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談古代租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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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陸棄

古人租房，滿足的是不同的需求。

吃穿住行，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必須面對的四大項，很現實，誰也逃離不了。其中住這一項，從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個人的生活品質。許多「剛需族」苦於高房價，買不起房，只好租房住。其實在古代，也有許多人買不起房的，故而杜甫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哀嘆。

出租房已有五千年歷史，買房與租房本是孿生兄弟

中華民族的住房史，如果上推，可推到遠古時候的有巢氏。「上古之時，諸事不備，有聖帝出，教民構木為巢，以避爪牙角毒之害，故曰有巢氏」，有巢氏發明了房子，被後人尊稱為巢皇，雖然是巢居，和鳥兒一樣，但至少可以躲避洪水、野獸等。隨著華夏族人口的增加，巢居改到了地上，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住自己的房子，於是有富餘房子的人，出租給沒有房子住的人便成為可能。

歷史上最早的租房客，可以追溯堯帝時的隱士許由。許由是堯時代著名的賢士，那個時代實行禪讓制，堯帝想將帝位禪讓給許由，結果許由不想當，聽了堯帝禪位的話去洗耳朵，認為是這侮辱了他的耳朵。史載「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逆旅就是旅館的意思，五千年前的日租房。舍就是住的意思，許由是有歷史記載的住宿第一人，既然那時候有了原始的旅館，短期的出租屋，很有可能也會同期出現中長期的出租屋。

夏商周時期，出租屋開始興旺起來，《周禮》上記載了周朝出租業的盛況：「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裡有候館，候館如積」。漢朝時出現了私人旅館「郡邸」和專供外國人租住的「蠻夷邸」，南北朝時出現了門面出租房「邸店」，寺廟也開始對外提供租住，宋代出現了管理房地產稅務的「樓店務」，也叫「店宅務」，相當於房管局，分管出租房子和修造房子，元朝時為瞭解決公務員租不起房的問題，出現了「系官房舍」，給官員們分房住，明朝時出現了最早的廉租房「廊房」。可以說，買房與租房是一對孿生兄弟，五千年來一直共同存在。

歷史上那些租房的名人們，出人意料

和現代買不起房子的許多剛需族一樣，古代也有許多人買不起房子，其中不乏名人雅士。買不起房子，又得上班，只好選擇租房住。可見古代的房價也是很高的。

最有名的租房客，首推詩仙李白，李白的一生，是「詩和遠方」的一生，他「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出生地在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碎葉城，曾到過中國的18個省市自治區、206個縣鎮，攀登過80多座名山，遊覽過60多條江河，實現了全國各地的遊學夢想。這麼多地方，李白不可能買房住，只能租房住或蹭房住，那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就是在旅館寫的。李白的一生，是租房的一生，最後投靠族叔李陽冰，住的也不是他自己的房子。其次的租房客，則屬詩聖杜甫，杜大人生活在安史之亂的亂世時代，比李白還窮，買房子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他的傑作，因為沒有錢，杜甫非常同情像他這樣的寒士，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吶喊；第三個有名的租房客，就是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雖然是進士，當了朝廷公務員，但掙得錢少，在他的官宦生涯中，竟然租了十八年的房子，直到五十多歲才攢夠錢買了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還是在京城遠郊。於是作詩一首感嘆：「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宋朝時的租房客，最著名的就是三蘇。蘇洵在京當了十幾年官，買不起房子，只得租住。蘇東坡與蘇轍來到京城後，布了父親的後塵，照樣買不起房子。蘇洵到老死，除了家中老宅，沒有在京城購置一住房產，蘇東坡的兒子結婚，是借的朋友房子完婚；最幸運的還是蘇轍，拼盡一生財產買了一幢房子，不過這已經是他的晚年了。

在什麼地方租房，根據自己不同的需要

從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與宋朝的三蘇來看，即便是盛世，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買得起房子的。

古人租房，滿足的是不同的需求。史上有個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的母親是買房還是租房，歷史上沒有記載，不過根據分析，租房的可能性比較大，孟母又不是「房姐」，哪有那麼錢財搬家。孟母的租房需求，是選擇一個好的鄰居和一個好的居住環境讓孟子安心學習。和孟母同樣看法的，還有南北朝時期的宋季雅，他留下了「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的故事，當然，宋季雅是屬於買得起房子型。古有「非宅是卜，唯鄰是卜」的說法，這個說法適用於買房，也適用於租房。

第二種租房類型，是選擇靠近書香氣的地方，為了借書方便。古時候出版業沒有現代這麼發過，租房子選擇一個就近借書、讀書的地方，也是首選之一。「整娖牙籖萬卷余，誰言家具少千車。僦居會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書。」，這首詩說的是清朝大名士朱彝尊家中藏書非常多，金庸的先祖查慎行租房時，就選擇了在朱家附近。

第三種租房類型，是選擇靠近伯樂的地方，當然這樣就比較功利了，但更實際。清初名臣徐乾學深得康熙寵幸，於是有許多學子就選擇租房在他家附近，「其所居繩匠胡衕，後生之慾求進者，必僦屋於旁」。這些學子一是為了巴結徐乾學，萬一被收為門下呢？另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可以隨時向他請教學習。

第四種租房類型，是圖個上班方便。清朝的大臣們，在宣武門租房的比較多，名臣曾國藩就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租的房子，為了就是上朝方便。

至於租房價格，各朝各代都有不同。以宋朝為例，當時公租房的月租金為一百七十文，而一個當差的員工，月薪只有四百文，也就是說，拿出一半的工資來租房。宋仁宗時，大臣張永和建議宋朝政府將租房的費用分出三分之一作為軍費，可見宋朝的租金是不少的，名相晏殊家裡有錢，他用錢都蓋了房子出租出去，因為房子多，成為當時的「房叔」。而名相歐陽修就屬於沒錢型，買房子肯定買不起，租房子也租不起好的，所以寫詩發牢騷：「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瀦」。

這可真是，上下五千年，租房一樣難。今人的痛苦，古人已經都嘗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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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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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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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與神化｜知史百家

安煥然

「在馬六甲的三寶山下，鄭和石像靜置於路旁一家汽水工廠內，為華僑緬懷鄭和所訂制。這個曾是萬人船隊的駐扎之地，如今雖已荒冢壘壘，卻見證了華人在此的歷史足跡。」

這是台灣《經典》雜誌編輯李菁菁在《海上史詩──鄭和下西洋》書中撰寫〈馬六甲的鄭和餘韵〉一文的引言。

鄭和是回教徒嗎？還是佛道信徒？若是回教徒，華人是否就不能膜拜他？鄭和有沒有住過三寶山？三寶井是鄭和掘的嗎……

《星洲日報》記者來電問詢這些事，我有點慌亂。要談的是歷史中的鄭和，還是華人理想中，神化了的形象？真人與神化之間，該如何議論？

李業霖說得好：（東南亞）華人眼中「鄭和已成了一個半神的人物」。「這是因為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克服了許多困難，所以一般人認為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而其影響層面的深廣，從幾個傳說得以窺見。」

鄭和下西洋可謂是明朝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大盛事。其船舶之大，隊伍之壯，為歷代之盛，但論及鄭和下西洋，必探知其本質為何。事實上，鄭和是奉明成祖之命而下西洋的。這時的明代中國同時實施著海禁令，禁抑民間海商的私自出洋。鄭和下西洋很大程度是當時明成祖所主導，一種政治色彩濃厚的官方組織大規模「走出去」的海洋活動。以禮治和平的方式，靠「德」與「威」的氣魄，鄭和下西洋招諭海外諸國前來中國，主動擴展了中華朝貢體制的內容。

鄭和船隊氣勢不凡，消滅舊港華人頭目陳祖義，扶持和護衛滿剌加，壓服鍚蘭王，縱橫於印度洋。如馬歡《瀛涯勝覽》所云：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蓋古所未有。」但鄭和也曾在爪哇，因訊息掌握不足，適逢東西王內戰相攻殺，卻貿然上岸東王治所，而被西王兵斬殺了170名鄭和隨部。

鄭和出身伊斯蘭教哈芝世家，曾在泉州伊斯蘭教聖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以及奏請重建南京禮拜寺。但他為了完成航海的壯舉，安撫崇奉佛道的大部分船員，亦曾施財印造佛經，也曾祝禱航海女神天妃娘娘。

1911年在斯里蘭卡的迦里，發現了一塊石碑。這是當年鄭和所遣送過去的。有意思的是，這塊石碑刻有漢文、淡米爾文和波斯文3種文字，3種文字的內容不相同。碑面上的記年是永樂七年。漢文部分說的是要在佛寺供奉，以感謝航海的安全，並祈求未來一切無恙，並記有當時的供品和布施的清單。淡米爾文內容是說，中國天子為贊揚印度教的保護神維什努而立碑。波斯語的碑文卻說立碑是為了阿拉之神及伊斯蘭教的聖者。

對此，擅於評寫歷史人物的陳舜臣說：「一塊石碑中，以3種文字刻下它分別是為佛教、印度教、回教而立的。這不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嗎？鄭和本身雖是回教徒，但將近3萬名的艦隊官兵應該都是佛教徒，而錫蘭當地的居民則多半是印度教徒。如果再往西行，就進入回教圈。下西洋必須通過各種宗教圈，其統率的人不具宗教偏見，這非得有寬容的人格不可。」「鄭和的人格，無疑是由忍耐與達觀所形成。這使他得以遠離偏見。正因為永樂帝相信鄭和與任何國家的任何人都能順利交往，所以才會任命他為艦隊的總指揮。」

鄭和是偉大的航海家，為中國的海洋發展史寫下光輝的一頁，然而他又是一個從小就被去勢，失去男性機能的太監。在明太祖明訓嚴督宦官的祖訓下，弔詭的，有明一代卻是宦官極度亂政的朝代，深受士人蔑視。鄭和的地位與功績，曾一度被湮沒。大航海行動停止之後，當時的正直官僚劉大夏把官藏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記錄藏匿起來，甚或盡為燒毀。這是何其荒謬之事。

在本地華人眼中，鄭和是偉大航海家，也是一個賜惠、傳播高文化種子予斯土的聖賢；是開拓斯土的先驅，也成了斯土的保護神。鄭和是華族的驕傲，亦是華族的哀歌。三寶山的哭泣，鄭和像的孤寂，民族自尊心的擁護與受挫，如同華人史的悲命。

於此，我們談的，不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鄭和是一個圖像，一個感情豐富，如同極其複雜矛盾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圖像。我們的喜和悲，憤怒與歡笑，往往就在這半人半神的圖像中時隱時現著。

歷史與神話之間，其實就是如此這般的有趣與荒謬。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