魔島》的作者 William Seabrook是一名對神秘主義有濃厚興趣的記者兼探險家。他的另外一本遊記因為記載了自己在象牙海岸吃到剛剛被殺的新鮮人肉而引發輿論熱議。但真正影響後世深遠的仍是這本記錄他1927年海地之旅的遊記。

他在書中記載了他的海地朋友轉述的海地殭屍事件：

1918年當地最大的糖廠Haitian American Sugar Company因為甘蔗收成期間缺工而提出懸賞，任何人只要能帶新的工人來上工都能得到糖廠重賞。這天糖廠的工頭Ti Joseph 真的帶來一群新的工人來領賞。工頭說他們來自山上的部落，因此語言不通，不會說話。但實際上這些可憐的人是被工頭用巫毒下藥變成殭屍。

殭屍是所有工頭眼中完美的奴隸：可以日復一日工作，完全不會喊累，不會抱怨，不會生病，甚至永遠不會死。唯一需要留意的是他們只能吃沒有調味的食物，尤其不能讓他們吃到鹽或肉，因為那些食物會讓他們恢復知覺和記憶，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了，甚至可能轉頭殺死對下藥控制他們的巫師。

故事的最後工頭的妻子對這些工人生了惻隱之心，於是領他們前往市集裡，餵他們吃用鹽調味過的開心果點心，並把恢復意識的他們帶回山上的部落。工頭Ti Joseph稍後被憤怒的家屬用大刀斬首致死。

讓《魔島》創造一整個殭屍文化的不是上面這個驚悚的故事。作者 William Seabrook的第一反應和你一樣，覺得傳聞證據沒什麼可信度，還是要眼見為憑。於是他當場要求海地友人帶他去甘蔗田裡看真正的「殭屍」。

這本遊記真正讓美國人嚇到頭皮發麻的是接下來作者親眼見證殭屍的紀錄：

他見到田裡的黑奴，立刻不顧工頭攔阻大膽向前攀談。但無論他怎麼對黑奴問話，黑奴唯一的反應是眼神空洞地看向遠方的虛無。「他們規律如一地埋頭工作就好像是畜生或是機器一樣。而最可怕的是他們的眼神。唯一能形容的就是已死之人的雙眼，跟盲人完全是兩回事，而是睜大眼睛、毫無焦點、什麼都沒有看在眼裡的茫然感覺。」

《陰屍路》、《28 Days Later 28天毀滅倒數》、《World War Z 末日之戰》、《Zombieland 屍樂園》、《I Am Legend 我是傳奇》、《Shaun of the Dead 活人甡吃》和《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活死人之夜》等等殭屍電影的經典形象通通起源自於這段文字。


▇ 殭屍背後的真正恐怖情節

1928年《魔島》這本遊記在美國出版之後造成議論紛紛的殭屍議題熱潮（《蒼白殭屍》正是這個熱潮的產物），作者William Seabrook後來不得不出來澄清大家誤讀他的原意：他只是轉述殭屍傳說以及紀錄他目擊到的農場黑奴的身心狀況，他從來沒有說他看到的就是殭屍。

如果不是殭屍，那是什麼？

紐約時報曾將殭屍形容為「非洲信仰」與「奴隸制傷痕」的混合體，因為殭屍本身就是「永恆的奴隸」。

非洲人被法國人運送到海地島之後，受到各種非人的待遇：在持續的飢餓狀態下每天連續工作18個小時，還有各種嚴厲酷刑隨時伺候。海地人趕走法國人之後，又換來1915年～1934年美國海軍陸戰隊以維護美商權益之名入侵，並對海地人實施種族隔離和強制勞役，用槍押著海地人到處修路，以便美軍得以快速控制全島。

不論法國人或是美國人都積極想用基督教取代海地原本的巫毒信仰，美其名為「救贖」。但他們的壓迫適得其反，讓巫毒信仰變得更加強韌、更有生命力。殭屍的鄉野奇譚正是起源於非洲的巫毒信仰：

非洲人認為無論在世界何處，自然死亡的人都可以重回非洲故里和先祖重聚，去到一個名為Lan Guinée（幾內亞）的天堂。但如果是自殺或是他殺而死的人，將無法回到非洲與家人重聚，永遠徘徊在葬身之所。

正是黑奴心中最深的恐懼創造了殭屍的鄉野奇譚。他們被萬惡的奴隸主、法國人、美國人輪番奴役，唯一能奪回自由的方法只剩下死亡。但自殺而死的黑奴又會遭到懲罰永遠無法重返故里，甚至會被路過的巫毒巫師收編成為永遠不會死的殭屍，進而成為「永恆的奴隸」。

所以殭屍是一種文學比喻，一種非洲人淪落永久失去意志、失去自由、失去對人生控制權的類死亡狀態。

殭屍的信仰反應了海地人的惡夢，殭屍的大眾文化則反應了美國人的社會焦慮。每一個世代的殭屍大眾文化都有各自的焦慮源頭：

《陰屍路》前後的影視作品反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28 Days Later 28天毀滅倒數》前後的殭屍電影代表的是對於不明疾病爆發的憂慮（正式此時此刻全世界正在發生的狀態）；《活死人之夜》前後的殭屍電影則是白人對於黑人民權運動引發暴亂的恐懼。

再往前推到殭屍電影的源頭《蒼白殭屍》背後的《魔島》，代表的是1920、1930年代美國社會兩股互相衝突的情緒。其一是美國人由於種族歧視而對於黑人文化的莫名恐懼，其二則是前者引發的「哈林文藝復興」運動，激起包括《魔島》作者William Seabrook在內的一群紐約藝術家和作家試圖探索黑人的歷史文化，揭開各種迷思背後的真相。

殭屍的真相則在1937年另外一本關於海地的書《Tell My Horse》中出現了新的答案。

同樣得到哈林文藝復興運動的啟發，曾受人類學訓練的黑人女作家Zora Neale Hurston前往海地調查另外一起剛剛發生匪夷所思的殭屍事件：

1936年，一名除了身上披的破爛袍子之外幾乎全裸的女子出現在海地的某個村子裡。她自稱是隔壁村的Felicia Felix-Mentor，還跟同名的女子一樣出現左腳跛腳的明顯特徵。唯一不吻合的地方是Felicia Felix-Mentor早在29年前就已經過世並下葬。她的說詞是自己被巫師變成了殭屍控制多年，後來被巫師拋棄才能脫身回家。

Zora Neale Hurston親自採訪了這位自稱殭屍的女子，並拍下這張極可能是史上第一張殭屍的歷史照片，刊登在1937年的《Life 生活》雜誌上頭。

她在文章中猜測女子是被下藥才會失去語言能力和自由意志，因而被家人當成死人下葬。她推論應該是一種莨菪烷生物鹼藥物或是從蛤蟆或是河豚身上提煉的毒素。不過Zora Neale Hurston欠缺醫學訓練，加上她歷來對神秘主義的高度興趣，使她的結論被專業人士完全無視。

1945另外一名醫師Louis P. Mars發表了對於同一個個案的研究結果：他用X光檢驗發現女子左腳並沒有死者原來的骨折痕跡，同時發現按常理近60歲的她應該已經停經，但檢查後發現仍然有月經，顯示她的年齡可能並不吻合。醫師最後推論認為比較大的可能性是患了「思覺失調症」（過去稱作精神分裂症），才會有身份的錯誤認知。也就是說其實沒有殭屍這一回事。

有學者認為所謂的殭屍，很可能是一種社會性的「死亡」。就像某些社會對於精神病患者的反應，對整個家庭和社會來說當事人就好像已經死亡的成員一樣，因為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再也不能言語。被當成死人般遺棄，也是一種「下葬」。

於是從今以後我們再也無法正視任何一個電影中的殭屍，因為我們終於知道所有笨手笨腳、緩慢移動的活死人都代表了一種內建在靈魂裡卻永遠無法實現的本能：

重返故里，與家人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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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
李俊宏（衛福部嘉南療養院精神科主任） ​
金林（病患家屬、台北市心生活協會總幹事） ​
廖福源（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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