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有人討論起母難日是否可以慶生的另一派說法了。
印象中我除了小時候媽媽買個小蛋糕慶生，求學的時候，媽媽煮煮豬腳麵線在家吃吃喝喝以外，從我出社會自己可以決定慶生的時候，我從來都沒有慶生過，甚至於連買個蛋糕吹蠟燭我都很懶，甚至於連同事或是朋友想要辦趴，都會被我用母難日給拒絕。
美其名都是跟大家講說：生日是母難日，所以我不慶生。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我很懶，心想明明就是個慶生的日子，壽星還要去當小丑賣笑，辦派對博取大家的開心。

我現在有了小孩了，徧徧我娶的這個老婆，又是個非常重視儀式感的人，沒有生日她都要辨派對了，更何況是生日，還能不大辦特辦只差沒去接洽太陽馬戲團了。
而我這個人就是一種懶懶的配合態度，反正你不要叫我去籌劃，當你分配工作給我，我就去給你執行，你要我買單，我就去掏錢。
從一開始的覺得，沒事幹嘛要搞死自己去辦個啥派對，到後來漸漸的也能夠去融入。
開始覺得，反正生活就已經夠惱人了，辦個趴讓生活多點樂趣，似乎也是一個不錯的idea。
轉念一想，我們就把辦派對，當成是大人們好不容易有一個機會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小朋友們可以跟以前的同學或是舊鄰居或是小時候的玩伴聯絡感情，碰碰面，一起瘋狂，甚至於是認識新的朋友。

至於大家一直強調的母難日，我心裡的想法是，反正我老婆都已經沒有靠杯了。痛的是她，我這個既得利益者可以不大力支持贊同嗎？

每一個媽媽，懷孕一定都是歷盡艱辛更不用講胯下被剪一刀、或是肚子被剖一痕。
而通常會想要幫孩子辦派對的媽媽，心裡一定是非常的享受可以跟他的小孩子同樂，而這位辦趴的媽媽就是母難的受難者。所以她都沒在靠杯：老娘下體好痛、奶好漲了，一堆在主張母難日不宜慶生的人，會不會太別人吃米粉你喊燒了。

至於認為母難日不宜慶生的人，其實我個人也是非常認同。
那我覺得就可以選擇在小孩生日的當天，不要大肆鋪張。
你可以帶著孩子去上教堂或者是說到寺廟裡面打襌七，把功德廻向給母親。
或是到育幼院裡面去幫忙，到原鄉去布施，讓你的小孩知道有的吃、有的穿、有爸爸、有媽媽是多麼的幸福。
把陰德積給媽媽。
然後晚上可以在家裡，
別人吃蛋糕慶生，
我們絕對不能跟別人一樣。
生日當天絕不准流露出一絲絲開心喜悅的樣子
決定全家抱在一起哭，
像戒毒協會的懇談會一樣，拿個小板凳圍在一起，全家人淪流講出心中對媽媽的感謝，感念媽媽給你生命。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可能是現今鞋底多用環保黏膠的關係，鞋底脫膠的情況常常發生，社區好像因此多了不少新穎修鞋店鋪？
　　
上週在某鋪才黏了一雙，花費 250 大洋，結果今早在趕回台北的路上，竟然發現另一雙鞋跟墊片，又掉了一隻！由於墊片不影響行走，也就不折回換鞋。幸運的是，車程中，不小心瞥見路邊有面修鞋的告示牌，立馬停車脫下那隻鞋，請老闆幫忙黏一下。老先生評估後說，要黏牢它需要靜置一個小時，但我無法等，他就只能暫時固定。
　　
「多少錢？」我問。老先生將鞋遞回給車上的我時，他揮揮手就坐回發財車旁的凳子上了！我驚訝的想赤腳下車付錢，老先生卻對我露出燦笑，堅持不跟我收費！有人會在路邊找人修鞋嗎？老先生在路邊坐一天會有多少生意？會有回頭客嗎？他大可像某些無良攤商狠敲觀光客一筆的。台灣人的純樸、善良，真的是最美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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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時空409] 《建豐二年》平行時空的「西藏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啓示

上週我們談過陳冠中平行時空小說《建豐二年》的國際關係觀，不過留白了最有趣的一個章節未談。那是講述西藏的一章，不少內容暗合筆者曾在學術期刊提出的「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芬蘭化」等概念，令人讀得十分興奮。

所謂「烏克蘭模式」，是指在冷戰時代，蘇聯在聯合國擁有三票，屬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也是聯合國獨立會員，開啓了主權國家在聯合國的灰色地帶；所謂「梵蒂岡模式」，指墨索里尼通過賦予教宗象徵式的土地，讓梵蒂岡成為意大利境內的微型主權國家，意大利卻得到天主教廷的全球影響力，令國勢大增；所謂「芬蘭化」，則是指北歐國家芬蘭抵抗了蘇聯兩次入侵後，以保持中立、避免變成反蘇基地、取締境內反蘇言論，換取蘇聯不再進逼，最終避過成為共產國家的下場，更躋身全球最富庶國家之列。

這三個模式到了陳冠中的小說筆下，有甚麼發展？

根據他的寓言，國民黨勝出內戰、統一中國後，依然需要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民族主義已成熟，不可能容許西藏維持實質獨立狀態。但國民黨對宗教相對寬容，漢藏高僧會在兵戎相見前，召開「全國祈福大會」，製造和談氣氛。在現實世界倒向中共的阿沛阿旺晉美，會代表西藏和國民黨談判，最終也談出類似現實世界的「西藏十七條」，實質上就是「一國兩制」。

在陳冠中筆下，一方面，由於國民黨依然充斥派系主義，強行改變西藏內部結構的動力比共產黨低，令西藏人民反抗「大漢族主義」的情緒比現實世界來得弱。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是美國、印度盟友，達賴喇嘛要令西藏避免成為反華基地，也比現實世界容易，國民黨就沒有口實改變一國兩制（「芬蘭化模式」）。雖然雙方的民族主義者都希望撕毀協議，但隨著西藏逐漸現代化，達賴喇嘛的全球影響力也加強了中國軟實力（「梵蒂岡模式」），中國則明白到讓西藏以非獨立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對自身也有好處（「烏克蘭模式」），雙方達到雙贏，「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更成了解決新疆問題、香港問題的樣板。

這樣樂觀的結局，自然是陳冠中的一廂情願，那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出現的可能性又有多大？首先，國民黨在西藏強行推動土改、漢化等的意欲，確實比共產黨低，也更懂得利用宗教建立軟實力（可參見隨國府遷到台灣的蒙古章嘉活佛的待遇）。但就算民族矛盾局部解決，達賴喇嘛願意跟隨全國政制，破壞一國兩制的土壤依然存在，因為激進民族主義總會與地方上的「非既得利益派」結盟，希望通過改變體制，爭取自身利益。就算西藏權貴多麼小心「芬蘭化」，避免觸怒中央政府，新一代是不容易接受的，只要手段高壓，就會惹來獨裁、反民主的批評，在全球化時代，難免出現民主化、本土化互為表裏的運動，也難免和境外意識形態有所互動。那時候下場如何，還在兩可之間，不能盲目樂觀。

這一節表面上說西藏，其實處處隱喻香港。儘管筆者對平行時空的「西藏一國兩制」未如陳冠中樂觀，但也相信的確有成功機會，現實的香港「一國兩制」就不然了。根據作者思路，假如北京和香港都懂得上述三個模式的智慧，互不走極端，一方在非核心利益範疇向中央讓步、不予強硬派口實，另一方發現保留境內不同制度對國家的長遠利益，「一國兩制」就不會弄至如斯田地。問題是，是否香港人懂得「芬蘭化」，就能得到「善終」呢？

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和西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沒有一個有認受性的「agent」，能代表香港和中央博弈。達賴喇嘛在西藏一錘定音，要控制內部激進勢力也好、對中央妥協也好，起碼有機制處理。更重要的是，「西藏領袖怎樣產生」這問題，本身不是一個爭議問題，因為達賴喇嘛即使只當精神領袖，只要中央不硬來，影響力也能體現。

但在香港，即使是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已不斷強調沒有香港人代表，不搞「三腳凳」。本來中英有「直通車」，預計了第一任特首是「親英」的，這人或許還能稍稍討價還價，但偏偏直通車拉倒，特首被看作中央代言人，民間領袖則沒有相應地位，任何香港人都可以被演繹為「代表香港部分聲音」，自不可能和北京有效博弈。香港的最大爭議，偏偏是如何選出領袖，這問題是一地權力何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在民主國家，寫出來的往往也是虛的，實際上只能以角力解決。既然回歸前沒有解決，就是暗示以二十年後的力量對比來解決，這只會令中央對香港充滿控制欲：香港一旦出現新領袖，由下而上得到權力，中央強硬派眼中的不可測性就大了。

中英談判的最終結果，居然讓這個關鍵問題按下不表，製造了一場「如何產生領袖」的博弈，讓強調國家利益、舉國體制的中央在一方，讓沒可能有領袖、沒有籌碼、不能有外援的港人處於另一方，「到時先算」，在國際關係角度看來，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悲劇在中英談判後、主流民主回歸派一致擁護之時，就幾乎註定產生。可惜，那不是平行時空，卻是我們的現實。無論務實也好、激進也好，也難令歷史推倒重來，正如《建豐二年》畢竟是「新中國烏有史」。看看小說內的風雲人物，像1968年拿諾貝爾文學獎的老舍，在現實世界的1966年有何下場，才最震撼。

小詞典：「梵蒂岡模式」

羅馬天主教廷原來直接管理意大利半島一大片土地，稱「教皇國」。意大利統一戰爭期間，教皇國被兼併，教宗為表抗議，依然住在羅馬城內處理宗教事宜，拒絕承認意大利獨立，依然與世界各國保持外交關係，成了「羅馬問題」。1929年，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與教宗簽訂《拉特蘭條約》，意方承認梵蒂岡主權獨立，給予經濟援助，讓梵蒂岡主導教育，換取教宗承認意大利獨立。條約令雙方影響力都有所增加，被視為墨索里尼前半生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延伸閱讀：《建豐二年》的國際關係觀
https://www.facebook.com/…/a.969140649786…/1089533457747470/